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陈汝惠先生生前所写的部分作品，结集出版，不仅是对他的纪念，也是对过去时代的纪念，对上海历史的纪念。陈汝惠小说在今天重新出版不仅仅是怀旧；怀旧的目的是为了记得，记得过去，记得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从镜子里能见到真实的生活，也看到自己的真正的面貌。历史是教训，生活是方向。今天的人们在前人的教训下走自己的人生道 路。

1940年代的上海文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战争的爆发，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孤岛”时代的后期(1940～1941年)；二、沦陷时期(1942～1945年)；三、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这三个不同时期互相衔接，彼此影响，组成20世纪中最具战斗力、丰富多彩的文学年代。

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因英、法租界当局宣布中立，成为爱国进步人士汇聚的中心，救亡运动蓬勃展开。抗战烽火向内地蔓延后，因各种原因留在“孤岛”的文化工作者，继续焕发热和光，他们虽四面受敌，仍不断发出抗日救国的呼声，编辑文学期刊和撰写文学作品，描写在“孤岛”的爱国青年的痛苦和彷徨，同时受到从前线传来战士们英勇事迹的感召以及对大 后方抗战圣地的向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不复存在，上海全部沦陷，爱国的文艺工作者，目睹同胞们在敌寇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屈辱生活，他们为了维护正义，抵制日伪宣传，冒着生命危险，发表作品，有的借历史题材宣扬抵御外侮的爱国精神；也有用故事新编和民间传说重编的形式讽刺当时现实，也有反映在强暴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生活；更多的是以哀婉悱恻的爱情故事描绘了因战争造成生离死别的反侵略内容；也有以上海风情为背景编造风花雪月的传奇故事，使沦陷区的上海人民，在苦难中获得慰藉和鼓励，既表达了遭受压迫的同胞的心声，也使沦陷区人民对未来怀有希望和信心。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欢腾，上海文学界出现一片从未有过的新的气象，留在上海的作家为了迎接胜利，写出在沦陷时期不能发表的揭露日军罪恶以及地下工作者与敌斗争的作品。从内地来的老作家们也发表了我军在战场上英勇与日军作战和内地人民战时苦难生活的小说。与此同时，所有作家有一个共同愿望：胜利后的中国应该和平、团结和进步，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独裁、专制，破坏和平，压制进步力量，使国家重又陷入战乱的政治压力，表示极大愤慨，于是纷纷起来，以各种文 学形式予以抨击和反抗。上海的作家队伍空前壮大，文学作品 前所未有地充实而有力量，形成上海文学的黄金时代。

在这阵容强大的作家群中，有一位曾亲身参加抗敌工作，在作品中宣扬爱国主义的陈汝惠先生，他从“孤岛”时期起就开始写作，在沦陷时期默默耕耘，直到抗战胜利，连续发表和出版在沦陷区无法发表的以描写中国爱国男女青年在抗战时期的苦难经历和英勇奋斗的小说；尤其难得的是，他真实地记录抗战时期的上海大学生满怀赤诚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及 其汉奸的强烈仇恨，参加抗日组织，展开对敌人白刃相见和冒险的地下活动，有的被捕牺牲，有的上战场战斗，以青春和生命换取抗战的胜利。他的全部作品，概括了上海从“孤岛”到沦陷的历史，也正面描写了爱国青年的悲壮人生，在抗战文学史上应有一定地位，也具有这特定时期真实的史料价值。

陈汝惠最早发表于《小说月报》(1941年)的中篇小说《女 难》，是一篇写中学教师林田身在“孤岛”，心向内地，却受到难以抵挡的浪漫爱情的纠缠，又因有负正义的感召而深感内疚 和无奈，最后终于跳出爱情漩涡，摆脱脆弱的心灵动荡，离开 “孤岛”的故事。这篇小说并没有曲折的故事，也少有动人的情节，仅是男女主人公日常交往和感情的播弄，然细腻的心理描写，复杂而深刻的思想交流，以及人物的感情起伏，尤其是富有哲理的对话和作者叙述，是当时文学作品中极为少见的、别具特色和风格的爱情小说。在《小说月报》上连续3期发表，受 到“孤岛”青年的喜爱。

1941年，“孤岛”沦陷，上海文坛环境恶劣，文化人受到日伪势力的压力，在死亡线上挣扎。然而，爱国的作家们仍努力写作，抒泄对敌人的仇恨和爱国的激情，可是又不能正面描写，只能借古喻今或以隐晦的手法表达生活的苦闷和冀求。陈 汝惠在1942年先后发表短篇小说《捕珠手》和《斗牛士》。前者写阿剌伯人米太的父亲捕珠为生，后因雇主所逼，冒险人海，最后被鲨鱼伤害而死；米太长大后，孤苦伶仃，也为了生活所迫，不得不为雇主卖命，最后也被鲨鱼残害而死。后者是写西班牙斗牛士雷马特，为了求生和谋取家庭幸福，尽管他有无比的力量和高超的斗牛技术，最后还是丧命于疯狂凶猛的蛮牛牛角下。在这两篇异国背景的小说里，作者将鲨鱼、雇主、凶牛、赌主比喻为日伪势力，将捕珠手和斗牛士比为沦陷区的中国同胞，听凭剥夺和残杀。读者能在动人的情节和人物的悲惨命运中体会到作者蕴藏在内心的仇恨和救国的激情。

