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这是本对《文心雕龙》的批语。它首先以古文的形式呈现文章原文，然后仍以古文的形式对文章进行不同声音的评论。书中最后，还附有几篇研究材料，其中，最后三篇是罕见之作。

在理论性的批评中，首先令人注意的当然是有关诗话、文话、序跋、杂著、专论等批评性文字。这些文字，数量多而分散，要对它们钩稽、梳理，作史的分析，一时间还是有相当难度的。大致说来，从王逸对班固的屈原论提出批评开始，有的评单篇论文，有的论整本专著，有的就文而论，有的就人而评，大都三言二语，就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罕有系统、深入的论述。《文心雕龙·序志》对“近代之论文”作了较为全面的审视，且也作了较为精当的评价，在古代文论中还是不多见的：

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场《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斡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刘勰之后，如唐代陆龟蒙的《酬谢袭美先辈》长诗在通观魏晋南朝文学时，也对当时文学评论展开了述评，特别是对陆机的《文赋》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了高度的评价：

吾祖(指陆机)仗才力，革车蒙虎皮。手持一白旄，直向文场麾。轻若脱钳钛，豁如抽度廖。精钢不足利，联哀何劳追。大可罩山岳，微堪析毫厘。十体免负赘，百家成起痿。争人鬼神奥，不容天地私。一篇迈华藻，万古无孑遗。

刻鹄尚未已，雕龙奋而为。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羲。岂但标八索，殆将包两仪。人谣洞野老，骚怨明湘萦。立本以致诘，驱宏来抵喊。清如朔雪严，缓若春烟赢。或欲开户牖，或将饰缨矮。虽非倚天剑，亦是囊中锥。皆由内史意，致得东莞词。

这指出了《文赋》文词华美，目光锐利，气魄宏大，辨析细微，对文场具有指导意义；而《文心雕龙》则纵论上古至宋齐文学，眼界开阔，议论精锐，犹如囊中之锥，很有价值。这篇诗作，实际上具有魏晋南朝文学批评史的意义。这类评论在后世虽然并不很多，但还是往往可以看到，如胡应麟在《诗薮》中针对“近人见宋世诗评最盛，以为唐无诗话”而著录了“唐人诗话入宋者”20种之后，又对流传于明者作了如下的评价：

唐人诗话今传者绝少，孟棨《本事诗》，小说家流也。惟殷磻、高武颇有论断。张为《主客图》，义例迂僻，良堪喷饭。然其所诠，亦自有意，特创为主客之说，与钟嵘谓源出某某者，同一谬悠耳。无名氏有《续本事诗》，今不传。卢瓖有《抒情集》，亦《本事诗》类也。(外编卷三，又见杂编卷二)

可以看出，这类评论是在对某一时期的诗文理论批评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后作出的，但这种评论毕竟还是扫描式的，缺乏有深度的分析。也有的对前人诗论文评作了系统的研究之后，只是标举了几句名言或作十分简略的概括。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开头就分“语关系”、“语赋”、“语诗”、“语文”、“总论”等五个方面，标举了自司马相如、扬雄、曹丕、陆机、刘勰、钟嵘至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谢榛、何良俊等四十馀家的论文之语，认为这些是文论中的“隋珠岷玉”，“撷而观之，其于艺文思过半矣”。与此相类，甚至有的连最简略的概括、评论语也没有，只是摘录前人的论文之语来加以标举，如《艺概》中不少纲领性的观点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的。这虽然也表明了论者对于前人文论的某种态度和观点，但毕竟比较间接。这种摘句式的评论也常见于就某一理论问题而综合前人的观点，如《岁寒堂诗话》以“情”论诗来强调“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时说：

《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馀，汹涌而后发者也。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刘勰云：“情在词外日隐，状溢目前日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论，其实一也。

