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继《邮人说信》之后，又一部阐述书信文化的专著。作品采取随笔笔法，将书信的史、义、理、趣，糅入多姿多彩的故事之中，纵横恣肆，意趣盎然；又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诸领域，探寻书信的深远脉络，深入浅出，文采斐然。学术性与通俗性化而为一，知识性与文学性合为一炉，是它的鲜明特色。

这是又一批关于书信的文字，犹如一封写给读者的长长的信。根据事先的安排，它就要装入信封，贴足邮票，踏上邮路，开始旅行了。当此之时，就像母亲送孩子出远门，千叮咛万嘱咐之后还想再啰嗦几句。

天生的邮人

——序《信海游》

抢救书信

——仇润喜《信海游》代序

第一辑 信海掇英

再说信

妙趣横生的药名信

十万火急的鸡毛信

有趣多味的图画信

广而告之的公开信

锋芒毕露的檄文

精彩纷呈的贺寿信

别开生面的辞职信

名家名著的退稿信

亦庄亦谐的匿名信

可褒可贬的冒名信

形形色色的敲诈信

洋洋洒洒的万言书

九重谁省谏书“罕”

可怜天下父母“信”

寄往“天堂”的信

老少“对话”

说信道趣

特殊信函

文人书信拾趣

再说邮政之树常绿

第二辑 尺牍一瞥

千姿百态的尺牍小品

尺牍中的封建官场

“四十年前三十三”

——古人书信中的“拒”

第三辑 邮寄趣闻

若无鸿雁飞

信寄“天堂”情动人间

——读抗击非典时期的几封信有感

“驿骑如星流”

——中国古代邮驿史上的“快递”漫话

信使珍闻

神秘的外交信使

寄与不寄间

归燕误

特别信笺

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寄语写信人

代写书信

第四辑 情书情话

情书欢歌

谁说老人不浪漫

总统的情书

铁腕们的情书

血泪情书

变味的情书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戴安娜旧情人闹出的情书风波

第五辑 真情告白

悼词趣闻

名人遗嘱中的“要”与“不要”(上)

名人遗嘱中的“要”与“不要”(下)

长歌动地 豪气冲天

——诗词遗嘱种种

特殊遗书种种

无价的遗书

墓志铭趣谈

欢乐墓志铭

第六辑 故园情深

家乡有条古驿道

书画大师巧“点睛”

车辙石：古驿道的“友好使者”

附录：秦皇古道的车辙石吴裕成

——未来天津邮政博物馆的一件藏品

第七辑 走走看看

旅游：请给集邮一点时间

再访伦敦贝克街221号

哦，树为媒

第八辑 文史笔踪

祝贺《天津邮政史志》创刊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锦上添花

——贺《天津邮工运动史料(第一辑 )》出版

《天津市邮政局年鉴》序

“出枥”一例

为近代邮政历史存照

——写在天津邮政博物馆工程启动之际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书信，是个美妙温馨的字眼，是个说不完的话题。

书信，最早称作“书”。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左传》所记的文公十七年郑子家告赵宣子书，或许就是今存最早的书信。那时，臣属向皇帝言事，朋辈间相互陈情，所用文字形式，都可叫“书”。对“书”字，梁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解释得甚为周详：“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央，贵在明决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这里，称“书”为舒展之意。把言辞舒展开来，写于简版之上，便成了书。书以明快决断为贵。夏、商、周三代时政务不多，书面文件来往很少。而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之间求教协商之事频繁，自然持“书”往来的使者络绎不绝。到战国时，献书多多，则文字奇丽争妍。汉代以后，书札的文辞气度更是纷纭复杂。再后来，“书”字中“信”的含义一直存在，直至当代，上书、国书、情书、告同胞书等等，还在使用。

“信”字虽然出现不晚，但它最初表示“诚信”，然后是指“信使”即送信的人。当“书信”讲则更是以后的事情了。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讲到“人言为信”，说明它是个会意字，即人口所言表示诚信，语言真实。王筠《说文句读》说：“言者，心之声也。”心声，是诚信的语言。《左传·曹刿论战》中的“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司马迁《屈原列传》说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及孔子的“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其中的“信”字无一不是“诚信”的意思。大约在中古以后，“信”做“信使”解，指送信的人。如《史记·韩世家》：“陈轸说楚王发信。”《汉书·司马相如传》：“故遣信使晓谕百姓。”据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中考证，“晋人书问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为使臣也。”宋人袁文在《瓮牖闲详》中写道：“信者，使人也。今乃以为书信之信。《东观余论》引援古昔，辩之为甚详。而独不记颜真卿《麻姑仙坛碑》云：‘有顷信还，但闻其语’一事何也?则知信者果为使人矣。”但什么时候，“信”字才有了“书信”的涵义呢?众说纷纭。从袁文所述看，宋代“信”即书信。而唐诗中不少的“信”字已然是明白无误地指书信了。如杜甫的“忽得炎州信，遥从月峡传。”(《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书代言》)白居易的“朝来又得东州信，欲取春初发梓州。”(《得行简书问欲下峡先以诗寄》)许浑的“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塞下曲》)薛涛的“重光万里应相照，目断云霄信不传。”(《罚赴边上韦相公二首》)等等。P3-4

