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话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有问题不怪你自己。我们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美国人造成的，而是别人的原因。主权在民，责任却不在民……本书是作者几年来对美国这个直来直去的国家的一些直观观察，或许对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独特视角。

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比布什讲话更粗野、更生愣的总统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风格的问题，而且也反应了当今美国社会的大潮流。美国的政治话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有问题不怪你自己。我们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美国人造成的，而是别人的原因。主权在民，责任却不在民。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获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偶尔看到赵元任先生几十年前在哈佛大学编的汉语教材，大吃一惊。比如教材中有类似“什么是汉学家”喧样的文章，非常文雅，非常学术，比起如今我们在课上做的“他又漂亮又有钱”这类口语练习来，简直是两个世界。

序 论大国之路

辑一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

 民主党中期选举输在何处

 从政治家族到政治王朝

 Ashcroft主义

 布什挑战“种族平权”

 “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崛起

 布什：反精英主义的总统

 21世纪的“新政”：Corporate Governance

 CEO：现代王侯 

 美丽的资本主义?

——安然破产与美国政坛的大地震

 布什丑闻考略

辑二

 “自由女神”岌岌可危

 新闻管制：自由主义的危机

 “911”改变了美国? 

 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

 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

 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

 美国学者的“转会”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

——美国大学中的亚裔与犹太人

 博士的年头

 科学家在美国政治中的失势

 学术抄袭与学术规范

 反环保的“科学异端”

 二度贞操：新保守主义的“性反革命”

 绯闻中的财经杂志

 上帝已死

 西方：白种人灭绝

辑三

 美国：不情愿的帝国

 为什么应当反省“911”?

 从马基雅维利主义到“新理想主义”

 伊拉克战争中的国家利益 

 国际政治的权力真空

 伊拉克：欧美的历史撞击

 美欧三反目

 俄罗斯再次西行

 “京都议定书”：神话还是现实?

 不增长的日本

后记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

2002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两党按例开始为两年后的总统大选作准备。应该说，年关就是下届大选的开场。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开局不是布子，却是斩将。

在民主党一头，戈尔出人意料地宣布不参加2004年的选举。共和党一方，即将上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Trent Lott因为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被共和党逼着辞职。结果，出现了左翼千方百计挤掉左翼大将，右翼拼命封杀右翼代言人的奇怪现象。这为人们了解美国的两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颇为经典的案例。

戈尔的动作最不寻常。2002年的下半年，他四处出击，特别是到了年末，更加活跃，不放过任何在媒体中露面的机会。两党分析家都认定，他是肯定要参选总统的。年底他自己也说将在10天内作出决定。然而，最后的决定，却是不参选，让分析家大跌眼镜。

戈尔一辈子所奋斗的，就是当总统。不坐在白宫里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民调显示，支持他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士达39％，第二位是麻省参议员John Kerry，只有13％的支持率，‘看起来很难向他挑战。他没有道理不选!但是，民主党的领导层对戈尔再度出山却十分不安。具体而言，民主党内对他参选有三种反应：第一派是支持，因为他2000年赢了多数票，知名度最高，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血耻。第二派是反对，这派人认为戈尔在2000年白白浪费了民主党的优势，目前民主党需要新面孔带领全党向前走，不能陷入过去不能自拔。第三派也是支持，但理由与第一派明显不同。这派人认为，戈尔对本党有害无益，要早摆脱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现在参选。因为面对布什的强劲支持率，2004年民主党反正也赢不了。那就不如让戈尔去撞这个南墙。他再败一次，政治生涯就结束了，以后不可能再出来给民主党捣乱，可谓一了百了。

戈尔是个聪明人。他反复放试探气球，掂量他所能获得的支持，在最后一刻作出判断：“民主党需要新面孔。我再次参选会把2004年的选举变成2000年的重赛。而选民们要面对未来，不是纠缠过去。”他看明白，2000年他与布什势均力敌。在此之后，布什利用总统之职和“9·11”之利大大提升了威望，自己却什么建树也没有。中期选举时他去佛罗里达，企图靠人们对2000年的记忆来拉民主党的选票。但是，时过境迁，人们对2000年已经没有热情。靠揭旧伤疤赢不了未来。更重要的是，戈尔在进行政治募捐时，碰到了软钉子。民主党的捐款人都拿着钱不撒手，等着新人的出现。这就逼着戈尔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前程了。要知道，1960年尼克松在一场势均力敌而且颇有争议的选举中败给肯尼迪，事后不甘心，回老家选州长，再次失败，成为政治上的死马。但8年后卷土重来，两度入主白宫。戈尔这次与其参选进行政治自杀，为何不再等4年呢?他毕竟才只有五十几岁。

