目前，有关《论语》的研究著作很多很多，而本书却大有不同，本书将《论语》按内容分类处理，能帮助一般读者实现了解《论语》全貌的愿望，对尚未把《论语》读熟的专门研究者，则能起“资料作用”。并且在原文后有一篇小“随笔”，或者说“札记”，夹述夹议，把对原文文字、语法的诠释，内容、义理的阐述，和对别人理解的批评，融为一体，帮助一般读者扫除文字障碍，直接了解原文，又读来轻松愉快，特别是，通过对于不同理解的辨析，能让读者不仅因为有所比较而对原文有更为准确深刻的领悟，还会因此得到启发，产生自己独特的理解。

序

一 《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一)学生的赞誉和同时代人的评价

 (二)孔子自况

1.道德修养方面

2.学问才能方面

3.理想信念方面

4.实际表现方面

 (三)孔子学生心中的孔子

1.人品和主张

2.教学情况

3.其他方面

 (四)孔子评人

 (五)附：《论语》乡党篇

二 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

 (一)何谓君子

 (二)君子的品德和才能

1.品德

2.才能

3.君子的五个“三”和一个“九”

 (三)君子和小人的对比

三 孔子论“为政”

 (一)要“为政以德”，推行德治

 (二)德治就是对老百姓好一点

 (三)德治的目标是“天下有道”

1.“天下有道”的标准

2.为官之道——身正

 (四)施政方法：正名分、举贤才、求实效

1.正名分

2.举贤才

3.求实效

四 孔子的教诲

 (一)如何尽孝

1.孝的根本要求是“无违”

2.尽孝不仅在“养”，更在于“敬”

 (二)如何待人

1.一般原则：忠、信、义

2.怎样交朋友

3.怎样事君

 (三)如何行事

1.一般原则

2.怎样对待名望

 (四)关于思想方法

 (五)关于学习和教育

1.学习 

(1)学习的重要性和目的

(2)怎样学

2.教育

 (六)如何对待天、命和鬼神

1.天

2.命

3.鬼神

五 孔子的仁学理论

 (一)礼

1.礼的本质和作用

2.礼是变化发展的

 (二)道

 (三)德

 (四)仁

1.“仁”即仁心——爱人之心

2.“仁”是仁者——有最高道德的人

3.“仁”乃仁境——人的道德境界

4.“仁”指仁政——以仁心施政

六 《论语》难解章

附录一 《论语》人物简介

附录二 《论语》原著各章在本书中的页次

后记

这章大意很明白，只有两小点不好讲。一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讲谁？有人说是丈人讲他自己，也有人认为是指责子路，“批林批孔”时期，更有人说是批评孔子。从文章看，后一说自然不能成立。杨伯峻赞成第二说，但未说明理由。钱穆认为，“据下文，丈人甚有礼貌，似不会邂逅子路即予面斥”，所以主第一说。李泽厚回避了这问题。我同意钱先生，并且认为丈人先说这样两句话，是为了表示：我年岁大了，腿脚不方便，很少走动，眼睛也看不清了，所以不可能认识哪个人是你夫子。这既有抱歉的意思，也给知道他是隐者的人留下一个悬念：他这是暗示他不是你夫子孔丘那样为实现理想而到处奔走的人！因此，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必是后来人们理解的那样，是批评人不劳动、没知识，而仅仅是指人老了，腿脚不便，视力不佳。

二是最后“子路日”那一大段话是对谁说的？既然丈人已经“行矣”，就不是对丈人说的了。可又明显不是自言自语。杨、李二位都不对此作出交代，杨先生还把“子路日”译作“子路便道”，似乎这是子路承接着别人的一番话而说的了；李先生的译文没有“便”字，可“子路说”接在“子路到了，老人却已走开了”之后，则使得语气不连贯，说话无对象了。钱先生根据前文有“见其二子焉”一句，就将“子路日”译作“子路和他的二儿子说”，这倒不失为一种“交代”，但却只是一种猜测。我以为这段话从内容和语气看，完全是孔子说的，并且是对丈人——隐者“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的批评，所以，把它看作是子路返回到孔子身边，告知孔子丈人“行矣”之后，孑L子对子路说的，更合事理逻辑一些。因此，我怀疑，这里的“子路日”是否多了一个“路”字？自然，不管是谁说的，都不影响我们对孔子的了解，因为即使是子路说的，也一定是孔子教他去向丈人说这番话的，也仍然是孔子的意思。

