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和新的思路研究了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创立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书本侧重与研究他在任校长一职期间怎样创建和发展燕京大学，怎样克服意愿和所需、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宗教和世俗、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并给予了他更客观、更公正的评价。

本文以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为研究对象，全面探讨了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创立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一位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在华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做过传教士、神学教授、大学校长、驻华大使。特别是他从1919年起就任燕京大学校长，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把一个人、财、物极度匮乏的学校建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国内一流的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影响很大。  “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对中国民众的抗日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表示了同情、理解和支持。由于他的影响，燕大一度成了北平学运的主要阵地。华北沦陷以后，他坚持在沦陷区独立办学，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燕大被日军关闭，他也被日本人监禁，直至战争结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执行了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的错误政策，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被逐出了中国大陆。   本文将重点研究他，一位生活在中西文化边缘、视中国为第二故乡的美国人，在近30年的校长任职期间怎样创建和发展燕京大学；怎样克服意愿和所需、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司徒雷登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人，本文力图以实证的资料和新的思路研究“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纠正以前对他的一些不公正的裁判，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力求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新的共同的认知，恢复这一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为今天处在错综复杂地位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些客观的带有规律性的借鉴和参考。

序李世安 (1)

内容提要(中英文) (1)

绪论 (1)

第1章 生活在中西文化边缘的美国人 (23)

 一、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与中国 (24)

 二、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 (32)

 三、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43)

第2章 “燕京之父"——司徒雷登 (53)

 一、苦涩的受命 (54)

 二、筹款建校的艰辛 (61)

 三、美丽燕园的落成 (70)

第3章 司徒雷登与燕大的办学宗旨 (82)

一、学校现代管理体制的确立 (83)

二、世俗化、中国西方宗教性的取代 (93)

三、致力于中国一流学科的建设 (101)

第4章 司徒雷登与燕大的教学及研究 (113)

 一、以教师为办学之根本 (114)

 二、崇尚学术自由，促进学术研究 (124)

 三、营造自由、民主、博爱的校园氛围 (140)

第5章 司徒雷登与燕大的学生 (151)

 一、对学生实施“通才教育” (152)

 二、支持和帮助学生自主、自立 (164)

 三、对“孤岛”时期学生的特殊关爱 (173)

第6章 离开燕京大学 (185)

 一、司徒雷登与燕大的恢复重建 (186)

 二、出任驻华大使 (200)

 三、离开中国 (209)

第7章 司徒雷登与燕大的学生运动 (220)

一、司徒雷登的文化思想品格 (221)

二、司徒雷登思想文化精神在学生运动中的展现 (226)

三、司徒雷登文化思想的行为形态在学生运动中的展现 (229)

四、大使任上对待学生运动思想转变探析 (239)

结语 (245)

 一、一元性包容多元性的思想范式 (246)

 二、兼长并举的文化范式 (252)

 三、规则结合情感的变革与管理范式 (259)

 四、注重衍示效应的行为范式 (265)

大事记 (273)

参考文献 (286)

英文资料 (294)

后记 (296)

一个人物的伟大，不但是能在大处着眼，尤其能在小处下手。从纤细微小的事情里，能表现出伟大的精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

仔细分析这伟大成分，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加个人的理想已与燕大的前途合一了，燕大的一切，便是他的一切。他与燕大团体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是头脑与肢体的关系，祸福与共，痛痒相关。他多付予了一分的爱与同情，就是与燕大的前途多一分的发展与希望。就是他的博大的爱与同情，将燕大的中西上下、男女老幼紧紧的拉在一起，一同欢乐奋发的往同工合作的路上走!

他从那里得来的这个伟大的爱与同情的力量，那就得问司徒P148校长自己。曾有人说过校长不大谈个人的宗教问题，我是从来没有听他谈过的。

但宗教问题是‘谈谈而已’的问题吗?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谢冰心对司徒雷登的评价，在不少燕大的校友那都得到了印证。连士升在他的文章中就写到：如果你坐在司徒雷登的对面，“你会觉得这位白发的老头子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在谈论那些国家大事中，他亲切的问起你的生活，使你觉得坐在你对面的决不是一位陌生人，事实上这位出名的老头子，到处受欢迎，他以和蔼赢得了年轻人的心”。连士升尤为感慨的是“司徒先生爱护小孩多过成人，他对人家的不幸遭遇，特别表示关怀。当亡妻在香港逝世的时候，我所接到的第一封慰问信，就是他的手笔”。“与司徒先生公事亲密的人，都知道教职员的家眷们，看他如大家庭中的家长：儿女头疼脑热，都告诉他；夫妻有口角，请他调停；连家中火炉出了毛病，厕所不够分配，也有去和他商量的!婚事、丧事、寿辰，不仅请他出席，并请他行‘三祝’，不信教的人，也有来请他使行牧师的职权的。”

