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蒯因继《从逻辑的观点看》之后关于语言哲学的一部系统的论著，被誉为当代世界哲学经典著作。作者以语言的社会性为出发点，从主体与对象的刺激－反应关系和机制对语词、语句及其意义做了经验主义的发生学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儿童的语言习得、全然陌生语言的“彻底翻译”和翻译的不确定性、语词的刺激意义和刺激同义性等重要的概念和学说。

《语词和对象》是蒯因继《从逻辑的观点看》之后关于语言哲学的一部系统的论著。作者以语言的社会性为出发点，从主体与对象的刺激－反应关系和机制对语词、语句及其意义做了经验主义的发生学的研究，提出了关于儿童的语言习得、全然陌生语言的“彻底翻译”和翻译的不确定性、语词的刺激意义和刺激同义性等重要的概念和学说。书中对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多有批评，充分运用和发展了形式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义释”、“语义上溯”）；对各种指称的语言手段的暗昧性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案做了细致的讨论。本书较以前的著作更明确、深入地阐述了作者在物理对象和心理对象问题上的物理主义观点及关于抽象对象（类、数学对象）的柏拉图主义观点。

前言/l

第一章语言与真理/1

1．从日常的事物着手/1

2．客观的引力；或者e pluribus unum/6

3．句子的互动/9

4．语词的学习方式/14

5．证据 /17

6．设定物与真理/21

第二章翻译和意义/27

7．彻底翻译的先期步骤/27

8．刺激与刺激意义/32

9．场合句。干扰的信息/37

10．观察句/42

11．场合句的主体内的同义性/47

12．词的同义性/53

13．翻译逻辑联结词/59

14．同义句和分析句/63

15．分析假设(analytical hypotheses)/68

16．论未能察觉不确定性的原因/73

第三章指称的个体发生史/84

17．语词和性质/84

18．语音的规范/89

19．分离指称/94

20．述谓(predication)/100

21．指示词。定语/105

22．关系词。指称的四阶段/111

23．关系从句。不定单独词项/117

24．同一性/123

25．抽象词/127

第四章指称之异常多变/136

26．模糊性/136

27．词的歧义/140

28．句法的某些歧义/146

29．范围的歧义/152

30．指称的暗昧性/157

31．暗昧性和不定词项/163

32．某些动词的暗昧性/170

第五章严格规整化/179

33．严格规整化的目的和要求/179

34．量词和其他算子/184

35．变元与指称暗昧性/189

36．时间。普遍词项的限制/195

37．名字再分析/201

38．调解性评论。单独词项的消除/207

39．定义与双重生命/213

第六章逃离内涵/221

40．命题与永恒句/22l

41．模态/225

42．作为意义的命题/231

43．摒弃内涵对象/236

44．命题态度的其他对象/241

45．双重标准/248

46．倾向式和条件式/253

47．理论的一个框架/258

第七章本体论的判定/268

48．唯名论和实在论/268

49．虚假的偏好。本体论的许诺/273

50．ENTIA NON GRATA/278

51．极限的神话/283

52．几何对象/287

53．作为哲学范式的序偶/292

54．数、心与身/298

55．类向何处去?/302

56．语义上溯/306

参考书目/315

索引/331

后记/353

客观的引力；或者e pluribus unum

“Ouch”(“哎哟”)是一个单词句(one—word sentence)。人们常用它来简洁地表达自己对当前事情的看法。对其正确的使用是在有疼痛刺激相伴出现的那些场合。像其他语言用法一样，个体是通过社会训练的反复灌输而学会使用这个词的；社会并非通过分担一个人的痛感就可以使他学会说“Ouch”。一般说来社会教会个人使用“Ouch”一词的方法是，当看见他有突感不适的表情，如皱眉，或者目睹他正在遭受暴力时，便鼓励他喊“Ouch”；否则，假如别人根本没有碰他，或者他面不改色，神情自如，却大喊“Ouch”，那就该受罚了。

引发“Ouch”的刺激物可以是有目共睹的拳打、刀砍，也可以是在一个人体内别人看不到的痛。社会可以通过外在现象来准确地训练一个人什么时候该喊“Ouch”，即使刺激物不是众人都可觉察的。其奥妙在于，隐秘的刺激物与外在行为之间有一种先在的相伴共存的关联，如皱眉，就是显著的例子。

对于“Red”(“红”)，我们可以想像人们最初是把它作为同“Ouch”一样的单词句使用的。正如人们在疼痛时可喊“Ouch”，人们对其视网膜受到红色光线刺激而产生的光化学作用可说“Red”。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的训练方法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看一个红色物体时说出“Red”，就奖励他；否则，如果他在看别的颜色的东西时，却说“Red”，就处罚他。

然而实际上，“Red”的使用没有这么简单。与“Ouch”不同，“Red”通常是一个长句子中的一部分。另外，即使在“Red”作为一个单词句使用时，引发人们说“Red”的东西往往并非是对一个红色物体的感知，而通常是以一个问题的形式出现的语言刺激。但在这里我们暂且保持前面所提到的这种习惯上假定的用法，因为它与“Ouch”相似，可使我们做某种对比。