这番话可说是对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作的注释。当今世界“礼崩乐坏”，“天下无道”，非哪个人所能改变的，这一点，孔子十分清楚：“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因此他对洁身自好、避世隐居的隐士一点不敢轻视，相反，很是尊敬。但这只是在理性认识层面上他和他们认同，在社会责任感方面，在道义上、行动上，他就不同于他们了。他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所以“不仕”是不行义的表现，而“君臣之义”是和“长幼之节”一样属于“大伦”的，因而是不可废的。就因为如此，所以尽管“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还是要积极人世，努力奋斗，尽最大努力去谋求参政，以求行大道于天下。这乃是良心的召唤，道德情感的驱使，不是对客观因果必然性的认识所能阻挡的。这就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属认识领域，“而为之”是道德命令。P8-9

注释、翻译、解说、谈论、研究《论语》的著作，真是太多了(据有人统计，已有三千余种)，我这无名之辈今天又来添加一种，是出于何种目的？会有人看吗？为了帮助偶然接触到此书的读者决定是否购买一本，或是否继续读下去，我想交代以下几点。下面说的，凡是属于陈述事实的话，我保证句句是真话。

一、本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1.其他著作都是按《论语》原著的篇章顺序逐章进行注释、翻译和讲解，本书则按内容分类处理。这只要看一下目录就清楚了。这个体例上的特点也许会成为本书的一大优点，对一般读者实现了解《论语》全貌的愿望，可能大有帮助，对尚未把《论语》读熟的专门研究者，则能起“资料作用”。

2.对于每一章，其他著作多是采取“注释+翻译+解说”的模式，本书也不这样，而是于原文后写一篇小“随笔”，或者说“札记”，夹述夹议，把对原文文字、语法的诠释，内容、义理的阐述，和对别人理解的批评，融为一体，因此虽未专作注释，却总能以不同方式帮助一般读者扫除文字障碍，直接了解原文，又读来轻松愉快，特别是，通过对于不同理解的辨析，能让读者不仅因为有所比较而对原文有更为准确深刻的领悟，还会因此得到启发，产生自己独特的理解。不作翻译，是因为我认为，严格说来，古文，特别是《论语》这种语录体著作，是不能够翻译的，就是说，再好不过的翻译也难完全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义蕴和情味，还往往会障碍读者对原文的领悟，限制想象力的发挥；仅仅凭借译文去领会原文，不但可能“原汁原味”尽失，甚至会作出同孔子原意大相径庭的解读。

3.对以往注释《论语》的著作，本书只涉及到康有为的《论语注》，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四书，而又以后二著为主，全书只对四百五十五章作了解说，竞在一百二十多章中点名道姓地批评了杨、李二先生的翻译，因此，本书可能给人以专门针对杨、李二先生的著作而写的印象。这也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甚至是最突出的特点。

二、本书的目的仅在对《论语》作出恰切解释，即达到对孔子原意的比较准确的把握。李泽厚说，《论语》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儒学和孔子的《论语》倒有些像西方的基督教的《圣经》一书了。”(见《论语今读》第1—2页)这些论断，大概没有人不同意的吧？但是，对中国人的这部《圣经》，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却存在着颇多颇大的差异，据说《论语》的每一章都有不同的诠释。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孔子被尊为圣人之后，一般人对他的言论就只能一味地拔高，尽力往高深处解，不敢有半句“微词”，有人还采用所谓“六经注我”的方式，借孔子之口布他自己的道，为了自己的需要不惜曲意作解。因此，对《论语》一直有个“它在孔子本人那里究竟是什么意思”的问题。是的，对同一本书，甚至一句话，不同读者有不同的理解是很正常的，谁也别想作出保证公允的解读，更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人。但这个情况当然不能太夸张了，以致认为人们对任何一本著作都不可能有基本一致的理解。如果真是这样，人类怎么能够交流思想，大家又何必发表著作呢？就《论语》而言，我同意李泽厚的观点：“幸亏《论语》还不是诗篇，有时还可趋向‘达诂’(准确解释)。”基于这个想法，我很希望自己能在使《论语》趋向“达诂”方面作点贡献。我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来写作此书的，并且只把目的和任务局限于这一点，不涉及孔子和《论语》研究中的任何其他问题。《论语》的分章和标点，各种版本不尽一致，本书也不予涉及，惟杨伯峻《论语译注》一书是从。不过我也坚持认为，对于《论语》本文做到！‘达诂”，并且让它成为人们的共识，是孔子和《论语》研究工作的基础，离开这一点，任何所谓研究成果都只能是“私人的”，不能成为“社会财富”。