戈尔让开了路，民主党的棋就活了，在未来几个月，可能杀出几匹黑马，挑战布什。同时，各侯选人竞争本党提名的过程，也是党内酝酿新的能够挑战布什的政治纲领的过程。在此之前，民主党的主要大员全在试探、卡位，不敢轻易和如日中天的布什对立。但接下来两年就另当别论了。一旦新人、新政纲出台，民主党对布什的攻击就会不余其力。当年老布什就是这样被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击败。所以，戈尔退出，白宫紧张。毕竟，戈尔那两下子布什是知道的。但若再冒出个克林顿式的人物，变数就大了。

从布什本人到共和党，目前虽然得势，但都知道自己的弱点。首先，布什政府对外旗开得胜，但经济不振，内政不修。如果在反恐和伊拉克战争上出现失误，可能在政治上兵败如山倒。反之，如果赢得太快，比如抓住拉登，灭了萨达姆，根除恐怖主义，那么布什就可能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选民们会说：“谢谢你帮我们解决了问题!现在既然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不需要你了。”当年领导英国打赢二战的丘吉尔，结束冷战并打赢海湾战争的老布什，甚至包括作为成功地解决了美国经济问题的克林顿政府的副将之戈尔，都是这类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布什和共和党都明白，在内政问题上，民主党占优。美国人指望着共和党去除外患。你除不了外患，就失信于民。但除了外患，人家还会找民主党去解决内政。你必须得有别的牌。

更重要的是，共和党是一个逆着人口大趋势求生存的党，其政治基地是白人。自从Lyndon Johnson施行“伟大社会”的政策、推动种族平权以来，民主党丢掉了大量南部白人选民的支持。在以后的9次大选中，共和党每次都赢得了白人的多数票。但黑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一直在80％以上。而且白入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少数族裔，到2055年，白人就成了少数族裔。如果两党维持现有的种族上的政治基地，共和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布什对此非常清楚。他从竞选州长时起，就主动去赢得少数族裔的支持。2000年的大选中，他在拉美裔中获得了31％的选票，虽然比不上戈尔，但比起1994年共和党候选人多尔21 9／6的拉美裔选票已经好多了。可惜的是，黑人投布什票的只有8％，还不及当年多尔的12％。布什的民调顾问Matthew Dowd指出：各族裔的人口变化，在短短4年内就能改变大选的结果。2000年，布什输给戈尔54．4万张票，但因赢得选举团票而入主白宫。如果2004年布什在各族裔中还赢得同样比例的选票，就将输掉300万张选票，并且输掉选举团票，被请出白宫。因此，布什想连任，就必须在少数族裔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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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大国之路

检讨16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与军事史，我们发现，后进者对领先大国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而领先大国利用自己的实力与霸权对后进者进行封堵，也是国际政治的“例行公事”。然而，那些能巧妙地避开与当朝的世界霸主直接冲突的后进国家，常常崛起为大国；而那些逞一时之勇挑战霸权的新兴后进，其大国梦往往被击得粉碎。

战前的德国、日本，以及苏联，便是后者中的活例。当年深信德意志民族无与伦比的德国，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欧洲列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经两次战败，终于明白只有将自己融入列强的世界秩序，才是真正的大国之路。日本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挑战美国的霸权，结果太平洋战争使国家的版图缩小了一半，本土也几乎被炸平，除了“无条件投降”外别无他途。苏联自信自己代表了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与美国打了半个世纪的冷战，耗尽了元气，成为一个病入膏盲的巨人，一夜间解体。

而成功的大国之路，则被美国与战后的日本的发展所代表。美国虽是在挑战大英帝国的战争中诞生，但大西洋将它与欧洲列强隔开。后来“门罗主义”将美欧定位为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开“孤立主义”之先河。1930年代中期，日本的军费占43％的国家预算，威胁美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处于大战前夜的欧洲各国，争先恐后地推行一套“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战时经济政策；而美国却只肯花18％的预算维持其军力。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国会明确告诉罗斯福：你要把美国拖入战争，就会遭到弹劾!这种孤立主义，最大限度地使美国避免与列强交恶，养精蓄锐，使其资源和经济不仅保证了它在战争中的后劲儿，而且支持了战后自由世界的重建，最终确立了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

