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贡·克伦茨在这本书里叙述了1989年秋天民主德国那些动荡日子里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也是他所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就是民主德国生死存亡的过程。书中记述了许分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和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发生的真实情况，并一天天地记录了克伦茨在1989年秋天的真实想法和行为。我们还能在书中找到克伦茨对今天和1989年的那段历史的看法。这些看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上，克伦茨是惟一的见证人。

　　这本书讲述的是克伦茨作为民主德国最后一任党的总书记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这本书记述了许分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和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发生的真实情况，并一天天地记录了克伦茨在1989年秋天的真实想法和行为。我们还能在书中找到克伦茨对今天和1989年的那段历史的看法。这些看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上，克伦茨是惟一的见证人。

克伦茨的叙述给那个惊心动魄的、悲剧般的世界历史大转变在经过了十年之后又提供了新的东西。

不论是民主德国，还是其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存在与否从一开始就是被苏联决定的。

在这种环境下，克伦茨掌权后充满希望地想把民主德国从危机中解脱出来。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挽救民主德国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了。

克伦茨在书中还讲述了在转变时期民主德国的教训和迷误。克伦茨也没有避讳历史对他的公开审判。

他的《89年的秋天》一书的记述是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以他的下台，就是当冬天来临而结束。最后一章是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惰。克伦茨站在联邦德国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尽管在这之前，柏林法院已经判定他个人将对1989年秋天在民主德国发生的所有流血事件负责，并认为，他还为民主德国在1989年大转变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摸的流血事件做出了努力，而且，在这之前克伦茨已经没有权力了。

这本书是对两德合并以后的年轻的德国历史撰写的贡献。

前言

第一章 秋天即将来临

——1989年7月7日一10月7日

政治咨询委员会——这个会在那年是怎样召开的?

华沙条约国之间的矛盾

100年和柏林墙

匈牙利和华沙条约

在昂纳克的病房里

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他们的教义

政治局休假

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辩护

不知所措和听天由命的情绪开始蔓延

一场没有结束的谈话

公众要求解释，但是，政治局依然保持沉默

昂纳克和我

为了民主德国的改革

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民主德国40年庆典前夕

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政治局会议

第二章 充满希望和抉择的日子

——1989年10月8—17日

第三章 躁动和疑惑的日子

——1989年10月18—31日

第四章 从莫斯科会见到边境开放

——1989年11月1—10日

第五章 徒劳的幻想

——1989年11月11日一12月6日

第六章 以后的日子

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工作委员会

圆桌会议

吞并代替了统一

被宣布为不合法

与法治国家打交道的体会

诉讼和判决

两封信和两种看法

还没有说的关于德国的最后的话

关于德国的思考

昂纳克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视而不见，因而我决定坚持我的建议，我说：“匈牙利是我们最重要的旅游地，匈牙利目前的状况迫使我们考虑，将来我国公民还能不能再到那儿旅游了。”

昂纳克不愿意去匈牙利，他不愿意当一个乞求者。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同属于一个阵营。这个阵营是建立在共同签署的华沙条约的基础之上的，匈牙利有责任履行它在条约中所承诺的职责。

转眼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坐在距离匈牙利代表团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昂纳克没有向匈牙利代表团走过去。来自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这两个兄弟党的领导人除了简单的“您好”之外，没说一句话。这种局面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直到今天还坚持认为，尽管匈牙利所采取的很多做法与我国不同，但是，我们两国之间没有通过兄弟般的讨论而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两国领导人这种用固执己见代替政治理智的做法，也让我感到很痛苦。但是，太多的事情是无法控制的。

为了避免尴尬，我只好转向我的左边邻居一一波兰代表团。波兰代表团的领导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最近一些年来，我和雅鲁泽尔斯基几乎是每年见面。他访问民主德国时，就由我陪同他，而我访问波兰的时候，也是他接见我。这种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官方礼节。雅鲁泽尔斯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的一个从不自吹自擂的人，他坦率地告诉我关于他的国家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他本人同苏联和民主德国感情深厚，但他首先是一个波兰的爱国者。他从来不向我隐瞒他内心的这种分裂和冲突：1981年12月，波兰宣布实施战争状态使他在他的许多同胞中和在西方人中得到了一个驻波兰的苏联总督的名声。而实际上，正是由于他所采取的措施，才保证了波兰的独立主权和欧洲的和平。

今天，1989年7月7日，他看起来非常沮丧。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波兰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令他十分担忧。在共产党人和反对派谈判的圆桌会谈中，他的党势力很弱。作为反对派的团结工会马上就要成为合法组织了。波兰统一劳动党在新选出的议会中，将成为少数派，即党在议会中的议员只占总数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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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对1989年秋天的叙述。我写的事件，都是我所经历过的，也是我同许多原民主德国和外国政治家谈过、与不同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以及他们的顾问和他们的反对者交谈过的事情。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去世，而那些还活着的人，他们的看法和行为已经与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对过去事情和个人作用的描述总是或者加以修改、润色，或者根据他们的利益、生活状况和性格做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

