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学府的思想之声，著名学者的智慧集锦！

《在北大听讲座》书系创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人民日报》《南方周末》《读者》《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新浪网》等数百家媒体报道或转载，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思想读物，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强力推荐，深受各界读者钟爱。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约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十一辑。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十一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历史的先声

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1

思想言说

曹文轩 对四个成语的解读——我所理解的“真文学”／7

范伯群 建立生态平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49

张曼菱 西南联大与我们／81

袁鹤翔 精英主义与全球化／107

张 辛 文化与文物／133

叶自成 中国的强国心态同大国外交战略／159

燕继荣 中国政治转型战略研究／181

朱天飚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展望／203

牛若峰 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217

丛 中 远离精神障碍，保持心理健康／241

访问与求证

孙绍振／燕舞／刘琼 中国人的幽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269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

蔡元培

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日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人法科，人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人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人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人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作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赁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日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人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日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日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日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据《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出版)

曹文轩 对四个成语的解读——我所理解的“真文学”

曹文轩

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

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暮色笼罩下的祠堂》、《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少年》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红瓦》、《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分别被翻译为英、法、日、韩等多种文字。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获省、部级学术奖、文学奖30余种。其中包括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北京市图书特等奖等奖项。

各位同学，晚上好!(掌声)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对诸位讲些什么。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思想吗?这是一个思想平面化的时代。一个人已不可能再拥有一些独特的思想。几乎任何一种思想，都像风一样在我们耳边飘过了，甚至像口香糖一般被我们反复嚼过了。资源共享的现代机制，其结果是我们中间再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更不可能有一个大智慧的先知。我们，不分男女老少，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里一起接受了观念的洗礼。一个惊世骇俗的思想，一夜之间就会衰老为常识。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大讲堂听一位先生的讲座，我用仰视的目光看着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我惊叹，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思想敏锐和深刻的人。那种深刻，让我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还有一种仿佛看到初生的婴儿的兴奋感觉。但是，世界运行到今天，我们绝对不可能再产生这样的感觉。如今，任何一个观念被谈到时，我们眼前都仿佛是走过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使人感到陈旧、平庸与心烦。

没有我们不知道的思想，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知识与事情。

我能讲什么?无非是重复——重复我们已有的重复。因为这是一个思想克隆的时代。

今天之所讲，我更愿意看成是我本人的自白与思索。  下面，我与大家一起解读四个成语——这四个成语可能与文学有关，与文学的生命有关。它们分别是：“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和“无所事事”。

现在我来讲第一个成语：无中生有。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能力是文学的基本能力。也可以说，无中生有应是文学所终身不渝地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老庄哲学所企盼的境界。

若干世纪以来，人类总有一份不改的痴心：用文学来再现现实。而且人类以为文学已经再现了现实。文学将心思常常放在对已有世界的忠实描述上。“有”成了它的目标，成了它所猎取的对象。如果不能面对“有”，文学就会感到惶惶不安；如果不能再现“有”，文学就会检讨自己的责任。

这种情况会因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内涵与取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讲经世致用的国家，一切都讲究有用，讲眼见为实。我们的日常姿态是面对“有”，文学始终在强调作家的目光与“有”的对视，而且这个“有”又必须具有“用”的功能。

“用”这个词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在中国人的人生哲学、生活哲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词。看什么、干什么，全得想一想有用还是无用。这个用是形而下意义上的，是实用的用。即使学问，也得有用。无用的学问就不成其为学问。当年顾颉刚先生就抨击过这种衡量学问的标准。在他看来，以有用和无用来衡量学问，是可笑的，学问的标准应是真与假，而不是有用与无用。“存真”与“致用”，是两个不同的标准，而学问的标准只能是存真。这一标准的确立是有历史意义的。但这种思想只能在学问的圈子中流传，而不能向社会流播。拘住中国人心思的是“实”、“有”、“用”。长久浸润于这样一种氛围，对“无”的想象被忽略了，直至将它打压到阴暗的角落里。

