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长篇小说是由一部短篇小说演化而来的，其原形是《厚土》系列中的《送葬》，以第一人称变换视角的叙述方法叙述。故事主要描写了吕梁山的“贫困”和“落后”。这不仅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这是部长篇小说，由一部短篇小说演化而来的，其原形是《厚土》系列中的《送葬》，以第一人称变换视角的叙述方法叙述。故事主要描写了吕梁山的“贫困”和“落后”。这不仅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新经典文库”序

“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李锐论

李锐传略

无风之树

重新叙述的故事——后记

李锐作品年表

李锐作品评论篇目索引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土崖的下边，看着远处的背影。一步一颠的，越变越短，先是腿不见了，然后是腰和身子，最后灰黄的塬畔上只剩下一颗晃动的头，只晃了两下，头也不见了，像是沉进了一片看不见底的浑茫的深渊。他想，刘主任这是下沟了，得下十五里。他忽然觉得眼泪要掉下来，他就在心里骂自己，你他妈哭个啥呀你!你怎么这么不坚强呀你!可还是没忍住，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嘴角上咸咸的。他死命地咬着在嘴里流来流去的咸水，对那个已经根本看不见的背影在心里叫喊，你这样做根本就是丧失立场，我是来改天换地来的，我爸爸是烈士，我是党的儿子，我跟你怎么能一样?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你哪知道呀你，我现在浑身的骨头节都疼起来了。你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我必须得做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你别以为我不敢干!

太阳早就沉下西山了。浑茫的土塬上弥漫着折射过来的冷澈的青光，暗幽幽的。天很深，远处层层叠叠的山也很深。辽阔的空旷之中，你分明能感觉到漫天的青光压下来的分量。土崖顶上几只归巢的乌鸦呀呀地盘旋着，把空旷和寂寥一声又一声地编织到崖顶的枯林里。他舔舔嘴唇，又想，刘主任得摸黑了。插在衣兜里的手一直紧紧地捏着那几张叠起来的纸。刘主任把这几张纸递过来的时候郑重其事地说，苦根儿，给，这是几张空白介绍信，你可别小看了这几张纸，这是公社党委对你的信任，是党给你的权力，你是烈士的孤儿，党就得依靠你这样的接班人。他没说话，翻起眼睛看看刘主任。刘主任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可刘主任想和他绕个弯儿。刘主任说，对，不叫苦根儿，叫赵卫国，赵卫国同志，矮人坪清理阶级队伍的大事情就全靠你了!将来要是需要搞个外调，到县委办个手续啥的，这几张纸就能顶事，还有什么困难尽管向公社反映。公社党委早就知道你写入党申请了，好好干，在大风大浪里干出成绩来，我给你当入党介绍人!刘主任说得很慷慨，说完又笑了，一边笑，一边还把手伸过来在他肩头上使劲儿拍了拍。他还是没说话，还是只把眼睛翻起来，心里一阵雷鸣电闪。我用不着你给我打气，阶级敌人是明摆着的，我一把就能把他揪出来。我来这儿已经六年了。我是主动要求来这儿的。你们哪能理解我?我就是我爸!我替我爸来改天换地来了。可你为什么非要睡到暖玉窑里?暖玉和阶级敌人睡，你来了又和暖玉睡，你当主任的和阶级敌人睡一个女人，你叫我怎么斗争?你还介绍我人党呢你，你自己就不够格儿!刘主任很仔细地看着他的眼睛，刘主任心里很清楚，这个弯儿自己不能再绕了，绕不过去。刘主任再一次笑起来，刘主任现在只好自己对自己笑。刘主任说，你还小，还没娶过媳妇，不知道熬媳妇是啥滋味儿，你哪知道这些事情呢。暖玉那儿收拾得又干净，饭又做得好。咱这穷地方，把革命工作做完了，就没啥干的，就没啥娱乐的。我来矮人坪下乡，哪回都是住暖玉那儿，暖玉院里是两孔窑嘛，我住一孔，暖玉住一孔嘛。行啦，就这么个事儿，你就别盯着我啦，还是把这回的阶级队伍清理好吧。刘主任终于说出来想说的话，终于不再绕弯儿了。刘主任说完了想说的话，摆摆手，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刘主任说，卫国，咱们光说清理阶级队伍了，上回给你说的那个媳妇到底行不行?你咋也不回个话?他的脸立刻涨得紫红紫红的，莫名的愤怒和尴尬立刻填满了胸膛，他挣扎了一会儿，才从这紫红的愤怒和尴尬中挣扎出一句话来，他直盯盯地看着刘主任说，我不娶媳妇，女人都是妖精!刘主任就又笑了，你看你这孩子，我不过是替别人问问，就这么大的火气?不愿意就算啦，也好，一心一意好好搞运动吧。说完，刘主任就一步一颠地走了。他就站在土崖底下目送刘主任。从西山背后折射上来的阳光，又清冷，又干净，把冬日的土塬照得空空荡荡的，冷冷清清的。空荡清冷之中一眼就能看出上百里远。头顶上，乌鸦们还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他没抬头看它们，不用看他就知道，飞来飞去的乌鸦一共是七只，六年来他在村口数过无数遍了。原来是五只，现在是七只，总共只有七只。飞来飞去乍一看好像挺多，其实就是七只。可为什么是七只不是八只呢?那一只单的怎么办?跟谁搭窝呢?年年下蛋，年年孵小的，孵出来都上哪儿去了呢?都叫蛇吃了吧?肯定有条胳膊粗的黑蛇缠在树权上，张开大嘴，蛇信子老长，一口一个，一口一个，都吞了，小鸟们连叫唤一声都来不及，真可怜呀，太可怜啦，这么多年就活了两个。鸟们就不知道飞，远远的飞走不就完了吗，咳呀，六年才活了两个，六年得多长呀。你们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你们怎么能理解我?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你都知道暖玉和阶级敌人睡了，你为啥还要睡到暖玉窑里，你还是领导干部呢，你咋这么不争气，你咋这么没立场呀你?!我入党不用你介绍，娶媳妇也不用你介绍，你哪能理解我呀你?你哪知道呀你，我现在浑身的骨头节都疼起来了。你别以为我不敢，我非做了这件事情不可!即使我不做，赵英杰也会做的，赵英杰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事情干到底的!四下里再没有别的声音，再没有一丝一毫的响动，一切都深深地凝滞在冬日无风的黄昏之中，深深地凝滞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听见苦根儿心里翻动着的电闪雷鸣，没有任何人能看见苦根儿脸上那些咸成的眼泪。