“孤岛”沦陷，上海文坛在沉重压力下，很多作者停止写作，更无法发表正面抗日的作品。有的作品揭露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和受暴力压迫的小说，不但文章受到删改，禁止发表，甚至遭到传讯，以至被捕惨遭酷刑、杀害。陈汝惠先生当时除了直接参与爱国抗日活动外，还不断地撰写小说，正面记述和描写爱国青年在沦陷区英勇奋斗的抗敌活动，反映大后方同胞受到日机轰炸等，造成无数爱情和家庭不幸的悲剧。他从1941年到1944年，共写了5篇小说，合计lO万字左右。写于1941 年空军节的《死的胜利》，记述一批热血青年参加中国空军打 击日寇的英勇事迹。凌云和高平两位飞行员，奉命从K城出 发，任务是护卫一个轰炸机队去完成使命。在一场恶战中，取 得胜利。归航后，另一位信教的佐治却认为战争的残酷有违天 主传道的爱；然后他也认识到：“我们去杀人是要叫此后没有 人再会被杀，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运命里光耀着。”他又接 到爱侣来信鼓励，终于在一次空战中牺牲。创作于1942年的 《小雨》，是写重庆遭到日机轰炸，玉华为了不让儿子小雨受 害，经过艰苦的历程，来到上海。她丈夫被日伪特务逮捕，她为 了救丈夫出险，为了给儿子小雨治病，毅然担当一切，四处奔 走。最后，既未见丈夫归来，儿子又在病痛中离去，悲痛压倒一 切。这篇小说的主角玉华真有其人。玉华本人读后，在小说后 写了一段附言，令人痛心。第三篇《共死生之》，写于1944年4 月，写一对上海男女青年在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战争中 相识相恋，又在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战争发生时一 起从军。这是一个发生在士敏和蔚英、小薇之间的爱情故事， 情节并不曲折，但人物的感情深厚，三人之间的关系，随着战 争的爆发和进展，随着抗日活动的深入，有合有分，有近有离， 不断变化；但是爱国之心始终如一，爱恋之情也始终不变。这 是一首可歌可泣的恋歌，唱出了祖国儿女爱国、爱人类的高尚 情操。4个月之后，陈汝惠又写了一部近4万字的中篇小说《三 人行》。这更是一篇令读者读后既激动又心情低勖的爱情故 事。其内容是写一对上海男女知识青年扶风和乃倔在“八‘一 三”事变后，奔赴大后方投军抗敌，途中遇日军飞机空袭，女青 年乃倔因抢救伤员被炸牺牲。她临终时勉励扶风继续英勇杀 敌。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充分展示了中华青年为了祖国命运，不 惜牺牲一切：自己的青春、家庭、爱情，甚至生命。小说中人物， 在激烈的冲突中展现出对人生的理解、懂得生活的真谛和激 扬人类的真情以及家庭情侣的亲情。这是一首爱与恨、公与 私、生与死的交响曲，在任何时代都能撼动人心。最后一篇是 《沉船》，也是写两位青年男女好友，同船离沪往大后方，客轮 途中被日本军舰撞沉，两人双双落水。在生死最后关头，男青 年舍生援救女青年，自我牺牲，成全对方去内地与她情人相 聚。这是一个短篇，文章虽短，情节动人，感人肺腑。

这5篇小说，有的发表，有的因正面写抗战，不能在沦陷区 露面，直到抗战结束，作者才发表在小说集《三人行》中，受到 读者注意和称赞。这才知道陈汝惠先生在上海沦陷时期虽未 见有多少作品发表，但他默默地写下了近10万字，歌颂祖国儿 女英勇抗日的壮烈事迹。

继《三人行》出版之后，陈汝惠先生又在《茶话》月刊上连 续发表长篇小说《风尘》。这不再是虽有事实依据然有艺术虚 构的小说，而是一群上海青年有组织、有纪律、有血有肉的抗 日爱国活动的真实记录。《风尘》是写一位中学教师天池，与上 海几个大学的一批青年学生，开展地下抗日活动，负责宣传联 络工作。他离开家庭和母亲、妻儿，躲在一幢洋人居住的公寓 里，独自一人编写和油印一份秘密刊物，在组织内部起到很大 鼓舞和指导作用。他见到了组织的领导和不少同伴，不料受到 敌伪注意，不得不撤退，暂时去内地。他在游击区见闻不少，遇 到过去曾在一起战斗的老友，已成了游击队长，向他讲述很多 英勇战斗的故事，以及重庆被日军轰炸情景。他回沪后，又知 道曾一起战斗过的同伴，有的被捕，有的被杀，有的家破人亡， 有的光荣牺牲，一个个爱国青年，一段段震撼人心的血泪故 事，使他更勇敢地投入战斗。有人告诉他，他已被列入日本宪 兵队的黑名单，他毫不畏怯，面对风险，负责安排胜利时的各 项抗敌任务。而日本投降，胜利迅即来临，他和他的同伴们在 国际饭店升起了国旗，电台里广播出自由的呼声。小说的结 尾，作者写下一段话：“历史是客观而必然的，它怎样记载着他 们的过去，也将怎样公正地评论他们的将来。”

