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单冬教授对民营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理论方针政策、传统思想束缚及体制障碍等诸多问题及其对民营经济健发展的影响；深入分析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趋势与未来，充分阐述了发展民营经济的战略意义，并选编了全国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最新政策。这是一部全景式反映我国民营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力作。

民营经济及其相关概念(1)

对民营经济几种表述的质疑(3)

民营经济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兼论民营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建立(7)

不能以“民本经济”或“民有经济”代替“民营经济”(12)

民营经济论(15)

国有不等于国营民营不等于私有(25)

非国有化和国企民营化(29)

国有资本民营化(31)

论生产社会化与私人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相容性(36)

非公有制经济：能够解决效率和公平问题吗?(42)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热点和难点问题(50)

从民营经济看宏观管理模式选择(54)

三

非公有制企业产权改革(65)

解决“红帽子”现象：关键是消除所有制歧视(68)

民营企业产权所有者与经营者“两权”分离运作探索(70)

努力寻找公有制的多样化实现形式(75)

四

民营经济利国又利民(81)

要支持民营经济的加快发展(83)

民营企业发展的机遇(85)

民营经济的春天已经到来(87)

为民营经济筑起发展平台——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非公经济36条”的感想(89)

对“非公经济”放宽市场准入的几点认识——学习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的体会 (92)

民企进入垄断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99)

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03)

民营经济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08)

民营化：国企改革的必由之路(110)

发挥民营企业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 (116)

就业出路：民营经济作贡献(124)

兰溪市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国企民营化——从兰溪被称为浙江的“小辽宁”说起(133)

电荒的出路何在——兼论电力产业民营化改革(136)

五

如何解决个私企业贷款难(141)

给私企融资开“绿灯”(145)

论民营经济金融支持体系之构建(147)

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研究(152)

民营经济参与银行改革是一项历史任务(171)

民营金融机构跨国经营的条件——格雷“跨国银行发展综合论”的启示(179)

六

走出去：开拓浙江民营企业的又一片发展天空(181)

论民营企业参与对外贸易(186)

论民营企业的海外发展(194)

“入世”给中国民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问(204)

论我国民营企业应对加入WT0(206)

论民营企业应对反倾销(212)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邓宁“国际生产综合理论”的启示(219)

七

全球民营化：经济调整的战略选择(221)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对策(230)

民营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思路(236)

民营企业应对新经济的思考(242)

《财富》给民营企业留下什么——兼论从挤占国内市场到跨国经营(248)

八

如何培育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255)

创新与民营企业家精神(262)

诚信：民营企业的生命(264)

民营企业亟须更新人才理念(267)

新经济时代民营企业的文化建设(271)

科技型民营企业发展战略选择(275)

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282)

论民营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287)

优秀私营企业主人党问题不容回避(297)

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的作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300)

九

浙江省民营企业考察报告(303)

浙江私营经济发展报告(317)

浙江块状经济发展报告(331)

浙江民营模具行业现状分析和展望——与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346)

我国“非公经济”的历史变迁、财富形成、社会贡献、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363)

十

他为何自比娼优?——与一位民营企业家交谈而想到的(371)

官员下海是对市场的腐蚀——对“辞官下海”的另一种解读(374)

民营经济研讨会应体现民间性——如此会风不可长(377)

宏观调控一瞥(380)

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公有制企业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383)

论私营经济的性质及其两重作用(387)

十一

邓小平催生中国民营经济——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393)

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看待私营经济(400)

列宁、斯大林怎样看待私营经济(404)

毛泽东怎样看待私营经济(407)

十二

体制创新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评《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改革》(413)

推动我国垄断产业民营化的文献——评《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改革与政府管制政策》(419)

私营经济的理论创新——评《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探索》(425)

发挥体制优势走外向型发展之路——评《乡镇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研究》(431)

附录一：

民营经济可以使公有制与私有制互为实现形式——访著名经济学家单东教授(433)

不能把“民营化”误解为“私有化”——访著名经济学家单东(438)

产权清晰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访著名经济学家单东教授(440)

愿为民企鼓与呼——访经济学教授、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单东……………(442)

理论创新源远流长——记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单东教授(444)

打探民企融资“瓶颈”(447)

附录二：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451)

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浙委[2004]4号)(459)

跋(466)

官员下海是对市场的腐蚀——对“辞官下海”的另一种解读

读了2003年5月1日“南方周末”的《市长为何要辞官》一文，才知道我所熟悉的吴敏一同志辞官下海了。

“辞官下海”不过是一种对职业选择的正常现象，令我想不到的是它会让《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大感兴趣，还花整版的篇幅刊登对此现象的观察文章。作者不无夸张地写道：“温州4位要员的同时辞官立即在温州以至全国引起了震动”。我和周围的同事读了该文之后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报道未免言过其实吧。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市，副县级以上的官员辞官下海，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如果换做是一位普通的干部辞职下海呢，媒体会这样关注，长篇大论地广而告之吗?

