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对象是那些对荷兰和荷兰人感到惊异的人们。它展现的是一个真正的荷兰；帮助你读懂荷兰人，体味荷兰人的生活。全书语言通俗，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

这本书写的是荷兰和荷兰人。它向你们展示荷兰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他们如何思维、如何工作，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以及在数世纪源远流长的演进过程中——按照中国历史年代，要这始于汉代了——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

前言——致中国读者

前言

介绍

第一章 平均主义

第二章 讲求实际

第三章 有组织性

第四章 善于经商

第五章 注重隐私

第六章 道义上的债务

后记

湿润的荷兰土壤成为家长式统治的沃土

乍一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绝妙的组合——私人领域内绝对的自由，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时又截然相反地将众多个人组织起来帮助那些不管因为什么理由而陷入困境的个人。在荷兰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湿润的荷兰土壤成为家长式统治的沃土。荷兰社会的根基是基督教的信仰，圣经也像可兰经一样很照顾穷人。慈善是最大的美德之一，对于陌生人的热情接待和对于寡妇及孤儿的保护也同样。早在中世纪，就有富裕的市民想为穷人做些什么的例子。这一般来说很有组织，采取遗产的形式，因为将钱留给穷人是进入天堂王国的可靠保证。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是位于斯黑达姆省府的济贫院，这在1275年的市政特许状中有所提及。后来的文件中说它是为救世主的穷人、老、弱、病者和其他需要救济者而设立的。它的名字圣，雅各济贫院表明了它的宗教内涵。

济贫院是“留下点东西”的好地方。圣·雅各依靠这种方式在斯黑达姆地区得到了好几处房地产。开支靠资本所得的利息来支付。此外，市政厅引进了很原始的税收来支持这个机构。圣‘雅各因此不但得到富人和过世者的最好的服饰，而且从城镇所售出的每一块泥炭中得到一个小的百分比。

加尔文主义者在“80年战争”中的胜利导致了修道院和天主教兄弟会整个正式结构的消失。他们的财产一般归属了地方当局。地方当局允许慈善活动在他们的监督下继续进行。加尔文主义严格的教堂组织还不得不解救那些贫困和不能养活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宗教团体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允许让这些人听天由命的。对他们的照料成为一种新型教堂官员——执事的专长领域。因此照顾穷人和病人成为教堂和文职官员的职责。即使是最不起眼的地方当局也在某些慈善或类似机构的董事会中有代表席位。特别是在城市中，这些活动扩大到以至于成为市政府行政任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全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公道。基督教的责任是提供慈善，但无人可强制执行，尤其是那些受益者更不能强制别人帮助。一般规则是只有那些真正需要帮助者才能获得这种帮助。这不包括失业者，仅包括体弱者、孩子们和那些无家可依靠的老人们。他们的家庭，比如说在传染病中，丧失了。

外国观察家对这些活动深有感触。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这些援助是很广博的，尽管我们不应忽视这样的事实，即，特别是在黄金时代，生活水平极高，可用于做好事的财富大大存在。此外，慈善工程并不保密。照顾弱者和病人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可从为此目的而建起的建筑物的规模看出来。圣‘雅各济贫院至今仍是斯黑达姆市中心占统治地位的风景线。它古希腊庙宇风格的门面冠以钟楼，遮掩着小教堂。在两边，宽阔的院子周围是高楼，过去曾是老人们的住所(这成为济贫院的专长)。此巨型建筑建于1789年。当时斯黑达姆正繁荣，所以铺张得起。济贫院现在是现代艺术的宽敞的博物馆。许多荷兰城市都有这类性质的历史建筑。例如，阿姆斯特丹有典雅的玛荷顿屋，过去曾是女孤儿们的家，现在是大学的行政中心。还有hofjes，相当于英国的“庭院”。这是由数排小房子围绕着一个中心空地组成的，空地上一般是草坪。院子由大门与外部世界隔开。这多数是应一些有钱的公民的要求所建立，他们在遗嘱中留下足够的资金，支付建筑和管理费用。按照规定，由出资人指定房子为何人所用，可能是无钱的寡妇或某一宗教派别的老年夫妇。在多数荷兰城市中仍可看到这些院落。它们被复原得很漂亮，很少再被用于原始目的。它们曾是而且仍是城市里有历史意义的中心的展示窗。

