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研究《楚辞》的专著，自问世以来，在日本汉学界获得很高评价，被认为“是中国南方的文学起源史”，为《楚辞》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奠定了新的鉴别方法，创立了中国上古时代巫系文学的宗教起源说”。书中论述新颖，作者博采众说而独抒已见，具有显明的论辩性特点。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主体部分是《巫系文学论》，共六章，分别为；一、对巫的起源及巫与楚国的探讨；二、《天问》是“问卜系文 学”；三、《离骚》、《九章》、《远游》为“自序性文学”；四、《卜居》、《渔父》为“占卜系文学”；五、《九歌》是“神舞剧文学”；六、《招魂》、《大招》为“招魂文学”。第二部分作为续编，收录了18篇在《巫系文学论》问世后发表的《楚辞》研究论文，均与《楚辞》文学之源上流下有关，或对《巫系文学论》作进一步阐述，或进一步提供旁证资料，尤其是《楚辞解说》篇具有总论的性质，全面概述了作者关于《楚辞》文学的总论点，附于篇末以撮其要。

序浅野春二 (1)

序言藤野岩友 (3)

喭喭，见鬼者言折口信夫 (7)

《巫系文学论》内容简介韩基国 (1)

巫系文学论——以《楚辞》为中心

一、关于巫 (3)

1．巫与《楚辞》 (3)

2．巫的起源 (3)

  巫与萨满教 (4)

  巫的字义 (6)

  巫与觋——关于男巫、女巫的先后 (12)

3．巫的神政 (17)

4．巫与祝、宗、史的关系 (22)

5．巫与楚国 (26)

二、设问文学——问卜系文学 (28)

1、占卜与巫 (28)

占卜的意义 (28)

殷代的卜法 (29)

周代的卜筮 (31)

与巫的关系 (33)

《楚辞》中的占卜 (34)

2．《天问》是设问文学 (36)

3．《天问》制作动因二说 (38)

4．《天问》的作者 (41)

5．《天问》的原型及同类型 (49)

6．《荀赋》与隐语 (57)

三、自序文学——祝辞系文学 (60)

1．《离骚》是自序文学 (60)

2．《离骚》的形式 (64)

3．《离骚》的内容 (66)

4．关于《九章》 (68)

《橘颂》 (70)

其他八篇 (75)

乱 (78)

5．关于《远游》 (82)

四、问答文学——占卜系文学(85)

1．问答文学的原委(85)

2．《卜居》与《渔父》 (87)

五、神舞剧文学 (94)

1．《九歌》的作者及其制作年代 (94)

2．《九歌》诸神 (98)

3．《九歌》的歌舞 (120)

舞曲的结构 (120)

对唱对舞 (122)

“兮”字与歌声的关系 (124)

汉代楚声与《九歌》 (126)

《九歌》的起源 (131)

4．关于《九歌》的设想 (132)

六、招魂文学 (147)

1．关于魂魄 (147)

2．关于招魂 (153)

3．招魂文学 (160)

招魂歌的例子 (160)

《招魂》 (171)

《大招》 (180)

招魂文学的发展 (192)

七、结束语 (198)

八、巫系文学系统表 (203)

续 编

一、《天问》与卜筮 (207)

二、自序传的性格——以《楚辞》为中心 (220)

三、闻一多《什么是(九歌)?》——《楚辞·九歌》是古歌剧 (251)

四、关于《楚辞·招魂》 (277)

五、《楚辞·招魂》的招魂仪礼 (294)

六、道教中转移的外魂 (309)

七、《云笈七簸》中的三魂七魄 (323)

八、“镇魂”的语义及其出典 (331)

九、中国的招魂歌与捕萤歌 (338)

十、《楚辞》对话 (356)

十一、《楚辞-九辩》考 (385)

十二、《楚辞》与《论语》 (400)

十三、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和新意 (410)

十四、《楚辞》中的“叹老”系谱 (430)

十五、《楚辞》对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 (442)

十六、《楚辞》座谈会 (465)

十七、从神的文学到人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产生 (489)

十八、《楚辞》解说 (496)