日本的大国之路则更加耐人寻味。江户末年，日本与西方列强稍有交锋，便知己不如人。于是不惜签订不平等条约，换来时间，30年后便“脱亚人欧”，成为世界列强。不幸的是，日俄战争中，日本阴差阳错地击败了GNP大于自己7倍的俄国，于是产生了一种靠民族的精神便可以弱胜强的幻觉，最终在一场不自量力的战争中失败。

1946年，吉田茂出任冈0刚战败的日本的首相。根据他对国际政治的判断，战败的日本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恢复元气；同时，冷战即将开始，美军将不得不长期滞留日本，足以保证日本国防上的安全。因此，他主张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紧追随美国，借美军来保卫日本；同时，严格限制军费开支，避免卷入冷战。他甚至说：“当年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今美国强于英国。如果日本现在甘当美国的殖民地，将来日本必定强于美国。”

1950年代冷战开始，美国急需在东亚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军事联盟。美国务院特使杜勒斯赶赴日本，要求吉田茂重建日军。吉田茂搬出麦克阿瑟为日本制定的“民主宪法”，称建军违宪，而且东亚诸国也反对。他甚至暗中唆使反对派人士在杜勒斯来访时上街抗议再军备，用民主的牌来回绝美国的请求。他私下对年轻的追随者官泽喜一(后来的外相、首相、藏相)说：“等我们恢复了元气，自然会再军备。在此之前，让美国入来处理防务上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禁止再军备的宪法，这是上天的恩赐，我们可以以此堵住美国人的嘴。那些要求修宪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

这一被称为“弱者的讹诈”的“吉田路线”，最终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指针。’简单地说，“吉田路线”是以牺牲部分的主权为代价，让美国人为日本的利益而打仗，日本坐享其成。当年通商产业省的副相，“吉田路线”最为有力的鼓吹者天古直弘，甚至把战后的世界比作江户时代的日本。在江户，社会被分为武士、农民、工匠、商人四个等级。武士是统治者，垄断了行使武力的权力。其他三个阶层是被统治者，全被缴械，唯武士之命是听，其中商人地位最低。然而到江户末期，武士阶层没落，商人阶层垄断了经济命脉。国家名义上是武士统治，实质上是商人拥有社会。在战后的世界，武士是美国和苏联，日本是商人，而第三世界国家是农民和工匠。按这样的格局发展，日本最后将拥有世界。

日本战后的好运，也正是由这一精心策划的格局开始。在朝鲜战争中，几万美军死于非命。而日本一兵不发，夜以继日地为美军赶制运尸袋和其他军需品，发了一笔战争财，经济也由此复兴。冷战期间，美国被沉重的军费压得喘不过气来，日本却享受免费的国防，倾其全力发展经济。天古直弘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商人见了武士，该下跪就下跪，别抱着尊严不放!”结果，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人均国民产值一度超过美国。若不是冷战适时结束，使美国能有余力重整经济，日本在经济上很可能会取美国而代之。无怪基辛格惊叹：“吉田路线”是战后主要国家中最有远见、最聪明的外交!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教授在他那本风靡全球的《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凡能在重大国际冲突中恰如其分地运用其经济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国家，往往崛起为主宰世界的大国。后进诸国l的资源与实力不敌先进大国，常常在与大国的力所不及的冲突中崩溃；但先进大国往往战线拉得过长，国际负担太重，结果难免被自己的过度扩张所拖垮。美日能有今日，就在于他们在崛起时回避了领先者的锋芒，集中有限的财力致力于国内的发展。

“直话直说的政治”这个书名，是严搏非先生在与我讨论本书的编辑时起的，所根据的无非是我在和他聊天时讲的话。我当时说，美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中，讲究直来直去地谈话(straight talk)。不能直话直说的人，在政治上很难成功。这一点不仅影响到美国的政治文化，连媒体、学术界也受影响。

