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是我的神，跟我的心同在。我的目光永远地跟随着你。我的心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你知道我陪你走这一段路程有多么幸福吗？——萧珊

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她永远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以后，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巴金

本书让你感受一对夫妇的真挚情感，了解一位文坛泰斗的一生和他的文学成就。

　　本书两位作者是在大学时的一对同窗好友。毕业后王幼麟留校任教，后又担任四川文化厅领导工作，著有学术著作多种。刘恩义则长期从事戏剧、影视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创作，亦有多部作品面世并获奖。二人虽工作不同，但都是缪斯的崇拜者。在心灵的追寻中，她们从巴金和萧珊这对爱侣身上找到了崇高和美。经数年之功，写成这本小书，敬献于读者和缪斯女神的足下。

怀念萧珊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楔子：梦里寻地千百度

一个小女孩的出现

和民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

趁死神还没来临

“身经百炸”的战士

国境线上的一出戏剧

写小人小事

花溪小憩的三天蜜月

旧家庭中惟一的新式媳妇

在寒夜中孕育着杰作《寒夜》

前夜

热情迎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短相聚长别离的日子

深入朝鲜战地

“我的怀念和千万个母亲、妻子的怀念连在一起”

沐浴在仙泉里

我们也需要契诃夫

《随想录》的先声

“我是一员‘福将’”

再返故园

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出访

政治霹雳就要震响

“身经百斗”

她正被慢性杀害

心头不灭的圣火

永诀

“我是靠友性生活到现在的”

血泪的祭悼

十年沉默后一声呐喊

用血写的书——《随想录》

永远是年轻人的朋友

重要的倡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我沾了祖国和人民的光”

附录：追忆萧珊

心灵的追寻——作者后记

散文《废园外》写他从被炸毁的废园的墙缺口看到园中的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和一簇盛开的深红色的花，这旺盛的生命力使这园子仿佛已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他想像着，在一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可是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毁了这一切，他们制造了三具尸体，包括那姓陈的少女。他们以野蛮丑恶毁坏了善和美。

1942年4月，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出版，6月，散文集《废园外》出版。

同年的夏季，巴金在重庆曾与老友曹禺会面，那是为了将《家》改编为剧本的事。后来曹禺曾在一篇题作《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亦即剧本《家》重版后记)的文章中回忆说：“我记得是1942年，重庆的酷热如蒸的日子，我在重庆附近唐家沱的长江上浮泊着的一只江轮里，俯仆在一张餐桌上写这个剧本。” “当我终于完成《家》这个剧本，我送给巴金同志看时，心里很是不安的。我怕他不同意我的改编，尽管大致情节与人物都是根据原作，但终有些不同的地方。而我的老友巴金同志读完后，便欣然肯定。这使我终生不能忘怀。‘文人相轻’这句话对于巴金同志这样胸襟宽阔的人是完全不适用的。”

巴金一生追求友谊，珍视友谊，他也赢得了所有朋友的爱戴和尊重。很不幸，当1943年刚刚到来不久的时候，巴金又失去了一位老友——也即《火》第三部中田惠世这个人物的原型——林憾庐。当时巴金正住在桂林东江路福隆街，与林憾庐紧邻。林憾庐的突然去世使巴金极为悲痛，他在2月4日寄给杨苡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写不下去了。我一个老朋友昨早晨病故，棺材还停在这儿。今天下午或可抬出去。我昨前两天跑了个够，今天还不能休息。想到一个人很快死去，不免有生命易逝之感。”最后，他惟恐这阴郁的情绪影响杨苡，为了安慰和鼓励她，他又补上两句：“但是我还有够多的生命力，我还要勇敢地活下去。”他亲自为朋友的安葬奔走、张罗。在参加了朋友的葬礼之后，他更痛定思痛，一句话不停地在他的脑际回旋：“你的死使神圣的抗战失掉了一个热烈的拥护者，使为正义奋斗的人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朋友。”他哀痛地低语着：“……伴着你的一片黄沙，一堆山影和几棵枯树……原谅我这个自私的人，我独自享受了温暖的灯光和热腾腾的浓茶……”