编译后记 (512)

附藤野岩友博士简历 (517)

1．巫与《楚辞》

关于《楚辞》的来源，自古以来未闻有明畅的解释。然而，我国铃木虎雄博士前几年发表了值得倾听的新见解(《支那文学研究．论骚赋的生成》)。他说诵风为巫所保存，屈原写《九歌》之诵声，并作《离骚》及其他《楚辞》。

《九歌》虽有歌名，但大概如巫以诵声而歌，用之于乐舞。工诵(即瞽，诵箴谏之乐官者)与巫的历史关系不可考，大概巫与舞共为诵(同上第二章第六节)。所以，博士之说接近笔者的意见，也是以《楚辞》为巫系文学。笔者视《楚辞》为巫系文学，但不是把全部《楚辞》都看做诵声之遗，而是要在巫者掌管的占f-、祝辞、神歌、神舞、神剧、招魂歌中寻求《楚辞》的起源。虽与诵声之遗有关系，但也不单是诵声，而是既有歌唱的，也有单独模仿留传下来的文辞。这样的看法自然与博士之说不同。博士作出的结论是以句法研究为主，而笔者进行的考察是把重点放在文学形态上。总之，研究《楚辞》时痛感需要首先解明巫的问题。P3

2．巫的起源

关于中国巫的起源问题，不可能向殷周时代求得正确的记录，而且从春秋战国到汉代也没有值得参考的资料。这一方面是因为巫家早已没落，成为士人羞与为伍的阶级。另一方面，有理由相信民间风行的巫俗通贯古今，故笔者大体上把从古代到现代的有关巫的记录看做是有同样价值的资料。巫俗不限于中国，是东方民族一般流行的萨满教信仰的一个支流，所以也以中国以外的资料作参考。又，我们有条件利用《说文》、《金石文》以及殷虚文字，故还必须从文字方面加以考察，弥补文献的缺陷。并且拟提出巫(女巫)觋(男巫)的先后问题，以达到关于巫的起源的结论i这个问题在本书中另立一项，同时亦请参考3．《巫的神政》和4．《巫与祝、宗、史的关系》两节。这样的问题确实很复杂，‘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得出决定性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若从多方面着笔考察的过程中描绘出巫的原始实际状态，笔者将感到荣幸。P4

笔者曾在国学院大学研究国文学，并兼听折口信夫教授讲授民俗学，大正11年(1921年)毕业后，继续作为先生主持的乡土研究会会员蒙受先生指导，长达30年之久。后来感到需要研究汉文，在创办大东文化学院时就进入该校学习，聆听已故西村天囚和古城坦堂两教授讲授《楚辞》，不胜铭感。由此便抱有通过民俗学乃至文学的考察研究《楚辞》的希望。之后，经折口先生推荐，得幸有机会在国学院大学文学科连续开设三年《楚辞》讲座。在此之前，曾经游历过长江流域，不过是走马观花而已，本想他日踏上楚之故地，吊唁屈原遗迹，深入山川薮泽之间，考察民情民俗，采集俚歌民谣，观看土人祭祀实况，以此实感为基础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公务繁忙，加上“芦沟桥事变”和二次大战的阻碍，尚未实现此夙愿。研究工作应该通过实地采访的印证，而自始至终只是引用文献资料的做法并非我的本意，不过，现在是不得已而执笔撰写此《巫系文学论》。

《楚辞》是比《诗经》后出现的文学。诗在北方灭亡，楚辞在南方兴起，这是历来的通说，今天的文学史家仍因袭这个观点。但是，比较形式和内容终究未明白二者的关系，拿《楚辞》以前的若干歌谣试作探索依旧没弄清楚《楚辞》的来源。因此，以《楚辞》为楚地特生的文学，向《楚辞》本身寻觅文学起源，任何人都感到踌躇，因为《楚辞》的出现太新。

