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一生保持着灵动的创作激情，在他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二十余种戏剧、一百多篇，还写了游记、书简、回忆录等多种著作。本书作者文学体式、文学观、美学艺术等多方面论述了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作了一番探讨。

总序 朱水涌(1)

第一章 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传播(1)

第二章 从“泰戈尔风波”看“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26)

第三章 泰戈尔影响下的中国“五四”时期文学观的流变(55)

第一节 泰戈尔“爱的哲学”影响下的中国文学的情爱观(55)

第二节 泰戈尔“梵的现实”影响下的中国文学的自然观(86)

第三节 泰戈尔“我的尊严”影响下的中国文学的生命观(113)

第四章 泰戈尔与“五四”时期文学体式的变革(131)

第一节 泰戈尔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散文诗(132)

第二节 《飞鸟集》与中国的小诗气象(162)

第三节 泰戈尔影响下的中国诗剧(193)

第五章 泰戈尔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的叙事与美学特征(208)

第一节 泰戈尔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与审美取向(208)

第二节 泰戈尔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人物形象研究(226)

第六章 二十世纪中国的泰戈尔研究述评(252)

附录一 泰戈尔研究资料选目(288)

附录二 泰戈尔在中国的行程和讲演日期安排(307)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310)

后记(314)

泰戈尔著作翻译的论争

20世纪20年代，在泰戈尔汉译作品的背后，站着一个庞大的良莠不齐的翻译者队伍，有专门的翻译家，有编辑，有文学家，有文学青年等等，因而各种翻译现象都有可能发生。当时，围绕泰戈尔的译文，中国打起的笔墨官司不计其数。

(一)有关重译的问题

这里的重译是指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泰戈尔的作品未从孟加拉原文翻译，而是转译自其他的语言；第二种含义是指同一作品由不同翻译者翻译，而出现了多个译本的现象。这两种现象在20年代泰戈尔作品的汉译中，都普遍存在。

第一，郑振铎提到过“重译”的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翻译界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他说：“如此的辗转翻译的方法，无论哪一国都是极少看见的，但在我们中国的现在文学界里却是非常盛行。”①汉译的泰戈尔作品基本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由孟加拉语翻译过来的很少。但是泰戈尔作品的重译与当时俄国文学的重译有着本质的不同，泰戈尔基本上是个双语作家，他能用孟加拉语写作，也熟练地掌握英语，其作品的英译，很多就是他自己翻译的；而俄国文学的重译是因为中国能够从事俄语翻译的人极少，而掌握英语的人较多，因而只能从俄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来进行汉译。

由于汉语和孟加拉语在表达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翻译家懂孟加拉语的人不多。绝大多数的译文都是从英语转译而来，可喜的是这些英译本多是泰戈尔自己翻译成英文的，这减少了一层中国人因为重译而离原著越来越远的弊病。当我们考察泰戈尔著作的汉译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英语在当时的中国获得接受的程度比较高，而孟加拉文在中国只为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所掌握。正是因为泰戈尔著作翻译成英文，从而扩大了中国读者的接受面，中国现代翻译家懂英文的最多，才使他的著作有了尽可能多的中译本。但是，英文版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和《新月集》中的一些诗篇，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点，由于泰戈尔本人将难解的诗歌内容改换成易懂的诗歌，有的诗篇被割裂，仅存原著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使这些意境深远、含义丰富、优美宁静的孟加拉文诗歌变得干干巴巴。随着泰戈尔的诗歌从英译本直接翻译成汉语，这种缺憾更多地被表现出来。只有参照孟加拉原文翻译，才能使我们更加正确地分析和理解泰戈尔的诗文。P16-17

涌

组织撰写这套丛书，还得从一个可以称作当代“学案”的学术事件说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几位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在严家炎先生的主持下，承担了国家“七五”重点研究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课题研究，意在“着眼于打通近、现、当代”，“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来考察中国最近九十多年小说发展的总体特征及规律”，“还包括了对正在行进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用历史的眼光进行总结，并对今后小说创作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①按照课题的设计，这是一部“以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的专深的文学史”，属于“专家的文学史”，②不仅要“概括出整个世纪小说总体性的历史特征及发展的基本线索”，还要“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创立二十世纪小说史的新格局”，“更注重于研究格局与方法的创新”。③全书分为七卷：1897～1916年为第一卷，1917～1927年为第二卷，1928～1937年为第三卷，1937～1949年为第四卷，1949～1976年为第五卷，1977～1984年为第六卷，1985年以后为第七卷，各卷分别由陈平原、严家炎、吴福辉、钱理群、洪子诚和黄子平承担供稿。如此宏大的学术工程，如此强大的学术阵容，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举动，在那时是极其鼓舞人心的。从那时起，学术界就翘首以盼这一项20世纪后半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不仅因为人们相信这批学者这项工程能拿出最可信赖的权威性的研究成果，而且这项学术工程恰恰是对于那时刚刚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史新范畴的一次重要的具体实践。

