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奈克·赛麦尔威斯因医生们在诊视病人之前一定要洗手这一现代的常识而被人怀念。然而在19世纪中叶的维也纳，这却被看成一个邪说。随着产褥热爆发而出现的大量死亡，赛麦尔威斯发现是医生们在传播疾病。满腔热情但有着自我毁灭个性的赛麦尔威斯没能改变现状，将这一历史使命留给了以后的医学天才——帕斯特，李斯特和科奇，他们后来终于确立了疾病的细菌理论。本书是一部对医学史上关键转折点的可靠并有启示意义的记述。

外科医生，学者，畅销书作家，舍温·B·纽兰德是最优秀的医学史纪事作家之一。由于对伊戈奈克·赛麦尔威斯的奇异生平着迷，他以从自己的研究和临床经验中获得的真知灼见讲述了这一故事。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言犹未尽——跋

参考文献说明

事实证明，产科单位的设置是一把双刃剑。在巴黎帝宫医院疾病的流行就第一次提供了证明，此类设施必须面对产褥热的爆发。在1746年2月，20个产妇罹患产褥热，没有一个人能够保住生命。直至1781年这种疾病每年冬天都不断会有爆发(实际上，帝宫医院早在1664年就有过该病的一次流行，只不过没有很好的记录罢了。这一次死亡人数不详，其起因据说是因楼下一个病房的一个男病人感染所产生的毒气而造成的)。在1790年的报纸上，都柏林产科医院(因其建筑是一座环形大楼，所以又称环形医院)院长优素福·克拉克曾报道说：“即使在寒冷的季节，该病仍会流行。”1767年，建院10年的环形医院遭遇到一连串流行病发作中的第一次，这次流行一直持续到1788年。实际上，在1764～1861年之间，在这所医院总共有23次不同的爆发，每一次的死亡人数都记载不详。1770年，在威斯敏斯特医院分娩的63名产妇中有19人感染该病，其中14人死亡。大约从这一时间开始，整个欧洲一个接一个的医院先后报道了该病的流行。一份特别令人吃惊的报道中曾有这样一句话，描述了1773年爱丁堡皇家医院产褥热的大爆发：“几乎每一个妇女，当分娩一结束，或者在其后的24小时，都感染此病，尽管实施了一切可能的治疗措施，结果还是全部死亡。这个城市原来是没有这种疾病的。”

这是亲眼看到欧洲所有大城市该病流行的许多人都会记下的观察结果。进入医院待产的母亲面临的死亡率要比在家分娩高出许多倍。即便在私人助产士或产科医生实施的分娩过程中，也会不时出现这种情况，但其总数比起医院来要少得多。不仅该病出现的几率小，而且由此带来的死亡也很少：在家分娩出现这种疾病时，只有35％的患病者死亡，而在医院这个数字则是在80％～90％之间。

对只执行出诊分娩的医疗机构与产科住院分娩的医院的产妇死亡率统计数字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特别令人吃惊的例证。结果是，在1831～1843年之间，伦敦皇家妇科慈善会每1万名患产褥热的产妇中只有10人死亡，而在同一城市的产科总医院的病房中，每1万名患者则有600人死亡。

P21-22

当我要说出产褥热这个病名的时候，我感到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词”，因为恐怕没有任何一种急性病能比它更可怕……在一个刚刚生过孩子的妇女的死亡之中有一种震惊，在所怀有的希望的破灭之中有一种悲哀，在一个无助的新生儿的被遗弃之中有一种惋惜。可怜的婴儿最最需要的关怀和爱抚被永远地无情地剥夺了——连世界上最硬的心肠也不能不为这种灾难打动。这是一种凌辱。

       ——查尔斯·德鲁赛纳·麦格斯

            妇产科和妇幼疾病教授

            1851年于杰弗森医学院

1857年，路易·帕斯特在主要是他化学师同事们阅读的一份刊物上撰文，文章谈到他在当地甜菜酒商送来的腐臭物质中发现了细菌。意识到这些微生物就是给法国东部城市里尔的酿酒商们带来产品神秘腐臭的罪魁祸首，这位34岁的教授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发现将酒加热到一定温度就可以杀死这些细菌。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第一次将细菌与有机物质的病理变化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伊戈奈克·赛麦尔威斯去世的当年，帕斯特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格拉斯哥皇家医院的一位年轻英国外科医生的注意。他立即着手研究从感染患处流出的带有臭味的脓液，这种感染造成了他所在医院截肢病人34％的死亡率。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曾于1832年解决了镜头色差的问题，朱瑟弗·李斯特本人也是一位显微学专家。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一个又一个伤处的致命物质，他很快发现就是这些小生物钻人健康的组织使其变为感染的泥潭。根据推理——就像赛麦尔威斯以前所作——去掉臭味就能摧毁这些致命物质，他开始在他外科手术的创面上喷洒稀释的碳酸溶液，再用在溶液中浸透的绷带包扎手术伤口。结果死亡率下降了几乎2／3，随着他不断完善技巧，情况继续改善。1867年，李斯特在英国医学杂志《兰塞特》发表了5篇论文，宣布他发现了称为抗菌法的新技术。虽然当时并不是很清楚，他还是宣布了疾病的细菌理论的诞生。

