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爱国老人、著名教育家马相伯以其创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参与发起建立公教大学——辅仁大学而为人们所景仰。黄书光教授的新著《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一书，为人们了解“出人于圣俗二界，活跃于宗教、政治、教育三重领域”的马相伯之传奇人生，其博大精深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提供了翔实而生动的最新研究。

作者参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如书末所附的主要参考书就达90种之多。在对史料的考证上，作者是很审慎的。如对马相伯的出生地的考证，以及马相伯博土毕业后在依纳爵公学的职位的考证上，都不轻易下结论。黄书光教授强调叙事、实证与说理相结合的研究风格，无疑使该书的论述更为接近史实，为广大读者展示了一代大师的风范。

1905年，马相伯率领学生离开震旦之事，充分表现了其民族自尊心。此后六、七年间，先生的精力几乎大半耗于复旦公学。历年延聘名师，整理科目，使之成为东南重要学府。后先生北上，但仍荐贤自代，且随时尽其维护之心，复旦之能由公学扩大而为大学，正赖于此。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任先生为南京府尹兼江苏外交司长，旋兼代江苏都督。那正是百端更始之时，而先生的擘画能使中外翕然，尤善于以诙谐的语言阐明政治真理，使意气用事的武人心悦诚服。袁世凯从前在朝鲜时，想师先生而不可得，等到篡夺总统职位定都北京，乃通过教育总长蔡元培请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先生明知袁世凯不是个诚心为国家民族服务的人，不过教育事业是百年树人大计，及时振励也是得策，便应允北上，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参政院仪政，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为清末民初政治、宗教、外史、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和社会活动家。后因不满袁世凯称帝，随即去职。与英敛之等创办西山讲学社（辅仁大学前身），又办了培根女校。

1920年冬，先生回沪，虽已年过八十，但于斥责军阀，反对内战，培养民生，提倡民治种种问题，仍不断发表意见，其意见集中的著作，首推《民国》《民盟》《心镜》三篇，都是警醒民国的人民如何内省以作自救的，就中斥袁世凯之处屡见不鲜。先生又取旧时给门人讲授过的《致知浅说》的原稿加以整理，写定了卷首的《原言》篇问世，虽其《原行》《原通》各篇未能脱稿，但首篇定名之慎审，立论之精确都是空前的，"九一八"之突变起，国难日亟，先生愈益大声疾呼，对国内上下尽力说明救国图存的大计，肯定非从事于团结精诚无以敌日寇方张之焰，灼见此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这当然是和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相反的，因而也受蒋嫉视，不过因为先生是海内人望，蒋未敢加以迫害。  1932年在沪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12月12日与上海文化界280余人，为华北危机发表救国宣言，提出坚持领土和立权完整的八项主张，并当选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委员。1936年5月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一起领导救国会工作，被誉为"爱国老人"。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军内撤，沿途演讲，193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应李宗仁之邀去桂林。

1938年11月，于右任请他移居昆明在赴滇途中，因病留居越南凉山。

1939年4月，马相伯百岁寿辰，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也致电庆称颂老人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这一崇高荣誉，也说明马先生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卓著。1939年10月29日，先生得知"湘北大捷"，异常兴奋，夜不能寐，病势加重，1939年11月4日病逝。上距先生诞生之岁刚好百年。遗体于1952年归葬于上海新泾息焉公墓，陈毅市长亲笔为墓碑题词，基地还雕塑了马公遗像。1952年1月25日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礼堂举行隆重仪式，陈毅市长主持追悼会并致词。他说："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第一章 国难中的求学与教士生涯

 一、天主教家庭文化熏陶

 二、私塾生活与个性成长

 三、上海依纳爵公学的中西学磨练

 四、徐家汇神学院深造与神学博士学位

 五、教士生活的尝试与受挫

第二章 人生转折：从宗教追求到政治参与

 一、赴山东参与洋务新政

 二、担任朝鲜国王顾问期间的改革建言

 三、轮船招商局的调查与反思

 四、滑稽的美国之行

 五、欧洲考察与沉思

第三章 艰难跋涉：教育救国与政治信念

 一、强国之路的反思与教育救国思想形成

 二、政治民主化的不懈探索

 三、教育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综合治理

第四章 近代大学精神的不懈追求(上)