“憾翁”之死使巴金陷入痛苦的回忆中。他常常责备自己，对于朋友的去世不应总想到个人的私谊，不应总痛惜自己的损失，但他仍然不能不痛切地数算着：这几年我已经失掉了不少能够了解我、鼓舞我、督责我、安慰我、帮助我的友人，极有才华的女作家罗世弥，被称做“生命的象征”的陈范予，直到眼前这位“为工作牺牲了健康、安乐和家庭幸福”，“从不怨恨别人，只是苛责自己的基督徒林憾庐”。这损失如何能够估量?巴金永远是一位最深情的友人，以至他每失去一位朋友就像失去了他生命的～部分。他又是一位最能发现别人的长处、最会欣赏别人的才能的人，每当他失去一位友人，他便为国家民族的损失而惋惜而痛心。他常常反复地回忆每位友人的卓越之处，认为他们的作为都是自己做不到的。他又常常十分苛刻地挑剔自己，认为不该对朋友付出得太少太少……

为了弥补失去友人的损失，为了倾泻失去友人的悲痛，他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担子加重再加重，不如此便觉有负于这些为理想和事业已经献出了生命的友人。就在这一年，巴金给杨苡的信中曾有这样几句话：“这里天气最近突然变冷，我住在高楼，晚上北风带着怒吼摇撼壁板，两腿几乎冻僵，但我仍然还坐到深夜，这点勇气，我是有的，盼望你也有。”这些话是他勉励朋友的，也反映了他艰苦工作的实际情况。仅在1943年之内，他便译完了屠格涅夫的长篇《父与子》和《处女地》，以及德国作家斯托姆的短篇小说集《迟开的蔷薇》。

P74-75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冰 心

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在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同在一个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1980年到日本的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总之，到夜里十二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9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40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的严肃和专一。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

至于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

1989年1月26日阳光满案之晨

        心灵的追寻

这本书的写作，实际上从十年前就开始了。当时，我和有几十年交谊的老同学王幼麟接受了创作一部反映巴金文学生涯的电视剧本的任务。巴老是我们自学生时代起始就十分热爱景仰的前辈作家，他的老友卢剑波先生又是我们的恩师，能用我们稚嫩的笔为他画像，自然令我们激动兴奋。

然而，着手工作时，我们才意识到了这项任务的艰巨。巴老是卓富世界声誉的文化名人，中国当今的文坛泰斗。全世界研究巴金的学者多多，有关巴金的著述真可说是汗牛充栋。我们将怎样写巴金?真是感到有些茫然。巴金是高山，是大海，里面蕴涵着不尽的宝藏，我们将怎样去挖掘、去开采?我们能写出一部有特色的作品吗?后来我们想到了古人的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那么就让我们作一次虽不高明但却真诚的探索吧。

我们又开始用心灵去重读巴金的作品，和其中那些可钦可敬的理想人物再次会晤，去亲近他们那纯洁的灵魂，和那些被社会摧残致死的美丽可爱的人物一一晤谈，和他们一同欢笑，一同哭泣……无论是过去熟读过的、不曾细读过的，或被遗漏了的；无论是小说、散文、杂文、评论、书简、通讯；无论是早期的，晚年的，我们不分昼夜，悉心地阅读。那些曾使我们年轻的心灵燃烧过的，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仿佛再次点燃了我们青春的火焰。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对人生、对朋友、对家庭无比热烈、纯真、坚贞的爱和他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对理想永不止息的追求，都通过那些文字注入我们心中，使我们的心鼓胀起来，就像鼓满了长风的船帆，它不能不动起来，不能不勇敢地向前驶去。当我们反复阅读巴金晚年划时代的巨著《随想录》时，我们看到了他那被他自己的解剖刀切割得鲜血淋淋的心，看到了被他揭开的社会毒痈的疮痂和人性丑恶的角落，它让我们战栗，同时我们也从这一著作看到巴金昂然屹立的正直勇敢的不屈的灵魂。我们有多少话语想倾诉，想呼喊，那就用心灵写巴金吧!

