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活到八十多岁本身就值得让人敬畏，何况象博尔赫斯这样一个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博尔赫斯已经失明多年，但他还在到处游走，艺术女神光顾他时，他就通过他的嘴创作出他那些不朽的篇章，美国诗人威利斯·巴恩斯通以及其他一些对博尔赫斯感兴趣的人在他游走的间隙对他进行了一些采访，一个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中国诗人西川把它们翻译成了中文，就是大家手中的这本《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这是一部由博尔赫斯的谈话组成的一部书，书的博尔赫斯以亲切的谈话讲述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历程！

博尔赫斯是当代享有世界声誉的阿根廷诗人、小说家、作家、翻译家。精通英、法、德等多国语言。创作风格受西班牙极端主义流派和卡夫卡、爱伦·坡等人的影响而又独树一帜。深邃、博学，尤以融现实于虚构而臻于神秘的“迷宫”式构思著称，文体纯净而迷幻，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别一种经典范式和后现代主义的“鼻祖”。本书系他于耄耄之年多次接受访谈的记录结集，涉及他对时代、宗教、哲学、文学等，尤其涉及到自身写作的诸多观点，由此可以一窥这位大师的心灵堂奥。

原序

一、神秘的岛屿

为什么不谈谈另一座神秘的岛屿？为什么不谈谈曼哈顿？当一个人想到曼哈顿，他就会想到纽约这座大众的城市。不过它会使你失明，就像太阳会使你失明。太阳当然是神秘的。据我们所知，只有鹰能够直视太阳。我无法一睹纽约，不是因为我双目失明，而是因为纽约使我失明，与此同时我又爱着它。当我说到纽约时，我立刻就想起了沃尔特·惠特曼。

二、当我醒来

当我醒来，看到的是糟糕的事情。

我还是我，这令我惊讶不已。

三、它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

因为我发现我是在逐渐失明，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沮丧的时刻。它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那时我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开始发现我被包围在没有文字的书籍之中。然后我朋友们的面孔消失了。然后我发现镜子里已空无一人。

四、我只代表我自己

博尔赫斯代表着我所嫌恶的一切……

我只代表我自己。

五、人群是一个幻觉

人群是一个幻觉……我是在与你个别交谈。

六。但我更偏爱做梦

我想我重形象胜过重观念。我不擅于抽象思维。正如希腊人和希伯莱人所做的那样，我倾向于以寓言和隐喻的方式而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是我的看家本领。当然我不得不时而做一些笨拙的推论，但我更偏爱做梦。

七、作家等待着他的作品

请允许我似是而非地说——既然我们都是朋友，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说——作家等待着他的作品。我想一个作家始终被他写出的东西改变着。所以他开头写下的东西也许并不合他的心愿，而倘若他继续写下去，他将发现那些东西总是在把一只铃铛敲响。

八、时间是根本之谜

我想时间是一个根本之谜。其他东西也许是神秘的。空间并不重要。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空间的宇宙，比如，一个音乐的宇宙……时间问题把自我问题包含在其中，因为说到底，何谓自我？自我即过去、现在，还有对于即将来临的时间，对于未来的预期。

九、我总是把乐园想象为一座图书馆

我知道我命中注定要阅读、做梦，哦，也许还有写作，但这并非我非做不可的事。我总是把乐园想象为一座图书馆，而不是一座花园。

我们也被埃德加·爱伦·坡所创造。这是位难球的梦想家、悲哀的梦想家、悲剧性的梦想家。

十、噩梦，这梦之虎

我时常为噩梦所困扰。我感到，如果我是位神学家——幸亏我不是——我就会找到赞美地狱的理由……

噩梦对此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噩梦，这梦之虎。

十一、面对镜子我始终心怀恐惧

面对镜子我始终心怀恐惧。在我儿时家里放着些讨厌的东西。有三面大镜子竖在我的房间里。还有那些光滑可鉴的红木家具，就像圣保罗圣书中描写的晦暗的镜子。我害怕它们，但我是个小孩，什么也不敢说。

