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学府的思想之声，著名学者的智慧集锦！

《在北大听讲座》书系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人民日报》《南方周末》《读者》《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新浪网》等数百家媒体报道或转载，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思想读物，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强力推荐，深受各界读者钟爱。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约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二辑。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二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由于“汇集了各领域最前沿的思想和观点”，本丛书被喻为最具时代精神的“思想大餐”，且“由于其严肃的学术品格和通俗的阅读形式”而深得各界读者钟爱，其被评为“九十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思想读物”。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叶朗 追求创造的人生追求诗意的人生／1

陆士桢 主流文化与当代青年成材之路／19

朱孝远 历史艺术的创新直觉／43

谢飞 电影导演艺术的思考与探索／69

李岱松 当下中国诗人的历史使命／87

王东岳 浅谈美的本质／99

杨善华 当代中国的家族势力／127

茅于轼 中国所面临的新的经济形式43

张维迎 经济学家看历史、法律与文化／161

王成 侵权损害赔偿的制度功能与因果关系／179

辜正坤 网络与中西文化／217

秦晖 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239

——传统中国及其现代化再认识

陆学艺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259

朱孝远 历史艺术的创新直觉

朱孝远

1954年生，浙江海宁人。曾在上海、北京、美国、德国等地学习历史学。1990年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1992年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任教。现为北京大学教授，美国俄勒冈大学荣誉教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世界文化史讲座教授。出版的著作有《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欧洲涅：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史学的意蕴》、《近代欧洲的兴起》、《近代前期的世纪宗教史》、《中世纪欧洲的贵族》、《拜占廷造型艺术》、《艺术季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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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做这次讲座，我想，这本就是一种奇妙的安排。我是搞历史的，历史所研究的都是陈旧的事实，而今天来谈的却是创新。但是我想，历史与创新在某种角度说来是统一的，这种角度就是直觉。所以，今天我很乐意给大家讲一讲历史艺术中的创新直觉。我想谈三个问题：一是谈直觉和创新的含义；二是谈我们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和创新空间；最后，简单地谈谈我们怎么才能创新。这三个问题都很难说清楚，姑且说之听之吧。

之所以谈直觉，是因为有很多东西还没有确定。我们知道人要么是根据经验得出结论，要么根据逻辑得出推论，经验也好，逻辑也好，在它们的很多概念的下面，都有一层东西，这层东西就是直觉。直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特殊的，它既可以套用在概念之上，也可以套用在经验之上，还可以是低于概念和经验的一种思维。从这方面来说，它是一个证人，它的那种诗人般的意境、诗性，虽然有方向，却常有一种不确定性。这种诗人般的不确定性、又经常导致新看法的出现。

这么说吧，创新直觉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它是从“必要”中产生的。直觉的最奇妙的地方，莫过于它既低于概念和结论，又高于概念和结论。因为，它所指向的，是一幅全新的图像。直觉不是被动性而是繁殖性的。直觉既然有些神秘、不可捉摸，所以；它的光辉，往往决定于其所欲理解的真实世界。没有真实的世界，直觉可能永远处于休眠状态，即深藏在心灵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天，当它与鲜明的世界交流时，它就苏醒了，它不得不创造，出现一些类似于“精神的胚芽”般的东西。另外，当我们谈到直觉时，就要知道，直觉并非本质。它不是概念，也不是本质性的结论。也不是具体的经验。直觉是一种非常细腻敏感的洞察力，但却能够判别真实和仿冒，诚挚和虚假，正直和矫作。直觉是从来不说谎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直觉本身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它指向打动感情的心灵，是这个意义上的一种意指。直觉也许是一种主观和客观、隐约和明朗交替出现的感觉。直觉这一能够打动感情的独特东西，有时是单一的，有时也许是复合的。当它在隐约性中反映出一种境界时，隐约性就开始展示作者的主观性。紧接着，直觉变成了知觉，感知变成了立意明确的作品。当人的主观性与被把握事物进行交流时，这种直觉是无处不在的，最后，主观和客观互相置换，通过作品，直觉开始表现出客观性。

所以，我感谢学生会的这次安排，它意味着一种觉醒，意味着一种反思，意味着我们将迈入一个新的方向。关于新和旧的问题本来就很难说，因为事物往往是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历史本来是旧的，但对没有听说过历史的人来说就是新的。还有，如果说新首先是意味着一种觉醒和一种反思的话，那么它的对立面当然就是旧。然而这个话也不是那么好说，因为有些旧东西你把它反思了，整理了。也就具有新意。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要放映一部影片《埃及艳后》，我有幸做了一回嘉宾。他们分派给我的是要我说一说这部影片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于是，我就按照这个规定说了五句话：一是那个克莱奥佩特拉原是马其顿希腊人的后代，她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公主，因此有希腊血统，算不得是一个完全的埃及人。二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不是在开罗，而是在亚里山大利亚，那是一个很靠近海的地方。三是女王的个人婚姻很是不幸，很压抑，因为她是与兄弟结的婚，况且感情很不好。四是她虽然同凯撒和安东尼发生恋情，那屋大维却不可能爱她。因为屋大维是凯撒过继的继承人。而安东尼则是屋大维的妹夫。最后，当主持人问我此片是否尊重历史时，我说：基本上是可以的，但也是有细节改变，如在那个盛大的罗马入城式中，克莱奥佩特拉带着她和凯撒生的儿子来到罗马，那孩子在影片中至少是四、五岁，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当时不过是才几个月的婴儿。我这么说了后，他们就说我说的很新鲜。其实，我所做的不过是在叙述史实!从这来看，大抵新的概念总是同人已有的知识连在一起，如果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没有我所说的那些，那么，即使只是一种历史陈述，却也会觉得新奇。可见，新旧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对立统一的。