《风尘》也是正面而真实地撰写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 期上海爱国青年与敌伪斗争的一部记实小说，具有一定历史 价值。这部作品也是陈汝惠先生本人的感情生活和战斗经历。 小说中的主角天池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其他人物也真有其人。 陈汝惠在抗战时期出于爱国热情和抗日的决心，曾加入过上 海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一个分支组织负责人，策划领导地下 抗日爱国工作。然而，在抗战胜利后，“三青团”成了国民党反 动政府的帮凶，“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失去了青年失去了真 理”。于是，真正爱国、曾热血抗日的青年们觉悟了，纷纷退出 “三青团”，陈汝惠先生也就毅然与“三青团”断绝一切关系。他 还为《风尘》写了一篇《后记》。这是一篇重要的公开声明，足见 陈汝惠先生既满怀爱国热诚，投身抗日怒潮，又在时代潮流中 有胆有识，奋勇前进。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上海青年的爱国 抗敌的壮举，在《后记》中又严正地唾弃国民党政权，而且公开 预言：“……这个政府，这个被人诅咒着代表少数家族豪门的 特权的政府，在政治的基本斗争——人心之争取上，又失败 了，其惨败如同惨胜。”这是一篇激昂慷慨的檄文，预告国民党 政府必然崩溃。

陈汝惠先生的小说在文学上也有其非同一般的特色和风 格。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上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他们 在“孤岛”上彷徨、挣扎、苦闷，而战火的洗礼又推动他们向残 暴的敌人战斗，他们有各自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也都有一段 回肠荡气的爱情，而他们的爱情又和生死搏斗的战斗时代不 可分隔，于是谱写出一曲曲悲欢离合、可歌可泣的恋歌，令人 感动，令人难忘。陈汝惠的小说在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人物 处境的描绘上更见功力，他写两次淞沪战争，写“孤岛”的社会 生活，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后戒严、防空等恐 怖景象，以及人们经过封锁线，和内地被轰炸等等，都是绘声 绘色，真实而具体，使曾经经历过的老人勾起难忘的记忆，使 年青一代看到当时真实的社会和历史。

陈汝惠先生的《风尘》和其他中短篇小说《女难》、《共死生 之》、《三人行》等，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中国热血青年投身抗日 救国事业的事迹，赞扬了中国青年爱国主义精神和他们视死 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同时，又保存上海一部分地下工作者抗日 活动的重要资料。

陈汝惠小说在今天重新出版不仅仅是怀旧；怀旧的目的 是为了记得，记得过去，记得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从镜 子里能见到真实的生活，也看到自己的真正的面貌。历史是教 训，生活是方向。今天的人们在前人的教训下走自己的人生道 路。

50年前，陈汝惠先生和我曾在同一本刊物《小说月报》上 发表小说。他那文笔优美、富有哲理的作品令我钦佩。我们在 胡山源先生的介绍下成为文字之交。我知道他参加地下活动， 我自己曾经到过游击区，也曾被关进日本宪兵队。我知道并认 识沦陷后的上海有一批爱国青年，不顾风险投身救亡运动。陈 汝惠作品写的人物，我也有相熟或相知的。他小说中各个历史 事件，我也都经历过，他小说中描写的各种场景，我几乎都有 过同样的身受，其情其境，历历在目。我在陈汝惠的小说中看 到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不相识的朋友们，我读他的小说，就 像读上海沦陷时期的历史，看到当时的社会，也知道更多爱国 青年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当我读到陈汝惠先生发表在《风 尘》的最后一段的声明时，我更敬佩他的胆识和明智。我在主 编《幸福》时，请他写稿，他将过去未发表的《三人行》压缩为短 篇，改名《黑纱》发表，也在我主编的《春秋》上发表《沉船》。他 创办《启示》，曾因发行事与我商议。他主办江湾中学，我曾介 绍学生去就读。我知道他主编《正言报》，因反对当局而受到迫 害。上海解放，我从香港回来，陈汝惠先生已去福建厦门大学 教书，讲授儿童文学，还特地约我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写儿童 读物。此后，因历次政治运动，双方音讯断绝，直至“文化大革 命”结束，他长期患病而逝世。我和他数十年友谊，又有共同遭 遇，不禁痛心和悲伤。我负责编纂《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 列短篇集中将陈汝惠先生的《沉船》(发表时署名罗荃)列入， 不是为了私情友谊，而是他的作品在50年后仍有文学价值。如 今，我们将陈汝惠先生生前所写的部分作品，结集出版，不仅 是对他的纪念，也是对过去时代的纪念，对上海历史的纪念。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