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取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就9·11事件所作的分析。两位思想家的分析不局限于此，尽管具体的分析思路和最终结论各具特色，他们还是一致同意，应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从中觅得9·11事件的真正根源。全书是伟大思想之间的碰撞，也是思想与当代重大事件之间的相遇，因此，本书的“出现本身也堪称一个事件”。

期待第四种声音——代译序

序言

致谢

导论：恐怖主义和启蒙的遗产——德里达

第一部分

第1章 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与哈贝马斯对话

第2章 重建恐怖主义：哈贝马斯

第二部分

第3章 自身免疫性：真实的和象征的自杀——与德里达对话

第4章 解构恐怖主义：德里达

英汉术语索引

博拉朵莉：你是否认为我们习惯于称做“9·ll”的那个事件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它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看待我们自身的方式?

哈贝马斯：首先，请允许我声明，我是在事隔三个月之后才回答您的问题的。因此，追述一下我个人与此事件相关的个人体验也许不无裨益。自10月初，我就开始了在曼哈顿的为时长达两个月的逗留。我必须坦言相告，与以往参观“20世纪之都”的多次经历相比，这次我莫名其妙地有一种陌生人的感觉。对我来说，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这座城市一直引人入胜，魅力无穷。使这种气候大为改观的，不仅仅是那种甚嚣尘上而且有点敌意的“联合起来，我们同舟共济”式的爱国主义，也不仅仅是那种对于团结的特殊的吁求，以及不约而同的对任何所谓的“反美主义”的敌视态度。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美国、式自由，欲望的魅力，还有，有时候带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包容——这种高贵而诚笃的心灵现在似乎已经为某种不经意的不信任所取代。我们，当初不在现场的人，现在是否也应该无保留地站在他们旁边，袖手旁观?

即使那些在历史纪录上毫无问题的人，譬如我在我的美国朋友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人，倘若要发表什么批评必需谨小慎微了。自从介入阿富汗的事务以来，我们突然有所省悟，从某个时候起，我们发现在政治讨论中，我们只和欧洲人(或者和以色列人)有共同语言。

另一方面，只有在那个地方我才领略到这个事件的全部分量。这场灾难所带来的恐怖事实上在蔚蓝的天空发生爆炸的那一刻就已经扑面而来，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袭击背后有着令人惊悸的各种信念，还有，在这座城市上空漂荡着令人窒息的杀气，在那里感觉到的所有这一切经验与在家中所感觉到的有天壤之别。每一位朋友和同事都能记得那天上午9：00之后不久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事，无一遗漏、错讹。简而言之，只有在那个地方，我才开始更好地理解在你的问题中产生回声的预兆性的空气。同样，在左派中间，人们广泛关注历史的转折点上的人类生存状况。我不知道美国政府自己是否有些精神分裂，还是只是希望逃避责任。无论如何，不厌其烦而又无的放矢地宣称可能有新的恐怖袭击出现以及号召大家“处于戒备状态”反而更加搅乱了人们心中捉摸不定的畏惧情绪，让他们草木皆兵而又不知所以——而这正是恐怖分子的目的。在纽约，人们似乎预备出现最糟糕的后果。结果，炭疽热恐慌(the anthrax scares)——甚至发生车臣的飞机爆炸都被归罪于欧斯马·本·拉登的恶魔似的阴谋诡计。

在这种背景之下，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倾向于对一切事物持怀疑态度了。但是，如果以长远的眼光来诊断，我们当代人此时此刻之所思所想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如果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9·ll的恐怖袭击事件被看做构成了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停顿(caesure)，那么，它必定能够在某些方面同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其他事件相提并论。则此之故，与其把它拿来和珍珠港事件相比拟，还不如把它比做1914年8月的余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一个和平时代的终结，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无所怀疑，但是它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酿造了一个包含着战争、极权主义的压迫、机械主义的野蛮主义和官僚统治的大规模集体谋杀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类似于预兆之类的东西并已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只有在回首往事时，我们才能够理解，在下曼哈顿(lower Manhatan)的资本主义堡垒中以象征的方式弥漫着的衰败气象是否意味着那种形式的断裂，或者说，这场灾难是否只是以非人道的和富于戏剧性的方式确证了我们这个纷纭复杂的文明长期以来已众所周知的不堪一击。