司徒雷登知晓“校因师而显，师因校而名”这一创办名校的教育规律。要尽可能使燕大赶上国内的先行者，必须组织一支学术上突出，稳定、高效、精干的教师队伍，作为后发者难度自然很大。但这位传教士出身，对古老的中华文化有很好理解的美国校长，也有其独到之处，他能将西方现代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相结合，较为妥善地解决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师资的建设上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他尊重中国的传统，懂得尊师，特别是尊敬有学问的大师；他了解现代，对自己学校接受了现代思想的优秀毕业生倍加呵护，想方设法将他们送出国门前往一流的大学深造，为燕大的教师队伍源源不断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P149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教学骨干人才。学生们认为，在燕大“听名教授讲课，看到他们的学者风度，就能使人潜移默化。听到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深邃的见解，就能使人见贤思齐”。他实行中西籍教职员一律平等，在校内化解了中西人际之间的矛盾。他不反对北京政府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却能够顶住当时社会专制的压力，在校园内保护学术自由。他借助国际的力量，尤其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力量，开展中外合作，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培养师资，不仅使燕大在短短数年间人才荟萃，师资队伍和学术地位也后来居上，成为国内唯一一所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私立大学，而且为国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P150

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育，是中西文化关系、特别是中美文化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传教士在华办学时间早、所办学校数量多、涵盖面广、社会影响大。从1830年美国传教士拜治文在广州兴办文化教育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教会在华共兴办了约6890多所学校，其中美国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就占了半数以上，并且这些学校所在地域的分布极其广泛，延伸到了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区域外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对旧中国的文化影响，可见一斑。

毋庸置疑，基督教传教士们在中国兴办现代教育，其出发点是为了给教会培养人才，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规模和影响，试图以基督精神改造中国，希望这个有99%以上人口都不信仰上帝的国家，能演进成基督教国家。但是在客观上，这些教会学校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是做出成绩的，谁也抹杀不了。

在办学的过程中，为了使美国教会学校能让中国人认同、得到生存和发展，美国教会学校当局还在引人大量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同时，开始逐渐地注意适应中国的国情，教授中国文化。于是美国教会学校不可避免地向世俗化、中国化方向演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燕京大学走在最前列，其领军人物是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那一个外国人像他那样接近中国社会，融人中国文化，卷入中国政治。在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外国人，可以与司徒雷登相比。曾任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席的美国人丁韪良，就职时间较短，1898年上任，两年后离职，少有建树。而司徒雷登则不同，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50年，做过传教士、神学教授、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等。经历了清王朝——中华民国——新中国的兴衰更替，对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司徒雷登对在中国办学，是充满热忱的。1919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以后，曾10次漂洋过海，以传教士的虔诚、教育家的执著为学校募集捐款，将一所蜗居似的学校在不到10年的时间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美丽的校园之一。使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发展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学府。

司徒雷登的教育思想比较进步、为人正直。在燕园，他主张“中西一治”，倡导学术包容，关爱、保护学生，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支持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甚至身陷日军囹圄。其所为一度受到中国社会尤其是教育界的极大尊重，被人们喻为“燕京之父”。

但是由于司徒雷登在政治上代表了美国的利益，特别是1946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后，执行了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设置了很多障碍。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为打破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幻想，撰写了一系列批判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其进行了点名批判，司徒雷登成了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政治上的反动，削弱了司徒雷登的学者声誉。此后，中国对司徒雷登教育思想和在华教育活动的研究，就几乎成为空白。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虽然注意到对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的研究，但是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性的研究。罗义贤博士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司徒雷登在中国”为选题，开始了对司徒雷登的系统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扶蒋反共与台海危机——美国对华政策比较》等一系列专题论文。

罗义贤在进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时，就数月、乃至数年，埋首于珍藏着燕京大学全部历史档案的北京大学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以及其他有关的图书馆，翻阅了燕京大学全部档案共433卷，其中重点查阅了113卷。他还将燕京大学编辑出版的全部报刊浏览了一遍。同时，他循着司徒的足迹，到了杭州、南京等地，还在美国滋根基金会朋友的帮助下，去了司徒雷登的故乡——美国，收集相关资料。先后发表了《司徒雷登的文化品格与燕京大学学生运动》、《司徒雷登创建燕京大学范式探究》等论文，为研究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燕京大学曾是中国的一代名校，这所闻名遐迩的大学，是当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高等学府，它吸纳和培养了一批中国社会的顶尖人才。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的文化、科学界的人才。

