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继《论语》以后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全书语言生动，比喻深刻，论证有力，文章气势雄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本书选取了《孟子》的大部分篇章，加以注释，并配有现代汉语的译文。在注译的过程中笔者参考了《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人焦循的《孟子正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孟子》读本。

在中国，“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这位有远见的母亲真是没有白费心思，她的儿子孟轲终于在中国历史上久享盛誉，与儒学始祖孔子一道被称为“孔孟”，孟子本人也被尊为“亚圣。”在这部近三万五千字的著作中，作者构建了完整、庞大的孟学体系。千百年来，无数学者把这一庞大的学说体系条分缕析，或以注疏、章旨形式，或以旁通、体认等名目，指出孟学所蕴含的价值。

前言

梁惠王上(共七章)

梁惠王下(共十六章)

公孙丑上(共九章)

公孙丑下(共十四章)

滕文公上(共五章)

滕文公下(共十章)

离娄上(共二十八章)

离娄下(共三十三章)

万章上(共九章)

万章下(共九章)

告子上(共二十章)

告子下(共十六章)

尽心上(共四十六章)

尽心下(共三十八章)

梁惠王上①

共七章

(一)孟子见梁惠王②。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③。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以利吾家④?’士庶人日‘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⑤，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①梁惠王上：《梁惠王》是《孟子》第一篇的篇名，《孟子》和《论语》一样，原无篇名，后人一般取每篇第一章中的前两三字为篇名。《孟子》共七篇，东汉末赵岐为《孟子》作注时，将每篇皆分为上、下，后人从之。 ②梁惠王：即战国时魏惠王魏藿，前369～前319年在位。魏原来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因秦国的压力，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故魏也被称为梁，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惠”是其死后的谥号。③仁义：“仁”是儒家的一种含义广泛的道德观念，是各种善的品德的概括，核心指人与人相互亲爱。“义”，儒家学说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准则。 ④大夫：先秦时代职官等级名，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家：大夫的封邑。封邑是诸侯封赐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又称采(cai)地。 ⑤乘：音sheng，量词，一车四马为一乘。当时战争的形式主要是车战，一辆兵车由四匹马拉，车上有三名武装战士，后有若干步兵。古代常以兵车的多少衡量诸侯国或卿大夫封邑的大小。 ⑥餍：满足。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有利于我的国家吗?”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为什么定要说到那利呢?只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封邑?’士人平民说‘怎样有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这些大夫拥有百辆兵车，不算是不多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国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绝对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君主的。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

(二)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①：‘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②，唐鹿攸伏，唐鹿濯濯，白乌鹤鹤。王在灵沼，於轫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日灵台，谓其沼日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③：‘时日害丧④，予及女偕亡⑤。’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①《诗》：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只称诗，儒家列为经典，故称《诗经》，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作品，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小雅、大雅、颂四类。此章所引为《大雅·灵台》。 ②王：此指周文王姬昌，殷王纣时的诸侯，子武王伐纣，灭殷。 ③《汤誓》：《尚书》中的一篇。《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上古事迹著作的汇编，是儒家经典之一。《汤誓》这一篇，记载商汤讨伐暴君夏王桀的誓词。传说，夏桀曾自比太阳，说太阳灭亡他才灭亡。此章所引是百姓诅咒夏桀的话。④时：这。害：同“曷”，何时的意思。 ⑤女：同“汝”，你。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观赏着鸿雁麋鹿，一面问道：“贤人对此也感受到快乐吗?”

孟子答道：“只有贤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快乐，不贤的人纵然拥有珍禽异兽，也不会(真正感受到)快乐的。《诗经》上说：‘文王规划筑灵台，基址方位细安排，百姓踊跃来建造，灵台很快就造好。文王劝说不要急，百姓干活更积极。文王巡游到灵囿，母鹿自在乐悠悠，母鹿肥美光泽好，白鸟熠熠振羽毛。文王游观到灵沼，鱼儿满池喜跳跃。’文王依靠民力造起了高台深池，但人民却高高兴兴，把他的台叫做灵台，把他的池沼叫做灵沼，为他能享有麇鹿鱼鳖而高兴。古代的贤君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汤誓》中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要跟你同归于尽!’人民要跟他同归于尽，(他)纵然拥有台池鸟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到快乐吗?”P1-3

