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日本近世村落社会的家-同族从理论到现状做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研究。其内容共分三个部分：理论和课题，家，同族。每个章节之后都有一个总结。

序论 1

一 家一同族研究和社会学 l

二 本书的案例 8

第一部 理论和课题

第一章 社会学和家一同族理论 24

一 考察的视点 24

二 功能的阐明——有贺和喜多野的理论(1) 26

  有贺的家业经营论

  喜多野的抚养论

三 结构的解释——有贺和喜多野的理论(2) 30

  家一同族和亲属

  有贺的主从关系论

  喜多野的父系家长制论

四 家一同族理论的发展——以长谷川理论为中心 35

  作为公的单位的功能

 “我们意识”和结构

结论 40

第二章 日本社会论和家-同族论 43

序 43

一 日本社会论的发展 44

 “半封建的’社会论

 “日本的”社会论

二 日本社会论的相位 50

  历史的视点和文化的视点 

  作为“原型”的近世社会

三 近世社会和家-同族 56

  主从关系和经营体

  横向关系的地位

  株论的意义

  结论 63

第二部 家

第三章 村落社会和家——以上瓦林村和行延村为例 70

序 70

一 家理论和株 7l

  株论和分居论

  有贺的家理论的变化

  株论的衰退和再生

二 家的逻辑 80

  基本特质

  统治制度和家

  家和门第

三 上瓦林村和家 94

  近世初期

  近世中期以后

四 行延村和家 114

  近世初期

  近世中期以后

 结论 140

第四章 家和村落史料——以今井村为例 145

一 考察的视点 145

二 人别改账和家 148

  初期本百姓和“六姓七宅”