那么，为什么我从历史上看到的一些事实人们会觉得新呢?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需要一种知识的底蕴，它往往会成为创新的来源。这种底蕴又是什么呢?它往往就是一种历史。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综合。我想起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大力士，一旦离开了大地母亲，他就要失去所有的能量!我们的创造力，不管它是如何的强大，却是根基于我们已有的知识和文化中的。也就是，蕴藏在我们的历史之中。时空坐标中生命的关照，总在最关键的时刻，托起人们创新和驯服危机的想象。

诚然，新奇和创新是不一样的。回想起我研究历史二十多年的生涯，真正谈得上是我创新的东西，真是少得可怜。人长这么大，大大小小的折磨是难免的，不过，进步甚少是我永远的悲痛!我想，这总是有许多原因吧。一个原因就是感情。要创新，非要有强烈的感情和强烈的大欢喜。傅雷先生说过：“以现代欧洲画派而论，纯粹感官派的作品有强烈的刺激感官的力量的。自己没有强烈的感情，如何教看的人被你的作品引起强烈的感情?自己胸中的境界不美，人家看了你作品怎么会觉得美?”我想，这话用在史学作品的创作上也同样是适用的。任何伟大的学问家和科学家。都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探索的。否则，贝多芬怎么会说：“我要掐住命运的喉咙!通过苦难，走向欢乐!”对于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命运都是这么敲门的!

我之所以要这么强诃感情的力量，是因为唯有强烈的感情才会造就创新所必需的直觉。在执行一项研究任务时，这种直觉能把我推向发现的临界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烈的感情就是我们的热度。没有足够的热量，水就不可能到达它的沸点。如果不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生命的极限，任何新的发现都无从谈起。零度的水是冰。百摄氏度的水是汽。零与百度之间的是水。科学发现的临界点总是同生命能量发挥的临界点相连的。大自然中千姿百态的美丽色彩，如水的各种奇妙的变化，如果缺少了其生命能量的力度，那是根本无法被欣赏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唱歌的人，先要学会叫得响，如果叫得响都有困难，那怎么能够学会唱歌?

但是要记住，切勿一味重情。强烈的感情和生命力造成的直觉，固然给了我们观察世界的勇气，但仍嫌过于广泛。再强烈的光，如果要照清某个事物，没有适当的聚点是不行的。这里，确立一个生命的目标，就是聚焦的方式。一个人在街上走，看到了无数的人影，却不知道今夏的流行色是什么。一个报社的编辑派给实习记者一个任务，要她去王府井大街观察1000个人，写一篇今夏连衣裙流行色的报道明天见报，她两小时就完成了任务：今年的流行色是深绿。区别在哪里呢?就是那位记者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把事情做得专业一点，明确一点，结果效率反而提高，工作反而顺利!

另一个原因是坚持。一个业余者在练习演奏小提琴。他太陶醉了，身体摇，音不准，节奏也不准。他终于进入了音乐学校，于是音准了，节拍准了，身体也不摇了。后来，他终于成了一名演奏大师。他又身体摇，音不准，拍子也不准。然而，他是大师。他像一个业余者一样陶醉，他已为这种陶醉付出了终身的代价!记住贝多芬的话：“任何形式都可为美而改变”!这样，他成功了，他成了一名无可争辩的大师，他的提琴声中，有着过去的演奏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味道和奇妙音色。他的琴声与作曲家的心息息相通，在某个地方，他甚至比别人的“正常的演奏”延长了八分之一拍。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曲调主题情感所需要的热烈。你能说他的拍子不准吗?这就是历史的创新，这个“必要的延长”，接近了真实与完美的临界点!为这个延长。艺术家付出了他25年的生命!演奏完毕，掌声雷动，他说：“提琴是我的妻子，我爱她，尊敬她，我要亲吻她。”他说的太好了，那声音，那音乐，久久回响在每个人的心中。一位听众突然激动了：她曾在一位朋友的家里。听到过他的演奏!那时，就因为他有的音不准，有的节拍不准，况且还有他演奏时那种令她极度讨厌的身体的摇，她曾对他进行了相当无理和粗暴的训斥!这么说吧，所有的创造者都是有点离了谱的人，他离开了常规的“谱”，离开了人们所熟悉的知觉的范围，进入到了那非常欢乐又非常荒凉的“发现”的处女地。在那个峰巅上，他觉得：要么是他错了，要么是以往的整个世界错了。