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一百多年后，由于孟子的继承和发展而变得更丰富了，更系统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苑囿里，终于长成了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省邹县)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80年前后，在世八十多年。其父早逝，他从小得力于母亲教导和环境熏陶，热爱学习毫不松懈。一生崇拜孔子，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可说是得到孔子学说的真传。学成之后，面对百家纷争、天下征战的局面，他一方面与杨、墨诸家学说激烈论战，一方面亲率弟子游历宋、滕、齐、梁诸国，向他们阐述“仁政”主张。由于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他的主张显然不合时宜，被人视为“迂阔于事”，遭到诸侯的拒绝。于是他更重于设帐授徒，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一大乐趣。到了晚年更是专心于著述讲学，写成传世的重要著作《孟子》七篇。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有争论，一说是孟子自著，一说是其弟子共同记述。我们还是同意《史记·孟荀列传》中的说法：“(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即是说，孟子与其弟子共同参与了著述。从全书思想内容和论辩风格的一致性来说，孟子亲自执笔的可能性更大些，至少他也是个润色审订者。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而又有较大发展。他的“仁”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主张通过施行“仁政”去统一天下。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制民之产”，即让百姓有一份固定的田产，让他们不饥不寒，养生丧死而无憾。二是“与民同乐”，要统治者注意民心向背，体恤民意，赢得民心。三是“谨庠序之教”，建立人伦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孟子认为“仁政”的核心是“保民”，只有施行“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未能行得通，但却为后世有为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统治者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对残害百姓的君王，他痛加指斥，认为可废可弑。这旷古未有的议论，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闪现于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道强光。

孟子不但讲“仁”，也强调“义”。“义”的本意是行为合理适宜。孟子把“义”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的最高标准。利义相比，应轻利取义；生死关头，也要舍生取义。“义”的内涵各时代当然有所不同，但利义选择问题，永远存在。因此孟子的利义观影响深远，对我们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

“性善”、“性恶”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孟子是“性善”论者。他说：“人性之善也，人皆有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把“性生善”具体阐述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这“四心”，认为对应这“四心”的仁义礼智不是外加的，而是“我固有之”的，但他又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即要自觉地向自身内心去追求，才能得到。这就是“反求诸己”。其实，人之初无所谓性善性恶，在长大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作用，才有了向善向恶的变化。性善虽是孟子的理论预设，但在分析人的实际道德状况时也很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的“人格”论影响深远。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认为人格的重要远远高于财富、权力、地位。主张做人要做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怎样蓄积“浩然之气”，那就是：一要持志养气，坚持崇高的志向追求；二要“动心忍性”，有意识地在逆境中磨砺意志；三要“存心养性”，就是要清心寡欲。孟子的这些主张和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浩然之气的“大丈夫”，自古以来激励了无数的志士，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懂得了这个词汇，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

孟子的教学思想也值得后人重视。他认为学习成绩不决定于天资的高低，而决定于学习的态度，他用生动的故事作比喻，告诫学生学习一定要专心致志。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应该“揠苗助长”。他又继承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提出“教亦多术”，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学目标，都要因人而异。孟子又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他有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要求学生不轻信、不盲从书上结论或前人之说，通过积极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孟子》一书在文章风格上是独树一帜的。孟子可以说是个雄辩家。他能用巧妙的方法将谈话引入预设的话题，能用不断的反诘揭露论敌的破绽，能用形象恰当的比喻说明事理，能用有力的逻辑推理阐明自己的论点。因此《孟子》文章，总体上具有明快练达，酣畅犀利，气势磅礴的风格特点，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我们在为《孟子》注译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人焦循的《孟子正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今人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同时还参阅了一些大陆和港台注本。我们的注译原则是，广搜博采，会同比较，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选出我们认为最能表达原文的解释、最恰当的词语、句式。在前人误释或难解之处，我们不因袭旧注含混而过，而是重新考证，作出新的解释。我们着力于译，全书以直译为主，少用意译，以便尽可能减少译文失误，避免以己意掺入文意，同时给初学文言者提供方便。语言力求符合语境、人物、文章风格等，注重简洁晓畅。限于学识和能力，这些原则未必都能做到，文中错误定所难免，殷切期盼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大部分译注、评析工作由马智强同志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