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独角鲸文丛”之一，是作者的文化批评随笔选集。主要包括思想随笔、文化时评、流行文化解码等，既有快捷犀利的文化时评，又有精确专业的文艺分析，批判的锋芒毕露，直指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并形成独有的批判体系。

本书为作者的文化批评随笔选集。主要包括思想随笔、文化时评、流行文化解码等，入选文章有相当一部分发表在大众媒体，已经在读者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文选内容涉及领域广泛，既有快捷犀利的文化时评，又有精确专业的文艺分析，批判的锋芒毕露，直指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并形成独有的批判体系。文风热烈、浪漫而又繁复多变，同时又将学术思想的严谨性与大众媒体的灵活简约的特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学和解构性的批判风格。

第一辑：涂鸦时代

崔健VS林志炫：两代人的“花房姑娘”／003

王菲：“酷时代”的塞壬/008

刀郎：均质的“膨化”声音／011

瑞奇·马汀与臀部经济的初级阶段／014

迈克尔·杰克逊：天籁之音与臭皮囊／017

陈逸飞：一个文化“理发师”的葬礼／020

“媚语大师”余秋雨／025

王家卫与旧上海影像／027

张艺谋的雅典“黑色8分钟”／033

刘晓庆的厄运与“目光囚笼”／036

民族主义“粪战”中的“小燕子”／038

以贼为师的《天下无贼》／041

“政治波普”的没落／044

《@41》：穿贞节裤的裸体艺术／047

大话与文化游击主义／049

第二辑：文化时评

巴比伦塔在坍塌／061

镜头崇拜与媒体帝国的边界／066

突然哭泣的女孩／070

印度洋海啸：穿透“媒体眼睛”去注视/074

SARS危机中的政治伦理重建／077

过洋节与文化秀／080

我的奥林匹克运动／083

MSN：数码时代的超级俱乐部／085

十大文化偶像：当鲁迅遇见王菲／088

“超级女声”：从集体迷狂到过度开发／091

芙蓉姐姐与“s形综合症”／097

老东北：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100

上海的情欲面具／103

市民主义：马桶在歌唱／110

世界高度与城市建设中的“门牙主义”／117

“申博”海报与国际形象／121

上海人家的“图像乌托邦”／125

第三辑：文学现场

文化赌徒的“淘金时代”／133

文坛成名术之身体写作／l 37

每个时代都制造自己的“反叛者”／139

文学“选美”与娱乐化／142

为“内分泌”一辨／145

上海的“文学舌苔”，或空空荡荡／149

一场事先张扬的先锋写作／152

“内”或“外”：独立写作与文学体制／154

媒体“蜜蜂”与学院“圣甲虫”／157

当下批评的两大顽症／159

文学批评：傲慢与偏见／163

当下中国文学还值得奖励吗?／169

诗歌为何暗淡无光?／171

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174

数码时代的诗歌风暴／181

抒情的荒年／184

文学的力量与“介入性”——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192

第四辑：书界点射

按图索骥，寻找时代的精神出口——序《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199

“超人”飞越疯人院——评尼采的《我妹妹和我》／203

安伯托·埃柯的神奇玫瑰——评埃柯的《玫瑰的名字》／206

BOB0s：天堂里的蝙蝠——评《BOBOS：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209

疫病的历史回声——评《人类抗疫全记录》／212

记忆文学：再美丽也还是谎言——评几本所谓“记忆文学”作品／215

“旁观者”清——评钟鸣的《旁观者》／217

虚构是纯粹的真实——评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221

向日葵地里的现代传奇——序西飚的长篇小说《向日葵》／225

致命的呼吸——读《胡宽诗集》／229

时间纺织机——评丁丽英的小说《时钟里的女人》／237

《年代诗丛》与诗选的“尺度”——评韩东主编的《年代诗丛》／239

中山狼的谵语——评《狼图腾》及其他／242

两本畅销书 一场白日梦，249

哈里·波特的魔法与文化强迫症／252

新语文：“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255

阅读的现实与幻想／261

附一 文化2003：无人喝彩／266

附二 文化2004：天下有贼／269

附三 文化2005：谁主沉浮，274

代跋：批评是一个及物动词——文化批评家张闳访谈／282

张艺谋的雅典“黑色8分钟”

