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庆先生精通古典语文和现代西语，而且又深通哲学，他的翻译可以说最为传神。在柏拉图著作的翻译上，他对柏拉图思想内核的有着深刻理解，柏拉图一生写的差不多都是对话，口语化的文字似乎随意流滑，而且谈论的大多是一些聪明的小文人喜闻乐见的话题，王太庆先生就以口语化的文字翻译柏拉图的著作，深得柏拉图的“原意”。本书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后一部分是作者自己的论著。

欧悌甫戎篇

苏格拉底的申辩篇

格黎东篇

卡尔弥德篇

拉刻篇

吕锡篇

枚农篇

裴洞篇

会饮篇

治国篇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十

 巴门尼德篇

 智者篇

 附 录

 苏格拉底、柏拉图传

 亚里士多德论柏拉图

 附：亚里士多德论苏格拉底、柏拉图

王太庆论柏拉图哲学和翻译问题

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

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

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

论翻译之为再创造

  附：论翻译之为再创造(初稿)

希腊哲学术语的翻译问题

希腊专名的译法

学和思

 欧悌甫戎篇

(或《论虔诚》，试探性的)①

谈话人：欧悌甫戎、苏格拉底

欧悌甫戎： 出了什么新鲜事啦？苏格拉底呀!你怎么不上吕各苑⑦蹈□，跑到这惊官动府的衙门口③来啦？你不是跟我一样来见老爷打官司吧？

苏格拉底： 我的事情嘛，欧悌甫戎啊，雅典人不叫官司，叫案子④。

欧悌甫戎： 你说什么？是有人告你犯法吗？我相信你是不会告别人的。

苏格拉底： 当然不会。

欧悌甫戎： 那就是有人告你哕？

苏格拉底： 正是。

欧悌甫戎： 是谁告的？

苏格拉底： 我不很清楚，欧悌甫戎。似乎是个年轻人，没有什么名气。我想该是那个名叫梅雷多①的，毕透②乡的人。你大概记得那位毕透佬梅雷多吧，长长的头发，稀稀的几根胡子，长着个鹰钩鼻子的。

欧悌甫戎： 我想不起这个人了，苏格拉底。他告你什么事呀？

苏格拉底： 什么事？我想他告的真不简单啊。那么年轻的人，能想到那么重大的事情，真不简单。他说他知道年轻人是怎么学坏的，也知道是谁把他们教坏的。他大概是个有智慧的人，看到我糊里糊涂，就像孩子禀告母亲一样，向国家告发我毒害了他的青年伙伴。我以为他是政治家当中唯一明白怎样走正道的人，这正道就是首先关心青年，让他们尽可能地优秀，就像一个好农夫首先要关心秧苗，再进而关照其他植株一样。梅雷多做的大概就是这种工作，他首先给我清除那种损害青苗的障碍，然后精心培育那些长成了的庄稼，从而给国家带来最大、最多的福利，有这样的开端可望他取得硕果。

欧悌甫戎： 我衷心但愿如此，苏格拉底，但是恐怕适得其反。因为在我看来，他攻击你就是损坏国家的命脉。请告诉我他说你怎样毒害青年。

苏格拉底： 那些话嘛，老朋友，听起来简直荒唐。他说我制造神灵，说我造了一些新的神灵，不信原有的神灵了。他说他就是因为这个才告我的。

欧悌甫戎： 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这是因为你常说你有个，灵机①不离左右，所以他告你变更宗教信仰，因为他知道这一类瑚坏话容易为多数人听信。就拿我②来说，他们也嘲笑过，甚至说我疯了，因为我当众说过神灵如何如何，向他们预言过行将发生的事情。我的预言没有一次不应验，可是他们妒忌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对他们退让，一定要勇往直前。

苏格拉底： 亲爱的欧悌甫戎啊，他们的嘲笑没有什么了不起。依我看，雅典人想到某人很聪明却不以聪明传人的时候，是不怎么在乎的；可是，只要想到某人拿才智教人，就要大发雷霆了。这可能是像你说的那样出于妒忌，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

欧悌甫戎： 在这种事情上，我根本不想弄清他们对我的看法。

苏格拉底：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不露锋芒，不把自己的才智传人。可是我就不一样了，由于我生性爱人，恐怕他们就认为我非常乐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统统倾倒给随便哪一个人，不取报酬，甚至倒贴，来吸引听众。如果像刚才说的那样，他们要嘲弄我，一如你说的嘲弄你，那么花点时间到法庭上听听笑话也没有什么不快；如果他们认起真来，那就只有你这样的先知才能知道结果如何了。P1-3

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都是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必需资料。后一部分是太庆自己的论著，其中有他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论述，对有关柏拉图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的几个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的意见，还有对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专名翻译问题的意见等。太庆是一位哲学家，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贡献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事业上。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他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但他自己的著述发表的却不多。以上这些论著，是他近二十年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成果，也是他长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只有两篇文章曾在《学人》和台湾《哲学杂志》发表过，见到的读者不多。而这些论著，不仅对我们了解太庆的学术成就和翻译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理解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他的这些论著和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编在一起出版。

太庆的这些翻译和论著都是他在近十几年中写成的。他对自己的写作非常慎重，总是要一改再改，精雕细琢之后才拿出来发表。他的这些译文和著述中绝大多数是在他1999年11月因病突然去世后，我们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来的，属于他工作的未定稿，如果他健在，一定还要反复加工的；既然他已经不在，我们无权作任何改动，好在他自己写的稿子每一页都很整齐清楚，可以按原稿付排。

