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社会中，有如此庞大的一个人群和如此重要的一些事实，曾被完全忽略了。……假如它的视力有如此大的缺陷，谁又能保证它没有遗漏别的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谁知道还有哪些巨大而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东西?”(王小波《同性恋亚文化》跋)同性恋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视网膜上的盲区；同性恋是一叶方舟，用科学与人文的双桨方能划向健康的彼岸。本课程借一扇稍能开启的窗口，在HIV／AIDS预防控制的视野内窥视当今社会诸多边缘人群之一斑。

本书收录了国内第一门同性恋主题课程——复旦大学研究生课程《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自2003年秋开课以来两年多课堂演讲的全部内容，其中有白先勇先生亲自讲《孽子》，李银河教授与大家讨论《同性恋亚文化》和同性恋要不要结婚，张北川教授纵观同性爱理论与社群发育，潘绥铭教授话说中国性文化转型中的同性恋，童戈先生深谈男同性恋的文化重构，秦士德教授漫谈性爱有度，周丹律师综述同性恋与法，一位同性恋人士说自己的心里话，一位父亲谈自己的儿子，二言先生由同性恋研究讲到恐同偏见的防艾影响，杜聪先生关注男男性行为防艾健康干预，袁子能先生志愿帮助受“双重歧视”的人们，曹宁校主管技师搭建“同志”交流平台等。讲课内容从同性恋防艾健康干预的人文、社科与实践三个层面不断求索，全书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是一本了解和认知同性恋者及他们的世界的必读书。

第一讲 同性恋亚文化

主讲人：李银河教授

第二讲 同性爱相关理论与中国现实

主讲人：张北川教授

第三讲 口腔、肛门性行为

主讲人：张北川教授

第四讲 心灵对话——“男同志”话语

主讲人：智同先生

第五讲 “同志”的交流平台：热线和电台

主讲人：曹宁校主管技师

第六讲 话说性爱有度

主讲人：秦士德教授

第七讲 同性恋防艾健康干预

主讲人：杜聪先生

第八讲 同性恋研究的历史演变，兼论恐同偏见对防艾的影响

主讲人：二言先生

第九讲 志愿帮助受同性恋与艾滋病双重歧视的人们

主讲人：袁子能先生

第十讲 同性恋与我们——如何看待处于少数地位的“性”

主讲人：潘绥铭教授

第十一讲 同性恋与法

主讲人：周丹律师

第十二讲 同性恋要不要结婚?(专题讨论)

主讲人：李银河教授、秦士德教授

第十三讲 感受同性恋：一位父亲谈他儿子，一位女士谈她的知遇(专题讨论)

主讲人：孙先生、史女士

第十四讲 gay的文化重构

主讲人：童戈先生

第十五讲 《孽子》的前前后后

主讲人：白先勇先生

第十六讲 中国男同性爱社区发展与健康干预

(原名：中国同性性行为者：近期进展与持续挑战)

主讲人：张北川教授

第十七讲 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导论

主讲人：高燕宁副教授

附录一：一篇演讲摘要(澳洲亚裔男男性接触者的跨文化研究)

附录二：一封大学生来信

附录三：一封东北老人来信

附录四：一则博客杂谈(听了李银河、秦士德讲座后的总结和感想，2004年11月4日)

附录五：一篇传媒述评(像认识我们自己一样认知同性恋，2005年8月16日)

附录六：复旦健康社会科学课程传媒反馈小计(2003年10月至2005年9月)

后记

一、引言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为“亚文化”，就是说它有着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无论是同性恋者还是一般公众，都非常关心同性恋的发生率，因为这是有关同性恋存在状况及其重要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有10％的同性恋者和只有1％的同性恋者，其重要性就会完全不同。对这一事实，同性恋群体尤其敏感。一个典型事例是：1994年全美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在美国的比率只占总人口的2．7％，当即引起了同性恋社群的质疑和抗议，认为研究结果不可信；虽然该项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大城市，同性恋的比率高达10％。有这样的规律，同性恋比较喜欢都市的生活方式，他们一般远离乡村和小城镇，喜欢到大城市，所以在香港、伦敦、纽约等大都市，一般认为同性恋者可以在人口中占10％。