 一、毁家兴学与创办震旦学院

 二、震旦学院的办学理念与实践

 三、民主自治制与震旦风潮

 四、复旦公学的诞生

 五、经世致用与复旦公学的价值取向

 六、复旦公学的办学成绩与曲折发展

 七、薪火相传与复旦大学崛起

 八、治校经验与管理创新

第五章 近代大学精神的不懈追求(下)

 一、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与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

 二、构建理想中的中国科学院——函夏考文苑

 三、发起筹建辅仁大学

第六章 宗教探索与中西教育思想的文化审视一

 一、宗教的精神价值与教化功能

 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三、反对文化殖民与天主教中国化探索

 四、西方科学人文教育精神的把握和吸收

 五、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六、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与汇合

第七章 国难中的民族精神与教育文化使命

 一、发表抗战言论，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

 二、主张民治救国，坚信人民力量

 三、组织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活动

 四、阐发国家民族精神，引领青年前进方向

 五、重申大学教师的文化使命

 六、举世敬仰的救国老人

 七、哲人星黯，薄海同悲

第八章 马相伯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一、立足爱国、与时俱进的宗教、政治与教育价值取向

 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与开拓者

 三、近代大学理想的不懈追求

 四、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附录 马相伯生平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三、上海依纳爵公学的中西学磨练

1851年，马相伯虚龄12岁，实足才11岁。也许出自对私塾生活的厌倦，抑或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马相伯竟然瞒过父母亲，搭乘内河民船，走了10天，来到陌生的上海。经友人介绍，进入刚刚成立1年的徐家汇依纳爵公学读书。

依纳爵公学，又称徐汇公学，系于1850年在上海徐家汇设立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也是上海最早的一所西式学校。该校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故校名即是以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的名字命名，旨在秉承和弘扬耶稣会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注重语言(含国文、拉丁文、法文等)、文学、哲学、圣学等方面的人文知识教育。据《八十年来之江南传教史》记载：“1849年6月间，大雨绵漫，江南与附近各省咸成泽国，秋收不登，冬乃大饥。主教(赵主教，法人，名Maresca)于是督率教士，提倡赈济。上海中西绅商，闻风响应，而法领事孟的义(M．de Montigny)尤为踊跃．徐家汇之依纳爵公学，肇基于此时。”筹建时仅得学生12名。“1850年生徒增至31人，且均优秀可教，乃一变临时收容，而为有组织之教导，为国储才，以复兴国族，正式成立学校，取名徐汇公学；奉耶稣会依纳爵为主保，故亦称依纳爵公学。”1851年，马相伯入学时学生增至40名，教员4名。

马相伯对私闯上海之举颇为自豪，但他没想到那时候的上海也那么荒凉，感觉不到它与乡村有多大区别，他所就读的学校规模也没他所想像的那么大。不过，依纳爵公学丰富多彩的中西杂糅之教学管理活动深深地吸引了他。在这里，他不仅获得了新知，奠定扎实的中西人文知识基础，而且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相应的社会生活阅历，更锻炼了自己的思维方法，初步学会如何观察和思考复杂的人生社会问题。

来沪之前，马相伯已具备一定的国学根底，而依纳爵公学注重中西方语言学习，更为其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刚入学时，公学老师问他：“你每天能读几行书?”马相伯回答说：“12行。”老师就照此进度教学，结果发现他很快就能背诵。老师很惊讶，并将进度调整为日诵24行，后又增到六七十行，马相伯依然背得滚瓜烂熟。他不仅勤奋刻苦，而且对语言学习有特殊的感悟力，先后学习法文、拉丁文等外文基础知识，从而大大地拓展知识视域，为进一步学习哲学和神学夯实了基础。P11-12

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些大学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层次、水平，但凡能赓续流传至今者，大多经过漫长的艰苦而又曲折的奋斗历程，并且留下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历史同样呼唤人们面向未来，它只为现实提供借鉴与智慧，决非单纯诱使人们沉溺于怀旧之情怀。

