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西藏的乔治·波格尔，以及另一位最早访问西藏的英国人托马斯·曼宁在西藏的见闻。波格尔是19世纪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的记述中充满了对东印度公司第一任总督黑斯廷斯侵略扩张政策的颂扬。波格尔和曼宁都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民认识了解甚少，他们的记述中存在不少错误和偏颇之辞。但是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我们和中国西藏交往历史上的这两个空白。

本书记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西藏的乔治·波格尔，以及另一位最早访问西藏的英国人托马斯·曼宁在西藏的见闻。波格尔是19世纪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的记述中充满了对东印度公司第一任总督黑斯廷斯侵略扩张政策的颂扬。波格尔和曼宁都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民认识了解甚少，他们的记述中存在不少错误和偏颇之辞。作为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的记录，这本书有两方面价值：一方面对西藏的地理、风土人情、政教关系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帝国主义分子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西藏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另一方面也暴露了19世纪西方列强，尤其是英殖民主义者意欲染指我国西藏政教事务，干涉我国内政的野心。

总序

主编前言

第一版献辞

序言

导言

对中国西藏、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地图的评论

英印政府孟加拉事务局乔治·波格尔生平简介

托马斯·曼宁生平简介

乔治·波格尔出访西藏记事

第一章 赴西藏的使命

第二章 从库奇·巴哈尔到廷布

第三章 廷布——不丹的首都

第四章 不丹的历史和政府

第五章 不丹：谈判

第六章 关于不丹和阿萨姆的建议

第七章 西藏之旅

第八章 在南木林斑禅喇嘛行官

第九章 骑马从班禅喇嘛南木林行官到扎什伦布

第十章 扎什伦布寺

第十一章 访问西藏的一个乡间宅第

第十二章 西藏概述

第十三章 西藏的贸易

第十四章 谈判

第十五章 在扎什伦布与班禅喇嘛的谈话

第十六章 插曲：与乔杜利的关系

第十七章 从西藏返回孟加拉——在不丹的谈判

第十八章 波格尔先生从西藏回来后所做的总结报告

第十九章 班禅喇嘛的北京之行及其圆寂

托马斯·曼宁的拉萨之行纪实

第一章 从坎特伯雷到帕里之行

第二章 从帕里宗到江孜

第三章 在江孜逗留期间

第四章 在江孜到拉萨的旅程

第五章 拉萨

第六章 拜见达赖喇嘛

第七章 暴乱事件——一名好官遇难

第八章 住在拉萨

第九章 归途中的散记

附录

英汉译名对照

译编者后记

《雪域旧旅译丛》编后记

托马斯·曼宁是惟一访问过拉萨和见过达赖喇嘛的英国人。他是诺福克郡迪斯教区长威廉·曼宁牧师的次子。他在父亲生活的同一个地区的布罗姆时于1772年11月8日出生。虽然在童年时期由于体弱多病而放弃了公立学校的有利条件，但是在父亲的教导下，他认真而全面地学习了古典哲学和数学，并成为柏拉图哲学的忠实信徒。他恢复健康后进人剑桥大学卡尤斯学院主攻数学。在剑桥期间，他于1796年出版了一部2卷8册的代数学著作和一本较小的算术书。他通过了最后的毕业考试，估计至少能成为数学考试的二等及格者。但由于非常厌恶宣誓和测验，他没能获得学术荣誉和升级，未能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剑桥大学。不过在剑桥期间，曼宁同波尔森成为好友；他还结识了查尔斯·兰姆，并经常通信。

在剑桥生活了几年后，他开始对神秘的中华帝国感兴趣。他把时间用于调查中国人的语言、艺术以及他们国家的状况。他决心不顾一切危险到天朝去进行研究，死而后已，要么取得成功后才回国。为了能从事这项危险的事业，他到法国师从哈加尔博士学习汉语，以后又回伦敦在一位中国人的帮助下学习汉语。1803年战争爆发时，拿破仑逮捕了在法国旅行的英国人。而曼宁能获准离开法国，要完全归功于巴黎的知识界人士对他的事业的尊敬，他的护照是开战后拿破仑为一个英国人去英国所签的惟一的一份。

