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说中，欧洲人得知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中国，她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对人类的童年文化有着溶厚兴趣的欧洲人被深深地吸引了，无意中形成了敬慕古老的中国文明的风气。于是汉学在欧洲出现了日益发展。从有耶稣会士的宗教精神支撑起的汉学研究的雏形，到十九世纪学院式汉学的建立；从二十世纪初涌现的一批对今天的学者仍有深刻的影响的汉学大家，到二战后美国汉学得厚积薄发式的后来居上和欧洲在先进史学带动下的汉学的反思与再升华，西方汉学留下了一条漫长而充满了生命力的发展轨迹，者也是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轨迹，正是随着这一轨迹，中国与西方的距离，被拉进了……

本书系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分为三个系列：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第一章西方汉学早期发展脉络(001)

一、19世纪以前的欧洲汉学(001)

(一)耶稣会士的宗教精神(003)

(二)早期的汉学与历史学(005)

(三)欧洲中国观的转变(010)

二、19世纪学院式汉学的兴起(011)

(一)汉学讲座的建立(012)

(二)四个主题与19世纪中期汉学环境的变化(017)

三、20世纪初期汉学的跃进(022)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汉学(031)

(一)美国汉学的兴起与区域研究(031)

(二)欧洲先进史学带动下的汉学(044)

五、概念与反思(052)

注释(057)

第二章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基础(060)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讨论(060)

二、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073)

三、华裔学者的贡献(081)

四、史学理论与汉学研究(090)

注释(108)

第三章西方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112)

一、皇权的实质是什么?(113)

二、政府、官僚由什么人组成? (123)

(一)文官制度研究的史的考察(124)

(二)霍尔的回答(134)

三、政府和地方组织的关系怎样?(145)

注释(168)

第四章汉学领域的社会史研究(上)(172)

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172)

二、古代社会(179)

三、中世纪社会(201)

(一)汉学中世纪史研究的理论资源(201)

(二)从浦立本到以崔瑞德为代表的唐史研究(212)

(三)姜士彬和伊沛霞的世家大族研究(218)

(四)中国中世纪早期史研究(227)

注释(237)

第五章汉学领域的社会史研究(下)(242)

一、唐一宋近代社会说(245)

二、明末近代社会说与清中叶近代社会说(258)

三、帝国后期的社会精英与地方社会史(262)

四、静态的社会史和个人史(273)

注释(282)

第六章西方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285)

一、何炳棣的农业起源研究(285)

二、许倬云的《汉代农业》与陈启云的批评(292)

三、宋代的发展(306)

四、宏观的认识、实证研究和新规范(313)注释(325)

第七章宗教史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328)

一、为什么在中国难以进行西方式的宗教统计?(328)

二、早期宗教、民间宗教和鲁惟一的两汉文化研究(333)

三、陈启云提出的哲学史两个线索(343)

四、巫鸿与武梁祠研究(348)

五、杜德桥的贡献：文学、宗教和社会史的整合(353)

六、结语(361)

注释(364)

致谢(367)

三、宋代的发展

对于中国古代史许多问题持不同见解的西方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比较一致即公认自晚唐至宋末，中国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城市革命相继发生于北宋的洛阳、开封和南宋长江三角洲一带，南宋时期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大概享有当时全球范围最高水平的生活。宋代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还由于印刷术的传播使宋代农村社会的详细情况和数字资料大大多于以往的朝代，可以对宋进行以前的朝代不可能做的分析研究。