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功绩。特别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的著名校长，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著名大学，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精粹，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肯定与尊重。可以说，无论是其成功或是错误(甚至失败)之处，都给后世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我们编辑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并给以阐析评论，不仅仅是为了继承这笔遗产，为了纪念逝者，更重要的是为今日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提供参考。

现今的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是从数量、规模、师资、设备、水平哪一方面来说，当然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那些大学。然而，这些老大学毕竟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许多大学的发展做着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而某些重要的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远远大于其相关连的有形资产。所以，这些年来，不少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图书、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底蕴。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且迟至现在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既往办学者的经验教训，继承与发扬其优良传统，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而人们也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路，真正以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为起点去攀登新的高峰。我反反复复讲这些老生常谈，决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因循守旧。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由于不尊重历史而蒙受的损失与走过的弯路已经太多太多，而且这种错误往往是周而复始地出现。真理不怕重复，至少是对于那些不知历史为何物而盲目自信的所谓权威人士，更应该经常忠言直谏(请原谅我又用了一句陈腐话语)。我们这一代高等教育工作者，亲身经历此类弯路太多，因而才有如此深沉的感慨，也才有如此深切的醒悟。

教育史是人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着重研究人类如何改造与优化自己，包括相关理论、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实践等方面。现时人们总是片面强调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殊不知教育还必须正确引导社会的走向。教育史不仅记载教育如何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记载教育如何促进社会进化，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如何纠正时弊乃至推动社会变革。教育并非总是被动地亦步亦趋地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前后自相延续的相对独立性，而其中恰好蕴含着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如果背离教育的基本规律，任何貌似新奇的变革终将遭到失败，甚至遗留长远的负面影响。这类惨痛的教训，我们经历得还少吗?

20世纪80年代，我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自己却惟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过去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内心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理解渐深而敬佩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工同心协力、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并且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声望。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声名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浇铸而成。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我想，《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出版，当可使读者重温这些著名教育家的音容笑貌，并从他们的生平业绩中吸取许多有益的养分。

他们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海内外公认的名校，首先在于他们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并且把人格塑造放在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只是手段，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才是主要目标。因此，在要求学生努力读书的同时，更强调学会做人，而人格教育遂与通识教育合为一体。同时，他们都具有世界眼光，不仅注意教育与国际接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而且关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瞄准发达国家顶尖名校，以一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们还善于节约运用有限的资源，决不好大喜功，贪大求全，而是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办好若干重点专业和重点学科，以求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优势。当然，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科学家，深切理解并极为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譬如重视基础，循序渐进，学用结合等，因此，才能以较少的资源获致较大的效益，使学校发展蒸蒸日上。

这些校长本身就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榜样，他们的人格魅力、深厚学养、儒雅风貌，如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于无声。言教不如身教，乃是多数著名校长的准则。他们反对哗众取宠，恪守职业伦理，注重行为规范，这些都对学校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代大学校长在国际视野、知识更新与管理能力等方面可能有超越前辈之处，但是，在尊重教育内在规律，恪守伦理行为规范和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等方面，恐怕仍然需要向先驱者学习。对于当前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影响，并非所有高校主管人员都能高度自觉且富有成效地抵制，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一方净土。尽管现在我们大家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可怕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甚至正如海外某些报纸所直言：意味着社会良心的迷失。我们并非过高期望大学的作用，而是希望大学应该自觉地承受更为重大的社会建设的责任，不仅是物质文明，而且还有精神文明。如果本书系能增强读者在这方面的醒悟，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回顾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我对现今大学校长任期制的具体运作还有一点儿看法，即千万不可也不必机械执行。因为对一所大学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真正有所认识，而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例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其利弊得失。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是很难实现一个校长的宏大抱负与施政方针的。实践表明，校长与领导班子的频繁更换或更换幅度较大，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有时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校长与教职员有一个相互认识过程，其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远远超过对于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的熟悉。平心而论，仅仅了解一所万人以上的大学的全面情况，没有三五年也很难形成校长自己的真知灼见。萧规曹随容易被等同于因循守旧，但其中确有合理的成分，即应该尊重前任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不必也不应轻率加以变更。譬如蔡元培有关兼容并包、择才而用乃至提倡美育等等精彩教育理念，从蒋梦麟到胡适等后任校长都能承续推行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在数十年内形成北大优秀的传统校风——北大精神。如果每逢来一位新校长，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宣称什么学校发展的新纪元，另提一套未经深思熟虑的新目标、新蓝图、新口号，势必造成师生员工思想混乱，很难形成新的共识与默契。高校颇感痛苦的是缺少相对持续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办学准绳，不断地推倒重来，又不断地整顿纠偏，乃至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我期望有更多的人温故而知新，从本书系中汲取若干有益的办学规律。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决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高的民主观念，至少是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Orientation，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接受思想教育。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变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守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我愿读者认真体味斯言。

