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华东师大版徐复观系列丛书之一。本书收录徐复观61篇文章，或怀人、或依旧或者直接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在种种变局下的命运问题。作者通过对吴稚晖、鲁迅、章士钊、余嘉锡、殷海光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讨论，提供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胡适、鲁迅之外的多重选择，即从文化传统中发掘精神之源、价值之本的知识分子，文化保守主义者。

徐复观先生在这本书中以非常诚实的态度提供了中国知识分子各种形态，比起国内对中国老辈知识分子神话化和妖魔化的书籍，本书提供了一个“与前人神游冥想”的平台。

　　本书选了徐先生的六十一篇文章，其中，半数以上是怀人、忆旧和悼念之文；所忆所念的对象多数是徐先生的师友，个别未曾亲与过从的，徐先生也都从个人角度刻画印象和抒写感受，所以这些文章，读来篇篇都使人感到亲切有味，仿佛能触摸到具体。或者可以说，这里有一册一个个知识分子的肖像合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就从这册合集里透露出来了。

一、历史的观察

在非常变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古人在危难中的智慧

朱熹与南宋偏安

朱元晦的最后

方望溪论清议

二、新潮涌起中的旧学

忆念刘凤章先生

王季芗先生事略

关于黄季刚先生

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

三、共担文化生命

悼念熊十力先生

远奠熊师十力

如何读马浮先生的书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之回向——寿张君助先生

我与梁漱俱先生的片面关连

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

悼唐君毅先生

张教授丕介墓志

《民主评论》结束的话

四、典型种种

纪念吴稚晖先生的真实意义

漫谈鲁迅——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文学会的讲演稿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悼念章士钊先生

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发现

对殷海光先生的忆念

五、怀人感逝

在中国最成功的一个美国人——萧查礼博士

沉痛的追念

知人不易——我现在才认识成舍我先生

一个伟大的中国的台湾人之死——悼念庄垂胜先生

怀念溥心畲先生

溥心畲先生画册序

痛悼道邻兄

感逝

悼鲁实先教授

悼念叶荣钟先生

悼念戴君仁教授

六、东海西海

日本真正的汉学家安冈正笃先生

京都的山川人物——东京旅行通讯之七

从“外来语”看日本知识分子的性格——东京旅行通讯之四

一位法国人士心目中的中日文化异同

欧洲人的人文教养

科学与道德

知识良心的归结——以汤恩比为例

毕加索的时代

再论毕加索

一个新的探索

七、青年与教育

上下两代之间的问题

应当如何读书

哀唐生

苦难时代的知识青年

如何开始文艺写作

立言的态度问题

青年往何处去

对南洋大学的期待

今日大学教育问题

有关历史教育的一封信

台湾的语文教育问题

对学人的尊重

慎重编选中学国文课本

大学教育中的国文英文问题

香港的高等教育问题

再谈香港的高等教育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的国文试题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现实与理想面

距今二十五年前的八月，是一九三八年，即中国对日抗战的一周年。本文愿首先指出，一九三七年，政府奋起对日抗战，是此一时代的大标志。由抗战迄今的中国政局，乃是逸脱了历史发展常态的非常变局。对此一变局，可以从各个角度，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导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本文的目的，则在从我个人所感受到的直接印象，略述中国知识分子在此非常变局中悲剧的命运。我的话，是表示我在个人的良知良识所及的范围之内所能得到的对时代的感触。因此，这是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假定我所说的有什么错误，乃是出于我的感触和认识能力的不够。

传统的、很严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人生上总是采取“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态度。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中，认为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亦即是认为家、国、天下与自己之一身，有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对之负有连带的责任感。这种情形，若暂时不从理想方面去看，而只从现实方面去看，即可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与政治有胶固而不可解的关系。加以古代宗教，就今日文献可以考见的情形来推论，一开始便不像其他民族一样，似乎没有独立的僧侣阶级，和独立的传教组织。到了春秋时代，古代遗留下来的僧侣(在中国古代，则称之为巫祝)，已逐渐向社会知识分子演变，更完全没有与政治权力相抗衡的地位。僧侣阶级从某一角度讲，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知识分子的集团。中国古代没有独立性的僧侣阶级，以及此一阶级的迅速没落，这在文化发展上，虽然可使理性的光辉容易得到发挥；但另一面，却更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紧紧地束缚在一起。大约以孔子作起点，发展为战国时代的游士，是偏重在政治方面的。两汉整个知识分子的趋向，更都是政治性的。东汉末年有党锢之祸，接着是曹氏与汉室的政治斗争，司马氏与魏室的政治斗争，更继之以八王之乱，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中的打击，受得太惨重了。于是纷纷趋向玄学，以求逃避现实；但他们的“门第”基础，还是政治性的。佛教开始流行于东汉之末，至六朝而始盛，至隋唐而极隆，其中吸收了许多有智慧的知识分子。再加上自春秋末以来的一部分山林枯槁寂寞之士，这都含有从政治中求解脱的真实意味在内。但在历史中，此种新因素的介入，决不曾缓和知识分子对政治依附的趋势。