  人别改账和宗门改账

  家的作用和实际状态

三 中期以后的史料和家 161

  五人组账和宗门人别改账

  宗门人别改账的意义

 结论 176

第五章 家和父系家长制 179

一 考察的视点 179

二 家长统治的法的性质 181

  家长权和亲权等

  家长权和家代表权

三 对家长统治的约束 191

  家长和家的传统

  村落、领主和家长

四 家的统治和父系家长制概念 197

  亲权等和父系家长制

  对家长的约束和父系家长制

结论 201

第三部 同族

第六章 同族结合和本家分家关系——以上瓦林村为例 206

一 考察的视点 206

二 从初期到中期 213

  分割继承的实际状况

  役和户主

  本家分家关系的特质

三 中期以后的发展 227

  同族结合及其后

  新分家和同族结合

  同族结合和村落结构

 结论 250

第七章 同族结合和组结合——以今井村为例 254

序 254

一 同族结合和亲属/非亲属 255

  从家到同族

  中期以后的同族结合

二 组的发展和同族 277

  村落制度和组制度

  组和同族的关系

  家联合的形态

 结论 290

第八章 同族的结构和功能——以行延村为例 295

一 考察的视点 295

二 同族的结构 298

  祖先祭祀和同族结合

  依附农民和同族

三 同族的功能3傩

  生活上的各种功能

  作为权利／义务共有体的功能

 结论 317

第九章 同族和亲方子方——以上瓦林村A本家为例 319

一 考察的视点 319

  同族论和亲方子方论

  A本家和子方阶层  

二 中期的亲方子方 325

  地主经营和子方阶层

  亲方子方的结构

三 后期的亲方子方 334

  地主经营和子方阶层

  亲方子方的结构和变质

四 租佃经营和亲方子方 350

  租佃经营和子方阶层

  亲方子方的结构

结论 365

后记 371

参考文献 380

首先，分家大量出现虽然涉及整个时期，但18世纪上半叶最多，其后的时期分别在10~IPAT。今井村在18世纪中期由于灾害等的影响，村落凋敝，18世纪末逐渐恢复(长谷川等，1991，258-259页)，所以P212的动向也许是意料之外的。应该说18世纪下P268半叶或19世纪上半叶分家增多也许是肯定的，但表的数字还是反映了事实。因为，表中18世纪上半叶的划分阶段和18世纪下半叶或19世纪下半叶相比，多出20年左右，考虑到划分阶段的长短，18世纪下半叶分家不会极端减少。当然，即使考虑到这一点，从18世纪下半叶分家没有特别增加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从18世纪下半叶到幕末，村落整体发展的沉滞在步步加重，所以即使从洪水引发的凋敝中恢复，也不可能超过18世纪上半叶大量的积极分家。第二，新分家以均分继承的现象出现得也少了。18世纪下半叶本家分家的土地收入比例在二分之一以下的例子非常多，产生了和中期分家出现的存在方式不同的状况。也许本家本位的分家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已出现，而且新分家的土地收入在本家的二分之一以下，应该说这是产生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阶层中。近世后期两户人家进行着地主化(同上，259—260页)，从这些家产生的四户分家都在此例之中。而这些新分家有10石左右的土地收入。即维持在一般农民阶层以上的水平，所以，绝不是作为经济上必须依靠本家的存在而分家的。这种分家或财产分割的倾向整体上具有和上瓦林村相同的性质。

在这种整体动向的基础上考察同族单位，可以概括如下。而且，关于每家的系谱关系，主要是根据宗门人别改账和五人组账。还存在着若干系谱关系不明、属于哪个同族不明的家，但这些大体上都从考察对象中剔除了。此外，括号内的号码是为了和其他图表对照而表示的家号码。

首先，近世时期作为名主家的A同族的动向如图7—2a所示。其特征在于A1系本家的四郎兵卫家(A1)大量地创造出分家。明P269和时期四郎兵卫的弟弟弥左卫门分家(A1·3)，从天明到享和时期，四郎兵卫的儿子们相继分家。特别是在后一过程中，长子清藏(A1)、次子弥五右卫门(A1·4)，还有相当于四郎兵卫隐居分家的三子元右卫门(A1·5，图表中以四郎兵卫的名字出现)等各家甚至以连本家分家关系都不明确的形态分家。也许是这一影响，直至今天三家的家徽还不同。但是，通过采访等方法，可以认为开始时P270清藏家是本家，但其后弥五右卫门家实际上起着本家的作用。至此，一直世袭本家的名主职位到文化初年的是清藏家，其后，由弥五右卫门继承。从天明九年(1789)到文化五年(1808)期间，可以从四郎兵卫(清藏)家的土地收入急剧减少推断(即使有向弥五右卫门家或隐居分家分割的部分，但其减少也是过于激烈的)，清藏家没有继承本家的能力而倾家荡产，为此，将户主转移到次子弥五右卫门家。这种本家分家地位的逆转在当地似乎不少。因为根据采访，今井村曾经存在着“取代庄屋(即本家)”的婉转说法。分家因经济上的优势而改变地位，并以此为自豪。当然，分家不会因此作为新的本家而统制同族。

四郎兵卫家(A1)后期出现许多分家是因为这个家庭在经济上的繁荣。这个家在中期前的分家忠右卫门家(A1·1)或长左卫门家(A1.2)，或者A2系的五左卫门家(A2)中期以后土地收入减少，几乎没有出现分家，这个四郎兵卫家在元禄十七年(1704)的土地收人是25石左右，但在分家出现前的明和时期甚至超过了90石。在大约50年期间，怎么会有这样的急速增长，原因不明，但大概和名主的役收入也有关系。此外，到了幕末时期，成为实质上的本家的弥五右卫门家(A1．4)也和同族内的家一样，成为3石左右的小农，同族成了小百姓的聚合(但只有长左卫门家随着幕末的到来，经济上卷土重来，也出现了分家)。

如下图7—2b所示，B同族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本家阶层在近世后期灭绝了。B1系的本家半右卫门家(B1)到文化时期户绝，B2系的本家长三郎家(B2)到明和时期已经户绝。不仅如此，在B2系中，由分割继承而在中期出现的八右卫门家(B2·1)、半十郎P271家(B2·2)也在长三郎家户绝前后户绝。在中期形成的这个同族的框架在近世后期完全解体。其中，成为发展新的同族结合契机的是B1系中非亲属的“抱”的身份阶层。权六(B1·2)、权七(B1．2·1)、平助(Bl·3)均属此例。只要是“抱”的身份，那么原则上就不是独立的家(即不是本来的分家)，但是这些人可以认为在这个身份之外也是作为B同族的一个分家住在村落里。此外，这些“抱”不是近世初期非亲属的依附农民的残余部分，而是在中期以后作为完全新的依附身份而卷人家的人。所以，也和中期村落社会的构成原理相对应。如第四章所论，虽然，今井村“本百姓”、“抱”的身份制在中世以后没有牢固地维持下去，但依附身份阶层本身在中期以后在村落中也有一定数量。但是，这些非亲属的“抱”也许是因为被置于经济上不稳定的状态，后期半数消失了，残存的权七P272(Bl·2·1)、平助家也在幕末因各种情况离开了同族。