然而，楚地与中原地区不同，长期保持着古代风貌，在文学方面《楚辞》中留下的许多形式是在北方看不到的。在楚国也用北方的作品——《诗经》作为士人的文学修养，富有文才之士用这种修养试制了不少乡土文学的拟作。北方儒者荀子也踏上过楚地，留下了模拟土俗歌谣的《成相》以下诸篇。屈原的《九歌》被认为是来自土民的祭歌，而我以为与其说是来自土民间，莫如说是作为楚王家神舞剧创作的。虽说如此，而楚地的特点也确实表现得很好。这些作品在内容上的变化大概比形式上的变化还显著。

应该注意的是，既是借屈原的才思，则改变的内容就不能完全与过去无联系。这里，现代人和古代人是有明显不同的。至于说文学形态，自然与构思表现有关联，一旦嵌入一种模式，即使硬要说它完全不同，也会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模式的牵扯，用词的方式是摆脱不了原来的迹象的。对神的用词变为对人的用语，神的语言用作人的命令，尽管这样，仍旧使人感觉出有宗教的色彩。因此，《楚辞》虽然肯定是由屈原的天才创作的，但是无论在文学形式上还是在思想观点上，都会看到有先行文学的投影，而且多半也是几种投影交错在一起的，是有可能通过这种投影推想出文学的原始形式的。

中国的文学起源于男女唱和之歌，虽然这是近来值得关注的说法，但是我认为文学起源是不能那样用一元论来说明的。笔者向祭祀寻觅文学的起源。祭祀时，有以巫为中介的人对神和神对人之辞。又，占卜也是由祭巫进行的。关于这方面的文辞，虽然形式改变了，但却是我们能够识别出来的。《离骚》、《天问》、《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可以说是由此起源的。

其次，由巫演唱的舞歌即《九歌》属于这一系统，由巫进行的招魂即《招魂》和《大招》亦属此列。祭祀活动有多种形式，并不单一，不限于《楚辞》，但首先是《楚辞》。举行这种祭神仪式，是否果真由巫关涉文辞，这个问题从文献资料上几乎找不到形迹，反倒是祝或史执掌文辞。这需要作为祝系文学和史系文学另行研究。惟祝出于巫，史的起源虽与巫不同，但作为专掌文辞的史官也担任一部分巫职，溯其根源， 《楚辞》是出自巫系统的文学，是在这个意义上冠《楚辞》以“巫系文学”之名的。而且，即使文献资料中未留下遗迹，可称之为文学的萌芽的文辞是在以巫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中发展下去的，或许亦可考虑作为口头文学失去了登上文献的机会。当然，没有表现形式的文学不是文学，好像没当作研究的问题，但是，过去没有追究到这里，是历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漏洞，不能不说是从一开始写文学史就留下了空白。

如今若是推想出文学以前的文学来，就会据此有不少历来认为是无意义而又不加考虑的作品在文学史的系列上浮现出来填补文学史上的空白。不过，着手这样做时，有可能形成描绘空中楼阁，故尽可能努力提示留有踪迹的资料。

《楚辞》像《诗经》一样，自古以来就被崇尚为文学经典，因此，注释写得很多，作者屈原已形成即成观念，往往解释也固定不变。自民国文学革命以来，研究态度自由了。这种风气也波及到我国，开始陆续出现从新的角度提出的议论。我们很方便，可以在继承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借助新时代的许多补助学，把前人梦想不到的殷虚卜辞及新出土的文物作为参考资料，深感研究工作大有可为。

《楚辞》是古典文学，不借助注释之力是不行的，而过分拘泥注释似乎也将一无所得。姑且首先离开注释忠实地阅读领会原文，其次进行分析综合，而且还要参考在时间和空间上接近《楚辞》的资料。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决定《楚辞》的性格。作这种决定是，一方面必须发挥民俗学推理和文学史见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一定要选择在时间和空间上接近《楚辞》的资料作为比较研究的资料，遥远的外国资料也值得参考。如果明确了《楚辞》的性格，则既能据此追究文学的起源，又能跟踪寻觅后世的文学系列——在这里可以看出《楚辞》文学与巫系文学在总体上是有机联系的，每一具体作品就中各得其所，作者的个性在时代的背景下产生新文学的径路。