在查尔斯·兰姆的信函集里，有33封信是写给托马斯·曼宁的。这些信试图劝阻曼宁去中国冒险，语气非常幽默。在1803年2月19日所写的信中，兰姆恳求曼宁打消去访问鞑靼的念头。他告诉曼宁说，曼宁被乔叟的诗误导了，诗里面关于坎布斯肯(Cambuscan)、金色光环和黄铜马的故事都是愚蠢的。他继续说道：“请相信我，没有这样的东西，全都是诗人的捏造，黄铜做的马是飞不起来的，国王的女儿也决不会跟鸟说话，这些都是传说。治治你的病吧，服点藜芦药，避开那个恶魔吧，别再读关于旅行的书了。它们只不过是谎言罢了。”

但是曼宁下定了决心。1805年3月31日，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给理事会主席写了一封信，阐述曼宁的冒险目的。他还说，曼宁坚信自己除非能完全学会中国人的礼节，穿着打扮完全像个中国人并能纯正地讲一口地道的汉语，否则是不能成功的。因此，曼宁期望首先去广东，使自己具备克服这些困难的条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相信曼宁先生会取得成功的，他要求理事会帮助这位热切的冒险者去实现这一伟大目的。约瑟夫最后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位非常和蔼的年轻人的命运非常感兴趣，既是为了他的温和性格也是为了他的旺盛的精神。爵士，如果您和理事会接受我的请求给予曼宁想得到的帮助的话，我将不尽感激。”

P136-137

人们很早就知道，大英帝国第一个赴西藏团队是沃伦·黑斯廷斯派遣的乔治·波格尔一行。此行在波格尔先生与班禅喇嘛之间建立了伟大的友谊，在英属印度政府和中国西藏之间建立了交往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向世人全面报道过这次重要的西藏之行。在加尔各答或印度事务局的档案中寻找适当资料的所有尝试，也都失败了。

更少有人知道，托马斯·曼宁先生是曾经访问过西藏首府拉萨并见过达赖喇嘛的惟——个英国人，这位具有冒险精神的旅行家早在1811年就完成了这一非凡的壮举。可是时至今日都还未见到关于这一非凡壮举的报道。  

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我们和中国西藏交往历史上的这两个空白。

波格尔先生的所有日记、备忘录、官方及私人信函，都由他在苏格兰的家人精心保存。由于波格尔家庭的代表、艾尔郡兰菲的布朗小姐的慷慨和公共精神，这些经过基尔马洛克的盖尔德纳先生精心整理的珍贵手稿，现在交到了编者之手。这些手稿装在一个大箱子里，其中有波格尔先生的日记、有关各种各样问题的备忘录，有包括与沃伦·黑斯廷斯总督、埃利加·伊培爵士、吉尔伯特·艾略特爵士、莫海德女士、哈米尔顿博士及其家人的通信在内的许多私人信件，还有委任命令、会谈记录和官方急件。此前还不曾有人着手整理出版这些手稿。要想连贯地描述波格尔使团的西藏之行，就必须先仔细认真地通读和注释这一大堆文件。我的宗旨是，始终让作者处于突出位置，避免任何刻意编辑的痕迹。但是波格尔的日记不连贯，需要不时地从信件和其他资料中摘取材料来予以补充，这使得我有些难以坚持这个计划。不过这些困难最终被克服了，一部连贯的西藏使团史现在呈现于世人面前。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波格尔先生并未准备发表他的任何材料，而这些东西是在写成一个世纪后以一种多少有些粗糙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因此，如果把这本书当做由波格尔先生完成和修改的著作来评判，这是不公平的。

看起来，曼宁先生每天都在一个粗糙的笔记本上匆忙地记下其最初印象，并由他的妹妹工整地誊写了一遍，所以迄今仍然还是一些手稿。曼宁先生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本来是能够写出优美的旅行记的，但他没有写。我非常感谢曼宁先生的侄儿，即尊敬的诺福克郡迪斯教区负责人C.R.曼宁先生。他把曼宁先生的日记送给了我，从而使得那时进入拉萨、访问过拉萨的曼宁先生这个惟一的英国人的旅行记事得以问世。必须记住，曼宁先生的论述是匆忙而随意地写在笔记本上的。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件珍贵的遗物，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不管是好是坏，这份遗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大英帝国的子民还没有一个在曼宁先生之后进入西藏。而且，对于那些知道怎样发现这件珍贵遗物的人来说，是能够从曼宁先生的记叙中找到许多有用东西的。