作为社会代表的评论者通过观察某个被试验者及其所见的对象，确定该对象是红的，从而认可此人关于“Red”的说法，因此评论者部分地是从自己视网膜上的红色光线得到提示的，在说“Red”的场合，提示某人说此话的东西与提示评论者对此话表示认同的东西有部分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在说“Ouch”的场合是没有的。在前一种场合有部分对称性，在后一场合则没有，这表明说“Ouch”比说“Red”其指称似乎更具主观的意义，而说“Red”则比说“Ouch”更客观些。

但二者都有例外。如果评论者和那个被试验者都去扑火并都略被灼伤，那么，后者说“Ouch”，前者加以认同，这个情形便与上面对“Red”的认同无异。反之，评论者如果看不到红色物体，也可以靠间接证据而认同那个人说的“Red”。我们之所以说“Ouch”比“Red”更主观，是就大多数情形而言的。就“Red”的情况来说，我们的指导者或评论者通常是看到了红的，但在“Ouch”的情况下，他通常并无伤痛感。

对“Ouch”的学习不能不靠社会训练。你只要戳一下一个外国人，就可以知道“Ouch”是个英语词。但由于它的主观性，它就有点不同寻常了。词是社会工具，客观性是其生存的条件。如果一个语词尽管有主观意味却广为人们使用，那么我们就可预期它就像代词“I”和“you”一样具有一种特殊重要的社会功能。从社会的观点看，“Ouch”之被人们持续沿用下来就在于它是一个危急呼救的信号。但这个词的语言意义毕竟很有限，并不能融入较长的句子中。

“square”(“四方形”)这个词颇能显示通常对客观性的注重。不同人看同一块砖会有不同的映象而且都称之为砖，每个人视觉中的砖块映象都是不等边的四边形，但都各不相同。在学这个词的时候，一个人必须设法适应社会上的其他人，以在这个词的用法上与之一致。当然当视觉形象是四方形的时候，“square”这个词最容易学，但是根据其主体间性而对其更客观的使用才是我们所要达到和促进的。

一般说来，为了从使用实例归纳中学习一个词，这些实例必须在两个方面相互类似：从学习者的观点来看，它们必须相似得足以为他提供一个据以进行概括的相似性的基础；另一方面，从同时而各异的观点看来，它们必须相似得足以使教者和学习者能共处于某种特定的情景中。一个词如果仅指正常视线所见的四方形，那就只合乎第一个条件；一个词如果用以指具有各种不等边映象的物理的四边形，则能满足两方面的要求。而且满足的方式也相同，即学习者所能得到的观点也就是教者和学习者能同时得到的观点。一般说来，我们便是以这种方式去学习有关物理对象的语词的，因此，这些对象便成为指称与思想的中心点。

与“square”不同，“red”的情况是幸运的，因为同时进行观察的人们具有一种几乎相同的刺激条件。各人的视网膜都受实质相同的红色光线的照射，但没有两个视网膜接受的四方形的映象是相同的。因此，在“square”的情况下，客观性的引力是一种极力摆脱最简单的主观联想律的倾向，而“red”的情况则远非如此。所以我们通常认为颜色比物理形状更具主观性。即使在“red”的情况下，“red”这个词有时也会呈现某种类似的客观引力，特别是当周围的反射光造成红色物体对不同角度的观察者呈现不同深浅程度的时候。根据各种校正的提示，这种客观的引力把所有这些反应都调整得可称为红色。这些校正提示的应用是下意识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化已达到如此完善的地步。一个画家如果试图描绘自己视网膜上真实的映象，他甚至不得不训练自己抛开这些校正提示。

这种在交流和信念上把我们联系起来的齐一性，实际上是用来统摄经验与语词之间混乱繁杂的主观联系的。在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地方，才会出现齐一性。齐一性因此是在话语具有明显主体间性的状况下，而不是在个体意识内部形成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人有正常的视觉，而另一个人是红绿色盲。社会以前面所说的方式去训练这两个人，当他们俩注视着某个红色的东西而说出“red”时，就奖励他们，否则就处罚他们。人们看到的结果大致是一样的，即两人都能很恰当地用“red”这个词指称正好是红色的东西，但是他们获得这种相似结果的各自的感觉机制是非常不同的。一个人是通过一般光化作用的效果学习“red”这个词的；另一个人则是通过不同波长的光(红的和绿的)的刺激而学习“red”这个词的，这种刺激又伴随着光的强度、饱和度、形状和背景等补充条件的特殊结合，这种结合使他适于感到火和落日而非青草，适于感到盛开的花而非叶子，而且只在龙虾煮熟之后才感到它的红色。