中国的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宋朝的显著发展使英国的伊懋可(Mark Elvin)和美国的郝若贝称宋代为经济革命时期，法国学者白乐日和中国学者束世澂则把宋代视为资本主义早期。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详细研究了13世纪中国农业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农作物的品种及引进和改良、灌溉体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认为宋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农业革命，南方成为全国的粮仓，大运河犹如一道商业通道，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生产率，并由此在交通运输、金融、信贷、城市化与市场系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革命性变革。伊懋可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具两个特点：第一，改变了因袭几十年的侧重研究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倾向，直接研究生产力水平，展示中国历史动态的发展；第二，作为欧洲学者仍不可避免地把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在地主庄园里发展起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与欧洲早期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封邑内的农业发展模式比较接近，在8至12世纪达到最高水平，移民、自耕农和总人口的增多、依附农的减少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技术相对滞后，到一定阶段，劳动力投人多，但收获却不能成比例地上升，以致收获物只够劳动人口食用，庄园被迫分割为小块，出租给无地农民，抱残守缺，无力进行规模经营，到14世纪时，经济陷入一种高水平的平衡圈，几乎无法通过内部力量产生变化。伊懋可认为西方国家的贡献在于19世纪中期迫使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从而使中国经济有可能沿着几个世纪前已中止的道路发展下去。

微观、实证的宋代农业研究由美国学者彼得 ·戈拉斯(Peter j．Golas)做出，他的《宋代的中国农村》⒀(Rural China in the Sung)机智地借助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的工作，从大量原始史料剔出少数有价值的数据，估算了地主借贷给佃户的种子粮的数量，一般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用于播种，因此确定宋朝土地的亩产量相当高。

戈拉斯首先追溯了宋代以前农业经济的发展。在4世纪至6世纪之间，中国农业经济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水稻的种植及复种在南方推广普遍，高产和优质的小麦在华北取代了耐旱的谷和黍。东汉末以来形成的三个中心区——华北、四川和东南——的格局与几个世纪的整个经济形势仍然吻合。华北地区人口稠密，耕地在全部土地面积中占有的比例非常高，自晚唐以后，华北的人口有所减少，但市场化速度很快；四川在一千年间一直是产稻中心，人口在唐代剧增，至宋代趋于平稳，但是四川东部和湖北长江流域仍蕴含迅速发展的潜力；东南地区在三大区里最大，发展不够平衡，有的地区水源充足，人烟稠密，有的地区尚未开发。戈拉斯认为，中唐时期均田制废除、朝廷放弃干预和调整土地占有，为宋代形成较好的土地占有状况打下了基础。土地自由买卖最终使宋代社会出现三种农户：自耕农、地主和佃户。虽然小自耕农经常负债、直至被迫失去土地，但是受益的地主和官吏经营的庄园经济使宋代农业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论证庄园经济的优势以前，戈拉斯认为必须说明宋代土地占有状况与众所周知的明清时期的土地大多由每户只拥有三五亩田的农户占有的状况非常不同。戈拉斯引用了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供的例子：13世纪60年代初期实行贾似道的“公田法”，朝廷强行收购太湖附近6个县占地100亩以上农户的1／3的地产，总数达35，000顷，这个数字略少于太湖的面积。也就是说，占地100亩以上的家庭拥有太湖面积三倍的土地，那么留给其他农户的土地就很少了。

但是太湖周围6个县并不能代表其他地区。戈拉斯认为研究近代庄园的先驱、日本学者加藤繁的意见很有道理，即宋代许多大庄园由一块一块分散的土地组成。宫崎市定认为这样的庄园在宋代很有代表性。因此，多数学者都同意这种意见：不同的庄园分布于不同地区，由各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决定。人烟稀少、可耕地和潜在可耕地较多的四川和两湖地区，大片的联合经营的庄园最为普遍；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大庄园通常由分散的小块土地组成。

参考日本学者柳田节子的估计，戈拉斯推算宋代中国耕地约为700万顷，1099年注册的主户为1,325万户，四等户和五等户共约为1,050万户，占地157.5万顷；官户、一等户、二等户和三等户共约275万户，占地542.5万顷，假设其中三等户有200万户，户均占地100亩，那么其余342.5万顷地将由75万户大庄园主占领，而且土地的质量会比普通农户的更好，因此可以断定由大庄园主管理的土地在整个农业生产里所占的比例很大。