其次，从文化理想上塑造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很粗略的说，有两大重要因素：一是儒道两家“为人民而政治”的政治思想。由此一思想所建立的政治主权的理想，其归结必然是“天下为公”。二是儒家有“大众实践性”的“中庸”思想，道家则有避免与大众冲突的“恬淡”思想；二者后来常互相结合，以形成知识分子处人处世的人生观。某一个知识分子，因其自身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而呈现出上述的理想时，假使是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则必将趋向积极的一面。假使是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则多趋向于消极的一面。儒家有关政治主权问题的思想，到了秦代，开始受到以法家思想为主干的专制政治的压迫。但由《吕氏春秋》所代表的政治思想，依然是由儒道两家所和合的“公天下”的理想。吕不韦之被杀，对于当时现实政治性格的塑造而言，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与专制政治妥协的，是西汉初年的道家。尔后道家思想在政治中变质为阴柔苟且之术，成为官僚典型的塑造者；但元道士邓牧，犹能远承天下为公的坠绪。禀承儒家思想的人，在西汉两百零五年间，一直还以各种形态，守住“天下为公”的大原则；后来，许多人上书拥护王莽做皇帝，并不是如后人所说的，这是出于他们的“无耻”；乃是他们认为汉德既衰，在道理上便应当把天下让给有德者去作；而王莽当时之谦恭下士，及通过《周官》所表现的政治理想，大家认为是可以做皇帝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以班彪的《王命论》为大转捩点。后来，除了邵康节、朱元晦、陆象山、黄黎洲等十几位大儒能深切体会到此问题以外，一般的知识分子，从东汉起，早已把它放弃了，转而承认专制为唯一的合理政体。这是中国历史悲剧的总根源。但是在长久的专制的历史大流中，中国稍有自觉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直还坚持三个比较低级的原则，不稍放松：一认为天下纵可私之于一家一姓，但实际治天下的官吏，还须以天下共同承认的“贤”与“不肖”的标准，公之于天下的知识分子。凡仅以言词、颜色取悦于皇帝一人，以取得政治地位，有如今日之所谓Yes man者，在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特为其安设一“佞幸传”的位置。中国稍微自爱的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中此一系列之人，视其品格之卑污，还远在权奸盗窃之下。二认为政治的基本任务，乃在于“爱民”，而为了达到爱民的目的，人君的听言纳谏，乃其最基本的责任，是判断人君贤否之不可动摇的准绳。三认为他们希望朝廷的赏罚，能合于是非的标准；但决不曾以朝廷赏罚的自身，无条件的当做评判是非的标准；而努力树立、追求在政治地位以外的人生价值。西汉人尊孔子为“素王”，这即意味着当时的知识分子认定他们的“王”是一位布衣的孔子，而不是由叔孙通的朝仪所装扮出来的刘邦之流。宋人有一首送人受了朝廷贬谪的诗，其中两句是：“同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这把朝廷的贬谪，很明显的指出是一种犯罪的行为；若在今日的大陆，可能会出大乱子；但当时纷纷传诵，不以为怪。苏东坡在狱中，“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此即传诵一时的“柏台霜气夜凄台”的二诗。当时决无卑鄙的小人，以此呈报皇帝，要把梁成加以惩责，因而加强苏东坡在狱中的管教。杨继盛就死刑的诗，是“岂愿同声称义士，可怜无术悟君王”。这样的诗，在今日大陆看来，是死有余辜的；而在君主专制时代，一直传诵得有声有色，连最无耻的宦官，也不曾加以检举。所以，韩愈《琴操》中的“天王明圣，臣罪当诛”的观念，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正常的观念。有自觉的知识分子，纵然他生活上依赖了政治，有如黄山谷所说的“食贫自以官为业”；但有些人只想在事功上建立人生价值；决无人承认“官”的本身，乃至朝廷的赏罚，能代表人生的价值；更不会有人想把自己的权势变成自己的学问。P.1-3

