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美（1803-1870）的小说非常好看，一半世纪流行至今，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吸引读者的一个突出特点，借用流行的字眼，就是定有“刺激性”。梅里美和雨果、巴尔扎克都是同时代人，当时在文坛上也是齐名的。从作品的数量和深度来看，如果把雨果、巴尔扎克的著作比作“大型超市”的话，那么，梅里美的小说就是“精品小屋”了。

梅里美仅以其《卡门》、《高龙芭》、《伊勒的维纳斯》等十余种中短篇小说，就跻身大家的行列，必然有他独到之处。仅就《卡门》而言，一八四七年一发表，便成为经典之作；而经比才作曲歌剧《卡门》，又成为西方歌剧经典中的经典，久演不衰，与小说并举双赢。

故事发生在西班牙，主人公卡门是个美丽的波希米亚女郎，早先在卷烟厂当女工，因和同伴争吵，以刀伤人被逮捕。押送的兵士中有个叫唐何塞的是她的同乡，把她放走了。卡门参加了走私活动。唐何塞出狱后找到了卡门，并把她的情人杀死。卡门不愿受唐何塞的约束、爱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唐何塞以死相逼，要她同自己一起到美洲去。卡门宁死不从，终于倒在唐何塞的刀下……

边缘的神话

查理十一世的幻视

勇夺棱堡

菲德里哥

塔曼戈

马铁奥·法尔科恩

卡门

阴错阴差

伊勒的维纳斯

高龙芭

炼狱中的灵魂

查理十一世的幻视

幻视幻觉和鬼魂的出现，一般人都不以为然；不过，这类现象有一些得到充分证明，再不相信，那就势必全盘鄙弃所有的历史见证了。

这里有一份正式笔录，由四位诚信可靠的见证人签署，这就保证了我下面讲述的事件的真实性。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份笔录中所记载的预言，早就为人所知并引用，又被如今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

声名显赫的查理十二世之父，查理十一世是瑞典最专断、也最贤明的一位君主。他限制了贵族过分的特权，废除了元老院的权力，还一手制定并颁布法律。总之，他将在他之前寡头当权的国家体制改了，强迫各个等级都赋予他绝对的权威。不过平心而论，他是个开明的人，勇气十足，笃信路德宗派，性格刚强，一副冷面，非常务实，完全缺乏想像力。

他妻子乌尔里克·艾雷奥诺尔刚刚去世。尽管有人说，是他冷酷无情的态度，促使王后早断香魂，但他其实敬重妻子，因不幸丧妻而十分悲痛，心肠如此冷酷的人会这样哀伤，这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件丧事之后，他变得更加忧郁，更加沉默寡言了，全力投入工作，处理国事，显然是要强行排遣心中的极痛深悲。

一个秋天的夜晚，在斯德哥尔摩王宫的书房里，查理十一穿着睡袍和拖鞋坐在燃得正旺的炉火的对面，由他宠信的内侍布拉厄伯爵和医生博姆加坦陪伴。顺便交待一句：这位医生自命不凡，他主张人除了医学，可以怀疑一切。那天晚上，国王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有点儿不适，便传来医生问问。

夜已深了，可是国王却一反平日的习惯，始终不道一声晚安，以便让他们意识到该是告退的时候了。他垂着头，眼睛凝视着尚未燃尽的劈柴，深深地保持沉默，既烦他的伴臣，又不知为什么，害怕独自一人形影相吊。布拉厄伯爵明明白白地看出，他在这里不大受欢迎，便几次表示担心，别耽误陛下歇息；可是，国王一个手势，就让他老实待着了。医生也谈到熬夜有损健康；然而，查理却咕哝一句回答他： “别走，我还不想睡觉。”

 于是，他们又变换好几个话题，结果每试个话题刚说两三句话，就无以为继了。显而易见，陛下的心情非常恶劣，臣子碰到这种情况，就只有小心侍候的份儿了。布拉厄伯爵则揣度，国王的悲伤必是丧偶之憾所致，他对着挂在书房里的王后画像观赏了一会儿，就长叹一口气，高声说道：

“这幅肖像多像本人啊!就是这种表情：无比高贵，又无比温柔!……”

“嗳!”国王生硬地回答，他每次听人当面提起王后，就认为是一种责备，“这幅像画得太美了!王后容貌很丑。”

说罢，他又暗自气恼，觉得这话太阴损，于是站起身，在屋里走了一圈儿，以便掩饰自己为之脸红的一种疚心。他走到朝向庭院的窗户前站住。夜色朦胧，一弯新月挂在天空。

如今瑞典国王居住的王宫，当时尚未竣工；正是查理十一世开始动工修建，他那时住的旧王官，坐落在莫勒湖对面的里达尔霍勒姆岬角。那是一座马蹄铁形状的巨大建筑。御书房位于一角的末端，几乎正对着议会大厅：各级议员就是在大厅里聚会，聆听国王的旨意。