对此，B2系中虽然亲属分家成为系谱关系发展的原动力，但其发展没有那么显著。半十郎家的分家宇平次家(B2·2·1)是靠着均分继承而又产生新的分家，即平左卫门家(B2·2·1·1)，其后，从平左卫门家又分出来一户亲属分家。在近世末的B同族中出现的以上结果和中期的结构大相径庭。中期同族的存在方式不是“尾大”式的扩大。在上瓦林村的分析中也曾提及，近世后期的社会变动严酷得不允许同族顺利发展。当然，在这一严酷的条件中，像半右卫门家的亲属分家的市右卫门家(B1．1)那样，在幕末成长为土地收入17石的富裕之家也是有的。P273

翻译、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故。

一个是社会学研究本身的缘故。

社会学诞生于近代的欧洲，在我国是一种“舶来”的学问。自70年代末社会学得以恢复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大量学习和引进了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但对邻国日本的社会学很少进行系统的了解。日本和我国同处亚洲的东方，又同属蒙古人种。由于这种地缘和人缘的因素，日本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可以直接给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借鉴作用的。实际上，日本社会学者在运用社会学原理探索日本东方式社会结构方面是作出了很大成就的。在农村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上，50年代就出现了福武直和有贺喜左卫门等杰出学者。近年来以富永健一的现代化论为代表，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学习、借鉴日本社会学的这些新成果，无疑对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举措，这正是我们翻译和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的主要意义之所在。

另一个是日本社会研究的缘故。

日本是我国的一个发达的邻国，日本的发展进程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可以说主要出于对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异族的文化人类学式的兴趣，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试图通过日本的崛起验证东方文化对抗西方文化能力的文化比较，现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虽然还延续着近代的动力，但随着现实需要增长和学问的发展，开始步人了全方位的学术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日_本社会的基本结构、变化过程去理解日本社会现象和日本文化特征，已经被人们当作了认识、理解日本的基本途径。要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当然首先应该参考日本学者对自己社会的研究。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奇怪，我们更了解其他外国人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赖肖尔的《日本人》以及中国人自己的《日本国志》(黄遵宪)、《日本论》(戴季陶)等等，几乎全是日本研究者必定读过的，而日本人对自己社会的研究我们知之甚少。其实，战前姑且不论，战后日本的社会自我研究是有了很大发展的，除了已经介绍到我国来的《依赖心理的结构》(土居健郎)和《纵式社会》(中根千枝)等名著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著作不断问世。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可以说在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引起社会反响的研究力作。如果能够及时地把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对我们认识日本社会也同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作用。

出于上述缘故，我们有幸得到日本学术界的协助和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和商务印书馆合作，隆重推出《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这项大型的学术工程，争取把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学领域出版的主要最新学术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鉴于人力物力的限制，首先翻译介绍10种日本社会学名著。这些著作的选定，反复征求了日本社会学专家的意见，人选的基本都是90年代以后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在日本学术界均有很好的定评，甚至是学术畅销书。在类别上也涉及了社会学的多个分支，如社会学理论、家庭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经济研究、性差研究、城市研究等等。虽然10本书不足以全面网罗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成果，但也大致可以反映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学术进展。

担任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学术顾问的分别是日本著名学者、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方主任教授野村浩一先生和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李强先生。担任译丛翻译的译者，都是曾毕业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课程的研究生，他们大都已在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课程。

