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巴金一再被误读?为什么巴金会强烈地感觉到别人并不理解他?这种误解是不是恰恰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巴金的独特之处?本书作者靠近巴金丰富的内心，与他做了一次精神对话，从巴金1952年朝鲜的梦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巴金的作品，巴金的经历和巴金的思想世界，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个巴金。

最近，对巴金误读的声音越来越大，贬之者称其为“文化恐龙”，褒之者连巴金的一个咳嗽都认为是“举世无双”，作者不愿意把巴金当作神像供奉在天上，试图靠近巴金丰富的内心，试图与他做一次精神对话，这些构成了本书之所以称做《另一个巴金》的缘由。

朝鲜的梦

——巴金在1952

一、我真的不愿意离开“家”

二、把应该去的去掉

三、我得咬紧牙齿

四、阿里朗，阿里朗

五、责无旁贷地歌功颁德

六、“废品”《三同志》

七、宁要“正确”，不要“真实”

八、脱胎换骨了吗？

热情的赞歌与沉痛的悲歌

——巴金在1958

一、一天，二十年的速度

二、文艺也有试验田

三、与“旧我”告别

四、思想不断地在变化

五、“创作自由”不是天赐

六、没有写出一篇满意的作品

七、只求平安无事

八、“拔白旗”

九、“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

十、哪有时间从事写作

前夜

——巴金在1977、1978

一、《一封信》结束了沉默

二、不知从何处写起

三、恢复了11年前的忙乱生活

四、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五、生命的开花

六、不能忘却的记忆

《随想录》的另一个文本

——关于《〈随想录〉手稿本》

读《灭亡》札记

读巴金日记札记

读巴金书信札记

解读巴金思想世界的另一个视角

——从巴金的译文看他的思想发展

后记

八、脱胎换骨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巴金说两次入朝对他的后半生影响很大，那么我们要问：两次入朝到底给巴金带来了什么？我认为这是他后半生第一个转折点。新的政权建立后，不论他态度怎样，他是很谨慎地、被动地接受了新政权加在他身上的一切，可是入朝却标志着他主动要放弃过去，以一个新的姿态来面对新政权的开始。新政权从此对他的态度也有了巨大变化，他被选为了作协的副主席，外事活动骤增，一时间成了忙于迎来送往的红人，周扬在一次会上，拿他与路翎对比，大加赞扬他。巴金由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逐渐走进了权力体系的核心，从此以后，他不再沉默。特别是相对于1950年、1951年两年，他的表态的文章越来越多了，尽管在内心，他也着急，也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好文章，可还得乐此不疲写个不休。终于有一天，当铜头皮带砸向了巴金时，巴金还不解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我想起了鲁迅那著名的人肉宴席的比喻，巴金们是宴席的受害者，也是这宴席的布置者。或许到了晚年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不断地拷问自己的灵魂的时候，自觉地承担了一份历史的责任。许多人以为这是在替别人赎罪和受难，我突然觉得，不是，认真的老人是在承担自己那一份历史责任。

这不，他开始讨伐起路翎了，1955年5月底，当所谓的“胡风反党集团”遭到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时候，巴金也不忘“紧跟”，写下了万余言的《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其实在刚入朝的时候，他就注意到对路翎的批判了，在1952年4月1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在山下休息，看到三月二十五日《文艺报》。有批评路翎的文章。”两次入朝的经历成了他“脱胎换骨”教育别人、打击别人的资本，出现在文章中的尽是“在真实的朝鲜战场生活里”如何如何，用纪律等来取代人性和人情。写了一辈子作品的大作家居然完全漠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界限，用一些政治教条来证明路翎笔下哪些东西是虚假的，好像只有自己笔下的朝鲜生活才是正宗、真实的生活。现在巴金终于有了“革命的本钱”了，他可以挥舞大棒了，在这篇烦琐、冗长却只有一个简单思想的文章的最后，巴金写道：“小说的作者敌视和痛恨那些真实的东西。因此他就按照自己的思想立场来‘改造’现实生活里的人们，把作者自己的思想装在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身上，让那些人说作者心里的话，遵照作者的指示而行动。”以现代小说创作观来评价，这可能较为拙劣，然而反过来就对了吗？难道作品中完全取消了作者、取消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而来表达别人的意志就对了吗？让作者退位，占据头脑的就只有别人为他“安排”的思想了。

反右以后，巴金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了，1963年、1964年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他又到了越南，照样写了一大堆文章，不幸的是这回迎接他的却是梦魔一样的“文革”的到来，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群情激昂的声讨，巴金可能在困惑，这是为什么？

P43-44

大象漫步于原野，有一种含义丰富的姿态：稳重而步履踏实，从容而神态悠闲。以“大象漫步”为这套书系命名，一方面与积极支持该套丛书出版的大象出版社名称吻合，另一方面更想努力体现出该书系在选择作者、涉猎题材诸方面的特色。各位作者，或极目天下，或细观内心；不同领域，不同文风，但体现出的历史眼光、人生态度和现实精神大致相同。

“大象漫步”书系每辑册数不等，所收作品每册主题将相N-集中，每册字数在八万字左右。内容、体裁、风格相对自由，追求多样化，可包括随笔、书话、书信、自传、回忆录、译文等，根据作者的不同特点和每部作品的专题而定。