笔者28岁开始学英文，不到5年后来到美国。凭着二把刀的英文上了研究院，听课当然是云里雾里，·知半解。开始能够听懂英文，还是1996年总统大选之时，在电视里看大选，对英文不好的人来说是最佳的入门听力训练。因为候选人一个州一个州地巡回讲演，车轱辘话重复地说，一遍听不懂，还有第二遍、第三遍。同时，讲的话全是最简单的英语，平白浅显，速度慢，吐字清晰。而且，竞选就像是一场橄榄球的超级杯，起伏跌宕，你不会烦。结果，看着克林顿再次当选了总统，我的英语听力也跟着大有改进，上课轻松多了。

不过，刚刚听懂之时，首先感到的还是对美国政治家的失望。按说，美国人才济济，总统又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权力最大的人。能够选上的，或者说能够进入最后一轮竞争的，应该是这个社会中精英的精英。可是听听总统候选人们的讲话，实在是简单得没有水平。比如克林顿，被有些评论家称为美国历史上智商最高的总统。可是他在一次公共集会上这样演说：“我们的国家要向前走，不能倒退t。就像我们手中的录像机的遥控器，我们要摁前进的键，快进的键，而不是倒带的键!”这算个什么东西?说这些话要什么智商?水平还不如我呢。即使他自己找不出话来讲，难道那么多助手、顾问，不能帮助他想几句精彩的句子出来吗?

呆的时间久了，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奥秘。美国虽然名为民主，实际上还是精英治国。这一点，看看近20年总统的文凭就明白。不过，精英治国和草根民主之间却必须有个接合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精英的政治家能够用最粗浅、简单的话和最“没水平”的小民百姓对话。不管你的思想有多么高深，你必须能够用最生动平白的话，向哪怕是大字不识的人表达得清清楚楚。没有这个本事，你最好还是改行干点别的。

世界上的政治基本上都可以说是精英政治，但这些精英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却大为不同。比如在我们中国，过去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统治者的合法性的基础，就在于他们比小民百姓高一头。

美国则不一样。一个人想成为统治者，必须向选民表明：我是你们中间的普通一分子，我和你们一样，所以才最理解你们的利益。“为民请命”在美国政治中纯属多余，因为小民百姓一人一票，政治权力按人头平均不比读书人少。况且人家人数多，集体的政治权力往往比读书人还大。谁用你“请命”?所以精英们在政治上想出头，不是跟人家“摆谱”，抬高自己，而是低就，入伙，设法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民百姓。换句话说，当政治家要能高能低。由高到低的跨度越大，常常就越成功。

最近的两位总统，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的一位同学，是个温和的保守派，在2000年投了布什的票。不过他谈起克林顿来，却抑制不住其衷心的钦佩：“看看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风流事。你不能不佩服他!莱温斯基几乎代表着女人最低俗的格调，克林顿则受的是最最精英的教育，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权威，但是，他对女人的口味，竟能低俗到莱温斯基那种程度。他既能坐在世界权力的顶峰，又能低得俗不可耐。多少年的精英教育和上流社会的生活也洗不掉他骨子里的平民气!也怪不得他能在政治上呼风唤雨了。”后来的政治评论家也指出，克林顿当总统后，很快发展出一种对其政治对手有威慑力的权威和魅力：你们别来搞我，搞我就会得罪选民。所以，借性丑闻整他的共和党常常没有好果子吃。归根结底，他天生和选民有一种心心相通的纽带。  布什是另一个例子。论他的出身，是所谓“含着金勺子出生”的特权阶层，精英得不能再精英了。然而，他不知道哪里学来一口得州的土腔，而且至今还是一脸傻相。在竞选时，他甚至不愿提他在耶鲁受过教育。人称他就像个加油站修车的憨厚的伙计(美国人修车常受骗。也许正因为如此，伙计憨厚不憨厚就显得特别重要)。欧洲人嘲笑这位得州土老帽儿的无知，殊不知这是他在美国政治中成功的最大秘诀。在选民看来，他是大家中的一分子，笨头笨脑没有坏心眼，对他有信任。戈尔则是懂得太多，老想教你点什么。脑筋太聪明就难免滑头。于是大家对他既不喜欢，也不信任。用一句老太太的话说：“我是不会从这么一个人手中买二手车的。他当总统我信不过。”