我们相信，这一批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不仅可以直接帮助我国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对我国本国社会学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本书在以前的家-同族研究发展的基础上，对近世村落社会的家一同族进行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如第一章所示，关于家一同族功能的经营论、抚养论，还有关于结构的纵向关系论(主从关系论等)是代表家一同族理论的有贺喜左卫门、喜多野清一的重要论点，以前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整体上也对此广泛地予以接受。但是，1980年代以后的长谷川善计的研-究提出了株(权利、义务的单位)论和横向关系论(而且，长谷川主要使用“我们意识”和“共同关系”的概念)，由此，将有贺、喜多野的理论相对化了，同时给予了家一同族理论的发展以新的契机。尽管长谷川的理论主要是以近世的家一同族为对象，但近代乃至今天存续的家一同族的历史性形成、确立正是在近世时期，所以，长谷川的理论是阐明家一同族起点的理论。作为关于近世这一时代的家一同族的理论是不能轻视的。

此外，如第二章详细论述的那样，长谷川的理论对日本社会论也有冲击。长期以来，家一同族论不仅论述的是家一同族，而且是和阐明日本社会本身相联系的。即在家一同族中看到的逻辑规定着日本社会整体的特质，日本社会的结构收敛在经营的逻辑及纵向社会的特质上。因此，长谷川的理论从根本上质问以前的日本社会论的妥当性。并且，如果将日本社会特质之“原型”放在近世社会的话，以近世的家一同族为对象的长谷川理论的存在就迫使我们对日本社会论进行再探讨。在“原型”的近世社会中到底存在着具有何种性质的家一同族而形成社会的基础呢?对近世的家一同族的阐明不仅是家一同族理论，而且对日本社会论的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家，本书首先在第三章综合性地论述了株的特质，其中重要的是，所谓近世村落的家是在村落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场合作为“一户”担负着各种权利、义务的主体。近世初期，初期本百姓是这种株的存在本身，近世中期以后，在近世本百姓体制中，和门第制度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维持着作为株的家。而从近世史料中如何实证性地把握这作为权利、义务单位的家，以前没有明确的定论。第四章以今井村为例，尝试性地表述了不能依靠宗门改账或宗门人别改账的史料，毋宁说近世初期的人别改账及近世中期以后的五人组账、夫钱割付账更有用。另一方面，关于家的结构方面，如在第五章的父系家长制论中所论述的那样，并非家长个人使用强有力的支配权力，应该注意到其被家的传统强有力地束缚着。存在着对包括家长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的家(还有其传统)的强烈的顺从，结果形成了强烈的“我们意识”或横向关系。没有必要否定家具有父系家长制的特质，但这是以横向关系为根底的父系家长制。

同族基本上是在与家共通的原理上建立的，但其作为实际上的集团却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其独立的特质。对同族的横向关系的逻辑或实际状态的考察主要是将焦点放在以同族层次为中心的各种习惯(继承等)或共同生活的实际状态上，这是第六章的分析，通过这一分析使以上方面相当鲜明地显露出来。同族是以株的家为单位构成的，所以，同族的自立性或对等性能够比家更发达。但是，也如长谷川论述的那样，家一同族的亲属和非亲属在继承等方面受到迥然不同的对待，所以，亲属(分家)、非亲属(分家)不完全形成同质的横向关系。对这一点，通过第七章、第八章的对依附农民的分析，还有第九章的对A本家的亲方子方关系的分析，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但同时，虽然有这样的事实，也不能否定横向关系甚至是包括着非亲属(分家)而成立的。在第八章的B本家和诸世代阶层的关系，还有第九章的A本家和名子制的子方阶层的关系中可见其一端。另一方面，关于功能的侧面，同族不是株本身，而是株的分有体(或共有体)。本书虽然没有像对结构的侧面那样对其详细论述，但通过第七章、第八章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功能的特质。第七章阐明了同族和组(五人组)在组织上的重合性，而在第八章中具体展示了一直认为对组(五人组)来说是本来的功能(年贡缴纳的连带责任等)由同族担当这一事实。

而且，本书始终重视横向关系，因此也许会被当作在否定纵向关系的存在，但我未必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的。应该说是对纵向关系的理解不同。包括中根千枝以前的纵向关系理论或者纵向社会论是将纵向关系理解为构成集团成员间的关系。那是宗家制度的师父和徒弟、公司里的上司和部下的关系，在家或同族中则是家长和家庭成员、本家和分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从本书的立场出发，纵向关系不是在这种成员之间的关系中，而首先应该是在成员和集团(社会单位)本身之间显著发达，即在家和家庭成员、同族和其构成户，或者公司和职工的关系中。如果允许把这种关系表现为纵向关系的话，在这伞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社会的“原型”中纵向关系是牢固的。但同时不要忘了这个纵向关系和本书强调的横向关系，即集团成员之间的“我们意识”或横向的关系是表里一体的。