我与润喜相识，是在四十年前——

1964年的9月初，我从河北农村来到了彩旗飘飘、热情洋溢的南开大学，成为中文系64(2)班新生。当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正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巍峨的主楼顶端那红星蓝天白云，新开湖碧波中映照出的图书馆和满池荷花包围着的“马蹄岛”时，与我同班的两个“弟兄”的方言，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把“开门”说成“开蒙”，把“运动”说成“涌动”……多逗!一打听，他们不仅是同一地区的，还是同一中学的。多巧!我班三十六人，来自五湖四海，那时彼此还不大认识，所以我对这并肩走来的哥儿俩，还真有几分羡慕。于是，我记住了，他们都是井陉人。个子稍高一点儿的名叫仇润喜，还是我们的副班长。

细看仇润喜，黑黑的小分头，白净脸儿，一双眼似乎总是笑眯眯的，让人感到亲切。后来发现，他比较文静，除了作为副班长，有时要做些关于卫生、伙食、助学金之类的简单说明外，我不记得他还在同学面前说过更多的话。文艺、体育活动中，更难发现他的身影。半年以后，放寒假回家，我坐火车买学生票，半价；而润喜却免费乘车，因为他父亲是铁路职工。这一点，也让我羡慕不已。虽说那不过是少花几块钱．可年轻人也许不知道，当时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最高才15.5元。

我们在中学阶段，就受到了“政治挂帅”的教育，提倡“又红又专”，反对“埋头读书”的“白专”道路；进入大学，更加强调“突出政治”批判“读书做官”论；1965年，我们开始半工半读，将课堂搬到了杨柳青农场；“文革”开始后，“天地翻覆”，“大老粗”最光荣，“没文化”成了金字招牌，“知识越多越反动”……

但润喜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停课了，图书馆不开了，武斗开始了，他仍然私下里和同学们想办法找书看。后来，他利用“批判封资修大毒草”的机会，利用开门办学给学员上课的机会，不失时机地虚心向老师们请教，抓紧看了不少中外名著……但在众人面前，他还是不显山不露水，还是默默的，笑眯眯的，似乎与刚入学时没有什么两样。但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因为我与他有过更深层次的讨论，交流，其见解之独到，令我由衷佩服；而佩服的同时，更惊讶于他竞然“偷偷”地看了那么多书，长了那么多学问!

由于“文革”，我们直到1970年才分配。中文系六年本科，这在中外学制史上，不仅空前，估计也会绝后。润喜被分到天津市邮政局。我第一次去看他，他正在西南角邮局当投递员，穿着一身绿工作服，推着单位发的绿漆28型加重自行车。看到他的样子，我嘴里忽然蹦出来两句以前看到过的诗：“你这无赖的邮差，为什么不给我送封信儿来?”他听了仍然笑眯眯地答道：“没人给你写信，怎么能怪邮差?”说完，我们都笑起来。看来，他是愉快的。他告诉我，自己小时候，就曾经想当投递员；现在穿上工作服，还蛮有责任感。一天送一大堆信、报，也很累，但看到那些期待的目光，听到收信人那一声声“谢谢”，就不觉得累了。他很感谢邮局领导和老投递员对自己的关心、帮助；他已经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决心好好地向他们学习，当个合格的投递员。

看到他高兴，我也高兴。产业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重新踏上与产业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这不是很好吗?但是，在我心里，还是觉得，以他的学啊，才华，当投递员，总是有些遗憾，希望他能够早日弃邮从文。

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了他写的文艺评论，我很高兴，觉得这才是他应走的“正道”，打电话表示祝贺。再后来，他当了邮电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我在为他感到欣慰的同时，又有点担心：像他这样认真的人，当了主任肯定会全力以赴地处理那些乱七八糟没完没了的杂务，哪里还有时间写文章、搞学问?所以，在1981年当《文艺报》要发表我的一篇文艺评论时，我特意送给他看，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佩服他的眼力，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使文章水平进一步提高；另外也多少是想提醒他，不要让才华湮没于“杂务”，要注意向“正道”倾斜。当然，出于他对于文学的严肃态度，也因为我们兄弟般的情谊，他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并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他强调的“针砭时弊”四字，给我以深刻印象；但对于我的提醒，不知他意识到没有，反正未置一词，我也没去点破，想再等等看。

而在他当了市邮政局党委书记后，我倒觉得没有“提醒”的必要了。因为，能够当好一个局的领导，干出一番事业，此生足矣，为此弃文，何憾之有?