本文不评价吴敏一的为人、品格和政绩，只就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辞官下海现象作一些经济学分析和思考。文章本意是要说明社会变革冲击了官本位，社会给个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作者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惋惜之情，本身就反映了其思想深处官贵商轻的官本位观念。

官本位观念产生于封建社会，虽然经过了历次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但是几千年形成的封建文化的积淀，至今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习俗。为什么在破除官本位呼声日高的今天而官本位依然大行其道呢?

中国的老百姓一方面怕“官”，另一方面又羡慕当“官”，恨自己当不上“官”。有多少人以吃财政饭，端“铁饭碗”，沾上点官儿为荣呢!谁有能耐，衡量的标准还不是以官为本吗?有形的条文法规等制度的变革可以很快也相对容易，但是融入了整个社会现实生活的无形的思想观念的变革通常很困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潜意识行为甚至成为社会“潜规则”的一部分。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个人的社会价值实现途径也日趋多元，个人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然而这些只是形式上的改观，其本质上的东西并未改变。

“吴敏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希望成为下一届市长的候选人”，“当得知自己不再有这种可能后，决定辞官下海”。所以不妨作个假设，吴敏一若是当上了市长，他就不会辞官，他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副省长；如果副省长的位置没拿到，是不是又会辞官呢?要是做上了副省长，接着是不是又要当省长?如没当上省长呢，是否还要辞官下海?……如此而往直到由于年龄增长，再也无法继续追求升迁为止。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官员来说，辞官下海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所谓的能上能下是默认了“官为上，商为下”的官本位思想，只有“上”一路不通才会取“下”一路。

另一方面，私企老板愿出高价雇佣辞职的高官要员，一是看中这些官员的组织管理才能，领导水平，但更看中的恐怕是他们的人际关系、社交圈子和政府背景。正如文中吴敏一的坦言：“当官有权威……而且这种‘威’不因权的失去而失去。没有权，人家依然认可你，这是一种无形价值。”这种“威”及背后的关系资源是做官带来的个人资本。实际上，下海的官员大部分也正是到自己曾管辖的地区或是原来有交往的企业任职(包括总部迁出本地的)，于是焦点又集中到了官本位这个问题上。

在近代中国，挣钱虽是自己的事，但要想挣大钱，特别是要想保住挣大钱，那往往是要投靠“官府”的，所以清代的时候出现了很有中国特色的“红顶商人”。这种从商到官或是从官到商，在官本位环境下都是一种政治资源和财富资源的重新分配，也即权力和资本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现在，更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地方，一些下海官员进企业所得到的待遇也基本是按原先的行政等级来定的。比如像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副县(处)级以上的官员进私企一般可拿到30万元年薪，而副厅级以上官员的年薪至少在50万元，当然个别情况除外。“以官阶定薪”的现象折射出权力与金钱兑现的潜在规则，也反映了官本位思想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作用。

我们不能把辞官现象简单地视为对官本位的突破。相反，倒让官本位带进了企业，进入了市场。官员下海事实上是对市场的腐蚀。企业付给下海官员30万元或50万元，官员势必要为企业带来数倍于30万元或50万元的利益。诚如有媒体所指出：钱哪有白送的道理，高薪待遇说穿了是所谓的“权力兑付”。一些地方一些官员在下海之前已经给足了老板们好处，只是慑于明文戒条没有及时兑现权钱交易，“辞官下海”是权力变为资本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

在中国，政府的力量是强大的，利用政府资源为企业谋利，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官商结合，其实质是一种“权力经济”，它不利于创造在同一起跑线上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不符合国际惯例。所以官员下海，至少在制度上需要相应的规范，否则，不利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从大环境看，众多的官员下海进入市场也不利于政府的职能转变，而且会对政府的运作带来负面影响。能下海的人大多是有一定才干的人。如果大家都争相去挖政府里有才能的官员，那么，政府在缺乏高素质人才的情况下又怎能保证其高绩效运行?且高薪无疑会对在职的干部尤其是年轻的干部产生巨大诱惑。大家原来都是同一级别，收入相近，但是现在下海官员成了暴富，未免会产生心理不平衡，导致一些干部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必然与一些企业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就很难保证公正地行使政府的权力职能，从而也不利于官员的廉政建设。再者，官员下海后为什么仍能拥有权力或准权力资源，其中必然存在政府官员对老领导、旧同事的眷顾，将以往工作上建立起来的关系和感情加诸在下海官员身上，下海官员正是运用在官场上积累起来的“人缘资本”为自己谋利，这就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有效运行。