我热爱高等教育，尊重前人的劳绩，更关心现今乃至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高等教育从一百多年前走来，它与现今高等教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近代以来大学校长们用美好理想和教育实践酝积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治校经验，以及他们承先启后、发扬光大、舍我其谁的心志，必定对跨入新世纪的人们认识高等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刻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编撰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学术研究需要凝结朝气蓬勃的学术力量，发挥团队的智慧。为了保证本书系的学术水平，我们从全国多所大学广泛敦聘专家、学者，群策群力，共襄斯举。我们很高兴，本书系的撰著者，都是多年来活跃在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旧友新朋，为了共同目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不囿成说，勇于创新，各展学术个性，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两年来，孜孜兀兀，笔耕不辍，对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及办学特色作出了新的认识，新的考辨，新的评判，新的结论，这是很可宝贵的，也是本书系可以欣然贡献于学术界和读者朋友的。

本书系得以顺利完成，实赖于各位撰著者的精诚合作，谨表衷心的感谢；本书系终能如期付梓出版，还有赖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谨表诚挚的谢忱。此外，我们对本书系所有被征引的资料和图片的著作者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章开沅

2003年2月

书稿终于画上了句号，一阵轻松的感觉油然而生。近两年来，我仿佛沉浸在马相伯的世界里不能自拔，不仅为他的精深思想和开阔眼界所吸引，更为他那曲折传奇的人生经历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所感动。在前辈及时贤的研究基础上，我尝试着紧扣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对马相伯的一生做叙事与说理相结合的追踪考察和分析，并重点突出其作为教育家的精神风貌。马相伯是中国近代3所大学(震旦学院、复旦大学、辅仁大学)的创始人或发起人，但相比较而言，他在震旦学院基础上创建的复旦公学(先后两次担任复旦公学校长)，又历尽艰辛而一步步地迈向复旦大学，或许更能体现其对大学精神和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也是本书副标题之所以成立的缘由。但事物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离开震旦学院，也就说不清复旦公学乃至后来业绩辉煌的复旦大学；没有丰富的中西学知识积累，也就不可能形成融通中西的教育思想；而要真正理解其教育思想之秘奥，又不能不深究其教育思想背后的宗教信仰支撑以及与时俱进的政治民主化追求。对于像马相伯这样出入于圣俗二界，活跃于宗教、政治、教育三重领域的大学者，确实不容易把握其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虽已尽力，但也只能说是心向往之。至于评判是否客观，分析是否得当，呈现在读者面前是否就是本真意义上的马相伯．尚有待于热心读者的批评、指教和帮助。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有幸两次拜访马相伯的孙女马玉章先生，她不仅为我讲述许多有趣的马相伯故事，而且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提供了不少宝贵建议，在此特致以衷心感谢。2001年12月，本书写作大纲提交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编撰研讨会，丛书主编章开沅教授、余子侠教授，及与会学者金林祥、吴洪成、孙邦华、张彬、程斯辉、王运来等，均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在此深致谢意。我还得到马相伯研究专家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的热情指导。对本书写作提供不同形式帮助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杜成宪教授、薛玉琴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刘正伟博士，复旦大学陈超群副教授，香港教育学院邓城峰博士，山东教育出版社刘校梅编审，外聘编辑刘庆芳先生，借此一并表示真诚的感谢。此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除在书中注明外，也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本书受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资助，并列入上海市重点学科教育史建设项目，特致谢忱。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黄书光

2003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