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一本，介绍的是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分为五章：第一章从教70年的教育家，早年对人生道路和事业的选择，掌教辅仁大学25年，执教其他大学；第二章：办学实践，不拘一格降人才，重视国学教育，科研与教学，重视校园文化；第三章人格魅力，学术抗日，诲人不倦，学人风范；第四章高等教育思想，第五章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等。全书或展示出校长的贡献，或凝炼出校长的人格，或描绘出校长的办学主旨，或揭示出校长的办学精神。读者可从书名中产生探究之心并容易抓住这著名大学校长的突出特征，在读后也能较快地把握这位校长的整体形象。

第一章 从教70年的教育家

 一、早年对人生道路和事业的选择

(一)不平坦的科举之途

(二)志为济世良医

(三)反清反帝的民主革命报人

(四)终为醒世良师

 二、掌教辅仁大学25年

(一)辅仁大学的缘起

(二)与辅仁结缘

(三)掌教辅仁大学

 三、执教其他大学

(一)北大、燕京等大学兼职教授

(二)掌教新的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章 办学实践

 一、不拘一格降人才

(一)广揽名师

(二)重真才实学 不计文凭和教学经历

 二、重视国学教育

(一)校长眼中的人文素质教育

(二)重视断代史、专题史教育

 三、科研与教学并重

(一)享誉学界的国学研究

(二)服务社会的伤寒疫苗研究

(三)设立研究所

(四)注重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

 四、重视校园文化

(一)刊物

(二)社团

(三)文体活动

第三章 人格魅力

 一、学术抗日

(一)“傲骨撑天地”

(二)“奇文泣鬼神”

 二、诲人不倦

(一)亲自授业

(二)扶植青年

 三、学人风范

(一)勤笔免思

(二)谦虚审慎

(三)利己利人 

第四章 高等教育思想

 一、教学方法

(一)循循善诱

(二)教学做合

(三)度人金针

 二、师范教育思想

(一)论师范教育

(二)论教师

第五章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

 一、“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

 二、精英辈出

结束语

附录 陈垣生平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2 少年时代的求学和曲折的科举之途

陈垣少年时代与中国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先是在私塾或书馆接受早期教育，阅读传统的经史之学，以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但是，他少年时代的求学和科举考试的道路并不平坦。

陈垣是在母亲的怀抱中长大的，母亲虽然识字不多，但常常教他一些儿歌。5岁时(1885年)，他随生父维启离开老家新会，去了省城广州。父亲为了生意而经常奔走各地，陈垣便同二伯父维谦住在一起。①父亲也没有能力教他读书，“没有家承”②，但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并为他后来接受良好教育和购买大量书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翌年，他进入一家私塾读书。这家私塾设在成兴杂货店后院的北房，老师名叫冯掖微，是一位老秀才。同学不多．他们每天早晨去塾中就读。后来又陆续转学到其他几个学馆(书馆、会馆)就读，先后学习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周易》、《尚书》、《礼记》、《左传》等儒家经典和《圣谕广训》等书籍③，作八股文章、试帖诗。但是，陈垣没有对儒家经籍和八股文发生多大兴趣，反而逐渐反感，“每天完成老师规定的读、背、讲、温共若干页，呆呆板板”④。相反，去畋寸史书发生了兴趣。

12岁时，陈垣在广州闽漳会馆随冯掖微读书时，偶然在冯老师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名叫《书目答问》的书。①此书撰写者是晚清著名的洋务大员张之洞，这是一部专为初学者而写的读书和治学门径的举要目录学著作。张之洞主要想为初学者解决两个问题，即哪些是比较重要的书和哪些是比较好的版本。②陈垣非常好奇地翻阅此书，很快就看得着了迷。当他看到书上列举了经、史、子、集各种书目时，恍然大悟，原来除了老师教读的经书、八股文之外，还有大量其他书籍，“别有洞天”，从此眼界大开。他说：“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③1894年，广州爆发鼠疫，死了很多人。陈垣遂离开广州，回到新会老家，在同发袜铺读书。④这时他才有了机会阅读自己真正喜欢的书籍——除八股文和经书以外的史书和诸子书。①16岁(1896年)时，他更是不惜花费100多两银子购买了《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二十四史》等大部头著作。②