但是，很快，他又让我惊讶起来。他主编的《天津邮政史料》一本本地问世，似乎转眼之间，就出版了五辑六本，二百八十余万字，其影响及于海内外，受到高度评价。此外，他还编写、出版了《中国邮驿史料》、《说不尽的天津邮政》等书。而他三十多万字的专著《邮人说信》，也在2001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

有人问他这些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他总是笑眯眯地说：“这不算什么。”语气是那么平静。但我们看看他日益减少的头发，就知道他为了这些书，曾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

一个局领导，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计划指标，就已经着实不易。何必在本职工作之外，再自讨苦吃?答案在《邮人说信》一书中可以找到：“我爱这绿色的信笺，爱这绿色的事业。我今生与信有缘，还要与信相约：相伴到永远。”有了爱，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还有什么不能付出呢?以苦为乐，说“这不算什么”，不正是深爱的表现吗?一

面对一捆捆、一袋袋、一堆堆存放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早已发黄、霉烂了的旧资料，那么多人熟视无睹。偏偏是遇到了润喜，才重见天日，重获新生，重放异彩。为什么?也是因为爱。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庄子·达生》篇也说：“用志不分，乃疑于神”。疑，拟，比也。是说用心专一，与神相似，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又让我们想到《列子·汤问》中的《纪昌学射》，因为专心，看一个虱子，“三年之后，如车轮焉。以睹余物，皆丘山也。”有了这样的眼力，还有什么不能发现?当然，这里边有夸张。但专注会产生奇迹，却是已为牛顿看苹果等无数实例所反复证明了的。一个人认定“今生与信有缘，还要与信相约：相伴到永远”，精诚如此，他自然就会独具慧眼，在别人视若废纸的邮政资料中看到宝藏的灵光。

也许有人会说，润喜的发现，是寸劲儿，碰上了。或日“天然巧合”。他自己也说：“我刚刚开始记事时”就对投递员及其制服、自行车，还有上邮电学校的人非常羡慕；“听说县内有秦皇古驿道、古驿站，心中颇自豪。好像天生对这些感兴趣。”大学毕业分配，他认为“唯一一个进邮政局的名额，居然让我赶上了。仿佛冥冥之中有神相助，让我与邮政结缘。当时我即暗下决心，当一辈子‘绿衣使者’。”他是分配到天津邮政局的第一批大学生，与同事们编写出第一批《天津邮政史料》，当了第一把手后，仍然痴迷邮政，写出了一本又一本从文化、文学角度谈论书信的著作。据我所知，这在天津，也是第一。这些，也许有所谓天意或日机遇，也许他天生就要做一个邮人。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如果没有他那不为世俗浮躁所诱惑、所动摇的决心和毅力，他这位“邮人”，恐怕也会像那些“身在宝山不识宝”者一样，真的成了“游人”。

处处留心皆学问。是金子总会发光。润喜是有心人。他做邮人，就研究邮政，研究书信。他从旧资料中看出新价值。于是就编书；他从被改作他用的旧邮政大楼，看出了新意义，于是千方百计要赎回来建博物馆；他又从有淘汰之虞的书信中看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情、亲情，于是就以优美的笔调，分析评点书信，介绍给读者……但他做这些，绝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兴趣，更不是为了供案头欣赏。想想他曾经利用《今晚报》等媒体，多次征集关于亲情的书信美文，还曾计划在大学生中开展亲情书信比赛等等，你就会明白，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匡正时弊”，呼唤人情，亲情。这对世风浇薄的当代，又多么有意义!