那座大厅的窗户，此刻好像由一道强烈的灯光照亮。国王觉得很诧异，开头他还以为，那光亮是哪个侍从举着一枝火炬。然而，那间大厅很久没有打开了，半夜三更去那里干什么呢?何况，那光特别明亮，不可能是一支火炬。说是着火了倒有可能，可又不见冒一点儿烟，玻璃窗也没有打碎，而且也听不到一点儿声响。所有迹象都表明，那必是神明显灵。

查理一言不发，对着那些窗户望了半晌。这时，布拉厄伯爵伸手正要拉铃，想唤来一名少年侍从，打发他去弄明白那奇怪的亮光是怎么回事，但是当即被国王制止了。

“我要亲自到大厅去看看。”国王说道。

他讲这句话时，显见面失血色，呈现一种宗教恐惧的神情。不过，他仍然步伐坚定，走出书房；内侍大臣与医生紧随其后，每人举着一枝明烛。

保管钥匙的门房已经睡下。博姆加坦奉国王之命，前去把他唤醒，并让他立刻打开议会大厅每道门。这命令突如其来，门房惊诧不已，他急忙穿好衣服，带上那串钥匙来见国王。他先打开一条长廊的门：那长廊是议会大厅的前厅和通道。国王走进去，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两侧墙壁挂满了黑色帏幔。

“这是谁下的命令，前厅挂了这样的帏幔?”国王怒冲冲地问道。

“陛下，据小人所知，没人下这样的命令。”门房不胜惶恐，答道，“上次小人安排人打扫这条走廊，墙壁还像早先一样，镶着橡木护壁板……可以肯定，这样的帏幔，绝不是御用储藏室中的物品。”

这工夫，国王脚步很快，长廊已经走过三分之二。伯爵和门房则紧紧跟随，医生博姆加坦稍微落后一点儿，他既怕单独丢下他一人，又担心前路情况异常，难免有凶险。

“陛下，不要再往前走了!”门房高声说道，“小人以灵魂担保，大厅里肯定有妖魔作怪。在这深夜时分……陛下的爱妃、王后去世之后……据说她总在这条长廊散步……愿上帝保佑我们!”

“停下吧，陛下!”伯爵也高声说道，“议会大厅传来的喧哗声，您没有听见吗?真难说陛下会遇到什么危险!”

“陛下，”博姆加坦也说道，他手中的蜡烛刚被一阵风吹灭，“至少，您也应当让臣下去召来二十名持钺卫士。”

“我们都进去吧。”国王停在大厅门口，语气坚定地说道，“看门人，你快点儿打开这道门。”

他还抬脚踹了一下门扇，咚的一声巨响，由拱顶传递回音，像放炮似的震荡长廊。

门房抖得厉害，手拿着钥匙磕着锁孔，怎么也插不进去......P1-3

边缘的神话

梅里美(1803—1870)的小说非常好看，一个半世纪流行至今，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吸引读者的一个突出特点，借用流行的字眼，就是富有“刺激性”。

梅里美和雨果、巴尔扎克都是同时代人，当时在文坛上也是齐名的。从作品的数量和深度来看，如果把雨果、巴尔扎克的著作比作“大型超市”的话，那么，梅里美的小说就是“精品小屋”了。

梅里美仅以其《卡门》、《高龙芭》、《伊勒的维纳斯》等十余种中短篇小说，就跻身大家的行列，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仅就《卡门》而言，一八四七年一发表，便成为经典之作；而经比才作曲的歌剧《卡门》，又成为西方歌剧经典中的经典，久演不衰，与小说并举双赢。

梅里美的小说篇幅不长，数量又不多，而且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也远远比不上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的作品，却能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成为梅里美现象，这就值得仔细探究了。

我看梅里美小说所产生的印象，大抵可以借用《卡门》中这样一段话来描述：

“敲响晚祷钟的几分钟前，一大群妇女欢聚在高高的河堤脚下，没有一个男人敢混迹其中。晚祷钟声一敲响，即表明天黑了，等到钟敲最后一响，所有女人便脱光衣裙，进入水中。于是欢叫声、嬉笑声响成一片，真是沸反盈天。男人都站在堤岸上面，眼珠瞪得要冒出去，观赏那些浴女，但是却看不真切。然而，暗蓝色的河面上朦胧浮现的白色身影，足能引起有诗意的头脑浮想联翩，其实略微想像一下，也不难把那看成狄安娜和仙女们在沐浴……”

这种印象，既不像看雨果《悲惨世界》的一幕幕悲剧那样真切，也不像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一场场表演那样清晰，而是朦朦胧胧、雾里观花；望见那白影憧憧的浴女，恍若狩猎女神和仙女们在沐浴。换言之，就仿佛在异常的时间、异常的地点，看到异乎寻常的情景，如同神话一般。