要求得“达诂”，除仔细认真研读本文和尽可能多地掌握背景资料外，不能不对已有各种不同解读作批评性分析。因此，本书对《论语》各章的解说，大多是混合着我自己的理解和对流行注译的批评的，并且常是在批评中阐述我自己的看法。对已有的《论语》注译著作，我只选择了康、钱、杨、李四人的，一是因为我预定本书的对象为一般读者，而非《论语》专门研究者，我估计他们不会去读康有为以前的人写的书，而那些书中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又多在这四位的书中有所介绍；二是因为后三位先生的书中都有现代白话文翻译，一般读者恐怕主要是凭借译文而不是仅靠注释去理解原文的。至于重点又放在杨、李二位的书上，则是因为我认定杨先生的《论语译注》和李先生的《论语今读》，在今天的读书界，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因此，我要特别说明：本书确实主要是针对杨、李二位先生的著作而写的，但我除了抱着上述目的外，绝无任何别的意思。在古文功底和学术水平方面，我“自信”远不如他们二位，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有千虑，必有一得”，所以我并不因此取消我批评二位的译文的资格——我对李先生的批评，全是针对他的翻译，几乎没有涉及他在“记”中发表的其他议论——也希望读者是在至少读了本书若干页之后再对我的批评进行批评。我还要感谢二位先生，正是他们的著作引发了我写作此书的动机，对有些章句，我还是因为受了他们著作的启发，才形成了自己的有时难免自鸣得意的理解。

三、我认为对《论语》的章句做到“达诂”的条件是以下三点：

1.对原文字句和语法的训释说得过去。《论语》有些章句所以发生歧解，是因为读者对其中的词语作了不同的解释，或对句子作了不同的语法分析，因此有了选择哪一个义项或分析才符合孔子原意的问题。例如《八佾》篇第4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其中“易”字很难解，我所见到的所有训释都显得勉强。如果根据“与其……宁……”这句式想到，“易”是同“戚”相对待的，再证以前句也是把“奢”和“俭”对立起来，于是认定“易”在这里是表示情感的词，应译为“轻松愉快”，这样对全句的理解就显得很圆满，远胜过以前的各种说法了。问题是，“易”字在孔子时代是否有这个含义呢？当然只有找到了确有这含义的证据，这理解才可以接受。但也同样当然，只要找到了证据，就应该至少暂时把这个理解当作“达诂”，从而抛弃先前的各种说法。又例如，《季氏》篇第19章最后一句：“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都把这里的“民”字解释为“人民”或“老百姓”，但这样却使句子在语法上完全说不通，前后意思也不贯气了；要说得通，使之贯气，必须认定“民”字前脱漏了一个“之”字，“困而不学”是“民”的修饰成分，或在“民”后加个逗号，让二者是同位关系，但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脱落”，更没有理由认为，在孔子心中，人民和“困而不学的人”在外延上是全同关系。因此，这个理解不配称为“达诂”。

2.要能使全章意思具有逻辑性。有些解说，对某一章原文所有词语或句子的解释，孤立地看都能够成立，但联系起来，全章的意思就逻辑上显得不严密了，或自相矛盾，或论事的“视角”本应一致却不一致，或前后意思应该具有“对称性”的变得不对称了，等等。这自然应该认为未能达到准确理解，必须“让位”给足以消除这种逻辑缺陷的解说。例如对《雍也》篇第29章：“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有人解说前一句时，说中庸之德是“至广、至大、至平、至易、至可宝贵”的，是“天下定理”，“人问正道和不朽理则”，却又将后一句翻译为“但一般民众，少有此德也久了”，或“人们很久没有拥有了”。这不是在说“人们永远有的东西但很久没有了”吗？岂不自相矛盾？因此，这就不能视为“达诂”。又如17—6章中有一句：“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头一分句单独看，其中的“不侮”可以说是“不侮辱人”，也可以说是“不受人侮辱”。有人就按前一说理解，但从全句看，这理解就欠周全了，因为后几句都是从你对别人怎样别人就会对你怎样这个角度说的，孔子怎么会突然换了角度呢？所以我以为应从第二说。所以我认为，没有逻辑毛病应是“达诂”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我还要说一点意思，那就是有人认为《论语》中多有不合逻辑、自相矛盾之处，我则以为，就每一章而言，在孔子思想中是不会有逻辑矛盾的，倒是解说者的解说常常自相矛盾，因此，如果某一章从文字上看确有矛盾，也只能承认那可以消除逻辑毛病的解说可能成为“达诂”。