早在概率统计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之前，就有许多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对同性恋行为在人群中的发生率以及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比率作过多种估计。不同的估计从1％到5％不等，也有很多项调查发现，同性恋者占全部人口的10％，在英国人口中，有约10％的人自己承认是同性恋，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的实际比率可能比这个数字高。包括一些在行为上是双性恋的人在内。美国成立了“10％协会”(Ten Percent Society)，在香港我也听说过“十分之一会”，意指总人口中的十分之一是以同性恋倾向为主的。学界目前对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比率的一致看法是：十分之一也许比实际数字高了一些，但并不是高得太多。近几年来，中国国内也有一些调查，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他的调查表明，大学男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男性占16．6％(听众惊呼)，这是很有意思的事，终身是同性恋的比率比较低，但有过同性性行为的要高很多。在美国性学家金西的报告中，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白人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比率占37％，所以这个16．6％的比率还不算太高。潘绥铭教授同时发现，仅有同性恋心理倾向的比率占8．4％，行为和倾向两者都有的比率占4．2％。另外，上海大学的刘达临教授也有过类似的调查，他的结果是，大学男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比率占7．0％至8．3％。他们都是在大学男生中做的调查，属于针对特殊人群，其发生率还不能说是代表全国。

美国著名的性学家金西做了2万例的性调查，规模宏大，方法较为可靠，是权威性较高的数据。他在1948年出版了《人类男性性行为》，在1953年出版《人类女性性行为》。这两本书的出版，使得美国整个的风气为之一变。金西调查对仅仅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和绝对的同性恋者作了明确的区分，并提供了这两种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可靠数据。他指出：青春期开始之后的白人男性中，有37％的人至少有过一次同性恋行为；有4％的人终身只有同性性行为(绝对同性恋行为者)。此外，少年组的60％和青年男子组的48％，在少年期曾参与过同性恋活动。在去除金西样本中教育程度偏低及有过入狱经历的个案偏多等偏差因素之后，估计全部人口中大约3％到4％的成年男子是纯粹的同性恋者。这或许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能够得到的最佳估计。

有社会学调查表明，不论是对同性恋相对宽容的北欧社会，还是对同性恋相对苛刻的社会，如天主教国家，各个社会和各类文化中同性恋者所占比例均十分接近并保持稳定，可以推测，在中国同性恋者也当占到成年人口的3％至4％，如果按照13亿人口计算，也就是说有3900万到5200万的同性恋者。这是一个绝对数量非常庞大的人群。P3-4

根据现行法律，同性恋不违反中国法律，同性恋者是具有各项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鉴于同性恋者属于少数族群，许多国家已设立反歧视的保护性法律。目前西方许多国家已陆续承认了同性婚姻或家庭伴侣关系，较早的有澳大利亚及北欧国家，美国的一些州，较晚的有法国和德国。如何尊重和保护同性恋者的公民权利，更好地提升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国际形象，充分体现宪法对公民各项权利的切实保障，是一个值得相关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天主教国家，在关于同性恋的立法上受到宗教方面的压力，对同性恋相当歧视，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同性恋并不太歧视，这是我们在人权方面的一个有利背景，应善加利用。

从历史和跨文化的研究看，凡是人口增长压力较大的国家，对同性恋一般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而人口稀少的国家对同性恋则比较严厉。这是因为人口中有这样大的一个人群不生育，将对国家的人口状况产生直接影响。据统计，男女同性恋人口在人群中会占到3％～4％，在中国就是3900万～5200万人。有这样大的一个人群不生育，对于减轻我国的人口压力是一个有利因素。

我国有保护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利益方面的成功经验，如在保护少数民族利益、保护妇女儿童利益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同性恋这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群的保护，造成一种各社会群体之间更为宽容、和谐的气氛，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可以避免出现西方社会中同性恋与主流社会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局面，而和谐、宽容的做法也与中国文化中崇尚和平、和谐的精神合拍。

这部著作主题重大，政治思想立场正确，富于原创性，具有重要的推广和应用价值。它的出版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应用的价值。本人特此郑重向读者推荐该书，希望它的成功出版能造福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银河

2005年11月11日

2002年7月16日，我把杜聪先生和程华老师同时带进了中原某县。此后，程华驻村入户，完成了中国“艾滋病村”的全人口流行病学现场调研及其博士论文。杜聪则单枪匹马，一个村一个村地开始了长达数年、涉及数千“艾滋病遗孤”或“准遗孤”的中原助学行动。

2003年3月，像往常一样陪同杜聪进村后，我俩直接从村里先后到了北京，参加福特基金会举办的一个艾滋病项目报告会，分别报告各自的项目进展。我报告的是2002年秋开设《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研究生课程的情况，谈到了请高耀洁教授到沪讲“采血传播”，谈到了复旦公卫学院老院长俞顺章教授主动提出为学生讲课以示支持。在报告过程中，清华大学李■教授站起来说：“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到上海为你的学生讲一次课。”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张孔来教授接着说：“我自出路费到沪讲课。”情形十分感人。事后正如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李文晶女士所言：“在那次会议上，你的收获最大!”