 藤野岩友

本书的编译缘起于一次偶然的机会。1983年夏天，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楚辞学研究家黄中模教授手拿两篇日本学者的论文找到我说：“翻译这两篇文章有一定难度，找了几个人都没能译出来，你能不能帮我译一下?这两篇文章很重要，都是否定我国历史上确有屈原其人的。”的确，翻译这样的学术论文难度很大，不仅要能驾驭两种语言的古代语和现代语，而且要能查阅古代文献资料，对我也是一次挑战。但是，屈原是我国文学之父、词章家百世不祧之宗，由他开创的《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灿烂明珠，给后世的文学发展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哺育了许多伟大的民族英雄、思想家和文学家。千百年来，无数中华儿女从中吸取了爱国主义和锲而不舍的献身精神；到了现代，屈原更被誉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世界人民的尊崇，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屈原其人的实际存在，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是不可动摇的。出于这种深厚的感情，我毅然接受了黄教授的请求，伏案精读原文，查阅文献资料，用了4天时间完成了适译。译文脱稿后，经《重庆师院学报》编辑部征得原作者同意，并获得了“译得精彩”的称赞。这两篇论文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稻烟耕一郎教授的《屈原否定论》和日本楚辞学研究家三泽玲尔先生的《屈原问题考辨》，刊登在《重庆师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4期)上。随后我又选择了4篇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屈原否定论”的文章发表在不同刊物上。

出乎意料的是这几篇译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楚辞学界的极大关注，在中日学者间展开了一场“屈原问题”的大讨论，沉寂多年的楚辞学界顿时活跃起来了。1984年成都师院召开了全国性的屈原学术讨论会，《光明日报》发表了消息，国务院文史室向全国通报了动态。一时间，各地的屈原学会等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应运而生，我院成立了楚辞研究室，我也加入其中。国内的楚辞学研究出现了一时的繁荣景象。若干新的学术专著问世，发表论文近百篇。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尽管我们不同意其“屈原否定论”的观点，但是，通过讨论结交了日本学术界的朋友，建立了学术交流的联系。通过这种国际间的学术讨论，再一次说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了解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和评价，就我国文化遗产开展学术讨论和交流，“所见略同者相得益彰，结论奇异者互相砥砺，对于弘扬我民族文化，加深与海外学者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十分必要的。”

这场中日学者“屈原问题”的大讨论也使我有了变化，开始对日本汉学研究动态发生兴趣。于是，时有余暇，众采海外辞章，泛览浩瀚文林，颇有所得。笔者深知既拙于属文，更非英华之才，对文学之研究未必能行，仅一外语教师而已。承蒙国内学人们垂青，得幸发挥一技之长，愿师梅报春，传递信息，为中日文化交流，弘扬我民族文化，聊尽绵薄之力。

我国古代文学之研究在日本始终盛而不衰，研究队伍前仆后继，饱学之士辈出，从宏观到微观，从批评论到创作论，从作家到作品，从语言训诂到资料钩稽整理等，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内容充实，研究成果甚夥。诚然，日本学者之研究的确具有异国风彩，其所持论亦不可尽然苟同，但可借观“他山之石”，具有学术交流价值。

日本文选学之研究，战后有了新的发展。以立命馆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清水凯夫为代表推出了“新文选学”，研究方法新颖。见解别开生面，较系统地提出了从根本上推翻旧说的新观点，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抓住这一新动向，荟萃清水先生1974——1987年发表的16篇论文结辑成书，题名为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译成汉语，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并撰写一题为《日本“新文选学”管窥》的论文作为该《文集》的补序，在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在长春师院召开)上发表，介绍日本“新文选学”的内容，《文集》亦作为讨论会的学术交流专著。