这实际上是结合了作家作品的研究，肯定了前人文论中情理说。再如《升庵诗话》在论“四言诗”时，引用了刘勰、钟嵘、刘潜夫、叶水心等人的论说后，作了如下的总结：“合数公之说论之，所谓易者，易成也；所谓难者，难工也。”这也可以说是对前人文论研究后所作的结论。当然，在古代的诗话、文话、序跋、杂著中，更多、更有代表性的是对前人的诗论文评作出直接的肯定或否定性的批评，或表示不同的意见和作某种引申发挥。如宋代孙光宪在《白莲集序》中评《文心雕龙》日：“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这是对全书的评价。《岁寒堂诗话》称“钟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一论诚然”，这就是对钟嵘某一具体意见的肯定；而《碧溪诗话》说钟嵘评陶潜诗“但称其‘风华清美，岂直为田家语”’，则是对钟嵘论陶的否定。《升庵诗话》说：“宋人诗话称戴石屏‘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以为奇句。余观唐韩君平‘夕阳山向背，春草水东西，意同而语尤工。”这就是对前人的诗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在同一书中杨慎又说：“刘勰云：‘铅黛所以饰貌，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予尝戏云：‘美人未尝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尝不读书，读书未必皆奇才。’”这段话针对刘勰论质与文的关系时比较侧重在内在的本质而说得更加辩证，且引申到才与学的问题。在古代诗话中，清初贺裳的《载酒诗话》等较为注意对前人诗论著作与诗论问题的批评，如“宋人论事失核”、“宋人议论拘执”、“《野客丛谈》”、“《瀛奎律髓》”、“刘须溪”、“高秀英”、“苕溪渔隐”、“《升庵诗话》”、“顾华玉论诗”、“《艺苑卮言》”、“谢榛《诗家直说》”、“袁石公论诗”、“《诗归》”、“谭评苏诗”等一看标题就很清楚。他的批评往往能抓住要害，一言中的，且又比较平允，不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如日“须溪评诗极佳，然亦有过当处。”“谢茂榛论诗，不顾性情义理，专重音响，所谓习制氏之铿锵，非关作乐之本意也。其纠摘细碎，诚有善者，亦多苛僻。”“钟氏《诗归》失不掩得，得亦不掩失。得者如五丁开蜀道，失者则钟鼓之享鹩鹛。大率以深心而成僻见，僻见而涉支离，误认浅陋为高深，读之使人怏怏耳。”在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又往往详细举证，加以分析，故具说服力。但或许是受了诗话体例的限制，所论还缺乏一种批评史学的整体观念。古代论者各人在发表肯定或否定等不同意见时，往往会集中在某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展开辩论，例如严羽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两句话，就引发了后人不息的论争，今就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所提到的来看，就有黄道周、朱彝尊、毛奇龄等三十馀家参与了这场辩论。可以说，双方辩论的意见有的还表现得相当激烈。但通过辩论，大家不但更加了解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严羽及其《沧浪诗话》，而且对作家的才与学，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等重大理论问题有着不断深入的认识，推动了古代文学批评学的发展。应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学者们对于文学批评的问题还是关心的，对不少专著和理论问题作了批评和研究，但遗憾的是专心致志于此的学者毕竟比较少见，故没有出现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文评著作的专著，所有的评论大都散见于诗话、别集、杂著之中。到清代，情况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出现了如毛先舒《竟陵诗解驳议》、冯班《严氏纠谬》一类就某一文评专著所发表的专论。《严氏纠谬》一卷，力图以学问匡正《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的疏误和批判“似是而非，惑人为最”的“兴趣说”，以救正明代七子以来诗尊盛唐的时风。它的观点是否正确自可讨论，但毕竟以这样的批评形式和批评勇气而出了名。在《诗辩坻》中的《竟陵诗解驳议》一文，可能因批评对象本身并没有《沧浪诗话》那样出名而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它倒是一篇较好的文学批评史学方面的专论。毛先舒其人还是很有批评史头脑的人。他在《诗辩坻》的《总论》中有一篇《三弊篇》，也是专论“古今谈诗家”的“持论”的。《竟陵诗解驳议》是批评钟惺《诗归》一书的专论，长达7000字。钟惺的《诗归》作为竞陵派的代表作，在明末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竞陵诗解驳议》先将竞陵派放在文学批评史发展的背景上，分析了这一诗派之所以能风行的六点原由及其弊病，然后再对《诗归》作具体的批评。它先摘录了三十八条，认为“是其立说善者”，并没有全盘否定；然后又摘录了三十三条“其立说谬者”，一一加以分析；最后又表示了对当前诗歌创作和批评风气的担忧，点明了他写本文的目的。整篇文章结构完整，有分析，有深度，应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史上的一篇比较像样的专论。

二、出现了如章学诚论诗话的专论《文史通义·诗话》。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出现过对整个文评著作的综论性文章，但诗话作为最有代表意义的文评著作，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专论，也应该说是文学批评学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在章学诚之前，将“诗话”或“谈诗家”作为一个整体来批评的文字不是没有，但这种批评往往只是就某一问题(如起源、弊病等)，或就某一些人的某些理论、观点发表三言两语随感式的意见，而章学诚的《诗话》则是一篇完整的专论。它从诗话的起源论起，论及了诗话的分类、流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流弊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所下的结论也颇中肯，所以历来受到论者的重视。