如同神话，又不是神话，至少不是神界的神话，而是发生在人间的神话；但又不是发生在人间的正常生活中；而是发生在人世的边缘。

读几篇梅里美的小说就不难发现，他本人虽然生活在主流社会中，却让他的小说人物远离巴黎等大都市，远离人群密集的场所。他这些故事的背景，虽不能说与世隔绝，但大多也是化外之地、梦想之乡，是社会力量几乎辐射不到的边缘地区。

例如《查理十一世的幻视》的怪诞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的瑞典，时空都很遥远。《勇夺棱堡》的战役则远在俄罗斯，其余的故事也都是在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在浩瀚的大海上展开的。至于马铁奥大义杀子，高龙芭设计复仇，全是科西嘉人所作所为。须知在当时，科西嘉岛刚从意大利并入法国版图不久，全岛自成一统，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习俗，总之，有一种独特的科西嘉精神，是法兰西文明的化外之地，就连法国本土人，在岛上也归入四等公民的外国人之列。岛上大部分覆盖着荒野丛林高山峻岭，还受着原始的强力的控制。

原始的强力，这正是梅里美所偏爱发掘并描绘的。他在《伊勒的维纳斯》中写道：“强力，哪怕体现在邪恶的欲望中，也总能引起我们的惊叹和不由自主的欣赏。”不过，性格的原始动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已经异化了，只有到社会的边缘、时间的边缘去寻觅了。

因此，梅里美塑造了马铁奥·法尔科恩这样一个铁汉，一个传奇式人物。他住在强盗出没的丛林边缘，浑身涌动着江湖义气，什么问题都以刀枪解决，是一个受 绿林好汉敬重，军警也不敢招惹的豪杰。可是，偏偏他的独根苗儿，他寄予极大希 望的十岁的儿子，为贪图一块银表，出卖了被军警追捕而受了伤的一名强盗。马铁奥得知实情，不由分说，亲手处决了年幼的儿子。

支配这种大义灭亲之举的原始冲动，不仅任何社会力量和秩序都限制不住，就连亲情也无法遏制；这是不能以现代人的目光来判断的事情，既新奇又神奇，对现代社会中过着平庸生活的人们，恰恰极富刺激性。

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谈到，梅里美十分厌恶一些作家为愉悦公众，剖析在自己身上泛滥的半真半假的感情，“漫无节制地满足庸俗群众的低俗趣味和好奇心理”；梅里美则有意向流行的趣味挑战，选取同现代文明社会尽可能没有联系的题材。

梅里美不愿意像巴尔扎克那样，描述大家都熟识的周围的生活现象，而是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边缘去寻找稀有事物，寻找具有振聋发聩的冲击力、能让多愁善感的市民热血沸腾的奇人奇事。他正是沿着这种取向，舍规弃矩，自成方圆，又塑造出高龙芭、卡门这两个神话般的女性形象。

如果说像马铁奥这样的汉子，受原始动力的驱使，做出惊天动地之举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两个美得出奇的女子：一个科西嘉姑娘、一个吉卜赛女郎，也做出了石破天惊的事情，就不能不叫人叹为观止了。

高龙芭是个村野姑娘，但是拿小说结尾时一个农妇的话来说：“那位小姐长得 多美，可是不一般!我敢肯定，她长了一对毒眼。”所谓毒眼，即目光能令人着魔。高龙芭的这双毒眼，正是她那颗复仇女神的心灵的窗口。她这一生，仿佛只有一个目的：为父报仇，除掉仇家。为此，她千方百计迫使她哥哥奥尔索，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退役军官就范，终于假奥尔索之手，打死了仇家的两个儿子；最后那个仇家，一个当村长的老律师，因承受不了打击而疯了，她还是不放过，要亲自去看看他受 痛苦折磨的悲惨相。

在高龙芭看来，社会、法律、文明、道德，既然不能为她报仇，就全都毫无意义。她一生只干一件事，干一件大事：杀父之仇一报，今后是生是死就无所谓了。这种性格的原始动力，比生命还重要，谁敢碰一碰就要倒霉，甚至可能同归于尽。

与高龙芭带有野性的美不同，卡门的美带有一种邪性。“她笑的时候，谁见了都会神魂颠倒”，美色和她的巫术、狡诈一样，都是她的武器。她靠美色将唐何塞拉下水，成为强盗和杀人犯。唐何塞骂她是“妖精”，她也说自己是“魔鬼”，“越是不让我干什么事儿，我就越急着干了”。她不再爱唐何塞时，唐何塞怎么哀求，甚至拔出刀来相威胁，也都无济于事；卡门绝不求饶，连讲句假话应付也不愿意，她中了两刀，“一声未吭就倒下去”。卡门我行我素，不择手段，蔑视和反抗来自社会和他人的任何束缚：“宁可把整座城市烧掉，也不愿去坐一天牢。”哪怕拼了性命，她也要维护个性的自由，保持吉卜赛人的本色。