戈拉斯认为，如果承认宋代农业确有进步，同时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里，那么就很难反驳这个结论：大庄园是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开路先锋。地主管理庄园的方式各地会有所不同，有的地主有兴趣经营庄园，有的则迁移到城市，把庄园委托给代理人。在决定种植何种作物、采用哪些技术及农事的安排上，地主或庄园管家起到哪些积极作用?与一般农民相比，他们具有哪些优势?毫无疑问，很多地主把土地当做有地位的依据，或通过占有土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危害，但是，会有许多地主和管家出于获利的缘故而潜心经营庄园。地主比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更懂得购买新土地和改良现有田地需投资多少，地主比一般农产更有本钱投入新农具、耕畜、灌溉工程、肥料，以便提高产量。

宋代农业在技术上最重要的进步表现为朝廷从越南引进著名的占婆稻，培养出迅速成熟的品种，促使江南稻作种植实行两熟制甚至三熟制、稻谷与其他作物轮作，或不同品种的稻谷轮作。新方法一方面导致产量增加，另一方面保证了农民的抗灾害能力，损失一次收成并不一定损失全年的收获。

宋代农业另一个优越之处在于宋代的畜力比近代农业还要充足。研究20世纪中国农业的学者认为畜力不足是清末及20世纪农业发展的重大障碍，而宋代的史料表明得到耕牛比较容易，特别在华南。宋、金边界私运的牲畜数量很大，无畜农民可从地主或政府手里租到牲畜。印刷术的普及促进了农业知识的传播，很多传授农业技术的小册子通俗易懂、注重实际，朝廷奖励农事的文告注意介绍具体的方法而不作儒家式的说教。

宋代农业的发展还得益于交通和市场网络，许多农民发现投入土地的劳动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专业化生产承担较小的风险，大米、茶、盐可以远销至北方、东南沿海和东南亚，且不必担心长途运输的费用。

关于宋代佃户的地位，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庄园土地比较分散的情况决定地主和佃户之间除立约为据以外，人身依附关系在逐渐减弱，佃户占有土地的期限和地租的数量比较稳定，这就使佃户有可能半永久或永久性地耕种一块土地，而地租的数量不再增长。一般情况下两熟制里第二次收成是不交租的，因此佃户会有一定的积极性对土地进行长期的投资及维护，如施肥、修渠、种植桑树等等。宋代地租有三种：实物地租、固定的实物租或固定的货币地租，以实物地租为多。佃户如用自己的农具、役畜和种子，则租量为收获的40％—50％，否则为50％—60％。

宋朝廷用减税的方法鼓励开垦荒地。南宋时期，赤贫的佃户和退役的士兵常被安置在朝廷开辟的庄园里种田、定居。按照土地的肥力征税时，官员们竭力把自然肥力和农夫投资后提高的肥力区别开来以提高农民改良土壤的积极性。适中的税量为收成的1/10上下，当然还有一系列苛捐杂税、劳役和收税人的敲诈勒索。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是惟一的农业税收不到朝廷全部税入1/2的朝代，可以说宋朝的农业税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经济史发展到宋代，可以看到旧日一些理想变成现实：农业的重心由华北的旱田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土地可以买卖、以银代役、纸币流通、印刷术普及等因素使纺织业、冶金、铸币、造船、水运等行业成为经济的重要部门；城市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第一次超过了在政治上的作用。这一系列重要变化的过程是不均衡的，而且表现为周期性的变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宋朝经济史专家郝若贝撰写的《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⒁(Demo-z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550)采用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分析了每个经济区内部变化的规律及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郝若贝曾携带这篇论文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于1980年联合举办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与经济史”学术讨论会。