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只写看见的。文学只用眼睛，脑与心是闲置着的。最后荒废了，退化了，想再用都用不了了。我们不能将此归罪于现实主义。问题不在现实主义，而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在理解上我们肯定是有毛病的。我们将现实主义庸俗化、狭隘化了。我们将现实主义理解成了模仿，理解成了一种事务，理解成了对平民百姓的日常感受的反映，理解成了对“有”的僵直面对。大家知道，长期以来，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中国作家非常善于扮演一个角色：平民的代言人。我对此颇不以为然。我说，中国文学必须具备贵族的品质，这是文学能够灿烂辉煌的一个基本品质。当然，我说的“贵族”和“平民”，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而是美学意义上的。对平民阶级的尊重和对平民美学趣味无原则的靠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从哲学意义上讲，其实文学是根本无法再现“有”的，再现几乎是一种痴心妄想，文学的所谓再现，充其量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再现——并非是实存之“有”，而只是“有”之符号。

现在，我想从根子上摧毁我们的这份痴心——

“世界是我的表象”，我以为这一哲学观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不是一个谬误的判断。

人面对着一棵树，就有了关于这棵具体的树的知觉表象，在有了若干这样的知觉表象以后，上升为概念，有了“树”这一抽象表象。不管是知觉表象还是抽象表象，都是表象。表象世界不等于客观世界。如果等于的话，那么，我们夏日到广西北海去度假，就不必花钱住饭店，因为我们的头脑中有无数个饭店的表象，其中甚至有像凯宾斯基饭店这样的豪华饭店的表象。(笑声)既然表象世界等于客观世界，那么，当夜幕将临时，我还愁没有栖身之处吗?

大脑中的世界不是本体世界，而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映象。就好比镜子中的楼房，不是实存的楼房一样。它不能是本体再现，而只能是现象的映象。

那么，我想说，艺术就更不能再现客观世界。

为什么说“更不能”呢?

因为艺术已是表象世界的表象。

我打个比方，我们把客观世界看作一个原本，把我们头脑中呈现的表象世界看作一个抄本，那么，把抄本再变成艺术，艺术就是抄本的抄本了。抄本在对原本进行抄写的时候，已经损失了大量的信息，而抄本的抄本对抄本的抄写，丢失的东西就更多了。一个画家坐在海边的岩石上画远处的风帆，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客观世界(原本)——艺术世界(抄本)。其实，艺术世界是经过表象世界以后才得以实现的，它已是第二次表象。它的客观性比表象世界更不如。

我们在泰戈尔的诗集里见到了这样的句子：太阳，金色的，温烫的，像一只金色的轮子。我们面对着太阳时，这些太阳的特征是一起给予我们的，它们是共时的。而现在变成语言艺术后，这些特征在给予我们时，变成历时的了——是一个特征结束后才出现又一个特征、再一个特征的。面对着太阳时，我们是一下子领略到它的，而泰戈尔的太阳是一个特殊的太阳，我们是一点一点地领略到的：先是金色的太阳，后是温烫的太阳、再后来是一只金色的轮子的太阳。语言不是一潭同时全部显示于你的水，而是屋檐口的雨滴，一滴一滴直线流淌着。它有时间顺序。改变了原物的节奏，把原先共时的东西扯成了历时的东西，泰戈尔的太阳怎么可能还是客观的太阳呢?事实上，任何诗人都无法再现那个有九大行星绕它转动的灿烂的天体。

有人可能认为，绘画可以成为反例。因为，有些作品确实逼真到使人真假难辨了。欧洲写实派画师，画一个女人裸体躺于纱帐之中，使人觉得那是货真价实的纱帐，那女人也是活生生的。更有神话一般的趣谈：一位画家画了一幅葡萄静物，一位朋友来欣赏时，发现有一只苍蝇落于葡萄之上，心中不快，便挥手去赶，可那苍蝇纹丝不动，仔细察看，那只苍蝇原来是画的。我的印象中卢浮宫有好几幅这样的画。我面对它们时，感觉只有一个词：逼真。若干绘画实践几乎使人深信不疑了：绘画可以再现客观。

P1-13

叩问与追寻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大学应该成为精神贵族的家园。无独有偶，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将巴黎高师称作“高贵的精神隐修院”。精神，像一束鸿蒙之光，照亮懵懂的心房；像一缕温馨的风，抚慰现实的沧桑；像一片高雅的景，熏染世俗的情怀。对精神的叩问，让我们暂且遁离物质世界的纷扰，拂拭心灵落定的尘埃，正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对精神的观照，也让我们得以闲暇，反思浮躁的人生，彻底撕裂生活的面具，回归真实的自我，追寻生命的终极，正所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游心天玄，与物自适。