徐复观先生的学术论著和大量时论杂著中，谈到知识分子的地方很多；中国长期专制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和纠葛，尤其是徐先生注目的重点；甚至可以说，徐先生是把这一点当作中国政治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键来理解的。收在本书里的第一篇文章《在非常变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写于1963年，题目虽是针对当代，论述则是从历史上一路讲下来，窃以为此文可以作为徐复观对知识分子问题看法的一个总纲。

徐复观的看法，要义在于：一、在精神义理的层面上，儒家的正统是从理想主义的高度干预政治，改良政治，而决非依附于政治，做政治的仆厮。借用杜维明先生的话来说：“叔孙通之儒、公孙弘之儒与董仲舒之儒有绝大的不同。前者是曲学阿世，是反对儒家传统的；后者则是想以道德理想、文化价值来转化政治。这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传统作为精神权威，与世俗政治权威相并立，彼此互不干涉的情况，亦自不同。二、在现实的层面上，由于专制压迫和科举诱迫，虽然多数的儒生士子没有理想，只知追求功名利禄、人欲之私，但仍然有许多“自觉的知识分子”，怀抱“继往开来的真实责任感”，“不以朝廷赏罚的自身，无条件地当作评判是非的标准，而努力树立、追求在政治地位以外的人生价值”，“有自觉的知识分子，纵然生活上依赖于政治，有如黄山谷所说‘食贫自以官为业’，但决无人承认‘官’的本身，能代表人生的价值，更不会有人想把自己的权势变成自己的学问。”

徐复观曾经身处时代剧变的中心，感时伤世，痛心疾首，当其追根溯源，批评到知识分子的“堕落”时，辞气间常常带着相当强烈的道德义愤，但他对事情的因果关系始终有着清醒的意识。举例说，法国作家、担任过文化部长的马尔罗氏1974年访问日本，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中日文化异同和中国文化的缺失时，答称“中国没有武士道；西欧有骑士道，伊斯兰、印度也有，只中国没有。”徐先生随即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他指出，《史记》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那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视死如归而又“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的人物，表现的是“超武士道精神”。徐先生还征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齐君，齐晏子前往吊唁，答问为臣者应不应为君而死的一段话：“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以此表明“中国有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能当国家人民的工具，不当权势者的‘私昵”’，其精神之高迈，又岂是“以私昵自居之道”的武士道所能企及?致于封建解体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期专制的威迫利诱下，骨日软，气日消，变成为偷合苟容，顽钝无耻，以迄于今日，这是远沉沦于武士道以下的软体动物层，于是马氏可切取这一部分以论定中国历史事实的全部；而他不能了解，这是专制下的产物，与民族性没有关系的。”

人类的历史，毕竟不同于天体的演化，也不同于物种的进化，在因果衔接的链条中，人的自由精神毕竟能够采取创造的行动。在自然规律下，人不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但在历史的起伏中，精神的努力常可以提撕住自己，甚至可以推动社会向上升进。徐复观深信这一点，所以他在论定“顺着科举向八股文演进的历史，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中作无底的堕落的历史”的同时，又看到“宋明理学是由反科举而反知识分子堕落的运动。他们希望从讲学而能另开出一条与政治保持一种距离的知识分子的活路。”我们也可以说，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的志事，是宋明儒反堕落运动在现代条件下的复活和接续。现代化的专制政治及其形形色色的派生制度，其笼罩范围之深广，驱迫力量之巨大，又远胜于往古；新儒家的艰苦竭蹶，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们常给新儒家戴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这可以说不错；但问题不在名词，而在名词的涵义。自由和创造总要有所凭藉。如果凭藉的是权势和物量，自然能出大手笔，开大局面，但这终究不脱因果管束。禅宗教言：“被因果管束，来去无自由分。”据高位者总以为个人能力很大，这又多半是错把势能当动能了。小石头从万米高空落下，可以击穿汽车顶，砸死车中人；从低小茅檐落下，连小狗的皮肉都不伤，其实是同一块石头。如果凭藉的是既抽象又煽情的观念和理论，也能掀起一时狂澜，甚至改变历史走向，达到目的地才知道，那里根本不是理论和观念所承诺的天堂，同样是不脱因果管束。西哲哈耶克早就说过：“通向地狱之路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人们公认科学是最自由最具创新性的精神活动；但是以研究“科学革命”著称的科学史家T·库恩，在被要求用一句话概括科学的本质时，他的回答恰恰是：“科学的本质是保守。”道理很简单，一个人不对流传下来的有关知识有充分的熟悉和通解，是不可能成为创造的科学家的。