短短8分钟。相当于3000米的中长跑。但张艺谋这次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似乎确实不那么尽如人意。酝酿了那么长时间，事先预热和铺垫了那么多，还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到头来呈现给人们的却仍旧是那些预料之中的货色，难免给人一种装神弄鬼的感觉。虽然只是短短8分钟，确实破绽百出。看来，没有了“兵马俑”的灵感，不依靠“人海战术”，张导演就显得捉襟见肘，无所适从。人们依旧又看见了那熟悉的“张氏行头”：短得令人尴尬的旗袍，刚柔并不相济的拳术，过分招摇的京剧武生……最后还有那些个——天哪，终于还是在劫难逃!——著名的令人晕倒的红灯笼。红灯笼的数量而且还见涨，以致糊涂的人不免疑心张家是卖灯笼的。

网民很快就开始抨击和嘲弄。刚刚狂扁过电影《十面埋伏》的观众们充分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张导演骂了个底朝天。即使是传统的主流媒体，除了在新闻报道中还做一些常规性的表扬之外，其他如时评版块和栏目，也一反常态地也开始加入这场“反张大合唱”。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的8分钟，成了张艺谋的“黑色8分钟”。

最令人感到羞愧难当的是最后那个小女孩的表现，这在不经意间将我们的民族心理的弱点给暴露无遗。一个看上去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唱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市井小调，心里却正担惊受怕。巧合的是，世博会的宣传海报也是以一小孩子为主角。一位看上去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似乎要拥抱悬在半空中的一枚状如薄荷糖般的徽标。这个平面的海报，看不出小孩是否哆嗦过，但日后的电视采访中，他确实被记者们吓哭过。小孩子的表现恰成谶语。事实上获得奥运会(或世博会)主办权的我们，正像一个受宠若惊的小孩子：本意倒是想热情欢迎，无奈心里有点儿发怵。所谓“大国心态”，无非是叶公好龙。动静真的一搞大，就吓一哆嗦。而刻意表现出来的低姿态，则无非是一种撒娇心理。

我无意加入声势浩大的“反张大合唱”。说实在的，我对张导演的工作一向关心得很不够，这次观看雅典表演也纯属偶然。但一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表演，却招致本土观众一片斥责声，却是值得深思的事情。张艺谋七拼八凑的“中国元素”，如同撒在一张大饼上的芝麻，琐屑而又浅表，这一点民众几乎都洞若观火。也很少有中国人将张艺谋的把戏当真。真正严重的问题倒不在于张艺谋究竟是否已经垮掉，而在于所谓的民族本土的文化精神究竟能否被再现。张艺谋的垮掉并不足惜，需要质疑的是，倘若不是张艺谋，而是另一个人，那么他将如何演绎中国元素?我们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所看到的，是张艺谋江郎才尽，还是所谓的“中国元素”本已支离破碎，难以浑然一体?

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本土化的文化形态及其表达，寻找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和存在方式，然而，这种努力看来正越来越接近于缥缈。我们看到，张艺谋们所演绎的这些可疑的文化元素，正在制造出一种虚构的“真相”，正在慢慢支配着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进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是否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失去我们自己的文化?

面对这样一种疑云重重的文化“真相”，我们需要一种真正深刻的领悟力和创造性的表现力。而拿这些来要求张艺谋，实在是勉为其难。看来，张艺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方面的缺陷，很可能正是我们当下文化的根本性的缺陷。正如阿Q代表了中国的国民陛一样，张艺谋则是当下病态文化的典型。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艺谋这三板斧拿去糊弄人家西方人，那倒是绰绰有余的。毕竟他们大多是第一次见到。况且，种种开幕式闭幕式的节目，无非是在演戏而已。如果这些所谓的“中国元素”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事实上几乎只在舞台上，在表演的意义上，才拥有了这些文化。他们跟我们的生活无关。倒是电视台的现场解说员无意中一语泄露了天机，他在解说词中称：四年后，我们大家都是演员。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大家只不过是奥运会巨大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而已。我们只是在向世界表演想象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生活”。曲终人散，奥林匹克乃至所谓的“中国元素”，都将离我们而去。

P33-35

批评是一个及物动词

——文化批评家张闳访谈

采访者：张弘(专栏作家，文化记者)

受访者：张闳(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张弘：你近年发表的一系列文化批评文章，如《荒芜化的上海文化生态》、《上海的文化舌苔，或空空荡荡》、《知识泡沫时代的学院文化堕落》等，在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先料到过会有这样的反响吗?