梅里美笔下的人物形象，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远非典型人物，为什么在文学史中还占有鲜明的地位?说起来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仅仅指出他们具有的突出的共同点，即都率性而为，一意孤行。非洲酋长塔曼戈将同胞卖给黑奴贩子勒杜船长，在醉酒中甚至把妻子送给人家，酒醒后追上贩奴船反而身陷魔窟；于是，原始的暴力与文明的暴力，在海上展开了殊死搏斗。再如唐璜，他不是单纯的生活放荡，而是以其放荡向整个社会挑战，向宗教挑战，还直接向上帝挑战。他们受原始动力所支配，表现出来的狂热激情，具有毁坏的力量，往往轻易地毁掉自己的梦想、自己所爱与希望(杀子杀妻)，甚至轻易地毁掉自身(唐何塞、卡门、塔曼戈)，连生命也视同儿戏。他们极其自然的举动，在世人看来就是惊世骇俗的行为了。

因而，梅里美的这些故事，大多充满血淋淋的场面，冷酷无情的毁灭，不知惨死了多少人。不过，梅里美并没有把这悲剧题材写成悲剧，至少没有写成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悲剧的命运，都是由社会、宗教(或其他信仰)、自然力造成的。悲剧人物的悲壮之美，正是体现在他们同其中一种力量不屈不挠的抗争。如《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由贫困和社会的法律造成不幸，他在苦役犯监狱度过前半生，出狱后化名才得以回归社会，还受尽追捕、屈辱和误解，但仍然不懈地为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化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标准像，完美地完成了命运赋予他的使命。

然而，梅里美笔下这些人物，根本不肩负任何使命，与世人所诠释的命运无涉；他们处于人世的边缘，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处于现实和神话的边缘，现代文明和原始野蛮的边缘，犹如荒原的野草、丛林的杂木，随生随灭。他们生也好，死也好，无所谓悲剧不悲剧，无所谓意义不意义，不能以常人常理去判断。他们有的只是生命的冲腾与勃发，以及生命所不断呈现的炫目的光彩，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神话。每个人物都是惟一的，并没有社会代表性。卡门就是卡门，高龙芭就是高龙芭，马铁奥就是马铁奥，就连伊勒的维纳斯，也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或者克隆。《伊勒的维纳斯》中的叙述者，要临摹这尊雕像的头部，怎么也把握不准那神态，这不是令人深长思之吗?

神话人物都是生命的原始动力的产物，梅里美小说人物湓涌着原始的动力，他们的故事也就成了现代神话，即边缘人的神话。

梅里美叙事手法高超，善于营造一种似真又幻、若无还有的神秘气氛，故事自始至终往往扑朔迷离，往往只有谜而没有谜底。《伊勒的维纳斯》中新婚之夜的惨剧，读者即使看了新娘的证词，仍难断定新郎就是被维纳斯雕像给勒死的。至于《阴错阳差》，朱莉的悲剧虽然同神话搭不上边，而且惟有这个中篇故事发生在巴黎社交界；但是毋庸置疑，人总有一种可悲的，甚至是可笑而愚蠢的倾向：往往在误会的沙滩上，建起自己感情的神话殿堂。

走进梅里美神奇的小说世界，应当怀着欣赏时装表演的心情，或者怀着参观博物馆的心态，来阅读他这些神话般的故事。走在博物馆里，就不会担心美神的雕像忽然走下基座来掐人脖子；同样，我们也不会想像马铁奥忽然离开化外之境的科岛，跑到巴黎的街头，在艾菲尔铁塔下枪杀他的儿子。称马铁奥为好汉、硬汉、铁汉都可以，但是不要把他的行为(其他人物的行为亦然)同社会意义联系起来，说什么“大义灭亲”，或者“舍子取义”，他很可能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和生存状态。

这里还要讲两句有关译名的问题。译名不同，由来已久，不同的译者各有偏好，尤其还有译自英语的名称来捣乱，往往把读者搞晕了。

《嘉尔曼》这个名字就不错，从法文音译过来，但是恐怕许多读者不知道它就是《卡门》。“卡门”之名来自歌剧，译者大概不是学法语的；这个名字用在一个美丽的吉卜赛女郎身上，尽管并不怎么雅观，但是流传既广，为读者计，这个译本只好舍高就低，沿用“卡门”了。至于《高龙芭》还是《科隆芭》，《马铁奥·法尔科恩》还是《马特奥·法尔戈内》，都近似音译，则并不以词言义。至于《阴错阳差》，又译《错中错》、《双重误会》，也都取义相近。这里简略交待一下本书的篇名与别名，以免译者和读者发生双重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