P29-30

      恐怖时代的哲学

几乎没有什么哲学著作是在某个精确的时间点或者某个特定的场所开始构思的。康德苦心竭力，耗在《纯粹理性批判》上的时间达11年之久：他称之为“沉默的十年”。斯宾诺莎将毕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灌注在《伦理学》上——他死后才得以出版的著作。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写过哪怕一行字。本书的情况与之有所不同，因为它的构思是在纽约市于2001年9月11日早晨，在跨度为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的。

我亲历了9·11的现场：我和我的孩子被隔离开来，他们被困在城市另一端的学校里；我和我的丈夫也不得团聚，他是一个记者，在采访双子座遭遇袭击的新闻时，他好不容易才侥幸脱险。这件令人不可思议之事发生在夏季即将结束时一个沁人心脾的早晨，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某种类似于世界末日的东西。所有的交往刹那间都断绝了：电话和互联网不通，公共交通遍觅不得，机场关闭了，火车站和桥梁也都关闭了。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我是通过电视观看那幕悲剧如何展开的；与世界的其他人不同的是，我知道，在距离我家大约50幢房子的地方，有好几十个人从九楼跳下而被摔死，其中有的人互相手牵着手，而有的人则是独自跳下。就在世贸中心坍塌的时刻，事件逐步升级，似乎没完没了，没有尽头：五角大楼起火了，总统坐飞机挪了个地方，副总统藏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白宫已是空屋一间，有关国会大厦发生爆炸的报道造成参议员和会议员惶惶如丧家之犬。直到有人言之凿凿地说第四架遇劫的飞机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坠毁，我依旧和许多人一样坚信，更糟的事情还在后头。

尽管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程度因人而异，实际上，对于在他们知道有两架满载乘客和燃油的商用飞机已经撞击了曼哈顿天边最高的建筑物的时刻，他们正在做什么，每一个纽约市民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华尔街上的律师和出租车司机，零售商人和百老汇演员，看门人和大学师生——所有人都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就是那些孩子也都各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经历，并且这些经历通常都饱含着无所适从，恐惧和孤寂。

我自己的经历是恐怖时代一个哲学家的经历。就像所有其他人的故事一样，我的故事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和它的叙述者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可避免的是，我的故事涉及到欧洲和欧洲哲学传统，而于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各·德里达是这个传统中两个活跃的仍然健在的最伟大的喉舌，尽管也许有人对此持有疑义。我记得，无论是在被呼啸着疾驰奔向商业区的无数警报器震耳欲聋的时候，还是独自呆在我的东边(East side)公寓中的时候，我都在千方百计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生命的实在性上面，而不去理会那稍纵即逝的瞬息。我脑海里各种思绪纷至沓来，切切嘈嘈，几成乱麻，此时此刻，有一个念头掠过我的脑际，那就是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两位不谋而合，原定几周之后分别经由不同的途径来纽约。我心里没底的是：他们真的会如期而至吗?对于这场悲剧他们将作何观感?我能胜任采访他们的任务吗?

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终于按原定计划如期来到纽约，我也近水楼台先得月，搜集到了他们对于历史上这场最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袭击所作出的反应：他们是《恐怖时代的哲学》的核心。尽管涉及到当代的很多事件，这些对话的主线是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那些最为急迫的问题作出哲学的分析。在面临新的国中之国的(Subnational)和跨国的威胁时，古典的国际法是否已经变得陈旧过时了?谁又能够对谁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呢?通过世界大同主义和世界公民这样的观念来评价全球化，这种做法是否行之有效?在每一个外交策略中，政治的和哲学的对话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是一种普遍的交往工具吗?或者说，对话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实践，而有时它也许完全无能为力?最后，在哪些情次下，对话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选择?

