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1917～1932年超现实主义运动几位主要成员的经历为线索，真切呈现了他们的艺术活动、情感经历及相互间的矛盾纠葛等日常生活内容，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参阅了大量研究资料。态度严谨、文笔优美，兼其学术价值与可读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超现实主义运动，这是一场要求“改变一切”的革命，它对20世纪的法国乃至世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本书不是一部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正史”，它记述的是年轻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梦幻般的生活；标新立异的艺术创造与实践，涉足政治的热情与困惑，扑朔迷离的情感世界，暖昧不清的内部纷争……在1917～1932年的青春时代，他们的日常生活，便是最好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这本书决非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历史，谦虚地说，它记述了第一代超现实主义者们的一些迷离奇幻的经历。

前言

第一部分　超现实主义的产生

　第一章　战争

　　昔日节奏　

　　改变生活

　第二章　团体的雏形

　　奥代翁街

　　马尔多拉之歌

　　阿波利奈尔逝世

　　雅克·瓦谢的神秘与再生

　第三章　达达、文学与密谋

　　达达宣言

　　《文学》问世

　　洛特雷阿蒙的《诗歌》引起的轰动

　　密谋与事变

　第四章　磁场　

　　首批粘贴画式的诗歌

　　两个人的自动写作

　　烦恼的存在之山谷

　第五章　活生生的达达

　　查拉，决裂的主宰者

　　激进化

　　您为什么写作？

　　一次失败的诗会

　第六章　分裂时期

　　艾吕雅和波朗的到来

　　塞尔塔的聚会

　　布勒东在伽利玛

　　达达和语言

　　西蒙娜·卡恩和雅克·杜塞

　第七章　决裂与重组

　　马克斯·恩斯特的证明

　　在“独一无二”的书店的预展

　　审判马雷斯及私人事件

　　达达禁止审判

　　穿军装的陌生人邦雅曼·佩雷

第二部分　特殊发现

　第八章　达达之后

　　西蒙娜和安德烈的“不安定”的生活

　　1月3日的号召

　　布勒东和查拉的决裂

　　新成员和“朦胧运动”

　　三口之家

　第九章　灵媒的参与

　　从妓院获得的灵感

　　诗歌创作区域

　　精神濒临崩溃

　　第一次革命号召

　第十章　捍卫无限

　　日常生活中的奇异事物

　　离经叛道

幕后的主人公德尼兹·莱维

幕后的灵感启示者德尼兹·莱维 

 第十一章 向宣言方向发展 

“尊严是多么令人无法忍受……” 

阿维农少女 

艾吕雅的失踪 

团体旅行 

朦胧运动的结束

第三部分 超现实主义革命

 第十二章 超现实主义革命 

法庭般的咖啡馆

对小说的审判 

不光彩的归来 

“你扇过死尸耳光吗?” 

 第十三章 参与政治

阿尔托，“全权”负责的主任

《光明》杂志 

独裁者上台 

发现米罗 

 第十四章 阿拉贡、德里厄、布勒东和列宁 

阿拉贡与德里厄决裂

隐秘的伤痕 

布勒东对阿拉贡的打击 

荒蛮中的眼睛 

 第十五章 南希·居纳尔与加入共产党 

如同隔着镜子看世界的艾丽斯

布勒东与《合法辩护》 

对《捍卫无限》的批判 

加入共产党

 第十六章 娜佳

三个娜佳 

医院与死亡

埃马纽埃尔·贝尔和苏珊·米扎尔 

第四部分 激进化和政治的陷阱

 第十七章 阿拉贡焚书

迪耶普的创伤

德尼兹和纳维尔

在西班牙旅行

 第十八章 伤风败俗

“男人对女人的快感了解多少?”