“南方周末”对于某些不良社会现象的批判分析确实有一定的力度和深度，不乏好文，然而就官员辞官下海所涉及的官本位问题，笔者窃以为未必高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官与从商都是一种社会分工，都是社会的需要。虽然有的职业待遇好，地位高，受人尊敬，令人羡慕，而有的职业苦卖力气却挣不到大钱又被人瞧不起，但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那些默默无闻的环卫工作者，所有的城市将会是怎么一副景象?所以无论是“达官贵人”也好，“贩夫走卒卖浆者流”也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一样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工作，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职业分工理应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别。

但几千年来的封建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官与民”，“官与商”的平等思想还远远未树立起来，世俗偏见依然存在，因此正确的引导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借副市长的辞官来渲染官员下海难免有炒作之嫌，作者潜意识中的官本位意识使报道在客观上宣传了官本位思想。而对官员辞官下海淘金出现的诸多负面影响，文章却轻描淡写。所以笔者认为，传媒对官员下海现象不能乱炒作，而需要对这一事件的影响进行全面、深入、客观的分析。作为媒体，应该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比如针对官本位，倡导一种平等的职业观十分重要，这样不仅可以引导下岗职工摆正再就业的心态，缓解我国目前的就业压力；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青少年一代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接班人。P.374-376

单东《民营经济论》的文稿我收到多时了。

文稿的文字，虽然不出民营经济的范围，但是涉及了民营经济问题的许多方面，内容还是很宽泛的，论述了许多全国性的问题。单东的工作单位在浙江，书中文章题目出现浙江二字的虽然只有5篇，有浙江地名的也只有兰溪一处，但整体说来，这本书中许多文章是以浙江为背景写出来的。这一点完全不妨碍他讨论全国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因为浙江省在发展民营经济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温州模式的意义绝不限于浙江一省；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更是远远超出浙江省。

说老实话，我近年来原则上不给书写序，因为给一本书写序，按说应该了解它的基本内容。而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必须做的工作却很多，实在很难抽出时间来写序。这次我写了这个序，是因为我对浙江省的民营经济事业特别关心。

同时我找到了为本书写序的简单方法，那就是只研究文稿中文章的题目及最具代表性的文章的小标题来了解这本书的特点，并且只针对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来写序言。

2005年8月28日

非常高兴能够为朋友单东的《民营经济论》一书作跋。单东先生一直是思想活跃、思维敏捷，且多年来一直固执于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鼓与呼。现在，作为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晶，《民营经济论》即将出版发行，邀我为之作跋。浏览书稿，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民营经济论》是单东先生自1989年以来执著地倡导民营化的一系列论文、随笔的汇编，其中贯串的一根主线就是坚持中国企业制度在产权关系上的民营化改革。今天，企业的民营化已经成为大众的共识甚至是常识，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张这一观点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对于主张者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从那时起，单东先生就以一种无畏的精神，像一个过河卒，始终不渝地坚持民营化的主张，鞭辟入里地阐明民营化的主张，毫不畏惧地捍卫民营化的主张。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企业民营化是正确的主张。单东先生的文集能够出版，也佐证了这一点。

浙江民营经济起步较旱，困难不少，如何发展，值得思考。单东先生没有仅仅停留在简单地呼吁推进企业民营化，而是进一步跟踪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热点和难点问题，思考解决之道。如民营企业如何摘去“红帽子”，如何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如何实现民营企业的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如何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等等。

单东先生在为民营经济鼓与呼的过程当中，并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发表议论，更重视为民营经济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依据，文集的最后几篇论文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

作为20世纪60年代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毕业生，单东先生在理论研究上和政策建议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钦佩的。尤其是他近年来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编撰每年一本的《浙江非国有经济年鉴》，为后人、为历史，留下了关于浙江经济发展的、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单东先生治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坚持信念，锲而不舍。我深为这样的朋友感到自豪。我常常想，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有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固然与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但同时与一大批像单东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努力也是密切相关的。

我衷心祝愿单东朋友在今后的研究道路上再接再厉，围绕新形势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问题，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5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