决不要为难那位美丽的听众!她只生活在正常的范围内，听惯了正常的声音而已。人的知觉范围是个菱形，太熟悉的东西不想知道，根本不熟悉的东西也不想知道。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有点知道又有点不知道的东西。人们喜欢博物馆的艺术家，书本中的哲学家，却不喜欢家中的哲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这么说吧，那位业余者是一匹一里马，那位音乐学校的学生是—500里马，那位音乐大师则是千里马。要从一里马走向千里马，大师付出多少生命的热血!那位美丽的有音乐欣赏能力的听众，最喜欢的是700里马，即音乐学校里音最准，拍子最准，身体最不摇的那位。这，就是她欣赏力的极限。过了这个极限，她就茫然无知了，她实在无法判断什么是“返璞归真”。千里马是要靠伯乐发现的，而她又远非是一个伯乐。当然。这样的现象让我们深思：一个是精神的问题，另一个是态度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专业研究者要注意的说话对象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学家都是相当敏感的人，职业习惯养成了我们一叶知秋的感受力、穿透力。我十六岁就漂泊江湖，过了几十年流动生活，转了七八个大学后来到北大搞历史，就自己来说，这也未免太“走万里路”了吧。这种生活习惯养成了一种老同人作对的穿透力，譬如人的生命是一个体验过程，而我们往往只在人名之后加上一个括号，某某生于某年，死于某年，完了。这就不够尽人情。又如某人一生积累财富，却又好吃俭用，有点吝啬，史学家慧眼一看，就说该公的一生，是把一堆钱从甲处搬到乙处。我看，这也太过于无情。还有由于我们的职业和生活经历养成了一种被称为洞察力的习惯，有时一看就知道你在哪里，在朝那个方向走，能走多远。结果完了，我所有的朋友都不喜欢我了，于是我得出结论，对朋友穿透力应该是0。于是，我就有时有穿透力，有时没有穿透力。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深究。譬如有人不喜欢读书，我们就对他说读书的种种好处，结果他果然奋发，却又一心追求成功。这样，不喜欢读书的、喜欢读书的、喜欢读书又不成功的，喜欢读书也成功的，就勾画出一个读书人的五彩世界。然而，有的人却还能够走下去，他居然能够超越个人，不再追求成功，而追求优秀。从一个社会层面上看，这人可以说已是相当不错。然而再往深处想，这还只是属于“外修”，譬如那人的母亲、他的朋友，都不那么在意他的成功、优秀和洞察力，她们要的是他另一种东西：爱心和高尚。所以，人要做到“内外双修”，这才能够穿透生死，才能无私地做点事。

P43-51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二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皆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讲座之风在北大早已有之。蔡元培先生在任期间，北大的讲坛空前活跃，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引得无数文化名流竞相前往，讲座由此蔚然成风，并由此开创了北大百年来追求自由、探索真知的优秀传统。蔡先生自己曾在访美时应邀发表演讲，他给在场的人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会点石成金的人问他的朋友最想得到什么，那人回答说最想得到他那根能让石头成金的手指头。蔡先生讲故事的意图是说：读书治学、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只有掌握方法，遇事才能不为所难，听讲座也是学习点石成金的一种有效途径。讲座不同于书面文章，既要言之有物、令人信服，又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况且还要应付北大学子古怪刁钻的发问，没有真学问的人是决然不敢前往的。因而先生们大都有备而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将自己最熟识的东西授于听众；对学生来说，讲座里所学到的东西是课堂里很难学到的，也许这便是每次讲座都会水泄不通的缘故。由于听者甚多，场面十分热闹，讲到精彩处，台下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对主讲人来说，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心甘情愿前来开办讲座，掌声也许是他们唯一的回报，但还有什么比听众的掌声更令人激动的吗?掌声永远只属于那些有真人格、真学问、真思想的人，掌声包含了北大学子对先生们的敬仰和感激。

讲座是北大最亮丽的风景，讲座不仅增加了北大这个神圣土地的内涵，而且让这个古老的校园更加生机盎然、青春焕发。我们编选此书的目的亦是为了让更多“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从中获益。书中文章大多根据录音整理，内容涉及经济、艺术、社会、文学等诸多领域，尽量体现“兼容并蓄”的原则，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讲座原有的现场感，希望能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本书的出版得来不易，有关老师不仅无私地同意发表讲稿，还对文稿逐字阅改，在此我们表示感谢并深怀敬意。同时要感谢傅丽、常殊、许敏敏等同学，她们以务实的作风和严谨的态度完成了大量工作。此外，本书策划人陈子寒先生为本书出版费尽心机，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

2000年6月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