1985年，北京大学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第5期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正式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发表了他们三人的6篇对话。“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原先由国家制度不同而割裂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连结起来，更主要的是它蕴含着倡导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确认、评价和考察的新视野与新尺度。北大的三位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是中国文学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这里，“体现民族意识”是一个统摄的观念，在这个统摄的观念下，他们为“20世纪中国文学”概括出三个方面的特征：走向世界的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和以“悲凉”为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及现代语言结构、表现形式。在那个主流政治文化与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一致性诉诸于现代化呼求的时代，在文学研究以“拓展文学的思维空间”和倡导启蒙文化的“文学主体性”为使命的那个时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极具轰动效应的，它让学术界许多人“受到了强烈的震动，”①得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多数人的认同与呼应。1987年复旦大学陈思和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这部撰写于“20世纪中学文学”提出的同一年的论作，同样以“现代意识”来统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整体，强调“现代意识”不仅是新文学发展的总主题，而且也是“八十年代的当代精神”，是研究者“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时代精神融合进对文学史的评价”。①这之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与实践，便被人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称作‘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二阶段是被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时期；第三阶段是被称作‘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研究时期”。②而以“20世纪中国文学”重新命名的“重写文学史”浪潮应声而至，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沟通起来考察、研究的文学史教材、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包括以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论著纷纷出现，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变。

然而，就在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热潮中，为学术界寄予最大厚望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在1989年出版了陈平原著的第一卷之后便戛然而止。如今10多年过去了，尽管这些“小说史”的承担者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相应的宝贵的研究成果，但那部“以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的专深的文学史”，依然只是让我们仅仅看到了一个开头。在学术界，没有人会怀疑严家炎先生所带领的这批学者的学养、史识、对史料的占有和著作《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功力，但《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为何迟迟未能与读者见面，甚至到了某种不到半途就废了的地步?这也就是我说的可以称为“学案”的问题。  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部小说史的范畴上?“20世纪中国小说史”显然来自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念。当也是这部小说史的主要作者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这个理念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转型所提供的经验，确实遭遇到了学术界的质疑。王富仁就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将新文学与新文化的起步前移，是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与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和价值，也模糊了新旧文化的本质差别，他从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以及语言革命两方面论证了“五四”文学革命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合理性。①许志英也提出“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往前挪移”，是“看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应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无形中也就忽略或者说抹煞了五四文学革命之于文学现代化的意义”，他坚持以1917年为界把中国文学分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则可纳入现代文学的范畴。②而不少学者则从维新派思想与五四文化先驱的思想、文学改良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对比中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提出批判。学术界质疑的焦点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却没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统一的进程、一个整体提出非议。但“起点”的质疑并不会影响“20世纪中国小说史”顺利进行，这不仅因为这是学术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这些质疑大多发生在9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更重要的是因为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因素，已经为许多海内外学者钩沉与发掘出来。而在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里，作者以文体具体演变为中心，在晚清小说与域外小说的启迪、小说的商品化与书面化倾向及雅俗等文化影响的关系中，分析了晚清小说的叙事转型，从而有效地揭示出1897年之后的小说作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发端的合理性。“20世纪中国文学”或“20世纪中国小说”的概念范畴，并不至于影响了《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撰写，对于这个概念，正如钱理群1999年对其反思时所说的：“它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并且已经事实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①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或许能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份材料我是从《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读到的。它是在“小说史”第一卷出版后课题组成员(除黄子平在国外未能出席外)一次重要的座谈纪要，意在“明确全书的指导思想、体例以及章节安排”。在这次讨论中，对照已经完成的第一卷，小说史的各卷供稿人提出了不少具体的问题，如严家炎、洪子诚提出史与论不能相互损害的问题，钱理群提出不能一概“消解大家”和文学史研究对象是“选择尖端还是选择影响最大”的问题等等。但这些研究和写作中的具体问题显然不会成为“小说史”行进的绊脚石，他们可以在吴福辉讨论中所说的“完全统一不可能，但各卷得有呼应”的原则下得以解决，而且这次讨论会显示出来的，依然是一种扎实、自信和热情前行的学术姿态。也就是在这种热情、扎实的讨论中，我看到了所有参加者对于“突出史识”的认同。讨论中陈平原结合小说史第一卷提出“集中力量表达史家的见解”、“突出作者的史识”的撰史观点，钱理群称其是“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上”的“突破”。

“史识”是个关键词，它蕴含着撰史者考察和叙述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历史对象的价值判断。它有可能在与历史材料的对话中发生变化，也可能遭遇上不同的文化语境产生变动，而一旦“史识”发生了问题，则历史就很难叙述下去，更何况是一部以“以突出作者史识”为特色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那里，文学“史识”的体现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他们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三个特征的历史见解：走向世界，改造民族灵魂和悲凉的美学风格，而统摄这三者的核心思想是启蒙。在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所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中，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创作方法、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上的基本特点。”①“20世纪中国小说史”也是取同样的研究立场，它之所以将现代小说发端的时间前移到“小说界革命”前后，其原因便是启蒙：“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改良群治’；而其主要契机却是戊戌变法的失败。”②