沿着刘主任刚才走的这条小路向东，走十五里下到沟底，然后，沿着一条能走马车的土路再向东，走一百五十里，中间还要找个村子住一宿，然后，就能走到县城，走到他当年上小学、上中学的地方。他就是在那儿成了烈士的孤儿的。后来，他也就是在那儿碰见了那位作家，才下定了决心，要以父亲为中心人物写一本长篇小说，要以长篇小说中的父亲为榜样，到这个吕梁山最偏远的矮人坪来改天换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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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文艺出版社用“新经典文库”的名义，已经出版过由蔡翔兄主编的几本书。此番我们仍然沿用这样的名称，是试图以另外的编选方式来丰富“新经典文库”的内容，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灿烂景观。这就有了现在读者诸君所见到的这套书。

毫无疑问。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厚古薄今”，也即重视“现代文学”轻忽“当代文学”的现象由来已久。“现当代文学”这一尴尬的、甚至是不伦不类的凑合在一起的命名，虽然“大度”地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组合成一个“学科”(坦率地说，我们许多研究者在谈到自己“搞”什么时，都会说“我是搞现当代文学”的，其实，在心里谁都清楚，在这个学科内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壁垒虽不森严，但界限还是在那儿的)，但是，在这个“学科”内部，学科话语、知识体系从来就是分裂的；尽管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能够打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优秀学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也一度避免了学术研究中的尴尬，然而，学科的整合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些缝隙反而在逐渐扩大。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曾经有人以时间的长短来论“现代”与“当代”并提出“当代文学”不能写史的理由，现在这似乎已经不是个理由。也曾经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当代文学”与现实政治过于靠近，其审美品格以及相关研究的学术品格不能不受到损害。其实文学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当代”，它始终未能离开过现实政治，而且始终面临的是相同的“中国问题”，在面对整个世纪一以贯穿的现象时，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一样，也从来没有消除过。经历了世事历练的学者们，在对现实采取一种暧昧态度时，其实总是会果断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当我们撇开这些习惯的思考途径时，需要进一步在学理上反思“学科”之中的“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处境。在“现代文学”知识体系和学科话语中生长出来的“当代文学”，最初就是孱弱的。当“现代文学”学科话语开始形成之时，“当代文学”大概只能视为“文学批评”，“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话语启蒙了“当代文学”研究者。八十年代初期当“现代文学”学科革新时，“当代文学”的学科话语正在形成之中，所以，我们不能不看到“现代”和“当代”学科话语形式的时间差。但是，正在革新的“现代文学”和正在形成的“当代文学”学科，它们所面对的是共同的思想文化遗产和资源，也都同样被当代生活激活(新时期以来，不仅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众多学科都从日益变化了当代生活中获得了滋养，这应当是个不争的事实，奇怪的是，不少人却斜视着植根于当代生活之中的“当代文学”)，这样一个事实意味着原先因为时间差而带来的一些问题正在被“当代文学”的新锐性所克服。