那些应该为9·11袭击事件负责的恐怖主义者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识形态拒绝现代性和世俗化。因为这些概念是由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首次加以明确表达的，所以就需要哲学给它们提供武器，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个敏感的地缘政治的汇合处，哲学能够作出独一无二的贡献。在我的导论性质的论文“恐怖主义和启蒙运动的遗产：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中，我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启蒙的截然不同的解读所开启的角度出发，为这个论点作了辩护。我还讨论了哲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确定了政治参与的不同模型。这有助于读者把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参与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当中。  ．

这些对话不仅表现了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个人独具特色的思考方式，而且也使他们的哲学理论的核心展露无遗。我为每一场对话配备了一篇批判性论文，我的论文的目的是，既要把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在这次对话中提出的关于恐怖与恐怖主义的主要论证凸显出来，又要展示出它们是如何与它们各自的理论框架所属的那个更为广阔的语境相互吻合、相得益彰的。

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同意在同一本书中并肩携手，以并驾齐驱的方式对一系列相似的问题作出回应，本书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于他们乐意就9·11和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这个主题而如此这般行事，我深表感激。

9·11那天，哈贝马斯正在德国南部Stamberg的家中，他在那里生活已有一些年头了。德里达在中国上海，正在作一系列演讲。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正在和一位朋友在一家咖啡厅小聚。本书也要讲述他们的故事。在他们同我进行的这两场对话中，他们详细讲述了在9．11的余殃还未消散之时身处纽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纽约是他们钟爱的城市。炭疽病袭击以及情感的蹂躏所产生的惊悚给他们俩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人们沿街走去，这种惊悚俯手可拾。尽管如此，他们的故事还是这样一个故事，他们——作为哲学家——必须用什么东西来使他们的思想的框架直面所有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评价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因为这种直面必需具有巨大的自信和承担巨大的风险，所以，对一个哲学家而言，要讲的故事就是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故事。

无论是对哈贝马斯还是对德里达而言，在他们的成年生活中出现的这种最具毁灭性的日子激发了他们最为真实的反应：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应反映出了他们每个人形成、综合和创造各种观点时那种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方式。

哈贝马斯的谈话紧扣主题，要言不烦，优美动人而又富于传统意味。他使用语言时极为洗练，这使他的思考从概念到概念之间层层推进，有条不紊，清晰易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古典哲学所以卓然不群之一斑。

与此适成对照的是，德里达的谈话把读者带到一条漫无边际而又蜿蜒盘旋的道理上，这条道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通往广阔的前景和狭窄的溪谷，有的溪谷深不可测，不见谷底。德里达对语言中某些精微之处非常敏感，这使得他的思想与用来表达它的字词实质上不可分隔。这场对谈的魔力在于，他以某种明白易懂而又浓缩的方式展示出了他那无与伦比的才华，把独创性和佶屈聱牙，迂回绕远和当机立断结合在一起。曾有一位伟大的法国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尔，谈到过作为哲学的两种特征的这种对立：精细的精神和几何学精神。

尽管他们在径路上各有千秋，对比鲜明，但是，他们俩都强调，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容易孳生困惑，它把全球的政治舞台都暴露在各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以及将来的挑战之下。例如，还不清楚的是，恐怖主义可以拥有一定的政治内容并且因此而有利于普通的犯罪行为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此外，还有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即是否可能存在国家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否截然不同于战争，最后，一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是否能够向某个不是政治实体的东西宣战。西方媒体和美国政府部门常常把这些令人困惑的地方轻轻放过而不予追究，它们把恐怖主义这个词当做一个自明的概念来使用。

哈贝马斯重建了恐怖主义的政治内容，把它当做使它的目标得以实现的一项功能，结果，恐怖主义只是通过回顾过去才获得了它的政治内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那些被认为是恐怖分子以及很有可能是已被宣判为恐怖分子的人，由于事情发生了急遽的转折，一夜之间成了新的政治领导人。既然因为9·1l事件而备受大家关注，这种类型的恐怖主义似乎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目标，哈贝马斯认为它的政治内容是无效的。出于这个理由，他为向恐怖主义宣战的决定而感到莫名惊诧，因为这项决定赋予它以政治合法性。此外，他还担心自由民主的政府一方可能会丧失合法性，他认为它们完全暴露在对一个未知的敌人反应过于激烈的危险之下。这个危险太大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在国内，日常生活的军事化可能会削弱宪政国家的运转，限制民主参与的各种可能性；在国际上，动用军事资源到头来可能会得不偿失或者徒劳无功。