但是，我觉得，润喜做的这些，是否具有更深的意义．又不是我这个邮政门外汉能够说得清的。所以写了以上的话．只是为了抛砖引玉。端的如何，相信大家看书即知。

是为序。

2005年9月26日

这是又一批关于书信的文字，犹如一封写给读者的长长的信。根据事先的安排，它就要装入信封，贴足邮票，踏上邮路，开始旅行了。当此之时，就像母亲送孩子出远门，千叮咛万嘱咐之后还想再啰嗦几句。

2001年，拙作《邮人说信》出版之后，陆续收到一些来信。写信者中，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有市内的，也有外省市的；有邮政系统内的，也有系统外的。信件内容，索书者居多，也有一些是评介性文字。其中几位素昧平生的先生将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寄给我，着实令我感动。这些书信、文章，对拙作品头论足，说长道短，使我受益匪浅。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同时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我国的书信文化，博大精深；书信研究，应该继续进行。事实上，同样的意思，在拙作出版之初，身边的一些朋友、同事及外地的一些同行已反复表达过。“说信人”的身份没有变，脚步当然也没有停。众多来信的鼓励，更使我信心与干劲大增。于是，便有了这《信海游》。

《邮人说信》与《信海游》是姊妹篇。首先，从全书的主题、布局上看，后者与前者大体相同，内容自然并不重复。其次，有些文章具有连续性。比如前者第一篇是《说信》，后者第一篇是《再说信》；前者有《邮政之树常绿》，后者有《再说邮政之树常绿》。这些都是写作过程中意犹未尽，随时写下的，而非故意为之。第三，两者都强调知识性、趣味性。两相比较，后者开拓的面更宽一些，知识性可能更强一些；在内容上，后者涉及我国古代的分量更重一些，等等。

我国书信文化源远流长，书信作品无计其数。其中的名篇佳作俯拾皆是。《信海游》写作过程中，读这些作品，确实如探骊寻珠，越读“发现”越多，收获越丰，并且常常为其中的精彩篇章拍案击掌，甚至情不自禁地读出声来。陶醉过后，又往往身处两难境地：引用时不忍割爱，多引势必篇幅太长。写作之余，也时不时地激动：书信世界竟然如此美丽美妙!书信宝库中竞有如此众多的美不胜收的作品!祖先们的一些见解不愧是真知灼见，几百甚至几千年过去，并不过时。读信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自己情操的陶冶，身心的愉悦，心灵的净化。由此，一个想法经常萦绕脑际：应该十分重视对书信文化宝藏的挖掘、整理、抢救工作，并且刻不容缓。大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伦理，等等，书信文化几乎无所不包。作为一种载体，书信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先进思想的传播，家庭社会的稳定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有时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从《邮人说信》到《信海游》，我所做的就是在这个大目标下对书信文化不遗余力的宣传、普及工作。虽说力小，但一直尽心竭力，并且乐此不疲。

在文章的编排上，《信海游》在注意知识性、趣味性的同时，也注重其存史价值。这既体现在对一些书信品种、书信现象、书信故事的来龙去脉的追根溯源上，也体现在一些文章的选择及栏目设置上。有些书信，其地位十分重要，平时又较为鲜见，尽管稍长，也尽可能将精华部分择出，抑或全文收入。比如四封万言书、诺贝尔的遗嘱、布哈林的遗嘱等等。而有的文章如《祝贺(天津邮政史志)创刊》，区区五百字，但它却是本人关于邮政史志方面文章的第一篇，距今已经近二十年，因此不忍舍弃。文史笔踪原本就是一个存史的栏目。而关于故乡的一组文字，存史价值也显而易见。

《信海游》即将付梓之际，我要衷心感谢书画大师范曾教授为拙作题写书名。大师那标志式的墨宝往那里一放，便为小书增色多多。衷心感谢孙洪福和陆广训二位先生为本书作序。孙洪福先生“文革”前即是天津小有名气的业余作家。“文革”后做过报纸的编辑、记者，最后做到一家杂志社的社长、总编辑。作为长兄，二十年来他对我的本职工作有过重要帮助，也写过不少宣传天津邮政、宣传书信文化的文章。对我个人更是常常伸出热情之手。陆广训是我的大学同窗。我们同庚并且同心，四十余年来就没有红过脸。毕业后他留校任教，由助教、讲师而教授。他教过多门课程，写过不少著作。对我的业余写作，他一向十分关注，并在多方面给予无私的支援和帮助。二位先生的序言，显然不少都是溢美之词。我把这些当作是对我的勉励。其中的真情，我将没齿不忘。衷心感谢阎文启、陈长中等好伙伴、好朋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写作过程中，他们在提供资料、提出修改意见、翻拍照片等方面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我还要衷心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薛炎文社长、靳立华副社长、责任编辑颜廷奎先生及发行科马志鹏科长。他们再一次为我“做嫁衣”，精心策划，辛勤劳作，一丝不苟，远非“感谢”二字所能道尽的。多年来，与百花出版社的合作，于公于私，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记忆。此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及报刊文章。在此对其作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津门说信人，又做信海游。当这本小书问世的时候，心中有喜悦，更多的是期待：期待着读者能接受它，期待着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2005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