显然，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另外一个时间差仍然存在，这就是文学“经典”的确立过程。在现代大学制度与学术制度中，“现代文学”已经获得了确立“经典”的话语权和制度保证，而一批杰出的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存在又加强了“经典”的权威性。“当代文学”则相形见绌。当我们以这样的学科话语来面对当代文学史时，就必然会疏忽那些业已存在的当代文学“经典”之作。我们曾经批评过“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等话语实践，其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无知，不仅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同样受到“内部”的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使许多人不能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

“新经典文库”的出版，便试图有所改变我们所批评的那些现象。一个常识的判断是，“现代文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终结现代(当代)汉语写作的新可能。因此，我们把近二十年来多少给汉语写作提供了新可能和新素质的创作称为“新经典”。我们想做的当然不仅是寻找“大师”，我们还在寻找叙述文学史的另外一种方式。夸大一点说，这几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便蕴藉着某种学术理想，也表明我们理解文学史的基本思路。譬如，林建法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系列著作，已经出了四辑，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这实际上是以文选的方式形成一种编年体式的文学史。这几本面面观的选文，不再是单一的批评家论作家作品思潮现象，而是始终坚持原初的创意——面面观，有选择地组织作家、批评家、编辑家(出版家)阐释和记录文学的发展进程，这样，选本构成了一个多边互动的叙述文学史的形式。现在出版的这套书，也想反映出一点新面貌：它不是一般的选本，而是由研究、文献和经典文本合成的综合性著作。这样的创意，或许能给当下的文坛带来一点新气象。

我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是从一个短篇小说演化而来的。在对一个旧故事的重新的叙述中，我不但得到了一个新故事，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种新的叙述，得到了一个和以前大为不同的世界。连我自己也惊讶这个世界的沧桑巨变。这个世界对于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小说。

自从《厚土》结集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写小说，之所以不写，是因为心里一直存了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才能超越《厚土》。无论在作品内涵还是在叙事形式上都要有超越，要在创作上有一种总体的超越。重复自己没有意思。按照《厚土》的路子再写一本书或者几本书当然是轻车熟路，可那没有吸引力。毕竟是写了很长时间小说了，我明白这个“总体的超越”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不重复”，也不仅仅是外在的换一种方法。如果一个作家像换外套一样容易的变换写作方法，那他肯定不是一个好作家。三年之后，我有意离开吕梁山，用一年时间写了长篇小说《旧址》。然后我才开始又回到吕梁山，开始我这个新的系列——“行走的群山”，写了中篇小说《黑白》和《北京有个金太阳》，虽然有了一些变化，可直感告诉我还是不能满意。凡是搞过创作的人都知道，直感往往是最准确的。直到去年写完了《无风之树》，我才觉得这一次是真正的超越了自己。这中间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也可见我的不聪明。《无风之树》我写得很投入，很激动，除了作品本身渐渐地展示过程让我动情动心而外，真真切切地体验到对自己的超越是一种难言的启迪和鼓舞。事实上《无风之树》最初的“原形”是《厚土》系列中的一个短篇小说《送葬》，这个短篇只有四千多字，从四千字到十一万字，这中间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是不同的观照和表达。一个重新讲述的故事所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从中获益匪浅。从原来高度控制井然有序的书面叙述，到自由自在错杂纷呈的口语展现的转变中，我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丰富。

回顾这六年的时间，正是中国文坛“先锋”和所谓“后现代”潮起潮落的阶段。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罗伯格里耶等等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期刊上找到类似的“副本”，成一兄管这叫“副本效应”。而且在理论家那儿好像是必须得拿到“副本”，才可以完成对“正本”的对照，可以对照的才“先锋”，才“好”，才“正宗”，才可以立论。我以前也写过一些文章对这类的“先锋”有所批评。时至今日，已经不会有谁再愚到不懂得借鉴；已经不会有谁再愚到不懂得在不同“形式”的背后，其实更是不同视线的眼睛，更是对世界不同的表达，说到底更是不同的变化了的更复杂、更深刻的“人”。我们已经永远的丧失了凭以立足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和“本土”；我们现在又丧失了一成不变的可以引为尺度的“现代”和“后现代”；这真是无人可知的双重的悲哀。毫无理性可言的历史所给予的，只有困境，和在这困境中的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刻骨铭心的真实的体验。这本是与任何理论无关的生存。这本是我们在文化外套的极限之外碰破的伤口。我的不满是看见我们的“先锋”们，很快的把形式和方法的变化技术化了，甚至到最后只剩下技术化的卖弄和操作。这种技术化的小说从外在的方面讲，恰恰是对眼前这个越来越技术和越来越商品的世界的投合；从内在方面讲，它们以技术的炫耀和冷漠隔绝了对人的表达。小说走到这一步，已经根本无“先锋”可言，或者说许多人压根就不是“先锋”。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当我们以自己的生命之灯照亮形式的大门的时候，真诚者的面容和投机者的嘴脸将会判然不同。说到借鉴，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在故事的结构框架和细节的丰富性上是借鉴了巴尔扎克的，他的意识流式的叙事是借鉴了乔伊斯的，但福克纳就是福克纳，你决不能说他是谁的“副本”，他就是他。我的《无风之树》中以第一人称变换视角的叙述方法，也是借鉴了福克纳的。我之所以花了六年的时间，之所以总是不满意，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只完成技术的操作，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冷漠地隔绝了对人的渴望和表达，就是因为我渴望着这一切都变成一种内在的喷涌和流淌。一个重新讲述的故事并非只是为了叙述的花样翻新，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叙述自由，从而获得更强烈、更丰富也更深刻的自我体验的表达。从时问上说福克纳已经不能算是“新”了，从他去世算起已经有三十二年了，从他写出自己那批代表作的时间算起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每天下午西沉的那颗太阳都是一颗过时的星星。所谓新，全在于你自己的独创，全在于你表达了独属于自己的体验。在对别人的批评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考验和苛求。