三、出现了如《鲁岩所学集》(张宗泰著)这样集中了近四十篇有关诗话文评专论的别集。这些专论虽然多以序跋的形式出现，但集中了这么多的数量，在以往的别集中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足以说明作者对探讨这一学问的重视。且他的题跋，也往往与一般的目录版本学家所作不同，还是比较注意从文学批评方面着眼。如其《跋(榕城诗话>》云：“《提要》谓‘堇浦论诗意欲追步渔洋，而渔洋善于摘录名句，堇浦则未之能’，是诚有然矣。然窃以为堇浦学博而才雄，其作诗以驰骋笔墨为能事，故其所取之诗亦多与己性情相近，往往长篇大幅、数十韵之古诗多见编录，颇有戾于诗话之体。”《跋岁寒堂诗话》云：“戒名不甚著，诗也不多见，而其持论，乃远出诸家评诗之上。”《跋南濠诗话》在总体上批评作者“悖之甚”，“可谓无是非之公”的同时，又指出：“惟其中有一条云：‘诗之不工，以不用心之致。’又谓：‘作诗必情与景会，景与情合，始可与言诗。’颇得作诗之旨。”可见他还是颇具文学批评史家的眼光与气度。但毋庸讳言，他的这些专论，仍然不能给人以一种把文学批评(或诗话)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来作系统研究的印象。实际上，不但他如此，章学诚、毛先舒、冯班等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比之以前，其文学批评学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但还未达到完全自觉的地步。

据上所述，诗话、文话、序跋、杂著等理论性的批评，在总体上还是显得比较零散，甚至还不如某些目录学著作那样网罗全面，提要系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对于文评学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在这类论著中发表得最为充分。比如关于文学批评的起源、分类、标准、流变、价值及批评的方法、态度等都有不少论述。而这些问题在其他样式的研究中恰恰是较少顾及的。这里先看讨论得比较热闹的有关文评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是围绕着诗话起源的问题而展开的。作为勒成专著的诗话之作，有人认为钟嵘《诗品》是“诗话之源”(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也有人认为皎然《诗式》、张为《诗人主客图》是“诗话诗派之所由滥觞”(余成教《石园诗话》)，或者认为《六一诗话》才正式用了“诗话”之名，故司马光继而作《续诗话》。这些我们暂且都不论。由于追流溯源，有人就把诗话(实际上也就是文学批评)的源头推到了遥远的三代，也有人认为起于稍晚的春秋战国时期，又有人降而至汉代，甚至有人认为发端于南朝宋代的《世说新语》。这些意见，或从内容着眼，或从形式考虑，或主于议论，或重于记事，都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形成和发展打开了思路，具有积极的意义。再如关于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功用问题，在这类著作中也多有讨论，并不简单地认为“诗话兴而诗亡”。“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文心雕龙·序志》)大凡早期的文论著作多强调自己的批评是为创作服务的，到何文焕序《历代诗话》时还认为诗话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那么怎样的文论著作才是“骚人之利器”呢?有人强调只有能把握住“诗家三昧”即诗的艺术特征的诗话才是上乘之作，否则“杂出蔓辞，殊不强人意”(王铎《麓堂诗话序》)。而有的则比较侧重在遣词造句、使事用典等具体的写作方面，如《彦周诗话》开头就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彦周的这段话，兼顾了“文”与“史”的两个方面，还照顾到大量的记事性诗话的资料价值的问题。不过在中国古代，在传统的经史观主导下，理论家们还是十分强调为“诗教”服务的功能。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论及诗话除了“论诗论文”之外，还兼具“传记”、“小学”(训诂)、“杂家”(笔记)的作用，而归根到底则“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有的论者还说得十分尖锐，如沈洵在肯定《韵语阳秋》“有益名教，若悖理伤道者，则反复评论，折衷取予，以示劝戒”后说：“振六义于古诗既亡之后，发奥赜于灵均未睹之先，又岂若世之评诗者，徒揣其句语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于月露风云、花木虫鱼形状之间而已哉!”这显然是把宣扬诗教放在首位的。总之，他们已各有侧重地论及了文学批评具有阐发艺术理论和指导写作的价值之外，还谈到了它的社会作用和资料价值等各个方面。诸如此类，在诗话、文话、序跋、杂记类的论述中，较多地接触到了有关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尽管比较分散，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