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的问世，获得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以优美流畅之文笔，与国人见面，实嘉惠学林之盛事。”(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语)，“披览之后，获益匪浅，译笔极为畅达，你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霈教授语)，“您作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无限赞佩。您能提供这样书的造译，促进六朝文学，特别是文选学的研究，功德无量。尊译《六朝文学论文集》这次省上评审评价甚高。”(四川师大屈守元教授语)。拙译《六朝文学论文集》获得四川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学术界同人的赞誉，更激励我把视野转向楚辞学在日本的研究。《楚辞》传至海外，最早当属日本，约在隋唐时代即已传去，滋润灌溉了日本古代文学。日本把《楚辞》作为专门的文学研究对象约始于18世纪，20世纪以来，楚辞学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战后，更有了质的飞跃，研究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涉及到《楚辞》文学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支功底深厚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为发展楚辞学的研究多代人作了贡献。正如汤炳正先生所说：“日本的《楚辞》研究，名家辈出，胜义如云，虽观点互有异同，而都以相当的深度与广度，著称于学术之林。”

日本国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藤野岩友先生是日本《楚辞》研究主流中成绩斐然者之一，他不仅汉学功底深厚，而且有民俗学的长期修养，以大半生的岁月，“不露声色”地潜心研究《楚辞》，他的代表作《巫系文学论——以(楚辞>研究为中心》(原题为《巫系文学小考》，是文学博士论文)，是中日楚辞学界关注的研究成果，但一直无人提供其汉文适译。笔者从1990年开始收集资料，着手编译藤野先生的《巫系文学论》，1991年完成初稿。黄中模教授过目后，立即撰文予以述评推崇(见《云梦学刊》屈原研究专号，1991年第2期：《弥纶群言，自成体系——从日本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看中日楚辞学界的文化交流》)。

遗憾的是笔者编译的《巫系文学论》未能及时付梓。现在学术专著的出版很困难。虽有北师大等几家出版社表示愿出版本书，更有湖北文联梅琼林先生主动为拙译的出版而奔波，但终因不言自明的原因未能如愿以偿，几经周折，只好把稿子暂时搁置起来，以等待时日。这一等就是9年啊!笔者1992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伏案两年，撰写了《日汉辞海》的大量词条；自1994年起应邀担任重庆市三峡联合职业大学文化艺术学院领导职务，工作繁忙，无暇顾及被搁置的译稿。

需要说明的是拙译《巫系文学论》续编收录的《楚辞》研究论文多于底本，底本续编收录8篇，而本书续编收录18篇，亦即删去了底本的《国学院之汉文学》，保留其余7篇，新增11篇。

搁置多年的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编译稿，终于起死回生，从书柜中取出付梓了。笔者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这部编译稿看来是笔者辛勤耕耘的收获，其实它是朋友和家人支持的成果。

首先要感谢的是日本朋友的支持。因为拙译的蓝本是三泽玲尔先生从遥远的神户寄来的，而且续编的《楚辞》研究论文也是以他提供的《编著书、论文、讲演目录》为线索而寻觅荟萃的。没有这些难得的宝贵资料，本书的编译工作是无从谈起的。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浅野春二先生的诚挚支持。他是藤野先生的外孙、著作权的继承人，不仅对笔者在中国的编译出版工作欣然表示同意，并亲自为本书作序，而且为在出版权的问题上征得有关方面的认可，更是屈尊劳神，不辞辛苦地走访数家出版机构，结果均获得“没有问题”的满意答复，从而使本书的出版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其次使我感动的是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重庆出版社急公好义，把利害得失置之度外，为我承担了本书的出版。该社的赖云琪先生热忱关怀拙译的命运，多次登门询问此事，不仅在精神上给我以鼓励和启迪，而且还极力向社领导推荐，并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在此特致以衷心的谢意。

最后应当再书一笔的是家人和子女对本书的编译和出版所给予的支持使我感到欣慰。老伴商荣花积劳成疾，体弱多病，但为了让我能潜心写作，仍坚持操持全部家务，还不时为我抄写译稿。三个子女(韩叶菁、韩叶萍、韩叶林)，有的在家里帮我制作资料卡片，有的在海外助我收集研究资料，尤其是在经济上给我的支援是本书出版的必要条件。因此，这部近40万字的译著也有他们的一份心血。

在本书付梓之时，对本书的编译出版过程及各方人士给予的关怀和支持，谨书后记于此，以志不忘。

  韩基国

  2001年10月22日

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