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需要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增加农村信贷供给，已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者们的共识。本书从“三农”视角出发，对中国农村金融体制及农村金融供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立论正确，观点鲜明，科学性、逻辑性、系统性、可读性较强，全书的内容和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使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踏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轨道。但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已经实现了世界公认的成功之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却没有突破性进展，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农民、农村，也一直成为近年来理论研究和政府决策绕不开的难题，也难倒了不少英雄豪杰。“三农”问题进而也成为近年来的理论热点。

要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需要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增加农村信贷供给，似乎已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者们的共识。进而把“三农”问题归因于农村金融供给不足，认为是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扼住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咽喉”。“三农”问题似乎已经演进成为“四农”(农业、农民、农村、农贷)问题。那么，“三农”问题的症结到底何在?怎样配置农村金融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进行深入探讨。周霆和邓焕民撰写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基于“三农”视角的分析》一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深入思考的典型论著。

在该书中，作者从“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出发，在总结和分析了“三农”理论的发展观及其局限后旗帜鲜明地指出，“三农”根本就不是问题，不过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表象，是制度抑制的结果。并认为“三农”是中国经济的巨型引擎，发动这只引擎的办法，不在于人为地引导产业化、非农化、城镇化等等，也不在于是否具有奢华的社会保障，而是在于制度供给的优化。主张用市场化取向的制度供给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并且在通过对农村金融市场供求的实证研究之后，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农村金融的主要问题是市场低效问题，农村金融市场低效的原因也在于制度抑制，是制度抑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农村金融体制不能在现有制度供给条件下实行以引导竞争为目标的改革，只能实行以制度变迁为导向的改革。作者尖锐地指出制度抑制的瓶颈在于土地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都必须依赖于土地制度变迁。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后果是制度供给的不足。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制度供给不足的负效应的存在。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必须考虑中国千千万万小农的需求。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基于美国的农业实践，认为小农是有理性的，把农户等同于企业，而农民也就相当于企业家。在理性小农的视角下，农户就成了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而农民也就变成了具有利润最大化动机的理性人。与理性小农相反，斯科特认为小农的最优化行为取决于消费满足与劳动辛苦程度的均衡而不是利润与成本f,-j的比较。也就是说，小农坚守的是安全第一原则与生存取向原则。现阶段的中国小农，实际上表现出巨大的层次性，既有规模化生产的理性小农，也有生存取向者。就他们进入信贷市场的能力而言，理性小农有条件进入商业信贷市场，而生存取向者的信贷需求只能通过补贴性信贷供给方式得到满足。所以，中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创新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村金融需求的这种特点。在周霆和邓焕民的研究中，他们实际上更多地着眼于对于生存取向的小农的信贷需求的满足，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要进一步强化合作金融与农村政策金融的作用，要让农业发展银行直接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本书从“三农”视角出发，对中国农村金融体制及农村金融供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立论正确，观点鲜明，科学性、逻辑性、系统性、可读性较强，全书的内容和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周霆和邓焕民，长期从事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践，可以说是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见证人和直接参与者，来自他们的理论分析，是对实践的更好总结，也更趋近于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现实。可以肯定，《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基于“三农”视角的分析》一书的问世，必将会引起更多的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的关注与共鸣，也希望更多的实践者能够贡献他们的理论思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何广文

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5月10日于北京圆明园西路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