陈垣从小就不喜欢读经书和八股文章，“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③。但他又不能背离被称之为“正途”的科举考试，不合时宜的读书兴趣注定其科举之途是曲折的。

1897年，又是“三年一大比”的乡试之年。已在私塾读了几年经书和八股文的陈垣参加这次乡试。因为广东乡试名额少，顺天府乡试名额多，所以，他并未按惯例参加广东乡试，父亲花8两银子为他捐了一个监生资格，从而舍近就远地参加了顺天府乡试。这年的旧历七月，他历时10余日，由广州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轮船到天津，最后到达北京，下榻于新会会馆。④旧历八月初六日入考场，十五日出考场，共考3场。按照清制，考场中，头场试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但是，主考官专重头场，中式与否，实际上取决于一篇八股文。此次考试“首场冉求之艺，文之以礼。题本偏全，放笔直书，以为必售”。试毕颇为自信，自以为必中。“出闱以示同县伍叔葆先生，先生笑颔之。”P4-6

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些大学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层次、水平，但凡能赓续流传至今者，大多经过漫长的艰苦而又曲折的奋斗历程，并且留下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历史同样呼唤人们面向未来，它只为现实提供借鉴与智慧，决非单纯诱使人们沉溺于怀旧之情怀。

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功绩。特别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的著名校长，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著名大学，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精粹，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肯定与尊重。可以说，无论是其成功或是错误(甚至失败)之处，都给后世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我们编辑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并给以阐析评论，不仅仅是为了继承这笔遗产，为了纪念逝者，更重要的是为今日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提供参考。

现今的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是从数量、规模、师资、设备、水平哪一方面来说，当然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那些大学。然而，这些老大学毕竟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许多大学的发展做着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而某些重要的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远远大于其相关连的有形资产。所以，这些年来，不少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图书、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底蕴。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且迟至现在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既往办学者的经验教训，继承与发扬其优良传统，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而人们也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路，真正以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为起点去攀登新的高峰。我反反复复讲这些老生常谈，决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因循守旧。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由于不尊重历史而蒙受的损失与走过的弯路已经太多太多，而且这种错误往往是周而复始地出现。真理不怕重复，至少是对于那些不知历史为何物而盲目自信的所谓权威人士。更应该经常忠言直谏(请原谅我又用了一句陈腐话语)。我们这一代高等教育工作者，亲身经历此类弯路太多，因而才有如此深沉的感慨，也才有如此深切的醒悟。

教育史是人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着重研究人类如何改造与优化自己，包括相关理论、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实践等方面。现时人们总是片面强调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殊不知教育还必须正确引导社会的走向。教育史不仅记载教育如何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记载教育如何促进社会进化，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如何纠正时弊乃至推动社会变革。教育并非总是被动地亦步亦趋地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前后自相延续的相对独立性，而其中恰好蕴含着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如果背离教育的基本规律，任何貌似新奇的变革终将遭到失败，甚至遗留长远的负面影响。这类惨痛的教训，我们经历得还少吗？

20世纪80年代，我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自己却惟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过去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内心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理解渐深而敬佩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工同心协力、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并且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声望。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声名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浇铸而成。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我想，《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出版，当可使读者重温这些著名教育家的音容笑貌，并从他们的生平业绩中吸取许多有益的养分。