启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与政治情结，在众多的知识分子眼里，推进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与完成国人的思想启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启蒙是可以与现代性划上等号的。具体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思想启蒙为主流的五四新文学便成了一座不可逾越的文学丰碑，成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价值参照和标准。这种由于文化流程的堵塞而形成的悲剧文化心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所普遍具备的。上个世纪80年代，启蒙文化情结遭遇上了思想解放的环境，精英知识分子主流难得的与政治文化主导取得共谋，于是一个被称为“新启蒙”或“复归”启蒙的文化文学思潮应运而生。那时候，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是如此自信、坚定地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又如此自信、坚定地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无论是“启蒙与救亡”的主题冲突论，还是“文明与愚昧”冲突论，亦或是将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发展概括成“否定之否定”的“圆形”①，都是因为有了“启蒙”这个坚定的价值支撑而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应当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文学观，是在对“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参照比较中提出的，更是由于发扬新文学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诉求与想象而被确立的。由于启蒙文学的立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被符合历史实际地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这不仅打破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社会制度人为地将现、当代文学割裂开来的文学史叙述，改变了80年代初期“还原历史事实”的拾遗补缺式或批判性的“重写文学史”的简单研究，更重要的是开始建构起以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为核心的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和文学史叙述方式。

然而，以现代性的文化启蒙观替代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观，尽管为我们提供了对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把握与更科学更准确全面的理解，但文学史的研究与叙述依然落入了“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圈套，难以摆脱对立性的思维模式。在启蒙的大旗下，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复杂的文学形态，尤其是五四前后的反现代性文学与50～70年代形成的与五四“悲凉”风格完全不同的“当代文学”，就很难有准确的评价，而可能在批判和否定的层面上，被作为文学发展的低潮或逆流看待；而像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乃至1949年之后文学的内在关联，也难以得到深入的揭示；文人传统下的诸多文学创作成就，士大夫气的俯视一切与市民化的创作个案，要纳入启蒙的文学史框架也成了棘手的问题；尤其是1985年之后中国文学的庞杂状态，就更难被有条不紊地梳理到文学史的发展命络中。这样，当以严谨、学理著称的北大学者回到历史语境与历史文本中，他们启蒙主义的“史识”与丰富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实的对话就很难达到“互相契合”，在新的“史识”新的价值观念尚未产生之前，理论假设与研究对象之间相互调整、相互修正的关系也难以建立起来。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使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修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时，把原本的第一章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性质的文字整章删掉了，这被删掉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规定，应该也就是阻碍20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脚步的根本因素。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明朗化的全球化语境与向大众商业文化主场转移的文化现实，更是无情地将80年代充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走向世界、完成启蒙的预设击得支离破碎。正如钱理群1999年在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时所说：“首先是现实生活的无情事实粉碎了80年代关于现代化，关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与此联系的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这都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并从根本上进行‘前提的追问’。”①

“前提的追问”逼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历史文本，回到具体的问题上来，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研究人手，去揭示出被宏观视野和主流理念所遮蔽的种种文学关联与内在关系，真正把握住一百多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延续和变化的相关内涵和内在理路。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是朝着这个方面进行的，无论是“左翼文学”、“17年文学”、“文革文学”、“晚清小说”研究热潮的兴起，还是对现当代文学文本的重新解读或再解读，或者是对20世纪文学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新文学内部各种不同组成因素等等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五四以来种种文学期刊的研究梳理，都表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向了更扎实、更深入的阶段。我们的这套丛书，也是努力从具体关系的问题研究中，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尽一份现当代文学学者的学术职责。

厦门大学中文系是鲁迅、林语堂、孙伏园、川鸟、施蛰存、洪琛、徐霞村等现代文学名师巨匠授教工作过的地方，但愿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能让我们的先辈们欣慰！

2005年3月lO日，于厦门大学海滨

接近原生态的历史话语境界，是我从这篇论文的开始就一直期待着的。几年来，一直在古旧的材料中搜求着，偶尔得之，豁然而喜。很喜欢沈从文的这句话，“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作出纪念碑似的惊人的成绩。”这话让我体味出研究中的博大和精深。我还是初学者，只能要求自己下一些客观、公正的实证功夫。

首先，要感谢袁国兴先生，是他将我引入了现代文学之园，并在我成长的路上，时时鼓励，时时帮助，不吝赐教，是他最先锁定了“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论文题目，并督促我进行深入的研究。也要感谢导师逄增玉先生的悉心指导，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辅导，一些具体的论点得益于他的启发。这篇论文从思考到写作贯穿了四年的时间，这一过程中，如果没有逄增玉和袁国兴两位导师的鼓励和支持，我想，仅凭我年轻的阅历和浅显的学识，是很难完成这部论文的。

近几年来，我的绝大多数的精力都用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上，我尽量最大限度地掌握资料，但又不是“述而不作”，希望通过对所论述问题的做简单分析和评价来说明我对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影响的基本看法。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时时感到绠短汲深。因此，这篇论文还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把希望留在将来吧，希望在今后的漫长的教学岁月中，将我年轻时的这点思考，加以深化。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厦门大学朱水涌、高波、刘国深、徐学等人的热情帮助，一向以胜持学术而著称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为此书的问世付出了繁重的辛劳，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张羽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