张闳：有轩然大波吗?呵呵，我没有感觉到嘛。其实，我的文章里所说的，不过是一些大家都司空见惯、心知肚明的事而已，我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惊讶的地方。更严重的情况可能还没有被说出来哩。也许我的语气比较尖锐一些，但众所周知，文化界的皮是比较厚的，不尖锐一点，是不会有什么触动的。但愿真有“轩然大波”，能够搅动文化界的一潭死水。

张弘：从你以前的批评文章来看，虽然也很尖锐和激烈，但不是针对某一批人，最近的一批何直接指名道姓， “图穷匕首见”呢?

张闳：说得这么恐怖!呵呵，当我是刺客啊!尖锐、激烈是我一贯的批评风格，但以前不太表现在文字上。倒不是我不想写，而是写了没处去。直截了当的媒体批评的发达，实际上近几年的事。实现批评的尖锐化，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对象的具体化，二是独立言论的空间的扩大。近年来，公共媒体独立言论的空间明显增大了，这使我的批评相对有了更多的表达的机会。与此同时，文化界无耻化的倾向也暴露得更为充分了，这给我的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对象。

公共媒体热衷于追求关注度，而越是丑陋的事物，或者越是怪异的事物，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前，这种现象只发生在公共新闻事件方面和娱乐界，如今已经传染到文学、学术等通常被人们看做是比较纯洁的领域了。文化界人士的无耻表演，由于有一层学术、艺术、知识等美好事物编织起来的华彩外衣的包裹，不容易为一般公众所识破，因而，他们的表演往往更加肆无忌惮。文化丑行不易察觉，但其危害性却更加严重，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上的腐蚀，这是其他任何领域内的丑恶现象所无法相比的。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萨斯”。知识分子的“咳嗽”比一般民众更剧烈，唾沫星子也更多，文化病毒也就更容易传播，危害更大。

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及物动词。不及物的批评等于是对着空气耍剑，花招好看，没有意义。还有一种批评，虽然及物，却毫无杀伤力。这种批评更像批评家在给别人进行“语言抚摸”。这种现象在文学批评界极为常见。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互相进行精神抚摸，不仅言辞上没有锋芒，甚至连指甲都精心修剪过了，生怕一不留神伤了对方的细皮嫩肉。也有一些发狠话的，声色俱厉，但没有具体针对性，色厉内荏地咋呼了半天，都不知道他在说谁。结果是谁也不认为是在说自己，要么谁都装作没听见。这种风气在批评界很普遍，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但看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人士之间的批评相当激烈，有时甚至是短兵相接。在我看来，激烈的、直接的批评，是维持健康的文化生态的重要条件。没有这种批评，文化肌体将丧失必要的解毒力和免疫力。

张弘：感觉你对上海文化的批判和上海文化圈的批判虽然很犀利，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的文化人，你不可能对它没有任何感情。可否说说你的这种复杂心态?

张闳：你说得对，我的感受确实是复杂的。我虽然是外省人，但老实说，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我在上海生活了16年，其中有一度过得相当艰难，而且，我也有机会去其他地方工作，但我依然留在这里。我对这座城市的许多地方都充满感情。同时，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朋友。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对它的批判。我不会去批判一座于我毫不相干的城市，也不会去批判一座我毫无兴趣的城市。对上海的批判，并非有意要跟它过不去，而是因为比较了解这座城市，了解它的优点，也了解它的缺点。即使是与我所批评的对象之间，也没有什么私人恩怨。有积怨的就批，有交情的就捧，这在一个批评家身上应该说是最恶劣的品格。

张弘：你认为人本精神(或人文精神)在上海已经堕落了吗?为什么?