附：博尔赫斯著作目录

译后记

为什么不谈谈另一座神秘的岛屿?为什么不谈谈曼哈顿?当一个人想到曼哈顿，他就会想到纽约这座大众的城市。不过它会使你失明，就像太阳会使你失明。太阳当然是神秘的。据我们所知，只有鹰能够直视太阳。我无法一睹纽约，不是因为我双目失明，而是因为纽约使我失明，与此同时我又爱着它。当我说到纽约时，我立刻就想起了沃尔特·惠特曼。

豪尔赫·奥克朗代尔(以下简称奥)：在座的诸位都想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有所了解。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以下简称博)：但愿我了解他。我对他已然感到厌倦了。

奥：你能否带着我们浏览一下你自己的图书馆?哪些书是你青年时代所爱读的?

博：我现在喜爱的书就是我从前喜爱的书。我最初读的是斯蒂文森、吉卜林、《圣经》，我曾先后读过爱德华·威廉·雷恩和伯顿的两种《一千零一夜》的译本。我现在依然在读着这些书。我一生中读的书不很多，大部分时间都在重读。1955年我的视力弃我而去，使我难于阅读，从那时起我就没读过什么当代作品了。我想我一辈子也没读过一份报纸。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但是现在却远远地避开我们。只有历史学家们，或那些自诩为历史学家的小说家们才能了解现在。至于今天所发生的事，那是宇宙全部神秘的一部分。

所以我更喜欢重读。我在日内瓦学习过法文和拉丁文。我在一首诗中写道，我甚至忘记了拉丁文是一种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使用一种蹩脚的拉丁文，因为我说的是西班牙语，但是对于拉丁文，我总是充满了向往，一种怀乡之情。而这也正是许多作家所感受到的今非昔比。我的英雄之一，萨缪尔·约翰逊就曾很成功地做了用英文写拉丁文的尝试。克维多、萨维德拉·费哈尔多和贡戈拉用西班牙文写出过很好的拉丁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回归拉丁文，我们都在努力这样做。让我回到正题上来。在日内瓦我自学了德文，因为我想要阅读叔本华的原著。我找到了一种十分惬意的学德文的方法，我建议大家都这样做，如果你一点儿德文也不懂。就这样试试看：找一本海涅的《漫歌集》——这很容易——再找一本德英词典，然后就开始读。刚开始时你会感到为难，但两三个月后你就会发现，你在读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也许你不能理解它，却能够感受它，那就更好，因为诗歌并不诉诸理性而是诉诸想象。

当我的视力下降到无法阅读之时，我说：这不应该是结束。正如一位我应该提到的作家所说的那样：“不要大声自怜。”不，这应该是一种新经验开始的证明。于是我想：我要探索我祖先使用的语言，他们或许在摩西亚，在当今称作诺森布兰的诺森布里亚说过这种语言。我将回到古英语。因此我和几个人，其中包括玛丽亚·儿玉，开始学习古英语。我记得一些诗歌片断，很好的诗歌，其中没有一行感伤的话。这是武士、牧师和水手的说话方式，你会发现这一点，在基督身后大约七个世纪左右，英吉利人就已经面向大海了。在早期诗歌里，你发现大海比比皆是。在英格兰的确如此。你会发现像on flodes oeht：feor gewitan(航行于大洋的惊涛骇浪)这般非同凡响的诗行。我是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远航至此的，我很高兴来到你们大陆的中心，这也是我的大陆，因为我是个十足的南美人。我的大陆就是美洲。P1-4

1975年的圣诞之夜，布宜诺思艾利斯城中气氛紧张。博尔赫斯与我共进了晚餐。博尔赫斯面色黯淡。尽管我们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喝着美味的葡萄酒，一边谈着话，但是这个国家潜在的阴郁却笼罩在我们心头。最后，该走了。由于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司机们正在罢工，我们便只好步行。彬彬有礼的博尔赫斯坚持要首先将他的朋友玛丽亚·儿玉送回家，尽管她住在这座巨大城市的另一端。但是这对这位七十五岁的老诗人来讲没有什么不便，因为他喜欢走路，特别是在夜晚，而这也给了他一个同我漫谈的借口。我们在风中，在警觉的微暗的灯光里缓缓穿过城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博尔赫斯对街上每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对他凭着失明的双眼不知如何看到的建筑，对稀稀落落的行人，似乎越来越敏感。忽然一辆公共汽车驶来，玛丽亚跳上车去，我们这才回过头来朝博尔赫斯的寓所走去。