头目和马肖 

反动的发言

差一点自杀身亡

 第十九章 最后的《宣言》 

城堡街的集会

巴塔耶的挑衅

《第二号宣言》

比尼埃尔、达利和加拉

对布勒东的抨击

 第二十章 团体的分裂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如果帝国主义向苏联宣战……

哈尔科夫的代价

“诗歌的悲剧”

结束语

参考书目 

本书主要人名法汉对照表

译后记

布勒东曾坦言，两年前就已经诞生的“被称为‘达达’的运动对我而言曾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因此刊登于《达达三号宣言》上的《达达宣言》在巴黎的传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事实上甚至无法确定当时巴黎人是否知道“达达”一词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两个音节。

那时战争和被延期的复员使布勒东身边的朋友们身处异地，无法再像1917年那样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讨问题，分享对生活共同的感悟。他们仅通过书信方式保持联系。因此虚幻的、轰轰烈烈的达达运动对于当时十分孤独的布勒东而言就如同瓦谢的再生。多年以后阿拉贡说：“瓦谢的死如同响起在我们耳畔的一个惊雷，他的生活本质是我们无法触及的。”

苏波的观点更是如此。米歇尔·萨奴耶公布了一封令人感到蹊跷的信。这封信是苏波在1919年1月17日(这个日期很重要)写给特里斯当·查拉的，他在信中写道：“震撼人心的达达宣言令我欣喜不已，我在此向您献上我由衷的赞美之情。我为我的朋友安德烈·布勒东、路易·阿拉贡和雅克·瓦谢朗读了这篇宣言……雅克-瓦谢为这篇宣言而欣喜若狂。我认为在我们几个中他与您最为接近……他将很可能为您寄去几部作品。”这封信的蹊跷之处不在于苏波当时还不知道瓦谢已于11天前离开了人世(因为布勒东也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瓦谢死讯的)，而在于布勒东后来看到这封信时，明确表示苏波对于瓦谢到巴黎一事根本一无所知，另外他也没给阿拉贡读过《达达宣言》，因为当时阿拉贡正在萨尔服兵役。那么这封信表明苏波在试图讨好在瑞士的查拉?

瓦谢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18年12月19日，它成了他的临终遗言。他在信中写道：“我记得我们决定首先把这个世界置于奇特的未知状态来看待，然后进行令人满意的、可能会引起轰动的示威运动。然而为了应付使人失望的、挂着一丝冷笑的、总之很糟糕的上帝，我要把这一事业托付于你们了。如果真正的‘新思想’诞生，那将是多么奇妙啊!”

让我们试想一下布勒东当时的激动心情吧。出现在他面前的是白色封皮上用红色字母写着的“达达三号宣言”，左边是让科的抽象木雕，对角线位置上写着：“我甚至不想知道我的前面是否有先行者。”(笛卡尔)当他翻开这本书时，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查拉的预言：“我将存在于人们思想和社会中的陈腐事物全部摧毁，到处破坏固有的道德，将手从天堂伸到地狱，将目光从地狱投向天堂，用每个人的现实的力量和虚幻的梦境构筑宇宙般浩大的车轮……逻辑错综复杂、错误百出。它将一系列的概念和话语在其表面层次引向尽头和虚幻的中心。这根制约的链锁如同令人窒息的巨大爬虫扼杀了人们独立的思维。”

布勒东立刻在给阿拉贡的信中写道：“多么神奇的达达宣言啊!”他告诉弗伦克尔：“达达宣言犹如一颗刚刚引爆的炸弹。”

玛格丽特·博内的“从瓦谢到查拉的转移”的观点是有充分依据的，因为布勒东发现瓦谢在最后一封信中所期待的轰动效应和“新思想”在达达宣言中意外地得到了实现。1918年12月末，布勒东在得知瓦谢自杀的消息前一定读了《达达三号宣言》。他在给查拉的信末谈到了瓦谢：“我十分荣幸地向您介绍瓦谢。与他的结识将会使您感到十分快乐。他视您的思想如同他的兄弟一般。你们之间有着伟大的默契。”