会议刚结束，杜聪忽然问我：“那你为什么不开同性恋课呢?”

“我开不了。”

“为什么?”

“我又不做这方面的研究，连人都不认识——老师都找不到，怎么开?”

“老师我认识。”杜聪说，并说智行基金会愿意赞助这一课程。

万事俱备，时不我待。一回校，就跟复旦公卫学院分管院长钱序教授打听是否还能开研究生新课，她当即跟有关部门了解，得到的回复是：“今年的开课时间已过。”按理说，只能耐心等“下一班车”吧，岂料“天无绝人之路”，没过几天，情况便有了变化：“今年碰巧有几个刚回国的老师要开新课，那你-就跟他们一起报吧!”

虽然曾在泰国比较系统地学过健康社会科学(Health Social Sciences)，在防艾视野内自己对同性恋的见识也能“自给自足”，但要设计一门新课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便“临时抱佛脚”——赶忙从网上下载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把手上仅有的几本张北川的《朋友通信》找来，通读一遍，勾勒出课程构架，起名《同性恋理论与实践》，填表，上报。

显然，匆忙一两天中所“堆起”的十几个课程主题，只是为了先把表格“填满”而已，很多想法还是很幼稚的，不过是写出了一个课程雏形而已。书到用时方恨少。记得在写到“教学目的和任务”时，因为自己写不出，就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来为课程开篇宣示和“壮行”：

“在这个社会中，有如此庞大的一个人群和如此重要的一些事实，曾被完全忽略了。……假如它的视力有如此大的缺陷，谁又能保证它没有遗漏别的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谁知道还有哪些巨大而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东西?”(王小波：《同性恋亚文化》跋)同性恋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视网膜上的盲区；同性恋是一叶方舟，用科学与人文的双桨方能划向健康的彼岸。本课程借一扇稍能开启的窗口，在HIV／AIDS预防控制的视野内窥视当今社会诸多边缘人群之一斑。  不料，公卫学院这一关就没通过，大概是因为“这样的(文科类)课程名称不太适合在公卫学院开”吧，记得有人曾建议将课程改名为《同性恋与艾滋病》。我没同意，心想这一名称“有失中立”，要用这样的名称开还不如不开，生十白被后人遗笑“一个开同性恋课程的人怎么那么没水平”。还好，“眉头～皱，计上心来”，受到前面开《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的启发，更名为《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求同存异，皆大欢喜。

这时已经是2003年4月了。材料从公卫学院送至研究生院培养办，分管主任王卫平老师问道：“为什么这门课要请那么多外面的人来讲呢?”钱教授答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公卫学院的师生很快带到国内同性恋研究的前沿。”

应该说，公卫院方的表态相当明确，并言之有理，但尚不等于研究生院“听之任之”。后者在讨论此事时，分成两派，各执一词。赞同方称：“这样的课程，复旦不开谁开?”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反对方担心：“如果到时媒体炒作，说复旦‘宣传同性恋’，怎么办?”倒也半斤八两，谁也说服不了谁。院长周鲁卫教授说，下午正巧能碰到秦书记(复旦党委书记秦绍德)，顺便请示一下。据悉，当时秦书记说过两句话，一是“像复旦这样的学校，什么课都可以开”，二是“找有关系部调研一下”。时值“非典”来临，这一调研便“泥牛入海无消息”，从此杳无音讯。

我当时只听到了后面那句话，并不清楚前面还有一句话，眼看着拖了两个月没回音，便想起：还是书记“有水平”啊，就这么“研究研究”，就再没下文了。在这一瞬间，我似乎有点后悔了：如果自己当初同意用《同性恋与艾滋病》这样的名称来开课的话，那也许是百分之百能开出来的。而从策略上来说，用一个“欠妥”的名称先把课开出来，哪怕知情人心存误会，能把课开出来总比开不出要好得多。况且，只要把课开出来了，还有机会通过教学过程来“颠覆”和“批判”，甚至还可以再改名，这有什么不好呢?空中的鹰比不上手中的麻雀。

