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群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本文集收录了他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著述，内容以历史学为主，同时涵盖了政治、哲学、宗教、艺术、文学、语言学等方面。本卷为史学丛论，主要收录了贺昌群先生研究历史学的论著。

总序/林甘泉

上古哲学史上的名家与所谓“别墨”

论王霸义利之辨

西北的探检事业

西北的地理环境与探检生活

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

《流沙坠简》校补

汉简的发现和研究(提纲)

三种汉画之发现

关于《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仪仗图的异释

烽燧考

四川的蛮洞与湘西的崖葬

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

云岗石窟

唐代之服饰

唐代女子服饰考

历史学的新途径

汉初之南北军

论两汉政治制度之得失

两汉政治制度论

唐宋间妇女地位之变异

关于渤海国

关于陈寿对诸葛亮的批评

论曹操和他的时代

东汉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与黄巾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谈“反封建制度”和“反封建主义”的区别

——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 

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之演进

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

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

伟大的旅行家伟大的文化使者

——论玄奘的西行在古代中国与西域诸国文化交流上的影响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二则

升斗辨

关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

关于古代东方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几条札记

关于“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历史意义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惟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这是东晋时一个有名的中国僧人法显的《佛国记》(又称《法显传》，公元400年)中说他经过沙漠的情形。读者即不曾走过沙漠，或许看过以沙漠为背景的影戏片，便不会说法显的话是形容过度或欺骗我们的。我虽不曾在沙漠中旅行过，但我很喜欢读近几十年来各国探检队(expedition)在我国蒙古、新疆一带探检的报告和游记，有时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童山濯濯、黄沙弥漫的荒原中，看长河落日的壮景；并且也很想预备着充分的科学基本知识(如地理、地质、人种、语言、历史)，将来能有机会加入这种集团，去尝试沙漠中探检的生活。这篇文字原是衔接本志今年第三号拙稿《西北的探检事业》而作的，前文是从学术的立场，略说西北——蒙古、新疆在我国及中央亚细亚历史的背景，和晚近各国探检队探险的经过及其结果的大概情形。可是，对于他们的探检生活，我想读者一定很感兴趣，愿意让我再在这里谈谈的。这种生活是异常的，必须具有冒险的精神。所谓冒险精神，并不是“暴虎凭河，死而无悔”的那种盲动；要具有充分的科学能力，有目的，有计划，有坚强耐苦的体力，有百折不挠的志概，才配称为真正的冒险精神。而且这种探检，无论个人或团体，决不是一次的尝试便会收若何成效，至少要在二三次以上才望能有所收获。何以故呢?因为我们平时住在人文发达、气候适应的区域，对于沙漠地带的情形，间接得来的知识尽管丰富，而一旦要亲身到那些地方作科学的考察，不只是徒然的旅行(即使只是旅行)，便不能不有适应环境的设备和研究上必须的科学仪器等。那末我们能“闭门造车”，便贸然去穿行大沙漠么?关于这一点，试看前文表中所列各国探检队到新疆、蒙古的次数，我们便可以明白，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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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贺昌群先生诞辰100周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这位曾在本馆编译所工作过近十年之久又享有盛誉的学者，决定出版《贺昌群文集》。这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大好事。昌群先生学贯中西，兼治文史，著述甚丰。文集的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位笃实学者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使后学者从中得到教益。文集中还收入一些政论性文章，有助于我们认识昌群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心路历程。他曾经倾向于走中间道路，寄希望于中国实现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国民党统治的极端腐败使他的这种幻想彻底破灭。在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夕，他终于勇敢地站出来抨击国民党当局，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贺昌群先生政治态度的这种转变，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是颇有代表性的。  贺昌群先生早年发表的一些论著多已不易觅得。他的女公子贺龄华同志为了编辑这部文集，不辞辛劳，四处搜求，基本上把贺先生的论著收齐。龄华同志集稿之后，请我写一序文。我推辞再三，原因是贺先生治学广博，以我之谫陋实不敢妄加评论。但龄华同志说，与贺先生有交谊的前辈学者多已作古，实在很难找到合适的人作序；我与贺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事近二十年，相处融洽，可谓是忘年交，还是由我来写序文最合适。她这番话使我回想起与贺先生相处的那些日子：昌群先生来历史研究所后担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我除了在他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之外，还协助他做一些研究室的科研组织工作。无论在业务上或待人接物方面，我都得到了贺先生的许多教诲。时至今日，我对他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激之情。我还想起了贺先生在患病期间，仍然不辍笔耕，时刻牵挂着他未完成的研究课题。他曾经严肃地对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是伏案而死的。”这句话使我受到很大震动，使我懂得做学问是应该如同战场上的士兵一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正是基于对先生的深厚感情和对他精神的敬仰，我才接受了龄华同志的嘱托，并借此机会把贺先生的论著全部拜读了一遍，对先生道德文章的风范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贺昌群字藏云，四川省马边县人，1903年10月5日出生。自幼家境贫寒，1921年中学毕业后，家中再也无力供他读书了。幸有亲友念他天资聪颖，学业出众，资助他赴上海考入沪江大学。但仅念了一个学期，就因经济来源断绝而不得不辍学。后经考试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凭着自己强烈的求知欲，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广泛涉猎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美术、考古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编译机构，所内云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化人，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胡愈之、周建人等都在这里工作过。贺昌群有幸得以结识这些文化精英，并参加了文学研究会。1927年以后，贺昌群开始在《文学周报》、《语丝》、《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文章。他早年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对元人的戏曲小令发生了兴趣。及至商务印书馆，被委派作元明清小说戏曲提要，使他得以恣览三朝词曲名篇。1928年，贺昌群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元曲概论》。他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十分推崇，认为凡王国维“探讨所及，几无人能跳出其范围”，但他自信《元曲概论》从域外乐舞而探究宋元戏曲的渊源，“虽未能很满意，可还是王先生及现时多数研究宋元戏曲者所未尝道及的。”充分尊重前辈学者的成就，又勇于填补前辈学者所不足，这种态度成为贺昌群终生治学的信条。