3.不和《论语》其他章句的说法相抵触，即能让孔子和《论语》的思想在总体上达到自洽。《论语》中的有些章句，可能确实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即都符合以上两个条件，但如果参照孑L子在其他地方的相关说法，则只有一种理解能够与之一致。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必须做“协调工作”，就是说，或者只承认能够与他处说法相一致的那个理解是“达诂”，或者改变对他处的那些有关说法的既有解说，使与这里的多种理解都能一致。例如，《论语》中有两处说到“无友不如己者”，这似乎很明白，但仔细一想，这“不如己”是从总体上说的，还是就某一方面而言，或者只是孔子针对特定的人的教诲？都有可能。那么该选哪一个呢？这就必须参照其他说法来确定了。又如，孔子是否真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他对人的“求名欲”究竟抱怎样的态度？可以作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回答，又都可以从《论语》中找到证据。那么，是孔子不自觉地作了自相矛盾的表述，还是因为他在这问题上尚未有固定的看法，因而不同时间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抑或他思想上其实是有明确一致的认识的，只是由于说话的背景不同，所以提法上有所区别？这就要求我们作全面的分析了。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只有那能够使孔子思想作为一个体系达到最大程度自洽的解说，才可以暂时承认为“达诂”。这是很难完全做到的，但又正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因为《论语》这种语录体著作中，难免多次遇到这种章句，而要对全书做到“达诂”，认为属于这类章句的则决不可以太多。

我认为学界应该承认，《论语》的有些章句，在今天简直无法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章的公允的“达诂”，只好等到有更多涉及《论语》一书的文物出土以后去发现了。因此，本书把我认为属于这一类的十三章，再加上字面意思虽不会有歧解，但其义理却很难阐释的十七章，一起作为难解章来处理。对这三十章，我作不出解说，只点出难在何处。

最后，我想说：

1.本书行文可能给人，特别是专家学者们以不够精练甚至哕嗦的印象。对此我要说，这是因为我希望一般读者阅读了本书后，不仅对《论语》原文有准确的了解，还初步具有识别不同解说之正误优劣的能力，因此我作解说就不能“点到即止”，必须说明白点，透彻点，这样，文章就显得论证过细，有些烦琐了。但因此我要颇自信地对读者说：你们读了别的《论语》注释读物后，也许会觉得并未帮助你读懂《论语》原文，但认真读完本书后，一定不是这种感觉。对于只想了解本书到底有哪些新意的读者，我则建议先读第五和第四部分，因为本书的新意，是越到后面越多的。

2.如果读者问：你这本书中对《论语》各章的解说都是“达诂”吗？我的回答将是：可能有几章以后也将被认为是一种误解，有一些则大概会被当作“一说”，还得不到“达诂”的评价；但至少有不少，甚或许多，以至绝大部分，特别是我对之作了全新解释的那些章句(有六十多章，加上句和词，至少有一百多)，是比较全面地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的，因而可能被学界暂时作为“达诂”来接受。我诚恳地欢迎并殷切地期待读者对于本书的任何批评意见。  赵又春

2005年2月25日于长沙岳麓山下

并非出于惯例或礼数的考虑，我必须为本书的出版向以下几位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首先是湖南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雷普文先生，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论语)(孟子)研究》的作者谭承耕先生。我写作本书的动机完全是在读了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以后产生的，正是雷先生向我推荐并主动借给我这本书。他还颇仔细地审读了本书的全部初稿，给我提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我几乎全部采纳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每遇疑难或感到拿不准的问题，就向谭先生请教，或同他讨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或平等地和我商榷。他也非常认真地审读了本书的前三章，提了不少宝贵意见，我也差不多都采纳了。因此，在写作本书的那几个月中，我不但常常为孔子的深刻观察和谆谆教诲所感动，为自己的突然发现而惊讶和兴奋，更为享有两位先生这样的友谊而欣慰，而快乐，而自豪。我已是古稀之人，出版这样一本书，对我已毫无功利意义，惟求有点所谓社会效益，这是我所期望的，上述感动、兴奋、欣慰等，则是我已经得到了的写作本书的回报。我怎么能够不感激雷、谭两位先生呢？

其次是本书出版方岳麓书社的有关编辑和领导。在和雷普文先生谈及本书能否出版的问题时，雷先生至少并非完全是出于安慰我的用心，说：书的质量达到了出版水平，应该说毫无问题，关键是有没有人识货。现在，岳麓书社愿意出版此书，我除了高兴，自然还要把他们当作“识货者”，表达我的由衷的敬意。

最后是我的家人：妻子和子女们。我这把年纪了还来写书，没有他们的支持，那是写不成的。因此，虽说至亲不言谢，我还是要对他们表示谢意。

赵又春

2005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