司徒雷登曾主持燕京大学校政达30年之久，是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政治人物和充满矛盾性的人物，要对司徒雷登进行恰当地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一书，从司徒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矛盾人手，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逐步廓清司徒雷登在燕大筚路蓝缕近30年的历程。对他艰苦筹资、建成一流校园、实现世俗化、中国化、中西一治、关爱学生等方面的贡献和作用剖毫析厘，充分地肯定了他作为教育家、文化人在中西文化关系，特别是中美文化关系中的功绩，同时也简洁地指出了司徒离开燕京大学后在美国驻华大使任上的反共活动，既还原了历史，也尊重了历史。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一书，是罗义贤博士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是在大量占有资料、进行多年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最新成果，是“十年磨一剑。的成果。罗义贤先生是我的大学同学，素以才华横溢著称。他大学毕业后长期从政，在不惑之年才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先在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又到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他对学术的追求，是令人佩服的。罗义贤先生虽然才思敏捷，但治学严谨，有“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一位曾长期从事行政工作的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治学精神，在当前学界存在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的情况下，是应该发扬的。

作为中国研究世界现代史、美国史的学者，非常高兴获知我的故乡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在经济浪潮冲击下，不放松对学术研究专著的支持，已将这本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作为2004年重点图书出版。预祝罗义贤博士的研究成果《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一书，不日与读者见面。

2004年岁末于北京

第一次知道司徒雷登，知道燕京大学，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家乡武陵山区的贵州省铜仁市读小学，从当时上中学的姐姐语文课本囫囵读到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知道了他是个“帝国主义分子”；不久又读到了一本很有名的小说——《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的好朋友——王晓燕的父亲，博学而善良的王鸿宾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奇的我从父亲那里得知，燕京大学为司徒雷登创办，是我国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一流学府，1952年撤并入北大。我的父亲罗来忠是40年代省立第三中学的高才生，在他们那一代优秀中学生的心目中，燕京大学是接受高等教育最理想的学府之一。1947年，他高中毕业，正逢第三次国内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中国南来北往、东西贯通的大动脉——津浦、京汉、陇海铁路悉数中断，父亲是独子，祖父母自然坚决反对他冒着战火离家远试，祖母甚至还生了重病。自此以后，父亲的大学梦就再也没法圆，但他对燕京大学的好印象却直接影响了我。

1992年，当时我正师从中国近代史知名学者吴雁南先生在职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曾设想以司徒雷登为选题。吴先生认为司徒是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史和中美关系史一个重要的人物，值得深入研究，为此，他还谈了一些看法。由于当时刚走上团省委副书记的工作岗位，实难兼顾，对这方面的资料不可能做到大量占有，这一选题只能暂时割爱。

2000年，考取南开大学中西文化关系博士研究生后，我向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导师张国刚先生汇报了读硕士时的夙愿，希望以司徒雷登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得到了先生的充分肯定，他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只有在广博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既有创新意识，又令人信服的博士论文。此书得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国家图家馆、燕京研究院、燕京同学会、国家档案馆、南京神学院、国家档案二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查阅资料的帮助。特别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档案馆、文库的老师，得知我在做司徒雷登的研究，十分支持，为资料收集提供了很专业、效率很高的服务。美国滋根基金会会长杨贵平、董叙霖夫妇不仅帮我申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而且对这项研究始终予以关心。在我开始动笔撰写论文的时候，所收集国内外各方面的文字资料初略估算，有1000万字以上。

自己做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时候，吴雁南先生已经在贵阳病重住院，可每次去探视，他总是愉快地和我作长时间学术上的交谈。导师张国刚对我这个学术战线的新手，更是给予了耐心、细致的指导，根据他的建议，我的论文集中做《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张先生有句名言，博士论文功夫下得深与浅，往往奠定一个人一生在学术上地位与成就的基础。本人不敢奢望在学术上有多大的造诣，但感觉自己的博士论文，是用心去做的。2003年5月28日。《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7月7日，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8月的一天，我的父亲带着全家一起去了沈从文的故乡——铜仁市毗邻的凤凰城，在游览的路上老人家说，我所写的《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和他们那些老知识分子过去所了解的、心仪中的校长和学校是一样的。那天，78岁高龄的父亲显得格外精神，晚饭时，一连喝了好几杯茅台。

2004年，我进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李世安教授很支持研究司徒雷登，根据他对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申请阅后的意见，研究以《司徒雷登在中国》为选题，将《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与美国对华政策》分别列为两个子课题。在他的指导和系里黄朴民教授等的帮助下，我的博士后研究进展顺利，第一个子课题——《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在作了学理上进一步充实，特别是将其置身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的大背景，以及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加以分析和研究之后最终定稿。

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之时，自己心目中最敬重的老师——吴燕南先生已驾鹤西归。我曾去祭扫过先生的墓地，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