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与钱钟书、杨绛夫妇交往，历时二十多年。书中，大师生活点滴、文坛前辈掌故，皆以平实的文字娓娓道来，并配以几十幅从未公开的珍贵照片及钱钟书亲笔书信、题词手迹，滋味醇正浓厚，使读者走近一代国学大师的晚年生活。

秋天里的钱锺书…………………………………1

关于《旧文四篇》………………………………11

不愿重印《谈艺录》……………………………21

听李健吾谈《围城》……………………………31

忆及柯灵《钱锺书创作浅尝》…………………41

“瓮中捉鳖”记…………………………………51

朱光潜与钱锺书的一段文缘……………………67

学者的书房………………………………………81

姓钱的，不迷信“钱”…………………………91

电视剧《围城》播映随记………………………103

在三里河，最后一次看望钱老…………………109

病中探望…………………………………………117

杂忆与琐记………………………………………125

奖勉晚辈…………………………………………149

一本刚翻开的大书………………………………169

编后赘语…………………………………………177

我在文学之路上风风雨雨地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受到过众多令我敬重的文坛长辈多方面的教益。大学者兼著名的小说家钱锺书先生是我时时深切怀念的一位。  钱先生离开我们已6年了。我希望借这本贫薄的小书的出版，表达一丝对他的崇敬、感激和怀念之情。  我1977年第一次拜望钱先生，完全是为了公务，没有想到此后成了与他时有联系的一位晚辈朋友，更没有想到会用自己笨拙的笔去描述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我认识钱先生十几年后，头一次写了他。  1990年，钱先生80寿辰之际，又正值电视剧《围城》开播引起热闹效应之际，上海《新民晚报》约请我为他们写一篇有关钱锺书的特稿。由于报社的盛情和编辑的诚意，我答应试一试。  我明知钱先生是不大愿意别人写他的，我也多次听他说起某人写他的文章中有不实之处。我怯生生地向他提起《新民晚报》约我写文章的事，钱先生劈头一句：你也来凑热闹。当我向他说明，我写的内容既不是为他祝寿，也不是为电视剧《围城》加温，他才平静地说：我还是那句话，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杨绛先生在场替我解围：既然报社盛情约他写，他从来没有写过你，就别阻拦他。我说：原稿出来后，请先生审阅。钱先生说：不看了，我还是那个态度，评价我不管，希望事实别失真。也还是杨先生通融，她微笑着说：“那就让我们先睹为快吧!”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情况，我在1990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有记载：“这两天忙着为《新民晚报》写钱锺书文。昨晚又是一个通宵，下午请人把稿子打印好。4时25分到钱先生家，杨先生开门，她说有客人，叫我过半小时来(或一起坐)，我回到楼下车里。5时去，杨先生已在门口(门开着)，进客厅，见钱先生从书桌上起来，笑着说：我看了，只补充3点。杨先生说，我也看了，托福，也把我写上了，说她只改了一个字，‘清’茶，误打成‘青’茶。我说谢谢他们把关，钱先生说，谢谢你让我们先睹为快。我翻看钱先生还我的打印原稿，文末钱先生写了“甚好”两字。我想走，钱先生他俩叫我再坐坐，今天他们情绪少有的好。钱先生说，有人以为我们关系密切，可能是因我抱病为你的《梦的记忆》两次题写了书名，其实，我们来往也不算多，过一阵有机会在一起，也多是闲聊聊，彼此提醒注意身体。我说：我极少谈你工作或自己写作上的事。他说：是的。”  1990年12月4日，《新民晚报》刊登了《秋天里的钱锺书》，钱先生家有这份报纸，他对文字和图片安排也表示满意。  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引起了出版社约我写钱先生书稿的事。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江曾培来京开会，特意来找我，说他们社正在策划出版一套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其中钱锺书一本想请我写。不久我去上海，与该社社长孙颥和江曾培一起又具体谈了这个选题。返京后，1991年5月12日下午去钱家。向钱、杨二位提及此事。杨先生开玩笑说，你写传，锺书反对，我也不热心!钱先生说：如你决意要写，那就据你了解的材料写吧!但身体要紧，否则别人会说你是为写钱某人传把身体弄垮了!我说写你本身是件愉快的乐意做的事，他笑了!  这本小书多年之后终于得以完成，首先要深深感谢杨绛先生。我几乎所有与钱先生的接触，都是和杨先生在一起的。杨先生和钱先生一样多年对我教诲、关心，我一直铭记心中。为了写这本书，她多次劝我不必为此弄坏了身体，她和钱先生同样谦虚，1992年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们都很关心你的健康，都怪你好端端写什么钱锺书，他既心上不安，又害你身体不和，你还是听取我的忠告：放下笔来，立地成仙(‘有病方知健为仙’之仙也)。”她郑重地写信给我，“因为你写的是‘名人’，不是名人夫人”，叮嘱我写钱锺书时要少涉及她，万不得已一笔带过。杨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已是94岁的老人了，她在完成钱先生的遗愿的同时，自己还勤奋地坚持写作。当我读到她的《我们仨》文末一段话：“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时，心中有说不出的辛酸，我只能在电话中劝她“多加保重”!  去年冬，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同我提起写钱锺书的往事，根据已有多部钱锺书传记问世的现况，他建议我另觅写此书的角度。我想起了钱先生生前对我说过的话：据你了解的材料去写。我了解的钱锺书的一些琐闻，对认识钱锺书的道德文章没有太多价值，但对了解一位有血有肉的大学者或许有其亲切具体的点滴一面。基于以上考虑，就形成了现在这本书的内容、格局和写法。书名是冰心老人1994年建议我采用的。在这里，除对郏宗培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韩樱、美术编辑王志伟致谢外，还要对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及在本书电脑制作上给予热心帮助的《文艺报》胡文杰先生和马鞍山市文联、市图书馆的诸位乡友表示感谢。  今秋重阳，我应邀参加马鞍山市举办的一个文学笔会，又回到家乡。14年前我最早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章是《秋天里的钱锺书》，而这本书的最后完成又是在江南水乡金色的秋天里。秋天里的钱锺书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中。  二00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于马鞍山市南湖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