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格勒博士十多年来赴阿里无人区田野考察之余，对自然与文化、文明与荒漠的理性思考过程。阿里，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西藏自治区西部，36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冻土，大部分地方人迹罕至，号称无人区，又被称为生命禁区，是世人眼中的“世界屋脊之屋脊”。在这里，作者与大自然进行了最真切的爱与欣赏的交流。该书不同于市场上各种藏区采风、探险或游记等图书一般性的景致和文化描述，而是一本透过阿里高原神秘讯息，力图触及人类心灵、触摸文明轨迹、透析生命意义、关爱人类终极问题的心灵读本。文中将发生在阿里地区每一片废墟、每—片荒漠的神奇故事娓娓道来，充满乐趣。本书插配了著名藏地摄影家吕玲珑先生大量的精美图片，富有动感和视觉冲击力的图文编排，使图书阅读者感受到“思考者”的内涵气韵之美。

象雄之谜、古格之谜、本波之谜、神山神湖之谜……这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古代人类文明的秘密？隐藏着多少藏族历史文化的秘密？蕴藏着多少破解诸多谜团的“社会基因片断”……

本书透过阿里高原神秘讯息，力图触及人类心灵、触摸文明轨迹、透析生命意义、关注人类终极问题。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格勒博士十多年来在阿里无人区田野考察，以独有的人文研究的权威优势，精准地将发生在阿里地区的每一片废墟、每一片荒漠、每一脸沧桑的故事娓娓道来……

第一章 走向狮泉河

 阿里的呼唤

 辉煌的历史

 诱人的线路

 藏戏的家乡

 教授的眼泪

 祖传的经验

 牦牛文化圈

 革吉的盐湖

 高原的性格

 走向狮泉河

第二章 吐蕃的后裔

 吐蕃的后裔

 本教的故地

 象雄的往事

 战争的痕迹

第三章 迎着札达的晚霞

 迎着札达的晚霞

 传统的差民

 曾经的辉煌

 走进托林寺

 寻访古格王朝遗址

 洞穴与古堡

 西方人的足迹

第四章 “未改乡”荣琼

 “未改乡”荣琼

 地道的歌舞

 乡长的传奇

第五章 神山圣湖

 夜路惊魂

 群山之中的仙女

 朝拜冈仁波齐

 世界江河之母

 梦中的香巴拉

第六章 踏访普兰

 雪山环绕的地方

 诺桑王子的故乡

 独特的“鲜舞”

 传统的社会结构

 边城科加村

 科加寺的传说

 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缘

我来自草原（后记）

今天的阿里有着“无人区”的称号，在这片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只有6万多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0.16人。绝难想象，距今一二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后来又陆续出现了闻名西藏的五花八门的王国和部落。在踏入阿里这片神奇的土地之前，我翻阅了大量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看了《拉达克王统记》、斯汤因的《西藏文明》、杜齐的《西藏考古》、罗伯特·维他里(Roberto Viteli)的《古格普兰王国》(Thekingdom of Guge Brown)、本教中有关象雄的记载，藏族学者堪钦·昂旺扎巴的《阿里王统记》，以及《红史》、《青史》、《白史》和很多考古报告，而神秘的阿里就在这些记述中逐渐显露出它极为辉煌灿烂的历史。

说到阿里的历史，人人都要提汉文古籍记载的大小“羊同”，但大小羊同究竟在何处，是否就在阿里，羊同是否等于象雄，至今也是一个疑问。不过据专家考证，《通典》所说的大小“羊同”与古代的里外象雄大概都在以今天的阿里为核心的位置。

大羊同位于和阗以南．由西向东绵延约千里。小羊同在大羊同以西。《册府元龟》也有记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神兵八九万。”吐蕃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征服大小羊同，真是费了不少心机。一会儿使出联姻一招，一会儿进行军事征讨，羊同亦时降时叛，反反复复多次，“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之羯地。”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大小羊同从历史记载中彻底消声匿迹。

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阿里一带不仅有势力雄厚的大小羊同，还有与吐蕃王朝关系密切的勃律。据调查，历史上所说的勃律应该在现在巴基斯坦的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地区。中国玄奘法师在公元7世纪去印度取经时．称该地为勃律，而且勃律分大勃律和小勃律，巴尔蒂斯坦地区被称为小勃律，拉达克地区被称为大勃律。