因同时发现细菌导致感染和疾病，帕斯特和李斯特实现了一个长时间的预言。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止一位医学理论家曾经断言，迟早有一天会发现一种导致传染的生物，一种可以解释疾病发生的看不见的有机物。1546年，维罗那的医生吉奥拉默·弗拉卡斯特罗就曾写过一篇论文《论传染》(本书第三章曾经提及)，在文章中他曾提到很小的微生物是罪魁祸首。一百多年之后，安东·凡·留温后克利用原始的显微镜在水中、水浸泡过的有机物中，最后在他后牙的塞牙物中发现了“微动物”。但是直到李斯特和帕斯特之前，没有人把它和疾病联系起来。

当时并不了解赛麦尔威斯研究成果的李斯特，面对着和他的匈牙利先驱相同的反对，许多反对理由也几乎是相同的。但是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李斯特是一个严肃的贵友派教徒。他深知进一步的实验证据，不断的临床证明，严谨的论文的发表，再加上他本来擅长的委婉说服，就终究会有一天赢得这场战斗。但他的和平处理方式背后隐藏着一个坚定的意志。他不允许任何强有力的争辩、诋毁或嘲讽干扰他不动声色的决心，他相信他一定能使医学界最终接受他理论的正确性。但是接受却是姗姗来迟。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通过他和他人的不断合作，抗菌法和消毒法才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医院里开始实施。美国要稍微落后一点，直到1889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开业才有了第一个消毒的手术室。但到那时整个过程已经完成了。李斯特因他的巨大贡献先是被封为骑士然后又封为男爵——时至今日还被认为是医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成了一位国际名人。他从欧洲各国接受了无数奖章、荣誉学位和头衔。经历了这一切，他始终没有失去将他的事业推向完美结局的谦逊、热情和耐心。

到了此刻，再也不可能否定赛麦尔威斯理论的可靠性了。就像人们重新发现了什么一样，他几乎被人遗忘的名字此时又与天才联系在一起，先是在匈牙利，后来遍及全世界。一个原来在产科学界没有持久影响的人，成为在全世界拯救母亲们生命的偶像。直至今日，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纷至沓来的无数赞誉。1891年，当时称作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院任命了一个赛麦尔威斯委员会，负责为这位被视为民族英雄的人物追授荣誉的事宜。就在当年，他的遗体从维也纳那个无人问津的墓地运回家乡，先是安葬在克力派斯他妻子家庭的陵园之中，3年之后在一个由匈牙利、法国和英国产科学家致词的盛大仪式中，遗体又被安放在一座树立着宏伟墓碑的坟墓之中。1906年举行了一个赛麦尔威斯的大型纪念活动，在这位伟大人物的纪念塑像揭幕仪式上，来自全世界的演讲家们歌颂了他的丰功伟绩。在1847年的100周年，分别在布达佩斯、维也纳、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巴西、墨西哥、瑞士、美国以及其他地方都举行了节日般的纪念活动。他身后的荣誉与日俱增，就好像要弥补他死前的不为人知。

后来，在1963年，赛麦尔威斯的遗体再次被挖掘出来。在遗体上进行了放射线及其他各种研究，然后安放在他出生的房屋前的院落里，此处已经经过修复建立起赛麦尔威斯医学史博物馆。当年他的研究曾被许多人拒绝过的那所学院，现在成了赛麦尔威斯医科大学。

假如伊戈奈克·赛麦尔威斯哪怕请教一次显微学家优素福·海特尔，请他观察哪怕一滴从死去的母亲身上取出的脓，他就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李斯特从他感染的创口处发现的同一种微生物。这种不可见的有机物粒子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细菌。这本来能使赛麦尔威斯实现他令人吃惊的目的的天才一跃，其潜在的应用的确是不可限量的。但是让他在关键一点上止步的那种执拗的盲目也是同样的不可限量，就是这一点好像使他注定没能超越。在他躺在无人问津的墓穴之中时，确认那种致命微生物的本质的任务留给了他人。