有人说到我描写到的吕梁山区的“贫困”和“落后”，可我想只描写“贫困”和“落后”，既不是我的本意，也不能算做是文学。这个“矮人坪”当然是虚构的，我把这些“矮人”放在“文革”的浩劫中，是为了突出人面对苦难和死亡时的处境，这处境当然更多的是精神和情感的处境；有贫困而没有苦难，再贫困也没有文学的意味。贫困是一种客观现状，苦难是一种人心体验。在“温柔富贵之乡”的荣宁二府，看不到半点贫困，但却让你看到了思接千载的苦难和悲伤，于是，就有了千古绝唱的《红楼梦》。所以我在小说中对苦难做了延伸，加进了对日本鬼子屠杀的回忆。眼前的“阶级斗争”的残杀，过去的战争屠杀，贫困，劳苦，死亡，人的麻木、隔膜、无法沟通，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剥夺，善与恶的相互纠缠，等等等等，这一切，组成了矮人坪的矮人们无法逃避的苦难的处境。当人被挤压到最低点的时候，当人被生存的处境几乎还原成为动物的时候，对于处境和处境的体验才被最大限度地突现出来。现在，当我如此清醒如此理性地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根本无法表达沉浸在这个故事里的时刻，那种深冷透骨的悲凉。

和《厚土》系列不同的是，在“行走的群山”系列中，我把“文革”从原来较为模糊的背景中突现出来，或者说“文革”已经成为一切故事和叙述的中心。我常常在想，“文革”应当成为我终生追问和表达的命题。在西方，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他们产生了所有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艺术和宗教。甚至有人说，一切现代哲学和宗教的问题，都应当也只能应当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文革”是中国人的奥斯维辛。“文革”是一场所有的当事者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浩劫。“文革”是一场所有的外国的和中国的“理想”加在一起，燃烧出来的废墟。“文革”是一切现代中国人的出发点。这是一个任何“爱国”的或“向前看”的理由，都抹杀不了的处境。这也是一个任何“后现代”“后殖民”的解说，都逃避不了的处境。有了这个无处可逃的处境，我们也因此才有了深刻追问自己的可能。或许，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可能。所有怯懦的逃避，所有卑劣的蒙骗，都是对于人的逃避和蒙骗。我深知这追问的艰难。可这是无法回避的艰难。

我希望自己的叙述不再是被动的描述和再现，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从对现实的具体的再现中超脱出来，而成为一种丰富的表达和呈现。当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讲述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不要说世界，就是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和细节都会判然不同。企图“客观而真实”地表达现实和历史的愿望，是一种太过时、太简单也太武断的愿望，是文学所难以负载的愿望。文学应当回到内心，回到体验，回到情感。在这个虽然并不“客观”的世界里有着难以尽述的千姿百态的丰富，和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真实，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世界的对照，那个被眼睛抚摸的世界才有了隽永的人的意味。我不希望别人看了我的作品再说：这是写的农村题材，这是写农民的小说。我不希望吕梁山在我的小说中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当吕梁山作为小说中的名称而出现的时候，它应当具有无可置疑的丰富的文学内涵。吕梁山不应当仅仅是我提到过的一座山脉的名字，不应当仅仅是山西的一座山，甚至不应当仅仅是中国的一座山。

这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故事。最后，也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跟着这个故事，我曾走进一个飞鸟远去、冷寂无人的地方。现在，我又看着它从我身边走向你们。我只有无语的茫然。  1995年3月写，5月、9月增写

1996年1月再增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