现在玛丽亚已经安全地坐上了回家的车，至少我们希望如此。博尔赫斯便放慢了脚步。起初我以为他大概是忘了归路，因为他在谈到某个重要问题时，走几步便停一停，并且左顾右盼，就仿佛我们迷了路。然而不是，他想谈谈他的妹妹诺拉以及他们的童年时代，谈谈四十多年前他在巴西、乌拉圭边境上所看到的那个挨了枪子儿的黑人，谈谈他那些在19世纪的内战中扛枪打仗的先辈们。他的手杖常常敲打在破败的人行道的坑坑洼洼上，每一件小事都会让他停下来，像演员一样伸出手杖，舒展一下四肢。我一直觉得，博尔赫斯的性格与他私下的谈吐至少同他的作品一样既意味深长又富于机智，而至少对我来讲，正因为有了这种契合，才确定了他的写作本身。黎明时分我们回到他那幢楼房。又一次长夜漫谈结束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圣詹姆斯咖啡馆。整整三个小时我们只谈论但丁和弥尔顿。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开始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在我们就要离开他的住处去马克辛餐馆吃晚饭时，我对他说：“博尔赫斯，我总是不能一清二楚地记住你说过的话，我能记住一切，但就是你的话记不住。”博尔赫斯挽住我的胳膊，以一种典型的似非而是的口吻安慰我道：“记住斯维登堡说过的话，上帝赋予我们大脑以便让我们具备遗忘的能力。”

要我一一记住我们在飞机上、汽车里、街道上、饭馆里、起居室里的那些长时间的谈话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以这种稍微正式的方式为大家录下了他那惊人的坦率、困惑和睿智。以我的经验，还没有什么人曾这样像苏格拉底一样与别人交谈过。他的谈话中充满了深刻的、动人的沉思与反驳。我们多么幸运，录下了他的思想，录下了他几小时的谈话，他曾以令人异常敬佩的友情同别人交谈了一生。

1976年，博尔赫斯花了三天时间在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生平与创作的对话活动。1980年春天，在威廉·T·帕登基金会、印第安纳大学西班牙葡萄牙语系、比较文学系和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共同主持下，他作为帕登教授重返印第安纳大学，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博尔赫斯1980年的那次美国之行中，他还访问了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一路上边走边谈。在芝加哥大学，他参加了一次大型的对话活动。在纽约笔会俱乐部，他回答了阿拉斯泰尔·里德和约翰·柯尔曼的提问。他还曾在迪克·卡维特主持的电视节目中露面。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布特勒图书馆，众多活跃的人们聆听了他的谈话。在那里他说：“人群是一种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在和你们做个别交谈。”离开纽约后博尔赫斯到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了一个由该学院与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的讨论会。这是博尔赫斯自1967年在哈佛大学任诺顿诗歌教授以来第一次重返坎布里奇。

威利斯·巴恩斯通

博尔赫斯的大名传入我国大约是在80年代中期。那时我写诗已有几年，大学将要毕业，毕业论文也已完成，闲来无事，便去校外结识些诗人和艺术家。

当时所谓的“现代派”诗人和艺术家的中国受众其实有限，反倒是一些出于种种目的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与这些诗人和艺术家一拍即合。在与中国青年诗人、艺术家的交往中，西方人很容易获得道德上的满足并且体会到政治冒险的乐趣，因为他们支持和参与受到意识形态钳制的地下艺术活动；而中国的艺术家们通过与外国人的交往，则强化了自己的艺术身份、道德身份和政治身份，并且为率先登上“文明”的台阶而窃喜。