目前民主党候选人竞争总统提名，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麻省参议员，John Kerry，是极有声望的政治家，为了当总统准备了多年。他是传奇般的越战英雄，在目前的反恐战争中，这一政治资本大为升值。况且，他生得“惊人地英俊”，一副王者气概。这个形象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占便宜不小。当Kerry出马时，媒体认定他是个重量级人物。但是，保守派政论家Darid Brooks评论说：“Kerry缺乏选总统的关键素质。他在电视上讲话时，我让我11岁的儿子看。结果发现我这位11岁的儿子对他毫无兴趣。如果你不能让这么一个11岁的孩子对你有兴趣，选总统很难。”果然，目前Kerry的风头，全被名不见经传的佛蒙特前州长}~Ioward Dean盖住。应该说，Kerry仍然是位不可轻估的选手，但他一日不改变他那罗马雕像式的完美形象，从神坛上走下来，他的总统梦就怕是难圆。

这些事情听起来琐碎，意义却非同小可。它们说明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在上还是在下，是天授还是民授。要记住，布什能当总统，说到底是．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一群糊里糊涂的老太太填错了选票。在中国，谁会和几个糊涂的老太太认真?但在美国，你能够不管她们吗?你有再大的学问，也得和这些老太太们讲，让这些选票也看不懂的人听得懂。人家要是听不懂，你就什么都不是。所以，美国的各路精英上电视，几分钟时间，就把自己的立场解释得清清楚楚。一个术语也没有。你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就能够听懂，否则电视就没人看了。一句话，不管你是谁，你必须．Make sense(讲得明白)。

记得十几年前，我就某一电视剧写了一篇评论，分析其中的“反智主义”倾向。所谓“反智主义”一词，是从霍夫斯塔特那里学来，这个概念中国没有，我也想不出如何用更平浅的词代替，所以也就这么用了。好在词本身不难懂，放在文章里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的一位同学看了文章后，大叫：“亏了!”他说在文艺评论中，这个“反智主义”听起来很高深，他本来觉得我应该就此大作文章，讲一大套高深莫测的理论，把大家全震了。没有想到，我讲得如此平浅，中学生也能读懂，毫无理论的神秘感，简直是浪费了这样一个概念。我这位同学心直口快，他坦率地点出了大家的心态：我们的社会吃这一套，所以你就得这么混。

习惯于用这套文化符号卖弄的人，突然要直话直说，并不容易。一位在耶鲁读文学的博士生，一次上讨论班轮到自己主讲一部小说。一位高年级的朋友问她准备用什么理论。她说她什么理论也不用，就讲作品本身。那位朋友大惊失色：“你要干讲吗?要多聪明的人才敢干讲呀!”其实稍有学术训练并且诚实的人都知道，用大白话讲出深刻的道理是最难的。我一次在讨论班上嘲笑那些玩弄理论的著作时说：“现在有人写一本研究梁启超的书，你读了十几页还不知道梁启超自己讲过什么，只是不停地领教福柯、德里达等等。这就好像你在大街上碰到梁启超，刚想问他一个问题，这个梁启超却一下子钻进汽车不见了，只见他的一个保镖拦住你说：‘你要干什么?有什么问题?我叫福柯。我告诉你梁启超在想什么。’如果你不甘心，一定要问梁启超本人，另一个叫德里达的保镖又会出来拦住你。总之，保镖有的是，你不仅无法直接问梁启超一个问题，最后连他到底钻进哪一辆汽车都搞不清楚。这似乎就是这些理论的目的。”

我在北京的街头也听过不少“板儿爷”们在那里议政。老实说，人家的话说得粗一些。但就内容而言，人家的见识与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知道如何用一套道具把自己打扮得似乎懂得很多。未来的时代，要逼着他们放下这些道具。自己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要赤裸裸地亮出来。许多人要是因此找不到饭碗，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本书，是我这几年对美国这个直来直去的国家的一些直观的观察。写作的动机主要是因为小女出生后家中入不敷出，需要做点事情维持生计。这和在图书馆打工并无大区别，所以写作时在心态上和平民百姓比较接近。当然，我毕竟在中国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中熏染到三十多岁，过去的坏毛病完全丢掉不大可能。看不懂的地方不应该太多，但肯定还是有一些。这也是笔者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另外，文章大多先后发表于新加坡、北美和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各种媒体，讲话的环境有所不同。对由此引起的不便，希望读者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