在陆续推出老文人新作的同时，本书系将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青年作者的力作。新的作者，新的面目，以他们敏锐的思想和触角，以他们不同于前辈人的知识结构，常常会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新世纪的第一天，与人们谈论巴金，真有隔世之感。其实从沈从文、曹禺、萧乾、冰心、柯灵、卞之琳，乃至吴朗西、卫惠林、吴克刚等巴金同时代人的一个个远去，巴金这一辈人已经开始渐渐退出人们关注的视野。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可以隐退到历史的屏风之后，享受难得的平静时光了，恰恰相反，哪怕是躺在病床上，巴金的名字仍然频繁出现在新闻稿中，出现在网上论坛中，出现在一些仿佛担负着民族大义的仁人志士们的声讨言辞中。他被当做“文化恐龙”，甚至差点荣膺了他的前辈鲁迅先生“封建余孽”的光荣称号。对于这种所谓一针见血的痛快，我的这些文字太平和、太浅拙，自然是不配与它们为伍的，我也无法做到从母亲的身上吸干了乳汁，就一把推开她无情无义地说她“一文不值”。尽管这个时代崇尚这种独立、反叛，但我想既然我们仍然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思考和写作，我们事实上就无法剥离出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人带给我们的影响，客观的存在虽然不如激愤的言词那么咋咋唬唬招人耳目，但它却真实得让我们哑口无言，因此，我宁愿让时代的脚步落下，而甘当“另一个”。当然，我也不愿意将巴金当做神像供奉在天上，把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当做一个干瘪的空壳，这种做法未免有些愚蠢。因此，对于那些连巴金的一个咳嗽都认为是举世无双的人来说，我也同样是“另一个”。与此同时，我对公众领域所塑造的巴金形象产生了怀疑，我从他的手稿本、译文、书信、日记这些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的另一个文本中寻找并看到了巴金的另外一面。在这个过程中，我试图靠近巴金丰富的内心，试图与他做一次精神对话。所有这些构成了这本书之所以称做《另一个巴金》的缘由。

在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剖”，喜欢通过各种方式与读者交流的一个作家。巴金的自剖与鲁迅那种理性的自审并不一样，巴金更多的是心迹表白，情感宣泄。他不是封闭式的写作，他的写作是一种双向交流。其实，我觉得巴金的自剖是一种反弹，是对于来自对他的各种误解的辩白和答复，他不断地自剖，恰恰是从现实世界中获得了这种被误读的刺激，而在文字的世界中面对他所虚拟的读者所进行的表白。

由此，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巴金一再被误读?为什么巴金会强烈地感觉到别人并不理解他?这种误解是不是恰恰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巴金的独特之处?据此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与20世纪的隔膜越来越大的时候，在当下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网络、WT0和追逐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候，真正地理解巴金究竟有没有可能?尤为值得警惕的是，有人对巴金提倡的“讲真话”的质疑和不屑是以把它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为前提的，有的人甚至因为巴金没有拍案而起就某事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就断定他缺乏道德勇气。其实，巴金的许多岁月是和我们一起走过的，在这些岁月中，我们又做了什么，我们又是否挺身而出了?对此，巴金感到羞愧，我们就可以大言不惭?这令我想起了前不久看到的一段米兰·昆德拉的话，他说：“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但是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道路上任何雾。他的现在，曾是那些人的未来，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完全明朗，它的全部范围清晰可见。朝后看，人看见道路，看见人们向前行走，看见他们的错误，但是雾已不在那里。”“看不见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雾，就是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被背叛的遗嘱》第222页)我们没有权利因为今天烟消雾散就去嘲笑昨天还在烟雾中跋涉的人们。评判一个历史人物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说这些并非是推卸历史责任，而只是强调对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环境的了解和认识的必要，对巴金也同样，我们不需要造神，但更不应随便将我们精神和思想文化上应有的积累一笔勾销。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最初接触巴金的作品是在15年前，当时我刚刚上初中，与不少人不同的是我首先读到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随想录》。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天中午放学我急匆匆地跑回家，吃完饭读上一段《随想录》的情景。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少年，《随想录》所表达的历史内容和它的思想内涵未免有些陌生，但是巴金的人格勇气、理想精神，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也是他这部作品给了我打开他作品宝库的钥匙，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部部读完了他所有的作品。对于巴金作品的热爱充满着温暖的记忆，特别是离家读高中时，在恶劣的食宿条件，强大的学习压力和孤独的生活中，巴金的精神理想也融入到我的血液中，化做了一个少年成长的底色。

更为有幸的是由于对巴金的热爱，让我结识李辉和陈思和两位老师，从而使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十年来，我们不断通信，他们不断地给我寄来他们写的、编的书，所有这些都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文传统。在我学习和成长的90年代，是一个十分浮躁和喧嚣的时代，是他们的言和行在不断启示着我应当追求什么和远离什么，应当坚定地坚持什么，为此，我要郑重地感谢他们。借此机会，我也要感谢我的亲人们，他们可能永远弄不懂我到底在做什么，但他们却总以宽厚和仁爱给我最大的支持，让我能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获得更大的欢乐。

周立民

2001年1月1日中午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