而近世社会及其根底村落社会的家一同族的特质原封不动地被近代以至现在所继承。近代的社会变动——产业化(资本主义化)、寄生地主制的形成、家庭制度的形成等，不管哪一个都成为家．同族变化的要因，这是不可否定的。正因为如此，其中株的理论或横向关系也就有了弱化的可能性。比如可以预想第九章论述的亲方子方也由于寄生地主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巨大的变质，即以前的家一同族理论或者日本社会论强调的纵向关系得以强化。但是，近世社会被作为“原型”是有其自身的理由的。比如，可以称作“日本的”特质之代表的“日本的集团主义”，关于集团的团结或集团的统一性的逻辑，仅用以前的经营论或纵向关系论是有其不能解释的一面的，在注意到近世家一同族具有的株的理论或横向关系的重要性时，才能准确地予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近世社会的原理直到今天仍起着酿成“日本的”社会特质的作用。

笔者最初接触到村落研究是20年前左右，那还是笔者在神户大学的学生时代。那时以研究室的老师们为中心，进行以同族为题目的村落调查，幸运的是我可以作为一个学生调查员参加这一调查。但是，我当时对家或同族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在毕业论文中写了那个村子的事，加入刚上任的北原淳老师的讨论课后，选择了和社会经济史或农业经营论相近的题目。后在研究生院硕士课程中，转向欧美的地域社会研究的题目，因此，不要说家一同族的研究，就是离日本的村落研究也远了。

真正开始以家．同族为研究对象是进入博士课程之后。当然，这是受到了当时全力以赴进行同族研究的长谷川善计、竹内隆夫老师很大的影响。此外，数次从东京都立大学来讲课的石川荣吉老师也通过社会人类学的亲属论或共同体论的讲义，引发了我对亲属或家的兴趣。加上有长谷川老师的推荐，我又恳求给我指导的八木哲浩老师教给我史料分析的基础，并且，八木老师让我利用作为《封建社会的农村结构》(有斐阁，1955)的主要舞台的上瓦林村的史料，同时，数次给我以研究发表的机会。

此外，在学校以外，以关西为中心的村落社会研究者的学习会“村子研究会”很活跃，通过这个场所，我得以接触到余田博通先生、松本通晴先生、光吉利之先生、鸟越皓之先生等家一同族的研究者。特别是松本先生在(神户大学)研究生院曾指导过我，而且请我去他在同志社大学自己的研究室开设的研究会。在研究会上，话题不限于家一同族，人们也谈论着村落或地域的情况。而和当时还是(京都大学)研究生的兰信三、古川彰、中道仁美等能够进行研究交流，使我受到很大的启示。

于是，笔者开始了家一同族的研究，不知不觉迎来厄年(42岁。——译者)。在此期间，并非没有搞其他研究，但不管怎样没有离开家一同族的研究，直至现在。特别是在名古屋大学教养部(现为信息文化系)奉职的数年间，是变更研究题目的绝佳机会，并受到上司中田实老师、文学系的北川隆吉老师的宽容对待，结果仍是在以前的研究题目中逡巡徘徊。但是，因为本人有些凡庸，因此研究的进展没有像时间流逝那样取得进展，拖到了今天。这是实情。

在研究生时代有颓丧的时候，平常不喜说教的杉之原寿一老师对我说过大意是“干应该干的事，道路会开的”的话。这话一直留在我的耳朵里，有时像忽然想起来一样地自问道：“你做了应该做的事吗?”本书就是笔者半怀着自责的念头写成的。有段时间因为自己的原因断了出版的念头，但在北原老师的鼓励下本书得以出版，只是遗憾溘然逝世的长谷川老师、松本老师没能看到本书。

本书题目用的是“历史社会学”，但实际上这是在种种困惑后的选择。现在“历史社会学”像在社会学中得到了市民权一样，显示出兴盛的征兆，但笔者的研究和近来的研究或许在性质上稍有差异。近年的“历史社会学”强烈地关注“近代”或“现代化”，但对笔者来说，则将其定位于将焦点设置在社会关系或社会集团上分析历史现象的社会学。但从以下理由出发，还是使用了“历史社会学”这一术语。