据汉文文献记载，公元7世纪这个地区曾建立过”波路国”，又称”勃律”，并“频遣使者朝献”，唐开元中，先后册封大小勃律两代之王。开元初小勃律王八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西副都护高仙芝至小勃律。公元734年至748年，勃律被吐蕃王朝征服，吐蕃军队10万人众到达这个地区。而吐蕃所谓的军队与现代概念中的军队大不相同，他们带着家属，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集体迁徙，实际上又是传播宗教和文化的队伍。

所以有人说巴尔蒂斯坦地区、拉达克地区、克什米尔地区的藏族是吐蕃军队的后裔，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后来这一地区被中亚伊斯兰教和北方蒙古人征服和同化，出现了文化的相互融合、重叠的多元局面，以致于有的清真寺就是在喇嘛寺的基础上改建的，造成了民族识别的困难。虽然现在这些地区所剩的佛教寺院和僧人不多，但考古发现的大量石刻中仍然有佛像、佛塔、藏文献祭等内容，还有一代一代传唱至今的史诗《格萨尔王》，这些都表明藏族文化曾在此广泛传播。

此外，古老的阿里西部还有一个悉立国。吐蕃史书、《新唐书》、《册府元龟》都提到过它．说它“有户五万，神兵五万”，大致在吐蕃的西南地区，即冈底斯山以西，克什米尔以南，“羁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国。”“男人以缯彩缠头，衣毡褐，妇人以辫发，著短褐。”“死者葬于中野，不封不树。“而今天印度与巴基斯坦正在武装争夺的克什米尔，古称“画失密”，公元4—8世纪佛教文化在这片西域之土高度发展，对藏族的古代文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印度的许多高僧曾途经克什米尔进入西藏传教。藏族也曾派出不少名僧前往克什米尔留学。历史上这一带以出产羊毛绒，即开司米而闻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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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草原

从一个“约布约姆”之子成长为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学人，我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今天，我的阻击所到之处，实际上早已深深地烙上了我的童年，少年乃至整个民族千百年来的印痕。藏区的一草一木都和我息息相关，那是我生命的源泉和意义所在，在那里所经理的一切欢乐和同棵，都能直达心中最隐蔽的角落。

童年

著名的康区”四水六岗” 的 四水之一——雅砻江，从西北的青海蜿蜒而下，穿向东南，流经村庄，形成两山夹一江的奇景。在雪山环绕之中有一片土地肥沃的平原，因为没有什么树林，远远望去却有些荒凉。平原的左边是高耸入云，闻名全藏区的神山卡洼洛日。小时候，常听妈妈说，每次出外朝佛，走出村外很久了，回过头来还能看见这座终年积雪的神山，常常是含着眼泪继续往前走。平原的右边是椭圓形的草山，村里的人大都在这里放牧。

我出生在离成都约1000公里远的川西藏区甘孜县绒坝岔昔色村。我从五六岁开始就跟着姐姐上山放牧，拾牛粪当柴火。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太阳下山了，才赶着牛羊回家，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上。看到周围奇奇怪怪的山洞和洞里的老鼠、兔子等，就想起妈妈讲过的一些神话故事，幻想着山中藏有什么样的宝贝，或者有哪些稀奇古怪的精灵……

我从小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姐姐被领主送给几十里外另一家贵族时，父亲未能一起来。我成了家中唯一的男人，母亲就此将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因此，母亲——梅朵拉措成了我幼年心目中的全部世界，我也是母亲的整个世界。

村里一代代传颂着英雄的故事，男孩子从小崇尚武力，长大后成为剽悍的“康巴汉子”。除了争当英雄，男孩子的另一条出路就是当喇嘛，因为，在这片被人称为净土的雪域高原，人们认为用虔敬的态度和丰富的佛学知识能换取一个更好的来世。在我小时候，这不仅是最理想的人生道路，也是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的最佳方式。