我在引言中设法采用带脚注参考的叙述形式，列举所有关于伟大的西藏及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的那片地区的资料来源，并特别列举了欧洲人。这样，我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表明沃伦.黑斯廷斯总督派出并由波格尔先生率领的入藏使团和曼宁先生的拉萨之行在历史上的确切地位。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为对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详尽研究提供便利；、而这个重要问题对于所有与英属印度有关的公职人员及所有关心我们的东方帝国的进步和利益的人来说，都是应当充分了解的。

在引言之后，我要简单介绍一下乔治·波格尔先生和曼宁先生的生平。在附录中，我要叙述一下17-18世纪天主教牧师格鲁贝尔、第斯德利和霍拉斯·德拉·佩拉等人到过拉萨的一些情况。

没有各方的慷慨帮助，我就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首先，我要感谢布莱恩·霍奇逊先生，他为关于波格尔记事的校样做了不可估价的修订，并且为我提供了许多来自他那丰富的资料库的线索。其次，我要感谢约翰·大卫斯爵士、于尔上校、霍顿上校、胡克博士，海牙的科莫多尔·詹森、知识渊博的荷兰地理学会主席、莱顿大学的威斯教授，大英博物馆的梅杰先生、查尔斯·B.菲利摩尔先生和蒙特哥米利上校，他们给了我极有价值的帮助。  

印度事务局地理部的全体工作人员把出版这本书视为他们额外的工作而提供了热忱的帮助。特瑞洛尼·桑德尔斯先生除了为本书准备地图外，还孜孜不倦地为本书校对地名，指导有关研究难点。必须记住，要弄清每一句或每个字可能反映的意思，往往要花费许多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来进行令人疲惫的查阅和仔细研究。查理斯·E.D.布莱克先生讲解问题有条理，简洁，作为语言学家所取得的成就，使得与他的合作令人愉快。他为本书附录的部分翻译提供了帮助。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W.荣逊先生是位非常得力的助手，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他负责传递书稿校样，并把书稿校样整理得井然有序。

克莱门茨·R．马克姆，生于1830年，死于1916年，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帝国主义侵略理论家。1865～1866年旅居斯里兰卡和印度，1867～1877年担任英属印度政府印度事务部助理秘书，1893年起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1889～1909年担任哈克路特学会会长。其主要代表著作，除了这本书以外，还有：《库斯科和利马》、《秘鲁和印度旅行记》、《海军的北极探险者》、《秘鲁的印加族人》等。

本书《乔治·波格尔出使西藏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是作者在英帝国主义奴役印度、将整个南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并吞缅甸、企图进一步侵略中国边疆的背景下所编著的鼓吹侵略著作，全书的中心就在于鼓吹如何打开中国西藏大门。全书共包括四部分，即导言、波格尔入藏自述、曼宁入藏自述和附录。导言由作者自己所写，其价值在于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作者本人多年对南亚和中国西藏地理的研究成果，这在今天看来，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西方历史地理学界对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正是在这一部分中强烈地鼓吹在将印度变为殖民地的基础上进一步侵略不丹和中国西藏，如对不丹，他声称：“不丹人确实表现出是一个是野蛮、不可救药的民族，一个没有档案记录也没有组织的民族。”对中国西藏，说什么：“如果我们能使西藏政府明白：西藏政府如果能积极与我们合作消除中国这个障碍，那么作为交换，印度政府就能够发挥它的全部影响，动用它的全部力量制止可怕的廓尔喀人的侵略计划；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样的合作是衷心地给予的。”

