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研究汉学的文集，文章涉及汉学专家的理论研究，汉学家访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本书是第十辑，分为“汉学一家言”、“汉学家专页”、“西方早期汉学”、“中西文化交流史”、“欧美汉学史研究”等九个部分，共近30篇论文。

汉学一家言 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   侯且岸(1)

汉学家访谈录 韩国的“汉学”与“中国学”      任大援(13)

捷克汉学家、藏学家高马士访谈录    李梅(18)

汉学家专页 艾田蒲和他的《中国之欧洲》     钱林森(26)

追思汉学家马汉茂   [英]傅熊 叶采青译(36)

西方早期汉学 广州葡囚书简(15247)

   [葡]克利斯多弗-维埃拉何高济译(41)

中西文化交流史 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的早期传播

  [英]A．明甘那 牛汝极 王红梅 王 菲 译(84)

法国对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  耿异(128)

试论耶稣修会精神与其在华传教政策的一致性 谷裕(157)

简论北京中法大学       葛夫平(168)

欧美汉学史研究 剑桥汉学的形成与发展      阚维民(192)

俄国汉学史(至1917年前)

[俄]B．C．米亚斯尼科夫A．c．伊帕托娃柳若梅译(219)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眼中的清末科举    林立强(230)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汉语普通话第3声的特征    [日]久保修三(239)

侯芝(1764一1829)：女诗人兼弹词小说家

     [美]E．魏德默胡晓真译(243)

“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专题 墨子刻的儒学观       黄克武(252)

史怀哲关于中国思想和儒家伦理的论述

      [德]罗哲海骆洁译(269)

《华语官话语法》专题 《华语官话语法》与17世纪的南京话   林 璋(278)

《华语官话语法》中语法问题分析    张美兰(288)

附录 《国际汉学》第十辑英文目录      (307)

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第50卷要目   (309)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中国研究书评》)第9卷要目  (310)

编后记          (311)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近些年来，国外的汉学、中国学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与此相呼应，国内学者对国外汉学、中国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已呈异军突起之势，引起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

但是，学术的发展往往因受到种种不应有的制约而陷入困境，汉学、中国学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制约之一就是在国家现有的学科门类划分中，汉学、中国学的学科定位不明，在整体上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而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这门学科的发展。目前，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申报中，就存在着汉学研究“选题无据、申报无门”的现象；高校中，汉学也无法纳入研究生招生的学科目录，受到了不应有的轻视。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引起有关方面和学术界的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汉学的生长。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给汉学、中国学进行学科定位呢?我以为，总体上看，它们是国外研究中国学术的总称，涉及到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就其学科特性而言，它们不仅跨学科，而且跨文化。应该说，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跨文化，都反映着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变化以及学术发展的趋势。为了能够更准确地从学科发展、中西文化交汇的层面来说明学科性质问题，着实需要认真地回顾一下该学科的学术史。通过对学术史的全面分析，来确认其基本的学科定位。

一般来说，汉学(sinology)也称作中国学，它是指西方人从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诸方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主要是欧洲，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①随着新航路的发现，中西之间的交通愈加便利。自16世纪中叶始，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形成了一股传教热。尽管这种宗教活动是同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与此前唐代景教和元代基督教罗马教派在中国的传教有所不同。这次传教不仅促进了西学传入中国，而且增进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使得他们初步建立起欧洲汉学研究的雏形。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教士垄断了欧洲的汉学研究。这种状况直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逐渐有所改观，汉学研究开始进入学院式研究的时代。1814年，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等高等学府创办汉学讲座，这“意味着汉学作为一种‘学问’已为人们所承认”。“此前以传教士为中心的研究，或带有遵循耶稣会的主张的倾向，或对佛教只采取蔑视或不理解的态度，也伴有轻视中国文学等非学问因素的制约。但是以创设讲座为分界线，法国的汉学研究从此焕然一新。”②

P1-2

在《国际汉学》第九辑的《汉学研究三题》中，我曾试图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演变中揭示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就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来说，美国中国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已经从知识层面转换到整个理论体系的创新，杨念群实际上已把美国中国学范式的转变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的转变放在一个整体中考察。他的《中层理论》、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就是美国中国学理论与中国学术互动的有力见证。

本辑侯且岸的《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一文就表现了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关切和焦虑，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学术研究如此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不从学术史的角度搞清国外汉学、中国学的来龙去脉，将直接影响中国学术规范的重建。侯且岸的郑重建议，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国外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们的普遍想法。

美国中国学只是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一部分，由于英语具有“话语霸权”，从而美国中国学的中文译著在中国出版最多，但我们从整体上分析和研究域外汉学和中国学时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美国中国学这一维度。任大援对韩国鲜文大学中国学系李宣徇教授的采访和李梅对捷克汉学家、藏学家高马士的采访可以使我们对东方和西方两个不同国度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有一个新的理解。汉学所具有的“跨文化”性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我”的文化背景不同，“他者”的知识和形象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对汉学或中国学的成果是不能拿来就用的。按萨义德的说法，整个西方近代以来的东方知识都是沾着血的，是他们“东方主义”的表现。因而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把握国外汉学和中国学，以解释学来分析国外汉学和中国学是必要的，国外汉学和中国学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不仅仅是个知识交换问题，更是一个方法论的转换，而这种转换的必要立场就是比较文化的视野。钱林森的《艾田蒲和他的<中国之欧洲>》一文从这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把握域外汉学和中国学，首要的就是了解其研究对象的学术史。本刊始终把对汉学史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的目的就在于此。读一读阚维民的《剑桥汉学的形成与发展》和柳若梅所译的《俄国汉学史(至1917年前)》，读者就会感到在汉学史的研究方面我们不过刚刚起步，要做的事还很多。对此，我们更提倡一种个案的、专题的研究，反对那种空疏的、仅靠二手中文材料和二手外文材料堆积的高头论章和宏大叙事。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仍未搞清西方认识中国的历史过程，还有大量的历史文献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整个域外汉学的了解，我们不过刚刚起步，西方对中国知识的积累是一个渐进而繁杂的过程，我们需要拼起这个图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那段历史，而不是仅仅用一个“东方主义”就可以取代中西初识的丰富多维的历史画卷。

何高济从葡文直接翻译的克利斯多弗·维埃拉的《广州葡囚书简(1524?)》和牛汝极、王红梅、王菲所译的A．明甘那的《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的早期传播》都是首次用中文发表的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有心的读者一定会感兴趣。

再回到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讲的问题，研究国外汉学和中国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究竟何在?读一下本辑“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专题和《华语官话语法》专题，读者就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连我们今天的中文书写、语法都来自西方汉学的创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轻视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呢?传教士汉学的研究绝不局限在传教学和史学，它有着多个维度，语言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旦我们由此入手，汉学与国学之间的互动就将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张西平于游心书屋

2004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