张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很难简单回答。所谓“人本精神” (或“人文精神”)，有各种不同的层面。毫无疑问，上海是一个商业气息很浓重的城市，这一点常常成为人文知识分子控诉它的一条最重要罪状。但在我看来，商业文明本身并不是罪过。商业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并不先天地处于道德劣势地位。人类在商业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明、灵活、诚信、吃苦耐劳精神和创造性的智慧，也是人类美好的品质。并且，在商业契约关系中，蕴藏着现代公民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胚胎：个体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正因为如此，上海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化和初期公民社会的策源地。没有以上海为基地的现代物质生产，中国的现代文化是难以想象。而现在，上海问题的症结在于其经济和文化不协调的畸形发展。我曾说过，它是“经济的巨人，文化的侏儒”，形象相当滑稽。

商业也有商业的文化。在我看来，商业完全有可能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面貌出现。虚假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泡沫，其功能可能远离了“人本”，成为国家主义政治的形象广告。比如，磁悬浮列车，就纯粹是一条交通恐龙，烧钱火炉。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其速度所带来的便利，惟一的功用就是花巨资向世界夸耀我们对速度的占有。陆家嘴高楼的高度和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均可看做第三世界国家在所谓“现代化”。情结支配下的病态的症状。

现在的问题关键并非物质文化或商业文化的泛滥，而是社会公正。没有以社会公正和健全法制为前提的商业繁荣，显然只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资本的积累难免会变成对弱势群体的疯狂掠夺。完全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公正的和有法制保障的制度。但如果将社会公正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商业文化，这是一种病态的思维。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在公开言论中，做出一副特纯洁、特清贫的样子，用后脑勺对着商品和金钱。但一转过身来，却急不可耐地向物质献上热吻。他们住在高层之上关心底层，然后为自己的高尚所感动。我相信，他们常常被自己的物欲所折磨，陷于贪婪的罪孽感中，而沉浸于“关心底层”的“高尚”表演，并自我感动，则是一种代偿性的心理自慰。

张弘：鲁迅曾云： “海派文人近商”，我认为可以从两种意思来理解，一种“近”是投靠、依附，另一种“近”是文人本身就接近于商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闳：鲁迅说的是旧上海的情况，如今的情况可是大不相同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的文化局面和品格已经被彻底地改造过了。上海的文化人自然本能地有商人气，但他同时还染上了浓重的官僚气，不仅是近商，同时也近官，甚至是越来越近官。在这个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时代，与权力的亲近并非对权力欲的简单满足，它同时也意味着走上了一条更为便捷的财道。如果仅仅是简单的近商，无论是依附还是接近，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成熟的市场有其公平的交换规则。问题在于这种官商合一的状态，实际上是在商业规则中有引进了一条权力规则。这就成了“第二十二条军规”，让人们无所适从。只有那些在权力圈和市场中都能够应付的人，才能够如鱼得水。事实上上海的文化人有很多具有这种双重能力的人。一方面，上海的官商合一的文化，培育了上海文化人的这种双重人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上海人的这种精明善变、妥协求全的双重性，创造了这种病态的上海文化。

张弘：学院文化的堕落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并非上海所独有，为什么你惟独针对上海发难，难道上海的情况比别的地方更严重，性质更恶劣?

张闳：肯定不是。我甚至相信，还有很多地方的情况比上海要糟糕得多。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不批判上海的理由。之所以批评上海，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首先是因为我对上海比较熟悉。情况不熟悉，难免会出现判断失误。而其他地方的文化批判，应该由那里的批评家来承担。每一种文化都应该有它自己的批评家。但是，据我所知，除了少数大都市之外，外省的独立言论空间更加狭窄。独立立场的批评家要发出自己的批判之声将更加困难。外省的知识界本就狭小，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数量甚少，也相对缺乏独立言论的舆论空间。这样，文化界人士选择的余地就更小，或者只能依附于主流文化制度，进而导致批判精神严重萎缩。我看到有一些外省的同行们，在逼仄的言论空间里发出孤独的批判之声，我对他们心存敬意。

还有一点，上海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格局中据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上海文化虽然缺乏活力，但由于城市地位的传统，它的文化影响力依然不可低估。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的新一轮的发展狂潮中，上海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几乎成了一个样板。它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将对其他省份产生影响。比如，上海有一外滩，其他城市也纷纷搞“外滩”，哪怕城里只有一条臭水浜，也要刨出个“外滩”来。上海有东方明珠，于是，各地“西方明珠”、“南方明珠”、“北方明珠”也纷纷矗立起来。上海对建筑高度和灯光工程的追求，更是贻害无穷。我们老家一小县城，一般人连电灯照明都困难，但政府也搞起灯光工程来。霓虹灯不多，而且电力不足，一闪一闪的跟鬼火似的，看着都疹人。由此可见，上海发展建设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在其他地方都将出现或已经出现，而且往往会更加恶化。因而，上海批判在相当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国批判。

张弘：从你的观点中来看，你对上海的文化建设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那么你认为上海的文化建设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具体应该怎么做?