郝若贝认为施坚雅确定的中国古代的大经济区的主要特点是其耕地、人口和资本等资源都集中于中心，越到边缘则资源越少。郝若贝论文的主要贡献则为详细叙述了一个大区的四个历史时期：第一步是人口在最大片相联的耕地上定居，中唐以前的华南、明末以前的岭南及四川都在这个起点上迅速发展。人口密度超过饱和时就向土地肥力不足和耕地分散的边缘扩散。饱和点大致为人口密度达到近代人口密度的10％一15％的程度。一旦发生天灾人祸，或农业技术和收益达到极限，发展期就终止了，随后进入衰退期或平衡期。

衰退期的运动过程完全相反，肥力不足和分散的耕地首先被放弃，边缘地区人口数量下降得更快。7世纪的华北、宋元时期的岭南北部和西部、长江中游的西部都曾处于衰退期。平衡期为稳定区，比如华北北部自汉至明基本处于平衡区，西北大区自唐至明、长江中游东部及长江下游自南宋至20世纪中期，也无不如此。P.306-311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问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人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像。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2l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导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作者致谢　　首先感谢促使我对西方汉学产生最初兴趣的两位老师：北京大学的王树棣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龚仁鼎。1972年5、6月间的一次党史课上，王先生用激动的口吻告诉我们，课间见到的由周培源校长陪同参观考古陈列室的那位外宾是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并在黑板上写下这三个字，不久，校园书店出售《美国与中国》第二版中文本，有些同学买了这本书，为此受到某些老师的批评。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科学院图书馆书目组工作，同事龚仁鼎提出编一本“馆藏中国学研究目录索引”。该目录出了六期，催生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合编的同类刊物及后来的《美国中国学手册》。　　其次，感谢本书引用的全部论著的作者和译者。我本人阅读、翻译的能力得益于编译室老先生的帮助。耿昇同志是法文专家，他赠送我的许多作品使我获益良多。　　促成我对汉学成果的理解达到目前程度的重要原因在于1995年英国剑桥大学之行，此行得到老同学吴加安、王育成、我所科研处处长齐克琛和社会科学院外事局马维张的帮助 在剑桥学习期间，下面提到的各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本书的构思：　　鲁惟一（Michael Loewe）博十指导我阅读《欧洲的中国研究》、《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及阿克顿（Lord Acton）的有关论述，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节的构思得益于与鲁惟一的交谈。

研究中国神话的安妮·比莱尔（Anne Birrell）女士非常理解中国学者对历史分期问题的兴趣，建议我阅读《中国历史的循环模式》一书，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围绕此书的线索展开。　　在欧美史学理论方面得益于二位学者的帮助：全英中国学博士网络联络人、中医史博士傅克山（Carten Flohr）；台湾成功大学学士、剑桥大学历史系博士张宁小姐；剑桥大学东方系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博士及妻子费思婷（Kristin Fryklund）。思婷夫妇几年来经常寄书、寄信，回答我的问题，给予我极大鼓励。　　美国加州大学滨河分校的瑞丽（Lisa Raphals）女士、牛津大学的杜德桥（Glen Dudhridge，FBA）教授、剑桥大学的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阅读了我的研究计划，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李约瑟研究所东亚图书馆负责人莫弗特（John P．C．Moffett）和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艾超世（Charles Aylnler）给予我很大便利，特致谢意，还有东方系图书馆不知其名的馆员小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是我的工作单位，多年以来我得到历届领导的支持，感谢之情不言而喻。编译室各位长者退休以后，我与史学史、思想史话同仁经常见面、讨论各种问题，虽不深涉个人课题，但这种交流的益处难以表达。　　施丁、阮芳纪、谢保成三位先生在百忙中阅读了本书初稿，在此致谢。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张西平博士和大象出版社的同志在出版方面提供了帮助和鼓励，一并致谢。罗世缙同志在本书排校以前精心审阅了书稿，特此致谢。

                       胡志宏　　　　　　　　　　　　　　　　　　　　　　　　　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