1930年，贺昌群向商务印书馆请假东渡日本，在“东洋文库”潜心阅读了大量有关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著作和记载。返国后他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自己对文学、哲学、心理学等虽都有所爱好，但在这些领域从事深入研究的主客观条件都有一定局限。同时，由于受到日本和欧洲汉学家的影响，他这时对西北考古、汉晋木简和敦煌艺术已产生巨大兴趣，这就使他选择了终身治史的学术道路。

1930年由瑞典和中国学者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居延地区发现了大批汉代简牍。这批汉简于1931年运至北平，由北京大学的马衡、刘复等释读。1932年，贺昌群到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他与向达、劳斡、余逊等都参与了汉简的整理和释读工作。贺昌群释读的手稿多达16册。解放后，他将这些释文手稿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居延汉简》使用。

北平图书馆收藏的中外图书十分丰富，贺昌群利用这里的优越条件，开始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此前，他在《西北的探检事业》一文中，曾详细介绍了19世纪末以来欧洲和日本一些国家的探险家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发掘调查并攫取走大量珍贵文物的经过，指出这些新材料“其直接影响于我国旧有学术的整个地盘”的意义不可估量。“可惜我国人只躺在卧榻上，眼看着人家把自家的宝藏大摇大摆的搬往外国去，连斯坦因、伯希和所余留的残羹剩饭——几千卷敦煌卷子，也都不争气，不能保留，烟消云散的流落到日本人手里，仅存一小部分还在北平图书馆而已。言念及此，真令人汗颜!”

1934年，贺昌群在《大公报》两期图书副刊上发表《瀛书脞语》，介绍欧洲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和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他指出，最早介绍中国学问到西方的是两种人，一是西洋教士，一是西洋驻华的官吏。他们在职务之余，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究。有的回国后组织学术机构，终身讲学，蔚然成家。早期的“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只是介绍和翻译，并没有提出什么见解和主张。1758年以后，以德古纳(Joseph de Guigne)、拉克伯利(Terrien de Lacouperie)、李奇多芬(Baron Von Richthofen)、孔好古(A.Conrady)、理雅各(J.Legge)等人为代表的汉学家，纷纷著文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西方，“中国文明西来说”一时甚嚣尘上。马伯乐(H.Maspero)则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源头西来与南上的二元说。贺昌群在介绍了这些汉学的各种说法之后，指出它们“大多是三分论证七分幻想构成，同时却都有着不可掩饰的破绽”。

