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法国著名学家谢和耐的论文集，每一篇一个主题，可以说是谢氏研究中国史的结晶。作者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宗教、思想方式、文学等作出了专题的论述。其中既有全景式的论述，也有细致入微的考据，作者视野开阔，立论公允，颇见新意。

本书为作者近著，涉及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思维方式和思想潮流。作者认为，如果把中国的史料与西方世界经典的、中世纪及近代的史料作一番比较，可以看出，文化间的差异是不同历史路线的结果：在发展的某些时刻，采取的方向给文化指引应走的道路，而且往往是较好的道路。

译者前言

中译本序

导言

第一章 政治和社会

中国城市篇

论国家

历史和农业

文人空论

论责任观

儒教的改良

16和17世纪的俱乐部、会社和协会

教育

第二章 人类学和宗教

蛮人的道德

化外人的形象

裸葬

5—10世纪中国佛教徒的火殉

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

耶稣会士和中国人最初接触时的政治和宗教

第三章 思想方式

社会和思想的历史

论肉体和灵魂

静思法、宗教和哲学

王夫之(1619—1692)的哲学思想

读史法

论变的观念

中国和欧洲接触时的时间、空间、科学和宗教(17—18世纪)

第四章 文字

文字和历史

文字的心理作用及其特征

灵祐语录

《近海集》

人所周知，丧葬式在中国宗教、社会方面的突出作用。亲属服丧期限及性质，决定丧葬的规格，也表明符合死者身份的地位等级；作为宗教仪式，丧礼同时规定各自所能采取的做法。公元前7世纪的霸主，如僭用皇帝葬礼，也就提升其基本等级，犹如自称为帝。从丧礼等级受到破坏时起(据传是公元前551—479)，孔夫子已徒劳地尽力加以纠正。同时，人们在丧礼上已互相竞争。这是关系到死者名誉地位及崇敬的事，要为死者耗费钱财，提供死者在墓里维持生活享受所需的物品。

孔子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墨子指出侈葬的无谓花费，非安葬所需，不过是摆排场。墨子书中题为“节葬”的三篇文章，仅传下最后一篇。这篇文章提供了公元前6和前5世纪有关王公葬礼的形式，为后来的考古发掘不断加以证实。墨子提到多层棺，一层镶在另一层上，墓穴挖掘很深，坟土堆积成山，殉葬品有马、车、铜武器及人殉，死者佩戴金玉、珠子宝石，从一开始就想延缓尸体腐化。丧礼之隆重，服丧期之长，会耗尽居丧者大量钱财。但墨子解释说，节葬避免国家贫乏，不削弱防卫，减少献祭。也不会降低出生数，干扰执政者工作，应认为这些是好的、公正的，也是真诚的。人们为活人节衣缩食，为什么却在丧葬上不知限度?合理的解释是，百姓不过受到风俗的影响。有那么一些人把恶习看成是正常的：中国东南边陲的蛮邦，人们的风俗是把头胎子女割碎吃掉，并在父亲死后把母亲赶走，曰：“鬼妻不可与居处。”另一个在楚国之南的地方，人们认为应让死者之肉腐朽，只埋骨骼，才是孝顺之道。秦(Tsin)国之西，人们把死者放在柴堆上火焚。墨子提到的丧葬，实际上看来是远古之习：“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公元3世纪，《吕氏春秋》提出反对侈葬的更多理由：“慈父孝子希望死者安宁，因此不要在墓里放殉葬品以免引起觊觎。古人不放珠玉、宝物。埋葬不可过浅，因为有狐狸；不可过深，以免触及水泉。而现今乱世，王公竞相侈葬。人们不为死者安宁着想，反以侈葬为荣。他们把珍珠置于死者口内，给尸体穿上玉衣，墓室里摆设珍宝、钟鼎、罐壶、盛冰器皿、车马、衣被、戈剑。不可胜计。为保持尸体不腐，用几层棺存尸，坟外用石、炭包围。盗墓者得之信息，相互传告。于是在临近筑小舍，日夜秘密经地道窃取墓内财宝。此时守卫日怠，家国破亡，墓地迟早遭毁。对于死者，万年若一瞬间，人寿平均不过六十，极少活至一百，以六十到一百而为无穷之虑，岂非大谬。”

           P86-P87

    译者前言

这部书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论中国历史的文集，内容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宗教、思想等方面，可以说是谢氏研究中国史的结晶。在“社会和思想的历史”一节中，谢和耐回顾了1814年法兰西学院在欧洲设立第一个汉学讲座后法国汉学研究的进展，接着有如下的感想：

中国和日本的汉学家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有很大的优势……在这个领域，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而且我们不能比中日大学者做得更好，这一点是显然的事实。但是，如果不能从小到大生活在中国环境和语言中，接触一个伟大文化的历史遗产有很大的障碍，那么在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熏陶后，再去认识和观察这个东方世界，可能也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我们有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肯定有其价值。

这是一番中肯的话，海外汉学家因条件关系，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无疑有一定局限性，但作为旁观者，用另一种视角去考察另一种独特的文化，往往能够凸显它的特征，揭示它不同的魅力。中西方无论在历史、文化的发展方面，都是极不相同的，用谢和耐自己的话说：二者没有什么相似的可比之处，而正是在这巨大的差异中，更有利于去做比较研究。我们看到，本书中始终贯串了这种研究方法，其中的一些成果必定对我们的研究有参考价值，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何高济于北京

      2003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