不同的人，成长于同一种语言环境，有如不同的灌木丛，被修剪得都具有相同的大象的形状。尽管枝权的具体形状芜杂纷乱，而其整体态式则个个相同。P.6-9

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技能，为了获得这种技能，我们不能不完全依赖于主体间通用的提示我们要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的信号。因此，除了通过人们对社会交际中可见刺激的明显反应倾向，我们不能以任何根据去核对语言的意义。承认这一限制，结果就会发现翻译工作包含着某种经常有的不确定性。这是本书第二章的主题。

翻译的不确定性甚至涉及一个语词是否适用于所要解释的对象的问题。关于指称的语义学研究因而只有从内部实际针对我们的语言时，才会成为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仍可按狭窄的地域观念来思考我们自己的指称工具。这是随后几章所要讨论的。在做这种讨论时，我们碰到这种工具中包含的种种不规则和矛盾情况(第四章)，促使我们按照现代逻辑的精神加以补救(第五、六章)。关于我们在设定存在时做了什么以及我们主要是出于哪些考虑做出这种抉择的等问题或许也得到了清楚的阐述。这是第七章的内容。

1959年6月，我要在阿得来德大学盖汶·戴维德·扬哲学讲座做六次演讲，内容将包括本书的若干章节。七八月间在东京大学的若干演讲亦将如是。1959年5月我曾将最后一章的摘要用于伯克利加州大学霍维森哲学讲座，第二章至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则构成四月间我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五次演讲。

一年前，为准备第四次鲁瓦约蒙哲学讨论会的论文和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演说词，我曾利用了这部尚未完成的书稿。此前在1956—1957年，我曾以第二章当时还未定稿的部分内容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四所院校讲学。我开设的语言哲学课程从VJ日以来在哈佛讲过十次，代表了本书撰著过程中的十个阶段；而1953—1954年我作为乔治·伊斯特曼客座教授在牛津讲授此课和1954年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A.T.谢尔曼讲座教授时则是又一个插进来的阶段。

有三篇已发表的拙作与本书现在的文本有部分重复之处，它们都是根据本书的未竣稿写出的。其中两篇在第7节和第9节两节的开端我都曾提到。第三篇是《指称的神话》，估计即将发表于鲁瓦约蒙讨论会的论文集。还有三篇近期的文章值得提一下，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本书所阐发的一些观点。一篇是《科学的范围和语言》，该文是1954年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周年纪念活动计划的一部分，发表于1957年《英国科学哲学》杂志。另两篇文章是《量词与命题态度》(《哲学杂志》，1956)和《逻辑真理》(载胡克编：《在工作中的美国哲学家》)。

由于我在哈佛有一年的休假，加之我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得到一笔丰厚的资助，这就使我有可能在1956—1957年作为该研究院的一员用一年的时间致力于本书的写作。福特基金会同样的惠予资助也使我有可能作为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1958—1959年这一年继续撰写本书。对所有这些资助，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我也要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惠赠的一笔资助，这使我在这两年间不便随意动用该研究院和研究中心的秘书服务的情况下，可以雇佣秘书以保证书稿打字工作顺利进行。

去年冬天，我很高兴能与唐纳德·戴维森亲密合作。他阅读了本书的草稿。他的精辟的批评和学识使我受益匪浅。本书从他那里受惠颇多。我的同事伯顿·德雷本对本书前半部分的仔细审阅也给了我很多助益。在本书诸多地方，我也曾从其他许多朋友提供的意见和批评中得到帮助，他们是J.L.奥斯汀、C.A.贝利斯、L.J.宾克利、阿朗索·丘奇、J.C.库利、雷蒙德·弗思、奈尔逊·古德曼、约瑟夫·格林伯格、H.P.格赖斯、C.G.亨佩尔、罗曼·雅各布逊、J.A.詹金斯、格奥尔格·克赖泽尔、T.S.库恩、C.E.奥斯古德、希拉里·普特南、P.F.斯特劳森、莫顿·怀特、奥斯卡·扎里斯基和保罗·齐夫。我还要感谢雅各布逊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尽其所能经常给我以鼓励和种种帮助。

W．V．O．蒯因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

1959年6月3日

几年前我组织此书的翻译，约请我过去的两位学生朱锐和张学广同志承担这一工作。朱锐译前四章，张学广译后三章。对他们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巨大努力，我谨致以由衷的谢意。

对朱、张二位的译稿，我对照原文仔细、审慎、反复地加以校阅和修改，并补译了前言和索引，对全书重要名词术语的译名做了适当的统一工作。凡三易其稿，历经年余，始得完成。在这里我也要对我的另外两位学生马临真和关群德同志为本书译稿所做的电脑录入工作表示诚挚的谢忱。尤其关群德同志所处理的是几乎每页都被校改勾画得密密麻麻的打印稿，他耐心、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我在校改过程中曾觅得此书的一个德译本Wort und Gegenstand(J．Schulte与D.Birnbacher合译，斯图加特Reclam出版社，1980)，若干地方的翻译曾参考这个译本的译文，特此说明。

最后，我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艳辉、邹莉等同志，她们认真、出色的编辑工作，使蒯因的这部名著的中文本得以出版。

限于译者的水平，译文恐仍不免有不当或误谬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陈启伟

2005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