他们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海内外公认的名校，首先在于他们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并且把人格塑造放在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只是手段，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才是主要目标。因此，在要求学生努力读书的同时，更强调学会做人，而人格教育I遂与通识教育合为一体。同时，他们都具有世界眼光，不仅注意教育与国陈接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而且关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瞄准发达国家顶尖名校，以一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们还善于节约运用有限的资源，决不好大喜功，贪大求全，而是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办好若干重点专业和重点学科，以求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优势。当然，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科学家，深切理解并极为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譬如重视基础，循序渐进，学用结合等，因此，才能以较少的资源获致较大的效益，使学校发展蒸蒸日上。

这些校长本身就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榜样，他们的人格魅力、深厚学养、儒雅风貌，如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于无声。言教不如身教，乃是多数著名校长的准则。他们反对哗众取宠，恪守职业伦理，注重行为规范，这些都对学校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代大学校长在国际视野、知识更新与管理能力等方面可能有超越前辈之处，但是，在尊重教育内在规律，恪守伦理行为规范和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等方面，恐怕仍然需要向先驱者学习。对于当前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影响，并非所有高校主管人员都能高度自觉且富有成效地抵制，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一方净土。尽管现在我们大家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可怕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甚至正如海外某些报纸所直言：意味着社会良心的迷失。我们并非过高期望大学的作用，而是希望大学应该自觉地承受更为重大的社会建设的责任，不仅是物质文明，而且还有精神文明。如果本书系能增强读者在这方面的醒悟，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回顾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我对现今大学校长任期制的具体运作还有一点儿看法，即千万不可也不必机械执行。因为对一所大学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真正有所认识，而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例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其利弊得失。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是很难实现一个校长的宏大抱负与施政方针的。实践表明，校长与领导班子的频繁更换或更换幅度较大，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有时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校长与教职员有一个相互认识过程，其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远远超过对于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的熟悉。平心而论，仅仅了解一所万人以上的大学的全面情况，没有三五年也很难形成校长自己的真知灼见。萧规曹随容易被等同于因循守旧，但其中确有合理的成分，即应该尊重前任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不必也不应轻率加以变更。譬如蔡元培有关兼容并包、择才而用乃至提倡美育等等精彩教育理念，从蒋梦麟到胡适等后任校长都能承续推行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在数十年内形成北大优秀的传统校风——北大精神。如果每逢来一位新校长，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宣称什么学校发展的新纪元，另提一套未经深思熟虑的新目标、新蓝图、新口号，势必造成师生员工思想混乱，很难形成新的共识与默契。高校颇感痛苦的是缺少相对持续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办学准绳，不断地推倒重来，又不断地整顿纠偏，乃至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我期望有更多的人温故而知新，从本书系中汲取若干有益的办学规律。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决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高的民主观念，至少是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Orientation。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接受思想教育。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变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守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我愿读者认真体味斯言。

我热爱高等教育，尊重前人的劳绩，更关心现今乃至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高等教育从一百多年前走来。它与现今高等教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近代以来大学校长们用美好理想和教育实践酝积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治校经验，以及他们承先启后、发扬光大、舍我其谁的心志，必定对跨入新世纪的人们认识高等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刻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编撰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学术研究需要凝结朝气蓬勃的学术力量，发挥团队的智慧。为了保证本书系的学术水平，我们从全国多所大学广泛敦聘专家、学者，群策群力，共襄斯举。我们很高兴，本书系的撰著者，都是多年来活跃在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旧友新朋，为了共同目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不囿成说，勇于创新，各展学术个性，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两年来，孜孜兀兀，笔耕不辍，对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及办学特色作出了新的认识，新的考辨，新的评判，新的结论，这是很可宝贵的，也是本书系可以欣然贡献于学术界和读者朋友的。

本书系得以顺利完成，实赖于各位撰著者的精诚合作，谨表衷心的感谢；本书系终能如期付梓出版，还有赖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谨表诚挚的谢忱。此外，我们对本书系所有被征引的资料和图片的著作者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章开沅