生活不设对照。转眼间到了6月底(或7月初)。有一天，公卫学院分管研究生教学的单惟良老师来电告之“同性恋课程批下来了”，这才“如梦方醒”。以前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现在则要十万火急地“紧急行动起来”，因为9月份就要开学，老师得事先请好，邀请函得弄好，讲义得预约好，参考书得准备好，预算得做好，钱还得先到位；教室得订好，宾馆得订好，食宿接送得安排好，录音录像得准备好，课程通知得发布好……可能从来没人这样开学分课程，所以也不会有人能把经验传授给你；因为手头并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调度，所以只是“自讨苦吃”，一个人硬着头皮把两门研究生健康社会科学课程同时撑起来，幸好得到以梁霁老师为首的科室师生们的友情帮忙，幸亏当年竟还有一位名叫周磊明的流行病学研究生选了课，要不然，这一切仍将难以为继，半途而废。

那么，这门课是怎么批下来的呢?后来得知，当“开课调研”咨询到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邱晓露教授时，她的回答是：“同性恋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应该正视它。应该开!”事后跟清华大学的景军教授谈起此事时，他说像一些“那么保守的学校，要开出这样的课程是不可想象的”。说来也是，由2003年开出研究生课程，到2005年开出本科生课程和成立学生社会性别研究社团“知和社”，复旦在这方面的氛围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之所以把流水账记下来，也许能用于这样一个“假设检验”：假如当年不幸在什么地方“卡壳”的话，那这门课还能开出来吗?

实际上，在课程酝酿的过程中，研究生院培养办曾有过由复旦自己出钱请人讲课的想法；在课开出来后，有关方面亦曾交代公卫学院在排课时给本课安排一个好一点的教室“以示重视”，凡此种种皆令组织者有点“受宠若惊”o令人难忘的是，在早期课程安排最吃力的阶段，张北川教授和秦±德教授一直就像对待自己的课程那样悉心帮助并指点课程设计和运作，开阔师资选择的视野，秦教授还为课程设计了第～个概念框架，并一再鼓励把性学作为课程的发展方向。

除了大课以外，每年都安排有实地考察，第一年的两次实地考察分别由智行基金会杜聪先生(MSM同伴防艾外展培训)和顾先生(同志酒吧和服务场所)带教，第二年的实地考察由顾先生(同志舞厅)和沈先生(同伴防艾外展)带教。沈先生和周晓伟、刘旭、厉传琳、张洁、黄文鸳等几位同学还帮忙把课程定时发到“大学同盟”、“枫林在线”和“日月光华”BBS上。杜聪先生在提供课程师资的最初联系人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并始终亲自联系白先勇先生，第一年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才请不到，第二年如愿以偿。另外，杜先生和顾先生对课程第二年的设计有了更多的直接关注，一些主题和师资就是由他俩提出或在与他俩的互动中萌发或互构的，如仅为第二年课程所物色过的师资就足以排满两年的课表还有余，然后“忍痛割爱”地“压缩”，从而使课程设计结构扎实、更具吸引力和灵动性，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同志本位。

在教学支持方面，前两年课堂教学过程安排和录像录音工作均由梁霁老师带领张洁、黄文鸳、梁红、谭晶、殷方兰、蒋泓、田园等几位研究生共同组织，期间得到金辉老师的帮助，田园和俞颖两位老师分别在财务报账、老师接送和教室安排上提供到位帮助，录音整理均由梁霁老师操心安排，第一年课程由黄文鸳、梁红、侯立光等多位同学共同完成，第二年课程主要由丁中华同学完成，马文娟同学帮助完成了其中两篇演讲稿的文字润色，在此一并致谢。

在课程咨询方面，秦士德教授和杜聪先生身为《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的课程顾问，两年来一直无私地为课程随时无偿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和指点，在此铭记。

在课程资助方面，《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由香港智行基金会赞助，《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由北京福特基金会赞助，两门课程在同性恋话题上的“一唱一和”、相辅相成使课程在传播上相得益彰，受益匪浅。在此郑重鸣谢!

最后，由衷感谢上海科普创作基金慧眼相识，及时资助本书的出版，及复旦大学出版社高若海总编、张永彬副总编、傅淑娟责编、邬红伟责编等多位老师对此的指点和帮助，尤其是傅淑娟老师从本书的策划、立题、立项直至大部分文稿的一审将近结束时的全程支持和邬红伟老师在傅老师出国时的挺身相助和出色编辑，为写照复旦同性恋健康课程头两年多的努力点上了继往开来的一笔。

高燕宁

2005年12月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