贺昌群1935年发表的《唐代女子服饰考》，是他依据我国出土文物和日本法隆寺与正仓院所存的唐代文物，结合历史文献和唐代诗词的有关记载，研究唐代社会生活的代表作。文中对唐代妇女的发式、面部化妆和服饰作了详细生动的考证和描述。今天许多对文化史感兴趣的青年学者，可能不知道早在60多年前，贺昌群就写过这样一篇很有分量的文化史论文。事隔数十年之后，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这篇论文中感受到它鲜活的魅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贺昌群举家南迁至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旋随浙大迁往江西泰和、广西宜山。逃难一路所见，都是兵荒马乱的景象。他想到旧京的文物，北平图书馆的藏书，以及留平的许多好友，平添了无限的感慨和忧国忧民的愁情。1940年，他应故乡人民之邀，回乡创办了小凉山第一所中学——马边中学，担任校长。同年冬，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代课一年。1941年后，改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期间，贺昌群致力于汉唐间政治、思想和文化史的研究。他开设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魏晋清谈与玄学、《世说新语》、杜诗与盛唐时代等课程。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贺昌群担任了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由于他治学谨严，深得人望，一些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如李济、徐中舒、向达、劳斡、白寿彝、韩儒林、罗尔纲等，先后都被延聘在系任教。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阵容之盛为当时许多学子所羡慕。

贺昌群是一位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疾苦的历史学家。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奋笔疾书《民族的自信》，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忘记历史上受中国之德惠，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文中说：“中国民族近几十年来，虽不自爱惜，弄得憔悴不堪。但若要向日本低头奴颜婢膝，日本实在还不配。中国民族自有其坚强的自信力，自有其强己恕人之道，对于一个卑鄙无耻的暴邻，中国当以正义之眼直视之。”抗战八年，贺昌群目睹国民党政权的黑暗腐败，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他在中央大学讲授“杜诗与盛唐时代”，伤时感事，为同学赋诗：“读史才情赋与谁，为君苦说杜陵诗。兰台词调亲风雅，庾信高文重典仪。三蜀烟火劳想像，一川梦雨点灵旗。萧条异代伤时泪，洒向江山只自悲。”他还在一些历史论文中，经常联系现实，表露自己借古喻今的政见。他主张学术应该经世致用，对魏晋玄学重“体”忽“用”和宋儒把“事”与“理”打成两橛，空谈心性，都持批判的态度。1941年，贺昌群在《论王霸义利之辨》一文中，满腔义愤地写道：“今日举世正为诸侯为大夫，何足以言霸道。霸道犹守信义，今日举世尚自私，尚诈术，乃五霸之罪人，而竞有人以王道高自标榜，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其谁欺，欺天乎?”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中，他借题发挥，对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发了一通议论说：“国家之组织为政府与人民，政府之行事措施，专断自任，不以人民之意向为意向，则政府与人民为对，而人民亦必与政府为对，政府与人民成对立之时，政府必藉政治压力加于人民，压力愈大，其反对之力亦愈大，于是政治社会呈分裂或紊乱之状矣。”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热切期望国共合作，和平建设满目疮痍的国家。蒋介石在国内国际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同时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欢迎，也使贺昌群受到了很大鼓舞。1946年4月，他在《大公报》发表《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大矛盾》一文，提出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文章一开始说：“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学问的范围在中国中古史，照说可以不必做这类题目文字，这类文字的内容，很不易达到圆满的结论。但我是生存于现代的一个中国人，在这国内外风雨飘摇的局势下，我不能不关心现在，注意现在。”贺昌群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中等阶级的革命始终未成功，封建主义始终未曾打破”。在这个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要实行欧美式的代议政体，政权必然为“那班宗法余孽的强豪、土霸、大地主、大商人、大政客、旧式军人的结团”所操纵。“只有发展工业，是眼前中国政治社会一条唯一的出路。有了工业，教育才能减少政治的乱源，才能康裕民生，安定社会，才能革掉封建结团，使残余的宗法组织不打而自倒”。基于这样的认识，贺昌群大声疾呼：“今日是整个国民党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最好时机，谁能把握住领导中等阶级革命的成功，谁就是胜利者。假如两党能合作团结，共同领导这个革命，两党都可以成功”；“假如两党的眼光，只在近利近害上争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弄成一场互不相下的意气之争，那两党与中国都只有同归于尽。”

