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这个词蕴含很多的意义和价值观念，品德性情、持家技能、审美趣味是其三大核心意义。本书尝试以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来构架女红文化理论的叙述方式，借助大量真实而生动的女红图片与田野影像资料直观地呈现和强化这一理论表述。

中国女红对于构筑整个中国文化的性格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本书对女红的文化功能、人文意蕴、文化类型、艺术特性等基本问题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功能论指出女红的功能特点是“一品多能”；文化论指出了女红的符号特性并提出“女红文化丛”的概念；类型论提出了“趣味文化圈”的概念；艺术论则分析了“朴素的善”与“悦目的美”是女红作为一种艺术的精神创造动机，指出女红艺术就是“诗化的图像”，论述了女红优雅、含蓄、婉约的女性气质之特征。

本书尝试以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来构架女红文化理论的叙述方式，借助大量真实而生动的女红图片与田野影像资料直观地呈现和强化这一理论表述。

绪论

第一章 女红的功能

一、家庭：女红文化功能实现的第一场域

二、男耕女织的社会生活图景

三、妇仪妇德的载体

第二章 女红的人文意蕴

一、诗文中的女红

二、信仰中的女红

三、风俗中的女红

第三章 女红的类型

一、女红的文化类型

二、女红的形态

第四章 女红的艺术

一、女红何以成为艺术

二、女红作为女性生活的艺术化表达

三、女红的艺术语言特征

四、女性气质与艺术语言

结论:遮蔽的美丽

附录:田野手记

寻访浏阳夏布

苏州光福的绣女

乡村的影像：山东鄄城女红调查 

顺德自梳女的口述

参考文献

后记

女红，可以说是一部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充满魅力的书本。要打开它、读懂它就得先找到一种导读工具和阅读方法。否则，漫无边际、无所归依，遑论读懂它的奥秘。本书对女红文化的论述大致沿着以下层面进行。

文化的层面是本书论述的基本层次。

1.女红作为从中国农耕文明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和样式，经过几千年的延续、衍化，已逐步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和风貌。她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讨论这种上升为文化形态的女红是本文立论的背景层次。

2.女红与传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男耕女织”是我们描述传统民间社会生活图景的概括和缩写。但是，这一概括又为上层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所认同并加以强化。上层文化中强势的主流的精致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如伦理道德、礼乐制度、社会风尚等，都自上而下地制约、影响、塑造着女红的形态和特征。

3.从宫廷到民间，对女红的推崇自有其不同的侧重点。以宫廷而言，历代皇帝重农桑劝耕织是从立国治民的角度来考虑女红的地位与作用；而民间则把女红定位于最直接的生存之需和持家之本的手段。可能这是女红最本质、最基本的功能。下层的民间的观念与上层的意识形态互相交织、互为依存，共同形成中华文化整体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

4.如果狭义的“女红”只是缝补织绣等“针线活”的话，那么，它在“垂衣裳而治天下”的时代就远远超出其基本的物质功能，而具有了一种更为宏阔的精神功能了。所以说，广义的“女红”不仅在形式、品类上延伸丰富起来，在内涵上也延伸为层次丰富的文化意趣和观念形态。

5.正如其他的文化创造一样，女红的创造也被上层主流文化固着于神话的框架之内。神话作为一种兼具文本性和口承性特征的文化形式，成为沟通下层民众文化与上层贵族文化之间的最有效形式。再神奇、美丽、精致的神话文本也无法脱离它的根基，即民间那些广为流传、形态各异、传唱千古的故事和民谚。中国女红从其最粗朴的形式一直上升到最精致的形式而成就了中华文化那丰厚瑰丽的风貌，她最原始的生命力还是来自于民间妇女那些源源不断的创造，来自于她们对生命的渴求和礼赞。

艺术的层面是本书论述的特别层面。

1.女红艺术是其上升为文化形态的原点(起点)。她的价值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以及伦理的、教育的等一般性社会文化之中，更表现在审美的、艺术的精神文化之中。

2.要讨论女红在艺术上的价值和特征，就不能不从其最基础、最简洁的形态——民间女红人手。因为不论是女红的基本艺术语言、手法，还是其种类、技法及其演化的规律，都可以通过民间女红这一最原始、最明了的模型反映并凸显出来。如果说民间艺术是一个生命机体的话，那么通过对民间女红这一重要部位的剖析就能从整体上有效地把握民间艺术乃至传统艺术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但是这一角度的前提是对女红文化类型的言说，即社会阶层只是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元素，统摄这个结构系统之内各种观念和价值的即是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这个具有统摄意义的价值观有两个特点：一是超阶层性；一是恒量性。它的变化十分缓慢，而阶层的主体是变量。

P9-10

在人类几乎所有的文明中，纺纱织布都是应有之物。然而，可能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凝结为一个特殊的词语——女红。这个词语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蕴含着太多的意义和价值观念。简而述之，品德性情、持家技能、审美趣味是其三大核心意义。清代丁佩曾在《绣谱》中说：“工居四德之末，而绣又特女工之一技耳。古人未有谱之者，以其无重轻也。然而闺阃之间藉以陶淑性情者，莫善于此。以其能使好动者静，好言者默，因之戒慵惰息纷纭。一志凝神，潜心玩理。固不特大而施之庙堂，小而饰之肇YUE蜕，莫不瞻黼黻之光，得动植之趣也。至于师造化以赋形，究万物之情态，则大与才人笔墨名手丹青同臻其妙。”丁佩对女红的解读，微妙至理，工(女红)为妇德之末，无足轻重，却能陶淑性情，妙埒丹青。这就是中国女红文化的特质所在。心仪之美，在传统社会来自于内在情感需求和外在评价标准的互动机制和张力。女性在家庭中及维系家庭的种种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即以其特有的心仪之美来完成。这就是传统社会所谓的“妇仪”。婉约、细腻、手巧、节俭被视作女性所有美德、仪容、人格等评价准则的具体描述。女红恰恰就定位于这种心仪之美当中。