布勒东一直认为自己对半年前发生的新事件一无所知，从而导致自己距离极端思想十分遥远。在三个或四个月前的8月和10月间，他不是曾与勒韦尔迪。郑重地就浪漫与诗歌情感的问题进行过探讨吗?查拉如同虚无的化身，布勒东从瓦谢那里十分迷惑地接受了这种虚无，但那时他还缺少现在的决心和勇气。查拉把这种虚无在顷刻间浓缩于艺术领域，这恰恰触动了布勒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人们在对达达运动有了整体认识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是由年轻人发起的、旨在探寻前进方向的一次侦察先遣队般的集会。人们还可能低估了“达达宣言”的力量，它以前所未有的猛烈势头摒弃艺术的、文学的以及包括先锋派在内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规则：“我们不承认任何理论，讨厌所有立体派和未来派的学院协会：他们是形式观念的试验室……每个人都在召唤着：一项伟大的、破坏性的、否定性的工作有待完成。那便是清扫、荡涤。战争强盗毁坏了人类沉淀了千百年的文明，人们在经历了战争侵略的疯狂之后要展现自身的清白与纯净。”

1952年布勒东在他的《对话录》中写道：“只有宣言上那些前卫的、令人振奋的、既具有挑衅性又具有超然色彩的话语，诗歌的话语才能将我触动。”1919年1月22日他写给查拉的信从缅怀瓦谢开始：“我不知道再从谁那里获取勇气。如今您已成为我关注的中心。您或许还不知道我是谁。我今年22岁，崇拜兰波、洛特雷阿蒙和雅里的才华，酷爱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作品，还欣赏勒韦尔迪的风格。我喜爱的画家是安格尔。、德兰，我对希里科的艺术有很深的感悟。我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天真。除我之外德兰、格里、勒韦尔迪、苏波、阿拉贡都信任您，我们经常在一起长时间地谈论您。”

这是一幕真实的情节。当时诗歌运动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发展，绘画领域也同样亮出了一张立场鲜明但还略带犹豫的名片：布勒东在11月拜访了毕加索，随后他们又间或相遇了几次便分开了。德兰出现了，布勒东深知当时他已经抛弃了年轻时代的复古和蛮勇风格。布拉克和格里在意义深远的交往中使对立体派的忠诚人格化。那时布勒东的思想正处于发展阶段，1月30日，即在给查拉写信的一周后，他向弗伦克尔和阿拉贡阐述了创办杂志的具体计划。诸多事实表明布勒东当时还没有归依达达。他对宣言的敬仰之情使他相信查拉就是瓦谢的化身。他想通过创办杂志介入到正在形成的文学领域。

P23-26

几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闲暇时翻看翻看，也用不着特别认真地去读。隔了岁月的灰尘，过往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点滴像一颗颗泛黄的珠子，擦拭一下，还能映照出昔日真实的光泽。

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扶杀了。

就我们所知，“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私人”相对于“公共”，趋于日常，富于偶然。这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蔽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社交场合必备的面具和防卫，可以放松警惕，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身着“宽松的便袍”，脱去在外面闯荡时穿戴的坚硬铠甲。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说，私人的空间，虽然是日常的、不完美的、不定的，有时甚至是虚无和邪恶的，但这是一个有可能导向“欢乐之完满，自由之完满，存在之完满”的世界。然而，因为私人生活总发生在深墙内院，关着门，上着锁，自然也就有其封闭性。乔治·杜比指出，19世纪的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想捍卫这堵“墙”的完整性，遮蔽墙里的一切。但这堵墙内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自我，有不见刀光的争斗，有不可言说的离合，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各种利益和需要交错成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如何穿透这堵有形又无形的高墙，真正进入私人生活的空间，并勾勒出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何在其变化中确定岁月所覆盖的现实?如何既准确无误地抓住主题，同时又不迷失方向，避免陷入纯粹个人的私密生活迷宫，而失去对历史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把握呢?面对这一个个疑问和难题，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忠实描述，致力于还历史一个原样。我们给读者推荐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便是这一领域最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不久前，葛兆光先生在谈文史研究学术规范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现在编的各种历史书，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四道筛子的筛选过滤，诸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等重要内容在书写的历史中被省却；经过层层染过的修饰，历史的底色隐而不见了。他认为，要透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到历史的底色，找回那些被省略的、被删减的东西，尽可能接近历史原来的面貌。这不仅需要史学严谨的考据，还需要对生活必要的体验和想象。葛兆光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推出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的主旨不谋而合。在我们看来，以往我们所阅读的西方历史，确实如乔治·杜比所说，大都是“公共舞台”的历史，也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经过层层装饰过的难见历史原貌底色的历史。而深入“私人生活空间”，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象和感觉的史料和文献非常少见。通过对这套丛书的译介，我们至少多了一分可能性，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译丛”，是一套开放性的大型丛书，可谓内容丰富，色彩缤纷，加之作者们近乎散文化的笔调，在为广大读者剥去“大写的历史”的装饰、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常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欣喜和发现的愉悦。在阿歇特出版社已经推出的这一系列百余种图书中，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其中的30种以飨中国读者。神游历史，穿越时空，我们一起去结识古希腊的妇女、最早的基督教徒、乌托邦的追求音；去看一看国王的卧房、艺术家的斗室、士兵的营帐、百姓的平常日子；去体验一下宫墙内的沉重、美丽下的丑陋、炮火后的悲怆、辉煌中的黑暗。