当时北京的友谊宾馆里住着些不管是不是专家都被称为“专家”的外国人。当然他们中间确有些真正的专家，比如美国诗人、学者、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mstone)。此人曾获美国诗歌协会的艾米莉·狄金森奖和普利策奖提名。我作为一个校园诗人同几位社会上的诗人、艺术家去巴恩斯通在友谊宾馆的住处玩，认识了他和他的儿子托尼。托尼也是一位诗人。我在他们那里第一次喝到了一种名叫“百利甜”的酒，并且偶然聊到了博尔赫斯。威利斯说博尔赫斯是他的朋友，他编过一本《博尔赫斯谈话录》。我一兴奋便不知自己要干什么，于是话赶话地应承要翻译这本书。

威利斯不久便回了美国。他回国不久，《谈话录》便寄了过来。

那时我已在新华社国际部当了一名助理编辑。每天中午，老同事们在办公室里睡午觉，我便扎进报刊阅览室翻译起这本书来。我遇到过一段盎格鲁一撒克逊语，读不懂，便给当时的北大英文系系主任李赋宁教授发去一信．，不久，李先生回信。帮我解决了问题。我这么每天中午翻译两页，断断续续翻了一年，到1988年8月译完了第一稿。

现在想来当时促使我下决心要翻译此书的原因，除了我渴望了解博尔赫斯，另一点是有可能出版。大约在1988年初，诗人杨炼、批评家唐晓渡和学者刘东，便开始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组织一套“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他们本来计划将这本书也算作丛书的一本。但紧接着来了：1989年，一切戛然而止，我个人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计，“大诗人丛书”在出了几本之后也出不下去了。

海子去世以后，我把一大部分精力转到了《海子的诗》和《海子诗全编》的编辑工作上。《海子的诗》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清平和王晓，一开始订数太低，二王费了大力气才印了3000册。《全编》编了5年，有一家出版社本说要出，终于害怕没有市场而未出成，最后是上海三联将《全编》拿下，到1997年出版，印数可观。这时我本可以回过头去重新拾起博尔赫斯，却又多了个版权问题，而我与巴恩斯通教授早已失去联系，于是决心将《博尔赫斯谈话录》彻底封存起来。

这期间，博尔赫斯在中国文学界已成响噹噹的大人物，与乔伊斯、马尔克斯并称三“斯”。小说界、诗歌界模仿博尔赫斯的大有人在。读着那些半生不熟的“博尔赫斯”，见到那些不理解博尔赫斯之后现代的后现代理论家、批评家，我心中有时不免窃笑。但不管怎么说，博尔赫斯在中国有了市场可能性。应该是在1998年底，浙江文艺出版社打算出版《博尔赫斯全集》，策划舒建华先生曾有意将这本《谈话录》收入《全集》。在他的鼓励下，我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将《谈话录》校译了一篇(完成于1999年1月29日)，但终于还是没有出版。不过《博尔赫斯全集》却获得了好评，尽管美国作家、帕斯和北岛的英文译者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告诉我，这远远不是博尔赫斯的“全集”。

中文版《博尔赫斯全集》于1999年11月出版。出版社请来了博尔赫斯夫人玛丽亚·儿玉，我在北京三联书店与她见过一面，谈了些我对博尔赫斯的想法，印证了些我对博尔赫斯的猜测，其中包括博尔赫斯与当代科学的鲜为人知的关系。

2002年秋天我作为弗里曼基金会的访问学者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适值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在该校教一学期翻译课。我们时常聚会在“国际写作计划”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老师的家里。有一次我偶然问葛教授是否碰巧认识诗人、学者威利斯。巴恩斯通。葛教授说他虽不认识威利斯，但他马上要去芝加哥开一个会，在与会者的名单上有威利斯的名字。

就这样我重新联系上了巴恩斯通教授和他的儿子托尼。巴恩斯通给了我《博尔赫斯谈话录》的版权。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80年代中期，但主要为小布什的内政外交政策而怒气冲冲。他酒喝得不少，有时住在印第安纳的布鲁明顿，有时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

我回国以后，有一回晓渡在饭桌上偶然问我《博尔赫斯谈话录》出版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给我吧。一开始我有点不相信这本书还有出版的可能。但是现在我要谢谢晓渡，谢谢他和作家出版社，让我回想起与这本译文有关的人与事。

西川

2003．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