德里达宣称，在政治上惟一负责任的行为策略是解构恐怖主义概念，因为不应把它当做一个自明的概念来使用，否则结果会适得其反，促成恐怖分子孳生事端。这种对于仿佛自明的概念的解构方法是，指出我们理解恐怖主义这个词的意义时借助的各种特征中充斥着各种问题。在他的心目中，不仅战争必然会带来对市民的恐吓与骚扰，而且，恐怖主义的诸元素——虽然未经严格的分离——也可以从不同种类——国内的和国际的，地方的和全球的——恐怖主义中剥离出来。通过拒绝把任何所谓附着于设定的恐怖主义的本质之上的可能性，，我们就可以毫无挂碍地否认恐怖主义有任何稳定的意义、议事日程和政治内容。

此外，德里达还警告我们要对恐怖主义和全球化的交往体系之间的关系提高警惕。事实上，自从9·11袭击事件以来，各种媒体一直狂轰滥炸，连篇累牍地报道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图像与故事。德里达感到，这需要我们作批判性反思。由于受害者仍然生活在梦魇般的记忆中，通常他们总是没法自我安慰说，如果有什么事再掀波澜的话，他们能够抵御住它的影响。自9·11以来，我们所有人总是像患了强迫症般自我安慰，结果是，与其说恐怖已成了过去，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将来的可能性。事实上，媒体对于强化这种造成精神创伤的经验带来的强迫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媒体的这种极其幼稚的做法，德里达惊愕不已。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恐怖主义在开发、利用科技和信息网络方面带来威胁可是货真价实，真真确确，德里达又有些心慌意乱。他告诉我们，尽管存在着我们亲眼目睹的各种恐怖，但是，下面这种情况也并非就是海市蜃楼：有朝一日，我们回首往事时会把9·11事件看作是恐怖和领土(terror and territory)之间的关联的最后一个例证，就像是曾经发生过暴力事件的古老场所的最后一次爆发，注定要给想像力造成巨大冲击。因为将来的袭击事件——它们可能和化学与生物武器联系在一起，或者，只是大型的数字交往的破裂——可能是喑哑无声的，藏身匿形的，归根结底是不可想像的。

在面对这些毁灭性的危险时，无论是哈贝马斯还是德里达，都呼吁全球动员起来，从萌孳于19世纪的民族国家模型的古典的国际法转变为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多边制度和大陆联盟将变成主要的政治演员。

从实践上来说，这种转变需要创生各种新制度。但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是，第一步是加强现存的各种制度，完善它们在外交方面的能力，尊重它们的评议。在理论前沿方面，赋予国际演员以权力，还需要对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意义作批判性评估。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两人都肯定启蒙运动时期的世界公民和世界权力的理想的价值。正如康德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普遍共同体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所有的成员都被赋予权利“在其他人的社会中代表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有权利共同拥有地球的表面”。一旦那样一个共同体在其位，谋其政，所有的地方就都能感觉得到，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发生的权利受到侵犯的事情。康德写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满怀信心，确定不疑，“我们在持之以恒地朝着永久和平推进”。

我自己的经历是恐怖时代一个哲学家的经历。我的故事涉及欧洲和欧洲哲学传统，而于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各·德里达是这个传统中活跃的仍然健在的两个最伟大的喉舌。

     ——博拉朵莉

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同意在同一本书中并肩携手，就9·11和全球恐怖主义威胁这个主题，以并驾齐驱的方式对一系列相似的问题，探讨9·11恐怖袭击造成的哲学和政治学后果，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从9·11事件震荡的余波中产生，《恐怖时代的哲学》一书的出版本身也将成为一个事件。

   ——Axel Paul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