然而，女红这种自《诗经》、《女诫》以来便确立的儒家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在今天网络、电视、动漫、时装、星座、超女等城市文化氛围的熏染之下又留存着多少呢?生肖手链、十字花绣品、中国结、编织头饰等“现代女红”的流行，似乎重现了“女红”的光彩；现代乡村商品经济飞速发展之下的织布及刺绣等“女红”劳作景象仿佛再现了纤纤素手、机杼声声的古代画卷。不过，这些似曾相识的女红形式却与传统女红所蕴含的意义和语境逻辑相差甚远。尽管一些偏远的乡村还遗留着些许传统女红的形态和痕迹，但是在城市文化中则萎缩为一种“形式”而已。作为“文化物种”的女红，已经不再能完整地存活于现代社会及文化情境的土壤之中了。即便在“狼吞虎咽”式的文化消费中出现了所谓“细嚼慢咽”的反弹，也不过是休止符式的片刻小憩。女红，成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过去时”。即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家政教育、艺术教育、国民教育、乡土教育以及社区“女红坊”等活动中，女红也只是在特定社群起着特殊功能的象征物了。传统社会那种跨阶层跨文化的普遍法则于女红已不再复见。

本书并不想去争辩女红在现代的价值，而是从眼前这些最浅层的表象出发，从学理上去追寻传统女红深层内涵的解读和言说。但是真正做起来又谈何容易?文本的遮蔽、图像的解释、田野的佐证、历史与现实，假设与叙述，无一不存在着道道关卡和玄机。叶舒宪在一篇书评中指出，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叫“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认为，文化研究不是寻求规律的经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阐释科学，因为文化是人类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从文化文本解读出的“意义”不是千篇一律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在特定区域的人们编织并定义的“知识”构成了自成一体的语境，在此语境中的知识体系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适用性。这就是吉尔兹所定义的“地方性知识”。

中国女红的文本解读是否也具有这种“地方性知识”的特性?事实上，关于女红的知识已不仅仅囿于“地方性”的范围，而是上升到意识、观念和制度的层面。本书最早确实是想由民间小传统社会的女红着手，但是很快发现，以中国地域之广、历史之久的特点，关于女红的“地方性知识”并不是孤立和封闭的体系，而是与更为精致的，大传统社会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互相依存、互为转换。从民众的乡野文化，到宫廷的庙堂文化，到文人的书斋文化一直到古典中国的审美文化，女红可谓是多层面多维度的符号集合体。我用一个蚕丝绕结而成的“文化之茧”来形容女红。我不知道是否找到了解开女红“意义之网”的头绪，但这正是本书的根本任务和落脚点。

从已有的涉及女红的著述看，主要有以下几类：1．妇女史和妇女生活史类——《中国妇女生活史》、《历代妇女著作考》、《缀珍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内闱》、《闺塾师》；2．女学类——《烈女传》、《女诫》、《女论语》、《女孝经》、《兰闺宝录》；3．实用女学类——《坤德宝鉴》(18世纪出版的妇女手册。有贞妇故事、家务生活和做鞋帽的方法，并附大量刺绣图案)、《绣谱》；4．图像类——女红作品、描绘女红制作及使用的视觉图像。如《授衣广训》、《便民图纂》等。另外在文人笔记、地方志、风俗志、类书等文献中也有关于女红的记述。我想说这些成果对本书确立写作角度和言说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也激发了我在田野工作中对这些历史文本加以验证的兴趣和热情。

我不能认同那种“就艺术论艺术”地审视女红的狭隘视野。但是要以自身浅薄的文化人类学知识来更为系统地处理如此宏富的女红素材又显得力不从心。对于多处浅尝辄止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寄希望于将来精力更为充沛的学者们继续研讨。

               胡平 乙酉年秋识于金陵进香河

中国人凡事讲究一个圆满，书印出来如果没有一篇后记似乎不能算是圆满。在我看来，无论何事，因缘是最重要的。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补充、修改完成。从确定选题、收集资料、田野调查直到撰写和出版，历时五年有余。在此期间，得到我的师友以及家人的帮助和鼓励。没有这份理解和宽容，恐难坚持下去也未必结出这颗果实。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张道一先生对本书的选题及田野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悉心指导。感谢南京博物院梁白泉先生、南京艺术学院奚传绩先生对本书的论旨和文献运用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尤其是梁先生在审阅初稿后就许多问题专函赐告，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令我大为感动!在此我还要感谢所有阅读全书并慷慨赐教的东南大学陶思炎教授，苏州大学诸葛恺教授、张朋川教授，南京博物院谷建祥教授，清华大学杭间教授、李砚祖教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潘鲁生教授等。特别是在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中得到了我的朋友南京艺术学院李立新先生、苏州工艺美院洪锡徐先生、浙江丝绸博物馆赵丰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孙建君先生以及湖南浏阳、苏州、山东鄄城、广东顺德等地许多部门和朋友的热情帮助。在此我无法一一列举，对这些朋友唯有发自内心的感谢!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审阅全书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责任编辑陆蕊含女士为本书的文稿编辑付出了很多心血。本书的顺利出版与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胡平 2005年秋于南京进香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