第一是因为兰先生的《“满洲移民”的历史社会学》(行路社，1994)出版时，我被其题目强烈地吸引住了，就是这么个单纯的原因。第二是因为我接受了以日本代表性的历史社会学者筒井清忠先生为中心撰写的“战后日本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评论”四十七之一，1996)中的定义，它将“历史社会学”的涉及面设定得很广。并且，在此论文中，以长谷川先生为中心编集、笔者也参加了一部分撰写的《日本社会的基层结构》(法律文化社，1991)也被加进“历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中。最后的理由是和大体10多年前在讨论课上发表的研究构想有关。那时在研究题目中使用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这一概念。当然，构想没有完全实现，但我自己理解是在此构想的延长线上完成本书的。谨慎地说，也是为了再次确认自己研究的出发点而使用了“历史社会学”这一题目。

笔者的研究是到地方上去，并得到当地人的帮助才得以成立的。生来腿脚懒的笔者能够迄今持续研究是沾了当地人的深情厚谊和宽容的光。在资料收集时走投无路、感到绝望的时候也不少，但人们总是伸出温暖的手使我得以走出困境。和作为本书实例的三个村落相关的诸位先生，特别是冈本家的前主人俊二先生(已故)和现在的主人纪士生先生、矢吹家的主人修先生和继承人宏先生，此外还有分家的矢吹圭司先生，霞田宽治、笃子夫妇给我以很大的照顾，借此场合表示谢意。

感谢和笔者同去调查的各位研究生、大学生，还有帮助校对本书的大搬文彦(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平井晶子(日文研研究生院)等诸位。

最后，在本书出版时，岩本由辉先生费心费力。在爱知县的知多半岛的村研(日本村落研究学会)大会上，先生偶然听到笔者想出版此书，立刻当场和刀水书房取得联系。而刀水书房的桑原迪也先生在出版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痛快地答应了出版尚未成熟的本书。如果没有这二人的恩惠，本书也许永远不会问世。如果本书能于万一报答二人的尽心尽力则称万幸。

以下是本书的各章和原来论文的关系。

序论除去一部分，其他均为新写的

第一章 “日本的家和同族”(北原淳、大野道邦编《社会学——理论、比较、文化》，晃洋书房，1994)

第二章 新写(但有概括性的论文“日本社会论和家、同族论”(《社会学杂志》14，神户大学社会学研究会，1996)

第三章 “村落社会和家”(《文化学年报》6，神户大学，1987)

第四章 “村落史中的家”(《名古屋大学社会学论集》11，1990)及“佐久市今井的家、同族、村落”(长谷川善计等《日本社会的基层结构》，法律文化社，1991)中的一部分

第五章 “近世农民的家和父系家长制”(永原庆二、住谷一彦、镰田浩编《家和父系家长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2)

第六章 “村落社会中的同族结合”(《文化学年报》3，神户大学，1984)

第七章 “佐久市今井的家、同族、村落”(长谷川善计等《日本社会的基层结构》，法律文化社，1991)的一部分

第八章 “村落中同族的结构和功能”(《名古屋大学社会学论集》15，1994)

第九章 “近世村方地主的发展和子方从属”(《地域史研究》12之3，尼崎市，1983)

笔者关于家、同族的论文除本书所收之外，还有数篇，都难以舍弃，但考虑到本书的宗旨和长度只好割爱。特别是“再考·日本的‘家”’(“近代"61，神户大学，1985)是笔者由最初主要研究同族而转向家的研究的契机式的论文，是难以忘怀的。和现在笔者对家的见解不一定一致，不成熟也是很明显的，但因撰写这篇论文总算看到了家的研究的整体情况和论点。此外，本书中收录的各篇论文在收录时也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所以本书不是已经发表的论文的汇编。

1996年初冬

藤井胜

附记  1986年度、1989年度和1992年度的文部省科学研究费(都是奖励研究A)赞助了笔者以同族为中心的各个研究。此外，出版时也接受了：1996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的补助金“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普通学术图书)的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