以前，我有责任对国家机密文件保守秘密。今天，我还能读到这些国家机密文件，因为自从民主德国不复存在以来，这些文件已经不是国家机密了。它们静静地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档案馆里。在这个档案馆里，我把我个人的笔记、日程表、记录本和信件与档案馆里的材料做了比较。还有一些材料在这个联邦档案馆里已经不见了，它们是我在1989年的时候放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我的保险柜里的。在某些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当历史上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像如何对待艾里希·昂纳克，或者我与联邦德国政治家们私下谈话的笔记，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国家档案馆里的材料在保密3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以后，即可对外公开，也有的是永远不会对外公布。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机密文件的处理办法却不是这样。民主德国的文件从1990年起就被公开了，而且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反对。但是，联邦德国、美国还有苏联并没有公布与之相关的国家机密文件。我认为，当我们读到两个德国的文件、联邦德国的新闻机构和法律文件的时候，如果有一天这些文件能够被公布的话，将对我们了解波恩政府，它对德国分裂负有的责任，它在冷战中反对民主德国的各种手段，西德公民以及它的秘密警察机构对民主德国内外的所作所为等，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今天人们不可能得到它们。如果有一天在东西方之间能有一种对待国家文件的平等条件的话，那么，我们的后代也许可以毫无偏见地谈论德国的战后历史。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民主德国，而是两个德国。现在，一段客观的历史存在不得不让位给黑白两色的主流图画：即左派是地狱，右派是伊甸园。虽然，这并不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真实写照。

其实，我的叙述是从秋天之前开始的，即1989年7月7日开始。此时，华沙条约国正在布加勒斯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有些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的事情，成为后来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的先兆。

从1989年10月8日到12月6日的这段时间里，日记已经不仅仅是一本日记了。对我来讲，1989年是一段让人很难过的日子。尽管如此，我每天还是把重要的事情和会见记录下来。这个做法使我在今天还能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再现出来。我还努力使这些事件的再现不带有今天的观点。我叙述的是1989年时我的想法。我不愿意把后来的更清晰一些的认识当作当时的想法。我叙述的是1989年在我工作中的想法、做法和感觉，以及形势对我的影响和我怎样试图去影响形势。

本书所涉及的人，都是我在1989年秋天打过交道的人。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事后的表现既没有政治道德，也没有诚实的人品。如果原来的同路人不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负责任的话，如果由于某些不足惧的法律迫害，或者一个很小的职位而嫁祸于人，甚至放弃自己的信仰，我对这些人很恼火。这倒是应了一句话：软弱的强大是源于它的适应性。

我没有把德国作为事件的中心。1989～1990年，已经不仅仅是民主德国的消失。在欧洲，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崩溃了。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从政治地图上消失。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历史的、世界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主观的原因，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1989年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只是这一长串事件的开端。它原本应该成为一个改革了的民主德国，一个革新了的社会主义。它本不会在走向一个统一的德国的道路上出现逆转。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某些事情只能被接受，如果人们认识它们的历史根源的话。本书的起点首先要回到1989年以前的日子，那是先于本书内容的时间。

我在本书中谈到的许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显得前后矛盾。这些矛盾现象是由于它们是以那个时代的观点而保留在这本书里面的。那些日子在主观上是真诚的，在客观上则是对许多紧急事件是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必须立即做出的重大决定。由于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因而也不能被人理解，所以，发生了错误，或者话到了嘴边又不得不咽了回去。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上缺少必要的解释、分歧和筹划。当时的事情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现在，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把那时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做一番梳理。这个梳理应该从1989年以前精确的时间表开始叙述起，比如，从什么时候，是谁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改为“我们是一个民族”的，民主德国为什么以及怎样从开始进行改革，最后演变为并入联邦德国的。

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令人不安的，它不仅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我是作为民主德国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最高负责人来思考这段历史的。今天，我对许多事情看得更加清楚、准确了，因为我知道了在那时不知道的，或者是被隐瞒了的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常常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是因为我被开除出党，而党曾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有颇显滑稽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我进行的政治和法律迫害，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乎我的名誉，而且还剥夺了我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我从不抱有任何幻想。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贝特·维内在25年前就曾经对此做过透彻的解读。当时是197：；年5月30日，我在柏林与他谈话时，他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告诉我：“谁曾经是共产党人，那他就会被文明社会迫害到死为止。”

埃贡·克伦茨

1999年7月，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