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一百多年来，特别是1949年以前留学教育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轨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全面考察并深入分析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了留学教育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发展特点，并旁及留学生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及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所起的作用。全书史料丰富，体系严整，特别是对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的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嬗变。

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全面考察并深入分析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了留学教育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发展特点，并旁及留学生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及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所起的作用。

第一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

 第一节 留美幼童的派出与撤回

一、留美幼童的派出

二、留美幼童的撤回

 第二节 留欧学生的遣派

第二章 波澜壮阔的留学日本运动

 第一节 留日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一、维新运动时期留学日本的呼声

二、“新政”初期对留学日本的倡导与奖励(1901—1906.6)

三、“新政”后期对留学日本的约束与管理(1906.7—1911)

 第二节 留学日本的三大潮流

一、适应“兴学”需要的师范留学潮

二、为“立宪”政治服务的法政留学潮

三、发展武备要求下的军事留学潮

 第三节 清末留日运动中的奇葩：女子留学

一、女子留日产生的内在动力

二、女子留日的曲折发展

三、留日女生的主要活动

第三章 清末留学欧美的基本轨迹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留学欧美的基本概况

 第二节 涓涓细流的女子留美

一、甲午战争前的留美女学生

二、甲午战争后至民国成立前的留美女学生

 第三节 “退还”庚款与留美学生的选派

第四章 民初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留学教育

 第一节 对留学教育的规范和整顿

 第二节 留学生及其派遣的主要形式

一、官费留学生的派遣

二、自费生出国留学

三、实业团体和实业家资遣学生出洋

 第三节 清华学校与留美学生的派遣

第五章 国民政府抗战前的留学教育

 第一节 留学教育的艰难曲折发展

一、对留学教育的整顿与限制

二、留学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基本特征

 第二节 留学教育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一、教育部和各省统一选派留学生

二、清华大学派遣留美生和庚款留学生的选派

三、其他类型的公派留学生

四、留学教育的主要特征

第六章 抗战时期及战后留学教育的演进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留学教育

一、对留学教育的限制和对留学生的救济

二、倡导规范下留学教育的新发展

 第二节 战后留学教育的演进

一、公、自费留学生的考试选派

二、青年军留学考试和翻译官留学考试

第七章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第一节 清末留学生与教育近代化

一、服务新式教育机构，致力新式教育实践

二、编译新式教科书，输入新式教育理论

 第二节 民国留学生与教育近代化

一、推行民主办学，开展国际交流

二、倡导女子教育，破除大学“女禁”

三、创建现代学科，推动科学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三、发展武备要求下的军事留学潮

清朝武备向以八旗绿营为支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湘淮军取而代之，但经过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冲击，湘淮练勇一蹶不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苦心经营30年的新式海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清末厉行新政后，为了实现军事近代化，决定编练新军，但无奈又缺乏合格的现代军官，因此，为培养新式军事人才，清廷停止了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于是，一些军事学堂纷纷开设。如1902年6月和1903年3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创设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和北洋陆军武备学堂等。在创设军事学堂的同时，清廷也决定遣员出国(特别是赴日)学习军事。1898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合向日本派出30名陆军留学生，此后，各省纷纷效尤。如1902年，袁世凯就挑选武卫右军各学堂毕业生前往日本学习。据1902年的调查，是年在日本的陆军留学生计有：近卫兵第一至第四联队、近卫骑兵联队、近卫野战炮兵联队、近卫工兵大队的见习士官39人，东京、大阪两炮兵工厂共6人，陆军士官学校25人，成城学校45人，共计115人。