贺昌群这篇政论性文章的观点和主张，反映了当时国内一部分幻想走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态度。他们反对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统治，希望中国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当时情况下，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国际国内的环境，也不允许中国走欧美资产阶级所走过的老路。一部中国近代史表明，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不可能实现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安定社会和康裕民生。主张中间路线的人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内战都负有责任，说明他们还没有认清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对共产党也存在许多误解。但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宣告了这些人走中间道路幻想的破产。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特务横行，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凋蔽，民不聊生。这一切都令贺昌群的思想发生了变化。1947年5月，中央大学教授会为支持学生运动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贺昌群被推举起草宣言，他痛斥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置教育事业于不顾，指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郑重宣告：“我们必须过问政府的政策，必要时得纠正政府的政策。”

随着国民党统治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群众运动的不断高涨，贺昌群对国民党当局不再存有任何希望。他私下常对同学说，国民党好比烂透了的水果，不能吃了。他在为中央大学进步学生组织“历史学社”的题辞中写道：“历史之学，非故纸之钻研，而为生命之贯注。生命起于现在。古人之生命入于现在，而后现在之生命乃能发扬而光大。故日，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此历史之力量也。”贺昌群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激流中，经过自己的苦苦求索，终于找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学生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为进步学生刊物题写报头。他还利用自己系主任的地位，掩护遭到迫害的进步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在当时的中央大学，贺昌群和梁希、金善宝、潘菽、涂长望等著名教授，因公开支持学生运动，被誉为中大的“民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贺昌群经郑振铎推荐出任南京图书馆馆长，为南京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1954年，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馆长为副院长陶孟和兼)，从此移居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许多珍本，如杨守敬、熊会贞合著的《水经注疏》稿抄本等，都是经他的手购进的。1958年，贺昌群因心脏病频繁发作，辞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职务，回历史研究所专心治学。

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曾经影响了我国几代的史学家。贺昌群在长期的史学生涯中，基本上也是遵循了这一实证方法的。他1940年发表的《烽燧考》，就是应用“二重证据法”的一篇力作。烽燧二字，历来注家众说不一。《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日：“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引张晏日，也说：“昼举烽，夜燔燧。”但颜师古认为这种意见是错的，应该是“昼则燔燧，夜则举烽”。王国维在《流沙坠简考释》中，力赞颜师古之说，谓“其识甚卓”。贺昌群据汉简考释，认为以上二说“皆有不然”，盖烽燧之义。实指“烽火亭燧”而言，“烽者烽火，燧者亭燧，凡亭燧所在，即有烽火”。他详细考释了汉简中的“表”、“棰”、“苣火”和“积薪”，指出“表言信号，棰指柴笼，昼焚柴笼可望烟，夜燃苇苣可望火”。边塞示警，日间举桔槔上所悬之表(帜)，或燔积薪施烟；夜间则燔积薪与束苇照以火光。二者统谓之烽火。上世纪70年代居延新发现的汉简《塞上烽火品约》载：“匈奴人昼入甲渠河南道上塞，举二烽，坞上大表一，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二苣火，毋绝至明。殄北、三十井塞上和如品。”证实了贺昌群关于烽燧制度的考释是正确的。

贺昌群治史虽然极具实证的功力，但他不认为史学家的学问尽在于考据。他在充分肯定乾嘉考据学派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考据有时流于支离破碎，“在各方面都不能显示出一部整个的文化史的线索来”。他赞同陈寅恪所说的能够在新学问的领域中利用新材料，就是学术上的前驱者，此谓“入流”；反乎此而不闻不问，自以为坐井观天者，谓之“未入流”。但贺昌群同时指出：“我想人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要在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应该说，贺昌群的上述意见也是很中肯的。