这一发现过程开始于1869年，两位法国人——寇兹和菲尔兹——报告说在患产褥热的妇女的脓液中看到了微生物链。10年之后，路易·帕斯特不仅在脓液中而且在因患该病死亡的人的血液中也发现了同一种微生物。假如世界上真的有不死的灵魂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位伟大的细菌学家在巴黎的一次医学会议上大步走上讲台时，赛麦尔威斯会受到热烈欢呼，他会毫不含糊地打断那位就产褥热病源的混乱观点喋喋不休的演讲者。帕斯特在黑板上画出他在血液和脓液中看到的细菌的图画，此时他并不知道他解开了赛麦尔威斯理论的症结。“是医生和他的助手，”他以高卢人的肯定语气对他的听众说，“把细菌从一个患病的妇女传给一个健康的妇女。”

要阐明这些微生物的性质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许多工作要做，诸如细菌的分类和了解它们的行为等。起初叫它们生脓性链球菌，后来将它们清楚地分类为溶血性链球菌，就是现在我们所知的A型贝他溶血性链球菌。虽然表明它们就是产褥热最为主要的病因——存在于在赛麦尔威斯时代以及在今天较为罕见的病例中，但也还涉及其他微生物，或是同样或是稍有不同的一些临床表现。

在细菌还没有被确认是疾病病因的时代，是伊戈奈克·赛麦尔威斯的天才提出了一种理论，此时他的研究已经十分接近正确的结论了。他是以精密的观察，研究医学文献和医院记录为基础的。虽然他没能再前进一步，但是他离推论出疾病的细菌理论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他的个性不是那样，他完全会做出这一发现的。正因如此，他的成就才被忽略，几乎被人忘记。这也正是赛麦尔威斯命运，他甚至都不能算得上一个未来事业的先驱。要得到他应得的荣誉，他必须被重新发现。非常可能，以前曾经有过一些赛麦尔威斯，自从他的时代以来他们留下很少可以追寻他们功绩的踪迹，或许根本就没有。但是他的名字却为人所知并且受到人们的欢呼，虽然只是太晚了一些。其他人都被历史湮没了。

我第一次访问维也纳总医院是在1985年。我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之一就是找到第一和第二病区，走到赛麦尔威斯做出重大发现的那个病房。与维也纳大学医学史研究所的曼弗雷德·斯考派克教授一起呆了几个小时之后，我手中有了一张地图，上面把历史景点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

根据地图，我要找的建筑物在医院弯弯曲曲院子里的第八号院落内。由于院落的标记说不清楚哪里是哪里，我不经意地错过了我要找的那一个。需要有人指示方向，我叫住了一位身穿白衣的年轻妇女，结果她是那里的一位住院医师，让我吃惊的是她不会讲英语。她仔细看了我的地图，指着说我走过了头，已经到了第九号院落，她问我要找什么。我用磕磕碰碰的德语说我希望得到她的帮助，我告诉她说我要找伊戈奈克·赛麦尔威斯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的想法是这里的任何人都能一下听出这个名字，结果我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我试着给她解释说他是19世纪的一位医生，他发现了用洗手的方法来预防产褥热。我又一次做出了没有根据的设想：认为这样一说她一定就会知道了。结果，我又错了。她把食指按在嘴唇上好像是集中精力在想，想了一会，突然她脸上闪出了光彩，很明显她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她用德语指示我说：“你应当走回到第八号院子，到那里去找一位老医生。”不用说，我又傻呆了。很明显，缺乏历史感和意识不到时间逝去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年轻人。

我谢了这位年轻医生，重新走进我刚才走过的那个院子。刚一走进，我就知道这才是我要找的地方。由于光想着地图，我第一次经过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通向一个大门的石头台阶，就是从这个人口到一个楼梯进入两个病区。我心里激动起来，打开大门从楼梯上到了第一层，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过去许许多多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妇女在楼梯这里经过。

走到楼顶，我没有找到预期的宽敞空间，或者任何可以认作是通往一个或另一个病区的入口。整个地方已经被分割成了一间间的办公室或房间，只是沿着原来病房的外墙留有一条窄窄的走廊。听到有声音，我顺着声音走到显然是原来第二病区人口处的一间办公室，里面有四五个学生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还在闲谈。我的英语又不管用了，我用德语向他们解释我的请求，可他们却是大眼瞪小眼。他们叽里咕噜议论了一阵子之后，一个学生说他去找一个上年纪的人，好像他能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他去带回来一位笑嘻嘻的中年人，我向他解释我要找什么。他回答说：“当然。”我接着松了一口气。“随我来吧。”我随他走到原来的第一病区，走到走廊的一半，高高地在墙上挂着一块牌匾——如果不是有意抬头向上看很容易错过，上面写着伊戈奈克·赛麦尔威斯曾经在此工作，并于1847年做出伟大发现。管理员知道这块牌匾，但不知道这个人。在家乡满载身后的各种荣誉，赛麦尔威斯在维也纳总医院他曾走过的走廊里却不被人知。

我的整个朝觐成了一次难堪的运动。我请那位管理员给我在牌匾下照了一张相，把地图塞进口袋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