2003年2月

对现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垣，我较早即有初浅的了解，以陈垣特别是作为大学校长的陈垣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则是近几年的事。1999年，章开沅先生主编《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由史静寰先生和我承担《辅仁大学》一书，由此开始研究辅仁大学及其校长陈垣。经过近年的日夜奋战，总算交出了一份令主编比较满意的答卷。2001年，章开沅和余子侠先生主编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列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计划，承蒙两位先生错爱，由我负责撰写其中一部——《身等国宝 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接受这项任务后，我便全身心地投入，一边泡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寻宝”，一边拜访辅仁大学的校友和有关专家。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以下机构和人员：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振稼先生和秘书何惠敏女士，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库本阅览室、古籍阅览室、过刊阅览室，北京师范大学古藉所周少川先生，台湾辅仁大学前校长杨敦和先生和校友会。没有他们的热心相助，根本不可能十分J顿利地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当真正着手这项课题，方才发现十分不易，至少存有两大难点：一是资料欠缺。这里不是说欠缺辅仁大学史料和陈垣的学术研究资料，因为辅仁大学的有关档案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和北京市档案馆，查阅起来十分便利。关于陈垣的学术研究成果，尽管还没有一部“陈垣全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但是，陈垣先生的高足刘乃和先生和嫡孙陈智超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已出版包括书信、成果在内的“集子”，利用起来也十分方便。欠缺的是陈垣关于辅仁大学办学理念方面的历史材料。首先，陈垣不是蔡元培那样的思想家型的大学校长，因而没有在报刊发表有关大学教育思想的文章。其次，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既没有在档案中留存下来，也没有在报刊发表或报道。辅仁大学董事会会议和校务会议．最后留下来的只是会议所作出的决定，或各种章程、条例等，没有留下会议进行过程中与会人士的讲话稿或讨论意见。因此，没有现成的文章或档案资料反映陈垣的办学思想。二是不易把握。陈垣作为一名史学大师和从教70年的教育家，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存在重此轻彼现象，即研究成果集中于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而忽视了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特别是他的大学教育实践和思想。由于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大学，学校的具体事务管理由天主教修会代表负责，陈垣在掌教辅仁大学的25年里，对学校的发展究竟起了哪些作用，有多大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这两大难点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相关资料缺乏。所以把握起来才不容易。

好在我们有一个智慧的群体。在武汉、青岛召开的编写讨论会议上，两位主编对丛书的编写宗旨、思想、方法的阐释，以及会后在通信中给予的提纲挈领和画龙点晴式的指导，令人豁然开朗。最后又认真地审阅全稿，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各书的著者不仅是各自领域的研究专家，而且对于我这个教育史研究的“后来者”，都是我的老师或学长，大家提出的思想、意见、观点，使我颇受启发和教益。  每一位大学校长都有其特色和风格。陈垣既不像蔡元培那样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大学校长(蔡氏用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思想改造北京大学，从而为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现代大学的整体发展发挥了深远的思想影响)，也不像南开大学张伯苓那样是一个管理者型的校长(张氏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我把陈垣定位为一名学者型的大学校长，以及辅仁大学的一面旗帜和精神领袖，在本书中力求突出这一特色，并抓住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现代大学的职能这一中心问题。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陈垣先生的弟子们——包括亲灸弟子和私淑弟子，如启功、刘乃和、柴德赓、郑天挺、史念海、赵光贤、蔡尚思、方豪、史树青、陈述、翁独健、李瑚、郭预衡、郭齐家等，深情地回忆他们当年在陈垣身边所受的教泽以及交往，从多种角度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一个老师、学者、长者、朋友的形象。特别是刘乃和先生作为陈垣的学生、助手、秘书，与陈垣密切交往几十年，记下了陈垣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内心思想，为我们留下极其珍贵的材料。这些回忆或文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史料欠缺的遗憾，自然是我写作时所倚重的。

责任编辑刘校梅和外聘编辑刘庆芳先生为本书付出许多心血和劳动，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孙邦华

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