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选集》是一部“讲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该书至今已经九次加印，累计销量十余万册，关于一九九四年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在思想界和读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际此巴金先生百岁华诞之年，我店重新编辑刊印《随想录选集》，列入“巴金百岁华诞纪念文丛”，向巴老致意，并资纪念他近八十年的文学生崖和卓越的社会贡献，同时也以纪念他与三联书店的文字因缘。

《随想录选集》收文九十八篇，依内容和话题，分为五辑：辑一为“文革”批判、反思类；辑二为现实触怀、社会感言类；辑三为忆旧谈往、追念故人亲友类；辑四为文学自述和文坛感怀类；辑五为国际文化交注类。另附录序言、后记等九篇，以见作者当年写作时的时世背景和民态用意。如此以同类、同题聚合原则，冀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效，希望便于读者观照比对。《随想录选集》是一部“讲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该书至今已经九次加印，累计销量十余万册，并于一九九四年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在思想界和读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真话

再论说真话

三论讲真话

说真话之四

未来（说真话之五）

写真话

探索

再谈探索

探索之三

探索之四

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

解剖自己

我的噩梦

纪念

“毒草病”

“遵命文学”

“长官意志”

“豪言壮语”

“深刻的教育”

“紧箍咒”

“样板戏”

人道主义

“牛棚”

十年一梦

二十年前

绝不会忘记

“文革”博物馆

知识分子

再说知识分子

“创作自由”

再说“创作自由”

要不要制订“文艺法”？

“鹰的歌”

“再认识托尔斯泰”？

“人言可畏”

发烧

思路：

小人、大人、长官

官气

衙内

可怕的现实主

小骗子

三谈骗子

大镜子

买卖婚姻

幸福

愿化泥土

怀念萧珊

再忆萧珊

小狗包弟

我的哥哥李尧林

怀念鲁迅先生

悼念茅盾同志

怀念老舍同志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关于丽尼同志

悼方之同志

怀念烈文

赵丹同志

怀念方令孺大姐

怀念丰先生

“掏一把出来”

怀念一位教育家

纪念雪峰

怀念胡风

现代文学资料馆

再说现代文学馆

为《新文学大系》作序

《茅盾谈话录》

关于《复活》

我的“仓库”

我的名字

我的老家

我的责任编辑

我和读者

我的日记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文学的作用

把心交给读者

作家

观察人

世界语

《人到中年》

西湖

又到西湖

三次画像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老化

谈《望乡》

再谈《望乡》

中岛健藏先生

友谊

访问广岛

长崎的梦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

在尼斯

三访巴黎

中国人

附录

合订本新记

总序

《随想录》后记

《探索集》后记

《真话集》后记

《病中集》后记

《无题集》后记

我和文学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

最近听说上海《新民晚报》要复刊。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还没有弄到房子，”又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

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

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我不曾答应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想：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

过了几天我出席全国文联的招待会，刚刚散会，我走出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带笑说：“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没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还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个字：“姓陈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说：“我是有意保留下来的。”这句话提醒我自己：讲真话并不那么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样时，人们就在谈论大寨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后来决定不动它。我坦白地说，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说《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参观的时候，看见一辆一辆满载干部、社员的卡车来来去去，还听说每天都有几百个参观、学习的人。我疑惑地想：这个小小的大队怎么负担得起？我当时的确这样想过，可是文章里写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那个时候大队支部书记还没有当上副总理，吹牛还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虚报产量的程度。我的见闻里毕竟还有真实的东西。这种写法好些年来我习以为常。我从未考虑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回想，我也很难说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总之，我们常常是这样：朋友从远方来，高兴地会见，坐下来总要谈一阵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他谈我也谈。这样地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之后，才敞开心来谈真话。这些年我写小说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账揭发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在批判会上，我渐渐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们一层又一层地剥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个下午他们把我拉到田头开批斗会，向农民揭发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轻诗人站出来发言，揭露我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他知道这是假话，我也知道他在说谎，可是我看见他装模作样毫不红脸，我心里真不好受。这就是好些外国朋友相信过的“革命左派”，有一个时期我差一点也把他们当做新中国的希望。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现在那一切都已经过去，正在过去，或者就要过去。这次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日

——《探索集》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