1903年8月，张之洞在《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中规定：“保送学生入日本各学堂，除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及文科医科各专门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三门，宜分别限定名数，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②由于该章程不久即作为清廷派遣留日学生的规范性指导文件，所以对当时留日军事生的派遣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904年1月，出使日本大臣杨枢上奏建议：“……日本陆军经营数十年，成效最著，中国似宜添派学生来东，专送人陆军各学校，以期成就远大，用济时艰。”③为了从总体上指导、规范留日军事生的选派，1904年5月，练兵处又制定了《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规定，陆军学生的派遣，“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选派学生，各省须有定额”；并要求“凡已设武备学堂各省、旗，其学生应在该学堂内选派，若未设学堂之处，则于文武世家子弟内选派”；所选学生，要求“必须身家清白，体质强壮，聪明谨厚，志趣向上，并无暗疾嗜好，于中学已有根柢，武备各学已得门径，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为合格。其未有武备学堂之处，于武事本未谙习，而经史时务之学必须优裕”。之后，练兵处对各省所咨送的学生进行考验，合格者，送人日本肄业。而不少省份遵照《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之规定，也纷纷从本省武备学堂选派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如1904年9月，山西省由本省武备学堂中选派学生20人赴日学习陆军，“以备常续备军将校之材”；10月，江西武备学堂派胡谦、李烈钧、欧阳武、余鹤松4人至日本振武学校肄业；12月，云南派百余人赴日，其中学陆军者28人……

清末的赴日军事留学生肄业的学校主要有振武学校、陆军测量学校、骑兵学校、炮工学校、海军学校等，而其中人数最集中的是陆军士官学校。该校乃是1874年创建于东京(后迁至神奈川县)的一所初级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培养了众多日本近代陆军著名将领的学校，从1900年起即开始兼收中方选送的留学生，它以教授初级军事知识为主，分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辎重科、野炮科等。依照规定，凡欲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必须先入军事预备学校——成城学校(1903年改称振武学校)学习一年至一年半，毕业后，再到陆军联队(团)进行下等兵至下士资格的实习半年至一年，然后，再以下士资格人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至一年半，毕业后，还要再去联队实习三个月至半年时间。据统计，在1908年的《陆军部档》记载，“赴日陆军学生数目已不下一千余人。问由振武学校毕业得人联队学生四百九十九人，现在联队者七十五人，在士官学校者二百五十五人……其曾入联队递人士官学校，现在毕业回国学生已有二百二十九人之数。”而总计从1900年至1910年，进人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共9期647人。

相对于师范、法政留学生，清廷对军事留学日本的管理，从一开始就十分严格。因为对清廷而言，选派学生赴日学习军事，一方面是想将他们造就成维护其摇摇欲坠统治的鹰犬；另一方面，又十分惧怕这些学生在海外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危及大清皇朝的天下。所以，在留日运动早期，练兵处即规定：“学习兵事，专为国家振武之用，自应由官遣派，不得私自往学。其有现时业经在日习武之自费生，应由驻日大臣及监督，察其志趣向上，学业精勤，年限未满者，随时咨明练兵处，贴给旅费，改为官费省，以资造就。”

P49-50

加强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是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途径，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史学家舒新城就曾“将目次拟定，材料集好”，拟就“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等教育专史”先做系统之研究，“再就各专史而别辑百万言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但终因忙于其他编辑事务，“为时间所限制”，“不能专力于此，只以余暇整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今天，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相辅相成的通史、断代史以及专史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专题研究仍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组织编写出版《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就是出于以上认识所做的一次初步尝试。而为了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又能达到深化教育史研究的根本目的，经过斟酌，本丛书确定从学制系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学制系统外的有关教育两方面组织选题。

对学制系统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更好地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据传，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至汉代，学校教育也得到更快的发展，特别是官学制度，更是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魏晋时期教育的多元发展，至隋唐、宋元时期，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已臻完备。然而，这种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不仅就形式上仅有“小学”、“大学”之分，而且至明清时期，随着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也逐渐由繁荣走向衰败。历史进入近代，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教育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洋务学堂对封建教育体制的冲击，教会学校客观上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发展所起的特殊促进作用，到甲午战争后发展学校教育、广开民智被视为救亡之道、富强之本，以及“新政”期间以建立学校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为中心进行的教育革新，使清末的学校教育在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冲突中，逐渐抛弃传统，走向近代化。民国成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复古主义思潮的彻底抨击和对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大力倡导，随着中西教育交流的不断加强，西方有关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乃至教育制度逐渐被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对传统教育的摒弃和对现代教育的鼎新也加快了步伐。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湍流急急，步履维艰，但在一大批爱国的教育家筚路蓝缕的努力下，中国学校教育的近代化仍在一步步前进。