从卢瓦河的城堡到蒙马特高地的广场，从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到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从古希腊诸神的游戏到爵士乐手叛逆的鼓点……走进文字书写的历史，市井街巷、深闰内闱、宫廷豪宅、寻常人家，只要你用心去看、去发现，就会有别样的感受，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许钧

2003年4月16日于南京大学

亲爱的读者，当我最终为这部译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一时间无法立刻从第一代超现实主义者们那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中走出来，不忍就这样离开为他们所独有的梦幻般的世界。超现实主义，这个曾令人感到眩晕的字眼，对我而言不再是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生动的画面。我们应该感谢原著作者皮埃尔·代克斯的妙笔。这位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同龄人的法国知名作家、艺术史学家，似乎是早期超现实主义者们的代言人。他曾是毕加索、艾吕雅和查拉的朋友，并于1948～1972年担任《法兰西文艺报》的主编，与阿拉贡密切合作。这种独特的经历无可争议地赋予他对早期超现实主义者们日常生活的绝对发言权。1975年他曾为阿拉贡撰写了题为《阿拉贡，求变的一生》的传记，而这本于1993年出版的《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日常生活》则是他探讨超现实主义的又一部力作。在这本书中，皮埃尔·代克斯从阿拉贡、布勒东、苏波青年时代最初的相遇谈起，直至15年后阿拉贡和布勒东彻底决裂结束。作者通过大量宝贵的文字资料，为我们揭开这场对20世纪的世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画面。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本书决非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历史，但它记述了超现实主义者们交错迷离的奇遇：从超现实主义者们对兰波和洛特雷阿蒙的狂热到达达运动的影响，从他们对理智极限的探索到涉足政治后的困惑。作者还通过描述对超现实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位女人与文中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介绍第一代超现实主义者们与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我们了解到超现实主义团体内部不为人知的冲突和矛盾。我深切地希望这本书能使那些对超现实主义感兴趣的读者们对超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者有进一步的认识，并对这一文化运动产生深层次的思考，从而推动超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

亲爱的读者，在我对翻译理论进行学习和实践的短暂道路上，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在我于大连外国语学院攻读法语语言文化硕士的三年时间里，恩师王学文教授的悉心指导为我踏上翻译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5月24日，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我遇见了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许钧教授。当这位我一直只有在众多的翻译著作、翻译理论书籍杂志上见到过名字的人物真切地站在我面前，并针对我的论文提出建议时，我感到了一种心灵的震撼。正是他向我推荐了这本书并让我独立翻译这部作品，为在译海浅岸飘忽不定的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硕士毕业后，我随丈夫来到美国，在身处异国他乡的这段日子里，这本书成为与我朝夕相处的朋友，而许老师的教诲与指导鼓舞着我在翻译道路上克服各种困难，潜心笔耕不断前行。在我结束了这部作品的翻译后，许钧老师对译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读，他的修改建议将是我在翻译道路上求索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亲爱的读者，我希望您在这本译作中除了能读到有关超现实主义者日常生活的内容外，还能感受到我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所融人的另外一种情愫，它无时无刻不在激荡着我的心河——那便是思念，对祖国亲人、师长、朋友们的深切思念之情。这本书是我心灵的使者，它把我的心带回我的祖国，呈现在您——我亲爱的读者的面前，它的上面写满了对祖国的忠诚、对亲人师长的思念和对翻译事业的热爱。

王莹

2003年6月9日于美国托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