贺昌群认为，“历史学为通儒之学，为古今合一之学，故往往言远而意近。世无纯粹客观之考证，亦无纯粹主观之议论，客观与主观，如高下之相倾，声音之相和，前后之相随。”他主张观点与材料的统一，无论是治政治史或文化史，都重视探讨历史的因果关系，并力求从历代的治乱盛衰中总结出一些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教训。他论两汉政治得失，指出西汉丞相以四科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而任之，“丞相与掾属之间，有亲切之意而无扦隔之心，相待以公谊而不失其私情”。“东汉以后，政治上世官世族之势力逐渐形成，门生故吏恒依附权门名势如家奴部曲，宾师之礼失，上下之情不通，上骄而下谄，终演成近代之官僚政治，政治焉得而不恶浊哉!”他又说：“中国文化之基本精神，表面系儒家思想，实际则为儒道法三家所笼罩，儒家主王道，道家主无为，法家循名责实，信赏必罚，此三者为构成中国政治社会三位一体之基本要素。中国古来第一流政治家，未有不兼备此三种精神，若缺少一种，或偏重一种，未有不失败者。”上引论述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必完全恰当，但它表明贺昌群的历史研究确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贺昌群对于唐代诗歌、特别是杜甫诗歌的研究下过很大功夫。他早年曾经在南北各旧书坊尽力搜集杜诗的各种注本，可惜在抗战期间因四处流离而大多散失。“以史论诗，诗中觅史”，是贺昌群研究杜诗的一大特色。在《读杜诗》(1942年)中，他引用杜甫的诸多诗句，勾画了老杜生平的经历和交往。文中指出杜甫在安禄山造反之后社会剧烈变乱的二三年间，“他的精神极苦，深感亡国破家之痛，而精神愈苦，他的诗力愈雄，诗篇也最多”。杜甫咏草堂诗有“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之句，贺昌群认为这是诗人“脱去凡近，以游高明”的写作手法，并非真实的生活写照。“这似乎是嫉世绝俗的话，老杜如果真是这样，那便非所以为老杜了”。1962年《文史》发表的《诗中之史》，可以说是贺昌群研究杜诗的一篇总结之作。他认为，杜甫称赞“庾信文章老更成”，“老成”，指的是诗中所表现的“精到的情和理的统一，以理化情，以情从理”。杜甫论庾信的诗，“实亦诗人自己进行创作的道路”。杜甫之所以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就因为“他的诗能够用强有力的艺术形象来反映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真实性”。开元、天宝是盛唐时期的转折阶段，杜甫生当这个时代，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开元之治”、安史之乱、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的废弛，在杜甫的诗篇中都有所反映。“史家记事，只载得一时事迹，而杜诗之妙，则在史笔所不到处。安史之乱前后所不详的史事，往往在杜诗中可以获得许多消息。”

贺昌群在解放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触不多，解放后他用了大量时间认真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且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帮助一个学者在观察一些历史现象时，找到这些历史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这里可以举出贺昌群关于黄巾起义的研究作为例子来说明。1946年，贺昌群发表过一篇题为《黄巾贼与太平道》的论文，认为“汉末黄巾之乱，本一种宗教的民众暴动。大凡民众暴动，其直接原因，不外由水旱饥馑或政治经济之压迫，致人怀走险之心，从而必须有一种主义为之号召倡导，然后野心者振臂一呼，则应之者云合影从也”。在这篇论文中，贺昌群并没有深入分析黄巾起义作为农民阶级斗争的实质及其发展为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社会根源，而是强调秦汉以来谶纬阴阳五行方术之说的泛滥，实为黄巾之乱的思想渊源。1959年，贺昌群发表《论黄巾起义的口号》，可以说是前一篇论文的续篇。文中虽然仍指出黄巾起义与西汉两汉谶纬符命及五德终始之说在意识形态上有关系，但却着重分析了东汉一代官僚、地主、豪商的结合和土地财富的集中，外戚和宦官的专权，国家财政因对西羌的战争而破产，加速了东汉中叶以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是造成大大小小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的原因。而黄巾起义，则是阶级斗争浪潮积累的结果。贺昌群还引用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农民战争和宗教神学关系的论述，即当群众的感情是由宗教“食粮”来滋养的时候，“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认为东汉后期许多被称为“妖贼”的农民起义以及以太平道为号召的黄巾起义，也与当时农民群众的宗教感情有关。其后，贺昌群又撰写了《东汉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与黄巾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一文(未完稿)，进一步分析了东汉土地和户口的占有关系及社会危机的激化，指出“东汉农民起义直接进攻的虽是地方政府和豪门地主，但总的意义，还是在瓦解东汉王朝的封建统治。”