学制系统外的有关选题可谓至繁，但基于教育史界研究的现状并尽可能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相匹配，经过筛选，我们确定以教育史界研究薄弱的古代教化以及女子教育、近代留学教育作为探讨的主要内容。

中国自古即重视“教化”，孔、孟的政治主张，即可谓是“教化”的政治，作为一种统治之术，教化的实施不仅仅限于学校范围内的教育设施，而且强调各级统治者从自身做起，发挥表率天下的典范作用，并充分考虑各种政事措施的道德影响和教育意义，通过“广教化，美风俗”，进而强化对广大民众的思想控制，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因此，在古代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充分认识到教化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视之为“大务”和“先务”。无疑，从根本上讲，古代中国的教化政策及其一系列相关的教化形式，是为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和纲常礼教服务的，但其中又具有丰富而相对成功的教化理论和实践。因此，科学地总结和正确地对待中国古代的教化传统，乃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而就女子教育来说，虽然，在古代，女子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但一些女子自古就接受着形式不同的各式各样的教育。至清末，由于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教会女学的日渐发展，以及西方教育制度对人们的启示，要求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女学像一棵破土而出的鲜嫩小草一样，在世纪之交这个“过渡时代”顽强地生长着；此后，随着女子逐渐在小学、师范、中学、实业等学校教育制度方面取得了法定的地位，小学、大学和中学男女同校也相继得以实现。艰难曲折发展的女子教育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缩影。除女子教育外，在近代中国，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通过派遣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来培养新式人才，使得留学教育得以兴起后，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留学教育几经沉浮，在不同的时期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特征，而为数众多的留学生成为变革社会的主力军，其中不少人更是活动于教育领域，成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有生力量。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共分九个专题，由九部独立的著作组成：《中国幼儿教育史》(廖其发主编)，《中国小学教育史》(吴洪成主编)，《中国中学教育史》(商丽浩主编)，《中国师范教育史》(崔运武著)，《中国职业教育史》(谢长法著)，《中国大学教育史》(刘少雪著)，《中国留学教育史》(谢长法著)，《中国古代教化史》(张惠芬主编)和《中国女子教育史》(熊贤君著)。本套丛书以理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自身发展的基本线索为中心任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中国教育历史的嬗变轨迹。但鉴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自身演变的情况各不相同，故对它们的阐述也自然根据其内容的有无或多少而定。如像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甚至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都是在近代，尤其是在学制建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将侧重点置于近代部分。另外，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重要的教育学科，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研究中，我们既重视理论性，也强调现实性，以发挥中国教育史应有的服务于社会的功能，增进其普及的效用。整套丛书力求史料翔实，言必有据，结构严谨，观点平实，文字也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流畅。但是，由于辑入丛书的九部独立成书的著作，毕竟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所以我们在写作风格上并不强求完全统一。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由江铭、谢长法主编。参加撰写的绝大部分作者在相应承担的有关内容方面，具有多年的研究基础，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告竣。山西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有关编辑，特别是张沛泓编审，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读者对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及其规律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和认识，并从中总结、借鉴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当然，我们更热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江 铭 谢长法

2005年12月

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教科所读研究生期间，当时，虽然自己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但不知怎的，自己对近代教育更偏好一些，接连写了数篇关于留学教育史的文章。然而，在那个仍相对重视、强调“师法”的时代，导师张惠芬教授不仅没有批评我的“旁骛”，反而夸奖我能拓宽知识面，鼓励我在专业中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学术领域——这无疑对我是莫大的激励。1995年，我硕士毕业后考入杭州大学教育系(即今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有幸成为田正平教授的首届博士生，在田先生的关心、指导和鼓励下，我不仅完成了“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的博士论文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而且，对近代留学史产生了越来越深的难以割舍的感情。博士毕业后，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对留学史继续关注与思考，随着史料积累的增多和学术交流的扩展，自己对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也有了更多新的理解和认识。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可谓是十年来自己在这一领域进行“磨蹭”的结晶之一。承蒙华东师范大学江铭教授和山西教育出版社张沛泓编审慨允，将之列入“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中，得以出版并接受同仁的指正，也算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愿。付梓之日，谨向以上诸位先生表示深切谢意。

谢长法

2006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