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我5岁的时候，就背着我到较远的白利寺(属于格鲁派或黄教)报名当喇嘛，著名的格达活佛就是这座寺院的寺主，我虽然被送到寺院报了名，但因年龄太小，只能回家暂住。那时家乡虽已解放．但还未进行民主改革，也没有公办学校。我被送到给领主管理经堂的喇嘛处学藏文。那时读书没有黑板、笔和书，喇嘛背一段经文，我就跟着念一段，然后在一块自制的“灰板”上学习写字。“灰板”四周有漂亮的红边框，平整的两面刷了黑漆，再涂酥油，撒上一层灰白色的灶灰，就可以用树枝在上面写字了。写好后给喇嘛看看，随即抹平，重新再写。喇嘛常常一边教我，一边敲鼓念经。有时我打瞌睡，他就用鼓槌敲我的脑袋。母亲常说师长如父母，打死也是应该的，所以，我挨了打也不敢吭声。

妈妈盼望着我能从最初级的喇嘛做起，长大后去拉萨的三大寺学经，考“格西”。我也一心顺从母亲的意愿，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求学

1956年，我的家乡开始了民主改革，寺院的喇嘛还俗了，领主被批斗，财产分给了穷人。我家也分得一套有玻璃窗的新房子。母亲拉着我走了三四公里路，第一个到政府办的绒坝岔区小学报了名。

学校大约有几百人，学生年龄从五六岁到二十岁不等，很多人报名时不知道自己实际的生日。妈妈只知道我属虎，但也说不清我究竟生于哪年哪月哪日．直到1966年我才自作主张，将生日定为1950年5月7日。学校里起初只有一个喇嘛，他不懂汉文，所以我们的算术、语文都是藏文，全部用藏语教学。因我上学之前读过一年藏文，所以一下子跳到三年级。后来从康定等地派来了几个师专毕业的老师，我们才有了用汉语教学的课。

1960年，我和五六个同学被送进县城第二完小继续读书。家里为我缝制了一些新衣服，姐姐从合作社借了一匹马，带了些糌粑，把我送到33公里外的县城。

县城毕竟离家很远，一些农村来的孩子生活不习惯，便中途辍学回了家。有一次中期考试时，我非常挂念妈妈，也想不读书了，没去参加考试。结果被妈妈拧着耳朵揪到校长那里，她要求校长像管教自己的儿子那样，我再不好好学习就狠狠地打。她也对我说，不读书不但今生不会有出息，而且来世在地狱中还要受苦受难，从此我再也不敢逃学了。

1961年，我考进了甘孜民族中学。这里对汉语水平的要求更高，我的汉语发音不准，对一些东西的汉语名称也叫不上来，感到很吃力。但为了假期带给妈妈一个奖状和喜悦，我拼命学习。两三年后，我的汉语水平终于达到中等以上，然而发音总是不准，正如一位记者所述：“直到现在，格勒所讲的汉语也还带着些口音，个别字怎么也无法咬清。而在他口中听起来最为柔和，最富感情色彩同时也非常标准的词汇大概就是‘妈妈’。”

三年因难时期；学校供应的伙食越来越屹不饱；假期回到家里；才知道公共食堂世沒有饭吃、开始我还能从家里带些野菜团去山上一边放牧一边读书，后来妈妈得了浮肿病，我只好出外一个村一个村地去讨饭。起初我是跟着妈妈去要饭，后来为了让妈妈少受些苦，就自己单独出去。有一个月累计起来竟然要了不少糌粑回来，一家人都很开心，但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人，我小小的年纪就已感受到了肩上沉重的责任和压力。这时很多同学纷纷退学回家劳动，为了妈妈我也想退学。可是开学时，妈妈仍然背上背兜，带着我，步行30多公里，把我送回学校交给老师。

梦想

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最初的梦想与母亲的盼望完全重叠在一起。起初她渴望我当喇嘛，我每年都跟着她参加各种大法会，从一个村追到另一个村去听喇嘛讲经说法，还缠着喇嘛给我讲唐卡画的内容和佛经故事。上学后，母亲希望我长大后当个教师或是干部，而我自己开始梦想当个画家。我从小喜欢画画。只要找到一片比较完整的纸，就在上面画。画得最多的是解放军战士和马。

