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学府的思想之声，著名学者的智慧集锦！

《在北大听讲座》书系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人民日报》《南方周末》《读者》《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新浪网》等数百家媒体报道或转载，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思想读物，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强力推荐，深受各界读者钟爱。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约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一辑。

名流演讲，兼容并包。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一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由于“汇集了各领域最前沿的思想和观点”。本丛书被喻为最具时代精神的“思想大餐”，且“由于其严肃的学术品格和通俗的阅读形式”而深得各界读者钟爱。并被评为“九十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思想读物”。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王选 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1

陈嘉映 德国古典哲学与精神生活／27

姚国华 土著文明与大学建构／49

刘军宁 自由与保守之间——保守主义答问／63

张静 法团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对话／93

(美)斯蒂格利茨 中国第二步改革发展战略／119

(美)道格拉斯·诺斯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143

余晖 政府经济治理结构中的行政管制／155

陈志武 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机制：新闻媒体／179

闵维方 知识经济与大学教育／215

欧阳中石 对书法艺术的理解／235

张晶 “偶然”之于审美创造／257

李远哲 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279

江泽民 在北大百年校庆庆典上的讲话／293

比尔·克林顿 访华期间在北大的演讲／299

金大中 在北大的演讲／319

王选 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

王选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二十多年来，他所主持研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步入光与电的时代，引发了中国报业和出版印刷业一场深刻的变革。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曾经获得国内外二十多项重大奖励，王选教授个人也先后荣获二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首届“毕升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陈嘉庚技术科学奖”、“王丹萍科学奖”等，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相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相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被誉为“当代毕升”、“汉字激光照排之父”、“中国现代汉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先驱”。

我在五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l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创造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她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充满了爱心，全心为大家服务。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掌声)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笑声)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

讲解析几何的老师当时已是一级教授、中国最早的学部委员江泽涵先生；教数学分析的是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的科学院院士程民德先生，他当时是34岁年轻的正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教高等代数的是丁石孙先生，后来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他是非常优秀、出类拔萃的。我们那个时候的系主任段学复先生曾经准备拿6个人到清华把他换过来。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问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输人用卡片或纸带，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象，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构思、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第二个抉择，是1961年在24岁的时候，我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搞硬件经验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译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是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的项目，当时是5000行程序，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一一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很多新思想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维纳说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我当时设计的一个新的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很多。当时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是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国是不能够做的。中国工业基础太差，你做了一个与IBM不兼容的机器，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来发展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计。实际上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但是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去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 Beiji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像看中文这样——当然永远达不到看中文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应能力总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了，应该训练听力，因为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那时候叫Radio Peking，不叫Radio 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V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四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收听外语广播是很严重的问题，是“收听敌台”，不得了。文化大革命里什么事都给揭发出来，所以我便被揭发“收听敌台”。当然，因为我也比较公开。其中在1965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加纳的总统恩克鲁玛到中国来访问，刚到中国的第二天，加纳国内发生政变，把他赶下了台。一国总统到中国来访问，各种媒体本来是有很多报道的，忽然两天之内什么消息都没有了。我从BBC里听到了加纳政变的消息，就说给大家听，所以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很多人知道我在听外文广播。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吃了不少苦头。我还在上海养病就把我揪回来参加学习班，这个就作为一条。

但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抉择，锻炼听力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当然从来没想过要出国，因为我父亲是错划的右派，怎么可能出国呢，只是为了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出国了，我呢，一直忙着，假如说当时出国一年，或者出国两年，做一两年访问学者，我想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关键时候走不脱，一走整个队伍就要散了。这是我第三个抉择。

P1-7

很久以来，我们就有编集这本书的念头。

北大的讲座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在北大办讲座的人当然也更是现实中的佼佼者。在这些讲座中，既不乏高深的学术对话，又常有师生之间的激烈争论，用“座无虚席”一词是不足以形容讲座盛况的，攀窗而立的情景随时可见。每听完讲座，听者的心得或各有深浅，除学术的交流外，无不感受到一种对人对己的责任。

北大承袭了中国数千年的太学传统，这种渊源塑造了北大独有的风气。在北大人诸多性格中，“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当是最重要的之一。“为国”二字，常使北大人遭遇挫折，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信念，使北大学术得以发扬光大，逐渐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那些选择北大为讲演舞台的风云人物，或也有此心情；而在北大开办讲座的学人学者，以探索真理的精神，将自己研究所得，无私地传授出来，因为他们相信在昔日的大讲堂、今天的报告厅或各个教室拥挤的人群里会有他们的知音和继承者。

近年来到北大听讲座的“游学生”日益增多。这些“游学生”中有功成名就、乘车而来的；有步行前往，边啃面包边听的。无论其为何人，慕名而来者有之，求识求真者更多。他们放弃了休息的时间、娱乐的时间、挣钱的时间，侧身于狭小的教室，聆听思想的声音。校园外面世界对知识的追求，代表着中国更美好的明天。

为了不使思想的声音随风而逝，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它，我们收录了近两年来在北大比较有影响的讲座，编集为此书。书中收录的讲座涉及经济、政治、艺术等许多领域，尽量体现兼容并蓄的原则，尤以经济和社会问题为此收录的核心。然而由于时间以及我们学识的关系，也由于北大讲座太多的缘故，尚有很多遗憾。如果有机会，我们将努力为读者献上更多更好的“思想的声音”。

在收录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了讲座原有的现场感，希望能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们的这次尝试得到了有关老师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他们不仅无私地同意发表这些讲演稿，还一丝不苟地对这些稿件进行逐字阅改。在此，我们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寅恪先生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愿以此语与读者诸君共勉。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