波格尔和曼宁入藏自述，其价值在于以外国人的眼光叙述了他们入藏后的所见所闻，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西藏地方社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者之所以将波格尔和曼宁的自述编辑在一起，是用来煽动侵略中国西藏的舆论的。波格尔是英帝国主义私自派到西藏见到班禅喇嘛的第一个英国人，曼宁是第一个见到达赖喇嘛的英国人，两人都竭力鼓吹侵略中国西藏，尤其是波格尔。比如，波格尔阐述必须侵略西藏的原因时说，虽然“我坚信不丹人会屈服于我们向他们所采取的任何适宜措施”，但是由于不丹太小，“同不丹人继续开展贸易的机会非常少”，只能想办法打开中国西藏的大门。因此之故，波格尔列举了可以打开中国西南边疆的商品，竭力向班禅喇嘛要求建立关系。他的企图失败后，波格尔煽动声称：“横在我们大英帝国所有道路上的绊脚石就是中国皇帝”。

作者和波格尔、曼宁的叙述深刻体现出帝国主义觊觎中国的野心，但是从中我们也能窥探当时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比如曼宁所说的话就值得深思：清政府派到西藏的中央大员大多数属于品德败坏、贪污渎职之人，“不断派遣这种品行败坏的人去统治西藏真是一个下策。无疑，达赖喇嘛及藏人总体上对此不满，对中国政府也就不会有什么好感了。”从这个角度说，此书为我们提供一个值得反省和思考的课题，即应该以史为鉴，采取恰当的边疆政策，并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以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国家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为了方便读者波格尔和曼宁入藏的背景和情况，我们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有关当时的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波格尔在藏时为六世班禅喇嘛罗桑贝丹意希，六世班禅喇嘛1738年11月11日转世于西藏南木林宗札西孜，1741年6月坐床，1780年11月2日在北京因天花而圆寂。1774年，东印度公司侵略不丹。不丹王公请求班禅喇嘛调解，班禅喇嘛接受要求。英印政府企图乘机同西藏建立直接联系，私自派波格尔入藏。六世班禅喇嘛对波格尔强调不丹是中国的藩属，不丹的安危不能不过问；西藏属中国领土，一切问题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命令，对波格尔提出的英国同西藏建立联系、自由通商、在拉萨设立代表等无理要求加以拒绝。曼宁在拉萨期间的达赖喇嘛为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九世达赖喇嘛于1805年转世于四川甘孜，三岁时被寻找认为是八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808年9月坐床，曼宁见他时仅为七岁，1815年2月圆寂。这本书的史料价值非常高，非常有利有于了解和研究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中英关系和西藏地方社会。

本书的翻译过程是：初稿是由姚乐野、邓富银、彭萍、朱晓辉、林泓翻译的，他们具体的分工是，姚乐野翻译序言及《托马斯·曼宁的拉萨之行》第1-4章；邓富银翻译《乔治·波格尔出使西藏记事》第1-14章(其中时有漏译，有一部分长达16页未译)；彭萍负责翻译《托马斯·曼宁的拉萨之行》第5-9章；朱晓辉负责翻译《乔治·波格尔出使西藏记事》第15-19章，林泓负责翻译附录部分。完成后由四川大学历史系石硕教授对译稿进行了第一次专业性校订。全书将近40万字，但是，以上诸位翻译的内容不全，只译了约26万字，部分正文及大多数脚注均未翻译或者译得不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林泓小姐，她是上述诸位译者中惟一全部译完自己负责的任务的，这里所说的译完，是说林小姐不逃避问题，把力所能及的全部译出来，没有把握的地方她工工整整地将原文打上去，为后来的校译工作铺平了道路。其他诸位对于未译的部分，均未注明，主编经过半个多月的对照，才将漏译部分标注出来。

本来交稿时间就已经拖延，如果在这种状况下来回折腾恐怕难有更好的效果。主编同石硕教授商量之后，决定由主编另行处理。后者几经周折，才得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张皓博士的大力支持，对上述译稿全面译补，将未译部分全部补齐，将译文初稿中尚待完善的地方重新翻译。张皓博士经过数月的艰苦劳动之后方告译竣，最后由主编校订了一遍才交到了出版社。后来，又得到责任编辑陈光金博士仔细地校读了一遍，解决了的一些尚未发现的问题。关桐、杨凌等诸位也为本书付出了不少心血。尽管如此，也难免会有缺点和错误之处，还望读者指正。

由于本书是本辑五本图书中译得最为艰难的一本，在此我们向各位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译、校、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启龙 张皓 谨识

2000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