张闳：上海的文化建设具体该如何做，这不是我的事。比如说，我是一位电脑用户，而且对电脑有比较高的要求。我批评电脑制造商的设计不合理，没有人性，难道说要我去做一台电脑吗?或者要我去跟厂家说电脑该如何做吗?但是，正如我对电脑有某种基本要求一样，我对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当然也会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一点，我在《荒芜化的上海文化生态》一文中略有涉及。其实，我的意见很简单。文化建设不同于物质生产，不能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文化事业。以往某处文化建设比较落后，人们往往会将过错归咎于文化当局管理力度不够，重视得不够，关心得不够……但我认为情况很可能正好相反。文化生产一般是文化人个人独立从事的工作，比如作家写作。写作恰恰是不能管得太多的事情。老有人在边上看着你写东西，关心你写什么，写得怎样，等等，你还写得下去吗?一帮文化官员不懂装懂，自作主张地要这样，要那样，文化就要被整死掉。文化的没落，很可能是管得太多的缘故，至少上海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在学院学术方面，则依然是高度的国家计划学术。学院蜕变为国家学术生产的工场，而且是一个知识组装车间。国家文化机构向学院订购学术，学者接订单，按照国家观念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交货。这种高速膨胀的学术，实际上是一堆知识泡沫。

文化生产跟物质生产不同，文化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它要求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自由舒畅的精神空气。上海显然比较缺乏这种氛围。这座城市很庞大，但文化的生存空间却十分之逼仄，与这座城市的规模极不相称。此前，我很少在上海的媒体发表文章。这也未必是我就一定不能在发表，而是我不太愿意选择上海的媒体。那种陈腐的空气令我呼吸窘迫。现在，在媒体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上海也开始有一些新锐媒体出现，这一点令我感到一点欣慰。但比起南方和北京的媒体来，它依然显得较为陈腐。有一段时间，我更多的是依靠互联网媒体发言。互联网的相对独立和自由的言论场所，我感到格外的畅快，它几乎接近我对文化空间的理想。这也是我与一帮朋友一道创办《文化先锋网》的初衷。

张弘：这一次对于上海文化和上海文化圈的批评会不会让你在上海文化圈中被孤立?你的这一次行为可以算是“出格”，如果还有其他后果，你以后还会破坏文化圈中的潜规则吗?

张闳：孤立?不孤单地立着，难道要跟人群勾肩搭背地立着吗?真正的批评家永远是孤立的。扎堆儿的批评家决不是好的批评家。批评的第一要务，即是保持独立立场。任何人、事、文化现象，都有可能是批判的对象。在以往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与文化界有了比较多的交往，认识了许多人。这成了我的批评工作的一大负担。与人熟识，往往会碍于情面，不愿做出激烈的批评。当然，一个优秀的批评家是不会受这种世俗人情的约束的，但我还未能完全做到，还没能达到这种境界。我跟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批评家的话，最好是文化界一个人都不要认识。所以，不存在你所说的我“被孤立”的情况，而是只能是：我本身注定就要选择“孤立”的立场。再者，我没有觉得我的行为有什么“出格”之处，相反，我是在恰如其分地履行一个文化批评家应有的职责。如果这种批判行为被认为是“出格”的话，那么，这正好佐证了我的批判的正确性，因为它恰恰证明了上海的文化生态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它不能容纳批判的声音，或者只会对批判的声音作出一种病态的反应。

我不会因为任何外部情况来改变我的立场和行为方式，相反，是我所批判的文化环境需要改变它的显性的或潜在的规则。批判是我永远的立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不会改变。如果说要有什么变化的话，只会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广泛和更加具有针对性。情况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