柏拉图的对话既是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被各国人民广泛阅读，已被译成各种语文，如英、法、德、意文都有他的对话全集的译本，而且不止一种，各单篇对话的译文更多。相比之下，中文译本就显得太少，至今没有译出全集，而且有近三分之一的对话还没有翻译。

太庆在《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文中概述了中国从汉唐以来翻译外国经典著作的历史，他认为近代从严复开始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经过“五四”，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翻译工作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情况也是这样。

民国初年郭斌和、景昌极两位先生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陆续在《学衡》杂志发表；《学衡》是反对当时新兴的白话文运动的，所以他们也采用严复式的文言文翻译。从景先生的译序中看到，他主要根据的是B.Jowett的英译本。1933年集成《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出版，五篇对话是：《自辩篇》(Apology)、《克利陀篇》(Crito)、《斐都篇》(Phaedo)、《筵话篇》(Symposium)和《斐德罗篇》(Phaedrus)。全书“序”中则说译后又取各英文译本及希腊文原本校阅，校阅者是吴宓先生。他们将柏拉图的主要术语Idea音译为“埃提”，将Doctrine 0f Ideas译为“埃提论”，景先生则译为“理型说”。但是到了1985年由郭斌和先生和张竹明先生合译的《理想国》出版时，已经采用现在通行的白话文翻译，文字流畅可读，和六十年前郭先生的译文对照，是完全不同了。《理想国》在1921年曾有吴献书先生的译本，也是用文言文译的，1957年为了读者需要，商务印书馆曾经重印，到1985年才有了现代语文的译本。郭、张先生的译文是根据Loeb古典丛书希、英文对照本和牛津版Jowett＆Campbell的希腊原文，并参考多种英文译本译出的，他们将Idea译为通行的“理念”。由此可见，六十多年来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既发生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化，又有从主要根据英译本翻译到主要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的不同。

1932年出版了由张师竹初译、张东荪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虽然仍以文言文翻译，但已比较接近白话文。张东荪先生在“序”中说：张师竹先生完全根据B．Jowett英译本翻译，而他自己参考各种译本，主要根据Loeb古典丛书本的英译，对原译改动处占十分之七八，并加了许多笺注。“余于是知译事之难矣。”他认为译书“必先具备三事：一日文字之知识，二日学理之知识，三日须能循守著者之思路”。所以他的译文比较严谨。他们译的六种对话是：<欧雪佛洛》(Euthyphro)、《苏格拉地之辩诉》(Apologia)、《克利托》(Crito)、《菲独》(Phaedo)、《普洛他过拉》(Protagoras)、《曼诺》(Meno)。

严群先生多年从事柏拉图对话的翻译，1963年整理旧译，出版了《泰阿泰德、智术之师》(Theaetetus，Sophists)，这是柏拉图后期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对话，前一篇讨论认识论问题，后一篇讨论本体论问题，提出“通种论”思想。由于严先生年老多病，至1983年才又整理出版柏拉图早期的三篇对话《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Euthypron，Apologia，Criton)。严先生是严复的后裔，他继承先祖的译风，也用文言文翻译，不过他的译文中已经掺进一些白话文词句了；而且他不像严复那样，在有些地方采用意译转述的方法，而是按照原文逐句翻译。严先生主要根据Loeb古典丛书的希腊文，并参考其他多种英文译本译出。对于希腊的人名地名，他不同意一般流行的根据从希腊文译为现代欧洲语音翻译，主张“悉从希腊原字翻音，并结合汉字四声，以求准确。”

1944年出版的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翻译作品。这篇对话是柏拉图后期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二千多年来学者对它的内容一直有争议，被称为“最大的谜”，西方学者对这篇对话一直没有作出能前后一致贯通的解释。陈先生根据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分离”问题的深入研究，对这篇对话作了创新的解释。陈先生是根据J．Burner校勘的希腊文《Platonis Opera》本译出的。他通过翻译详细说明他的解释观点，因此对柏拉图的原文，他采用直译，另外加写了数量上数倍于原文的注释，从文字的校勘、词句的释义，直至内容的评价，特别注重其中论证步骤的分析，将前后两个部分的关系解释清楚了。但也因此读者如果不看注释而只读直译的原文，是无法看懂的。陈先生在“序”中说明了他译注的目的和方法，并且对严复提出的译文要“信、达、雅”的原则，提出了评论。陈先生在书中对柏拉图的主要术语提出了新的译词，如将Idea译为“相”，将estin译为“是”。陈先生的这部译注对太庆影响很大，不但引发他研究柏拉图和希腊哲学的兴趣，而且他后来进行哲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可以说主要是遵循陈先生指引的方向的。

1963年出版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他译了《伊安篇》(Ion)、《理想国》第2—3卷和第10卷、《斐德若篇》(Phaedrus)、《大希庇阿斯篇》(Hippias Maior)、《会饮篇》(Symposium)、《斐利布斯篇》(Philebus)和《法律篇》(Leges)中和文艺有关的章节等，共九篇。朱先生说他自己不懂希腊文，但将英文和法文几种译本对照后，认为以由布德(Bude)学会印行的希、法文对照的法文译本《柏拉图全集》为最好，他是主要根据这个法文译本，并参考其他英、法文译本译出的。以朱先生的文笔，译文当然是精美的。

我们看到：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我国翻译柏拉图对话的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对这几位前辈的翻译，太庆都作了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汪子嵩

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