但我们必须尊重巴金老人的意见，征得他的同意。为此便有两次上海之行。我们的努力有幸得到了巴老的胞弟李济生(纪申)先生和上海电视台为巴老拍摄资料十八年的祁鸣同志的理解和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幸运地见到了巴老。巴老非常亲切地说：“关于写电视剧的问题，济生和祁鸣都已给我讲了，像我对其他人讲的那样，这是你们的再创作，你们怎么写，怎么拍，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并不加干预。”多么和蔼豁达、可敬可爱的老人啊!那天巴老正患腹泻，还亲自签名向客人赠送了新近出版的《巴金散文集》，并合影留念。临行，老人拄着拐杖坚持将客人送出书房，还满怀深情地说：“很抱歉，家乡人来了，我都没有请你们吃顿回锅肉。”一个伟大人物的精神世界即使在这样的琐事上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经过两年努力，剧本创作出来后，李济生先生、祁鸣同志、最权威的《巴金传》的作者——老作家徐开垒先生都仔细地通读了剧本并和我们进行了座谈，给予了我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点。尤其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祁鸣同志竟然把剧本带到医院，利用巴老吃饭的时间，把前面的创作意图、指导思想部分全念了，又有选择地念了一些章节，巴老听了说：“很好嘛!”祁鸣又趁兴说：“人家希望我们提供一些资料。”巴老慨然允诺：“要些啥子资料叫他们开个单子来嘛!”巴老的首肯，成了我们创作的巨大动力。文坛巨匠一点也不蔑视一个普通作者，这也正是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吧!李济生先生在全文审阅了剧本之后，对剧本的总体构思、指导思想、内容、结构等都作了充分肯定，对个别细节、时间地点的错误亲自动笔作了修改，看得出他是多么严肃、认真。更重要的是，他说：“以上所讲的一些情况和意见，我都是到医院给我们四哥谈过，并取得他同意的。”敬爱的巴金老人、李老、徐老、祁鸣同志，你们给予了我们多么巨大的鼓励和支持!

正是在这个“用心灵读巴金，用心灵写巴金”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巴金与萧珊这条红线折射出来的闪亮光芒。在剧本创作告一段落后，我与幼麟便决定用传记文学的形式来写作《巴金与萧珊》。

记得巴金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通过一个人的私生活，特别是爱情关系，最能看清他的内心世界，看清他真实的思想面貌。过去，我们通过看《爱眉小札》更多地了解了徐志摩；通过看《两地书》，看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温暖柔软的心扉；通过巴金的《家书》，我们看到了一种神圣、奇异的爱情和一种透明的人格。 

强有力地吸引着萧珊的是巴金文学作品的魅力和他高尚的人品、高贵的灵魂。他们1936年一结识，萧珊便把巴金常常说的那句话“要做一个战士”付诸了实践，他们一起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去，像一对朋友一样，一同向死神争夺工作的机会和时间。敌机的咆哮压不住这个纯洁女孩银铃般的快乐的笑声，战争乌云遮不住她明媚的笑颜，她常常给她的李先生带来写作的灵感。她又是在“身经百炸”的环境中，帮助巴金坚持出版抗日的书刊和新老作家优秀作品的最勇敢最忠实的助手。八年抗战，颠沛流离，生死相随，取代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他们把青春和爱情融入了对祖国的伟大的爱情中。直到抗战胜利的曙光升起时，他们才发出一个旅行结婚的简单启事，在“花溪小憩”度过只有三天的蜜月，然后便各自一方，巴金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

新中国建立后，巴金为国事奔忙，多少年过着短相聚长别离的日子，把无穷无尽的挂念和等待留给萧珊。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浩劫中，他们一起“身经百斗”，一起生活在由一根头发悬挂着的达摩克里斯剑下，最终萧珊被迫害致死，留在巴金身边至今，常常和他低声亲密交谈的是萧珊的骨灰盒。这真是骨化形销、坚贞不渝的爱情。巴金老人说，“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泪，将来我们的骨灰要掺合在一起。”屹立于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之上的巴金的崇高形象旁边有个光辉的影子，那就是为他献出一切的萧珊。

脱稿后，我和幼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将书稿寄给李济生先生和李小林、李小棠同志，也寄给了热情帮助过我们的徐开垒先生和资深记者祁鸣同志。非常幸运的是李老和徐老一致认为，在众多的巴金传记中，我们“能跳出他人的框框，别出一格，以《巴金与萧珊》命名，树新思路，大有可为”，“给读者耳目一新不说，且可以从另个侧面来反映巴金的一生，不落一般化”。他们还一如既往地细读了书稿，逐一指出了其中舛误之处。我们衷心感谢两位老师对后学的扶植、帮助和爱护，并向巴老亲属致以衷心的谢意。

在当今出版事业也面临许多困难，纯文学作品出书难的情况下，四川文艺出版社热情支持此稿得以付梓，我们衷心感谢罗韵希社长和编辑同志在巴老百年诞辰将临的紧迫情况下为出此书辛勤操作。

谨以这本小书献给巴老百年华诞，和已逝的文学翻译家萧珊老师!

刘恩义

2003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