北京大学，正是这样一所精神的诗意栖居地。这里曾诞生了一批精神巨匠。严复、辜鸿铭、蔡元培、陈独秀、马寅初、鲁迅、马幼渔、沈尹默、熊十力、黄侃、胡适、梁漱溟、顾颉刚、翦伯赞、金岳霖、陈岱孙、冯友兰、俞平伯、汤用彤、朱光潜……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思想博大精深，人格儒雅清芬。这激励着北大人一如既往孜孜以求的人文关怀，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品质和担当的勇气。如今，北大的讲座，正承继着学术的传统，汇聚着精神的辉光，容纳着思想的争鸣，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曙光初照，来到北大三角地，你会看到，琳琅满目的讲座通告牌依次排列，不时还能碰撞搜索的眼神，听到惊叹的声音。夜幕初降，灯光如昼，来到三教、理教，你不难发现，讲堂之上，学者谈吐自如，激扬文字，宣讲思想；讲堂之下，座无虚席，甚至连过道、入口、出口处都无立足之地。听众用心倾听，冥思凝想，不时提笔记录，或点头称是或摇头质疑。每到精彩处，场下掌声雷动；每到幽默处，场下笑声入云。讲座末尾多半是听众提问时段，有些学生温文谦恭，借机请教；有些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针锋提出自己的见解，学者们总能以谦谦君子之风诲人不倦。两个钟头，一晃而过。听众往往兴致未尽，追问不已，学者们则不吝赐教，一陪到底。这就是北大讲座的盛况。

主讲人不拿思想来哗众取宠，他们是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者。王国维将做学问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二层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层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由孤独自恃、苦苦思索到兴味盎然、精心钻研到豁然开朗、理得妙悟的递进式发展。来北大开办讲座的老师便是如此治学律己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升腾着自我的人生境界。而冯友兰先生根据宇宙的觉悟程度之高低将人生分为四种境界：第一种是自然境界，即“顺习”、“顺才”；第二种是功利境界，即汲汲于私欲；第三种是道德境界，即为公、为义、为民族；第四种是天地境界，即“浑然与物同体”。

有的讲座人探讨政治形势，关注经济动态，心系人类生存状况，放眼全球进程，在繁复多元的现实中，敏锐感触时代的旋律，独到发现社会的积患，立志促进人类的发展，体现出敢为天下先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表现崇高的道德境界，呈现生命之凝重状态。有的讲座人关怀社会哲学，追慕文学情怀，探寻美学境界，思索人类心理，在躁动的物质世界之外，不倦地找寻人性本真，细腻地品味人生韵味，精致地玩赏心灵生活，他们是文化的积淀者、操守的秉持者和精神的导引者，反映出入们渴望回归本我、超尘绝俗与天地合一、追求生命自然状态的理想。

所有这些思想、这些精神，都是关于“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价值情思。当年鲁迅先生把北大的校徽设计为三个叠放的“人”字，其意义正在于昭示北大以人为本、重视人文传统以及百年树人的教学理念。人，要独行于天地之间，要有人性的尊严，要成为大写的人，就必须具备充足的知识、博古通今、文理融会、学贯中西，还要有充盈的思想，“疏沦五藏，澡雪精神”。  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大师们正是拥有这种人格魅力的人，并通过言语举动将魅力播撒。大学之大，还要有大学问者，他们在大师的教导下茁壮成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学问和精神的薪火承传。难怪现任北大校长许智宏也慨叹道：“一流大学最大的标志，我想实际是一个‘人’字。”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大讲座是大师传播人文精神的摇篮，是学子沐浴人文光辉的圣地。

人文、文化、精神、思想、学问，在当今世界，是并不时髦反而显得异常高贵和雅致的话题。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说：“凡病皆可医，惟俗不可医；凡事皆可耐，惟俗不可耐。”此言甚妙。坚立尘埃、反抗世俗、冲破迷惘，是人能立的条件。但愿《在北大听讲座》就是今日社会祛俗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