新儒家所凭藉的是传统，但这决不是将过去的东西都当作传统一股脑儿地接受；新儒家努力保守的是蕴藏在传统中的精神之源，价值之本，是中国的文化生命。所以，唐、牟、徐诸先生对传统首先做的是梳理、批判和发掘的工作。西哲伽德默尔说：“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又说：“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而“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牟宗三先生也说：“真正的保守是不容易的”，“它是积极而健康、建构而综合的意识，是开太平、端趋向、切实落于实践的创新。”“真正的保守”，是将个体的小生命融入文化的大生命，因而能够自己摄守住自己的形体和形态，并不需要从外面打一个围墙；“真正的保守”，是既内向又开放的文化心态，恰恰最能够面对现实，面对新的东西。流俗的看法，以为传统只是名物制度之类的僵硬躯壳，保守也就只是维护物化躯壳的迂执习气和行为；在这样的看法下，相率趋新就不过是“刺激反应之放纵”了。只要不带成见地稍微读点唐、牟、徐诸先生的书，就不难明白，他们的“保守主义”，是与一般对保守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的。

本书选了徐先生的六十一篇文章，其中，半数以上是怀人、忆旧和悼念之文；所忆所念的对象多数是徐先生的师友，个别未曾亲与过从的，徐先生也都从个人角度刻画印象和抒写感受，所以这些文章，读来篇篇都使人感到亲切有味，仿佛能触摸到具体。或者可以说，这里有一册一个个知识分子的肖像合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就从这册合集里透露出来了。

六十一篇文章编为七组，每组的标题是编者加的。第一组“历史的观察”，其中有两篇是为宋儒朱熹画像。第二组“新潮涌起中的旧学”，前三篇分别忆念徐先生早岁在武汉求学时的三位老师，刘凤章、王季芗和黄季刚。当时正值五四前后，新学思潮涌来之际，三位旧学先生力学敦行的风貌，在徐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另有一篇《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徐先生回忆了在武汉时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情况，写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北京与上海是新文化运动在先，五四运动在后，而武汉则是“因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才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洪流”。这样的回忆，能把读者从只知“德先生”、“赛先生”的抽象认识中，一下子拉回到历史的现场。第三组“共担文化生命”各文，是徐先生对熊十力、马一浮、唐君毅等同道师友的忆念；最后一篇《(民主评论>结束的话》记叙了创办《民主评论》杂志的始末和甘苦。第四组“典型种种”五篇文章，分别谈吴稚晖、鲁迅、章士钊、余嘉锡、殷海光五位学人，可以分别看作五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余嘉锡之外的四位，不仅有学名，有文名，更都是社会上的大名人，但徐先生最钦重的还是“埋头闭户，不务声华，认真治学”的余嘉锡先生，称其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第五组“怀人感逝”十一篇文章，所忆念的人，大陆的读者多不熟悉，借此可以了解徐先生播迁以后的交游。第六组“东海西海”，有的记日本的山川人物，有的谈对日本知识分子的看法，有的谈西方的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汤恩比、毕加索。第七组“青年与教育”，徐先生的儒者襟袍中，始终装着青年一代，大至“青年往何处去”的方向问题，小至初中入学的国文试题，他都以一颗拳拳之心，坦陈己见。徐先生的这么多“散文”，经过上述编排，编者自以为有点“结构性”、“整体性”了。

徐先生从整体上谈论知识分子时，批评的锋芒往往很猛厉，但为个人画肖像时，即使有褒贬也笔墨含蓄，总会勾勒几笔肖像主人的好处，恕以待人的用心跃然纸上，例如，悼念章士钊先生的一文。毋庸讳言，徐先生对章先生总的评价是并不好的；但徐先生写到了“章先生的字写得很清劲，款式也非常得体，‘老虎总长’毕竟有他的一套”，又写到“一九七一年十月左右，承章先生由北京赠来尚未正式发行的《柳文指要》，我当时想，难道说章先生还知道人间尚有刘文叔吗?但无论如何，心里总是非常感谢的。”章先生1973年赴香港治病，7月1日逝世，后来风传此行负有使命，但徐先生肯定地说：“风烛残年不可能带有什么政治意味，政治意味是章先生死后随意附加上去的。”章的死因，有的说是主治的西医不行，有的说是吃错了中医的丸药；死后寿衣的格式，古装?唐装?列宁装?很费了一番踌躇；死后火化，骨灰盒却用的是美国货，一切都显得不太协调，矛盾多多，而这也正象征了章先生的一生。徐先生总结地说：“章先生正是在矛盾夹缝中生存，也在矛盾夹缝中死去，把矛盾统一于现实生活之中，这正是章先生非常杰出的地方。我由此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似乎得到了若干启示。”所以此文的题目就叫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变局》一文可作一个总纲，则此文可以是一面镜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