新中国成立不久，贺昌群就把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他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并于1964年结集出版《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态究竟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解放后史学界长期有争论的问题，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争论的双方，应该说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但由于历史实际错综复杂，论者对理论的理解和对史料的解释又有所不同，因而就出现了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贺昌群先生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情谊。我虽然认为封建土地国有制在秦汉以后只是在某些历史阶段而不是在封建社会整个历史时期都占支配地位，但从《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中也学习到不少东西。贺先生的这部专著不但为国内众多学者所称引，而且也为外国汉学家所重视。《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主编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他的《唐末的商人、贸易与政府》一文中，就对贺昌群此书非常推崇。

贺昌群早年曾立下三个志愿，一是想广《世说新语》刘孝标的注，二是想集释《大唐西域记》，三是想集注杜诗。但解放前他几经战乱，为生活四处奔波，根本没有条件实现自己的愿望。解放后他身兼行政职务，诸事丛脞，加以政治运动不断，又使他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工作，结果不但这三个志愿仍然未能着手进行，就连他在抗战期间已动笔的《魏晋南北朝史》也未能完成。这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我国学术界来说都是一件遗憾的事。

1962年中秋节，贺昌群有感赋诗：“一生难对酒当歌，乐事而今意不磨。殷勤家国忘身少，惭愧人情拂照多。侧身天地随群动，写尽肝胆咏太和。伏枥壮心犹未老，高高秋月映长波。”他自比伏枥老骥，还想为国家为人民多作些贡献。但是时隔不久，无情的病魔就悄悄侵袭了他的躯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已经染病的老人同样未能逃脱这场浩劫，这更加速了他癌症的发展。1973年10月1日，贺昌群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71岁。

清代学者戴震曾经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我觉得这两句话很可以概括贺昌群先生一生治学的精神。他善于吸取前人和同时代中外学者的学术营养，但没有经过自己的独立研究，他决不肯漫然相信别人的论述。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时有精审独到的见解，但又从不固步自封，总是在不断学习和探索。真可谓“不以人蔽己”，亦“不以己自蔽”。他一生勤勤恳恳地埋首研究，不图“一时之名”，也不期“后世之名”，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硕的学术遗产。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风气，动辄给某位学者戴上一顶“大师”的桂冠。我不敢称贺昌群先生为大师，想必他也不会把自己视为大师。但是他为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所作的贡献，将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上占有他应有的地位。在纪念贺昌群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庆幸他的文集得以出版，并对这位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具有高尚品德的前辈学者，怀着深深的敬意。

林甘泉

2003年8月

承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贺昌群文集》得以结集出版，我们谨以此纪念昌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以寄托我们的崇敬和追思之情，并将此献给祈盼读到这一文集的读者。

昌群先生早年的文章多已不易见到，因年代久远和岁月的动荡，搜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历经数年的查找和各方的协助，才得以成书。但其中的疏漏是肯定的，如：从《唐代的服饰》文中，知昌群先生有《正仓院御物中所见唐代风俗之一斑》一文曾发表在《国华》半月刊第廿八编，但我们遍查了有关图书馆，均未寻获，只能留待以后继续搜找。因昌群先生生前未留日记，信件又大部散失，年表的编排多靠参照旁证资料，重要经历的空白遗缺自所难免，这实也出于无奈，不知今后是否尚有机会补正。著者生前留有一些未完成稿，其中一些稿件基本反映了著者当时的学术观点，此次亦列入了文集。其中《魏晋南北朝史初稿》是著者在抗日战争期间着力撰写的一部专著，其中一些章节20世纪40年代曾在一些刊物发表。著者在撰述凡例中称：“本书拟分十五章”，因手稿多已散失，我们仅整理出残存的三章，此次亦收入文集。

在编集中尚有一些须向读者说明的具体事项：

一、文集中二十四史引文，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仍沿用了商务印书馆已出单行本的卷次，《后汉书志注引书目录》保留了原文卷次，其余均按中华书局标点本作了校正。

二、文中引用的国外出版物，因难于查找原著，对引文及外文书名均未作核对。

三、对原出版印刷中的讹误，个别明显的错字已作了改正；凡存有原稿者，均按原稿作了更正；无原稿而有存疑者，仍保留了原印刷状态。

四、文中附图，凡印刷不清、难于核实查找的均作略去处理。

本书的编集过程中，得到了林甘泉、乔象钟、潘天祯、刘敬坤、刘学沛、薄松年、杜文棠、张敬铭、朱青生、范叔如、张笑颜、刘永翔诸先生的指导帮助，谨此深表谢意。

贺龄华、肖良琼、李倬

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