1964年我考进西南民族学院大专班，接触到一大批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每每读到精彩的片断，激动之余，还抄写到笔记本里，并开始用汉文记日记，学习写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没书看了，我和几个同学就去拣中文系的本科生毕业后留下的破书，还到已经关闭的图书馆去偷书来看。有一次，我偶然抓到一本名为《西康》的书，里面描写的正是我早已熟悉的东西，因此很感兴趣。但许多地方写得不尽人意，没有写出家乡风土人情的韵味，有的地方甚至失真。心想，我知道的比他们还多，写书大概也不是太难的事。从此，开始做起作家梦来。

1968年，全中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许多学生“跨山过水到边疆”。我毕业后，与部分同班同学被送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上麦宿的一个贫穷村落“接受再教育”，我们有很多的闲暇时间看书写作。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诗作。

1969年，我被分配到色达县广播站工作。工资的一半被我用来订了报刊。邮车一个星期来县城一次。通常邮车到达的那个夜晚，就意味着我整夜睡不成觉了。除了如饥似渴地读书，我试着写了一些诗歌、散文、通讯，有的在《四川日报》、《甘孜报》上发表了。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我再次考进西南民族学院，成为中文系的本科生。因为按课程安排需要读的书我大都读过了，就把主要精力用来攻读古汉语。我借来整套《资治通鉴》，一开始看得很费劲，几乎每页都要找老师讲解，但我硬着头皮坚持读下去，并摘录了厚厚的一本吐蕃史料，这为以后查阅典籍以及撰写论文等打下了基础。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后，我从招生简章中看到有西藏史研究，招生的三位老师都是藏学家，其中李有义是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家，英语很棒；王森是梵文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熟悉藏文文献；柳升祺是历史学家，英语也很好。李有义和柳升祺民国时期还去过西藏。这样的专业和指导老师都让我心动，再加上身边的老师和同学的鼓励，我大学的椅子还没坐热，又被破格允许参加研究生考试了。在全国参加初试的共有18名．到北京复试的只剩下6人，最后这个专业招收了2名学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

1978年9月至1981年7月，我在导师的指导下，按照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重新回到我工作过的色达草原，经过三个多月的考查，再参考过去的日记，完成了硕士论文——《从游牧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撰写硕士论文之前，我借住到中央民族学院一间“抗震棚”里，写出了第一本专著，20万字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尽管那棚子的“窗”是用牛皮纸糊起来的，透不进一丝光线；夏天棚顶的油毡经太阳一晒，棚里热得像蒸笼，但是，1984年《史话》出版后，我还是非常感念当时有那么一片天地，让我第一次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

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工作，上班地点就在人民大会堂内，生活待遇等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但我不太习惯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于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干。下午五六点钟，别人下班了，我就走到人民大会堂楼顶，找一个偏僻的角落，或者读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林纯声关于东北松花江流域赫哲族的田野调查报告；或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弗雷泽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玛格丽特的《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等等．使我眼界大开。

1982年．我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先生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全面系统地学了考古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并运用梁先生所教导的理论和方法，写出了40万字的博士论文——《论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

1986年我从中大毕业后，通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这一专门研究藏学的国内最高学术机构，在10多年里，与一批年轻的藏汉学者一起，西行间里，北上藏北草原，南下被称为藏族起源的摇篮的山南地区，东行昌都及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海南海西、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几乎走遍整个藏区的城镇乡村，与人合作完成了《藏北牧民》、《中国国情调查·拉萨卷》、《西藏家庭四十年》、《西藏昌都一一历史．传统．现代化》等学术专著。与此同时．也应邀前往美国、日本，前苏联、英国、挪威、匈牙利等12个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参加学术会议、讲学，并开始用英文撰写学术论文，先后在国内外发表《Namads of Tibet》、“The Tibetan Plateau-One of the Homes of Early Man”、“Tradi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Among Tibetan Nomadic Pastoralists”，“Cash Economy and Household Structural Change Among the Nomads of Eastern Tibet”，“Market Economy and Family Structure Change Among The Three Different Tibetan Community”等著作和论文。

这本考察散记只是这10多年在藏区东奔西跑所得印象的一小部分，主要记录了我乘车到西藏西部阿里的所见所闻。我力图在那神话般的历史和历史般的神话中，一次次领略我们这个民族是怎样怀着永恒的信仰，以无比坚韧的毅力，默默地克服各种苦难，唱出一曲曲对生命的敬重和感动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