在漂亮的门面后面并没有多少奢华。希望被圣，雅各接受的老年人不得不用他们所有的财产来换取吃的、住的。他们如果没有财产，只要还走得动，就不得不挨门乞讨施舍，希望起码能补偿维修费用的一部分。这种做法直到20世纪后期还很普遍。许多院落还有“购买”制，未来的居住者为保留他们将来的位置而交纳一笔规定的资金。他们还经常为院落作出捐赠，数额和性质各自不同。有人可能不得不每年冬天捐赠一定数量的烧炉子用的泥炭，其他人可能被要求交出他们的一切财产。因此在享受同样的服务时，富人要比穷人付出得多。孤儿们从其服饰上即可辨认出来——有必要显示出他们是贫困和需要依靠慈善帮助的。

富者的尴尬

对有需要者的关心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英国历史学家赛门·斯哈马将其《荷兰的黄金时代》这部文化史冠以“富者的尴尬”的字样，并引用约翰，加尔文的话：“让那些腰缠万贯的人记住，他们周围布满荆棘，得格外小心别被它们扎着。”

慈善事业，这样辉煌地显示在庭院和宫殿般的门面上，使富者减轻了他们物质上的成功所带给他们的罪恶感。不管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有多放荡，加尔文主义的警告总是响在耳边——受召唤者众多，但被上帝选中而获拯救者仅是少数——他们的辉煌和财富可能会害了他们。

斯哈马曾说：“荷兰慈善机构的奢侈和慷慨像巴罗克的欧洲其他地方一样，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为行使‘社会控制’。毫无疑问，这样做的动力之一来自小心慎重。当特权者靠说服而不是强制来统治时，大规模、义务性的慈善捐助是他们为保护自己不受群众造反之害而付出的极小代价。但这种巧妙的解释同时也忽略了很多东西，特别是颇受到赞扬的、荷兰人所特有的近乎狂热的欲望：与境况不太好的人共享他们的财富是给这些财富戴上了桂冠。”他还说：“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平衡做法，允许保留而不是遗弃财产，但前提是这些财产要服从于大家共同认定的目的。”

在这种慈善中，还有比斯哈马所承认的更重要的社会控制成分。任何阅读了慈善机构的规定的人都会对那里的生活所受到的严格控制和对防止滥用权力的高度重视感到震惊。摄政官们对这些机构投入越多的钱，他们倒变得越富有，而他们的住户们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这令人很吃惊。圣·雅各济贫院甚至在地窖中为那些难于管理的老年住户设有一个小型监狱。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呼吁阿姆斯特丹市民支持为穷人的孩子办的学校。这始于19世纪40年代。他们的理由是孩子们在那里能学会顺从和感激。几乎与此同时，布道者和文学家伯纳德·特哈尔发表了一首诗，其中写到他对上帝的感激，因为他看到一位妇人在寒冷中发抖而自己拥有一件皮大衣。这里无讥讽之意，他完全是诚心诚意的。从中世纪就存在这种认识——上帝创造了穷人是不无理由的——赋予富人爱护他们的邻居的机会。但用20世纪的价值观来评判久远以前的情形和习俗是危险的。在荷兰，这经常发生，因为像圣·雅各这样的机构，其强制乞讨及设置监狱令人们的集体记忆难以忘怀。人们常讲那时的恐怖故事来将彼时与此时作比较。现在的社会保障体制是一种权力，volkskrant报、Tmuw报及其读者们坚决捍卫这种权力。

我们综合性的社会保障体制可能是在过去五十年左右建立起来的，但其基础的形成却早得多——在柱石制的顶峰时期并受到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影响。社会主义的基本信仰是“一天踏实的工作应得到一天合理的报酬”，但同时每个人都应得到失业、生病和老年保护的权利。天主教和加尔文主义的柱石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稍有不同，一般是采取集体储蓄或保险政策，而不是依靠国家。但结果是一样的——不幸者必须受到保护，以不受命运的不测风云之害。事实上，是自由主义者首先创立了社会保障的形式，天主教和加尔文主义者后来也加入其中。失业保险被采用，由“柱石”化的工会来管理，由政府给与补贴。此外，政府还为那些已不能再由保险计划供养的长期失业者提供微薄的福利。

P42-46

我在那些一般是来荷兰学习、搞研究或做生意等短期访问的人们眼中看到一种惊异。这本书是对这种惊异的回答。有时他们不说什么，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问问题。荷兰，对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可以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这本书的对象是那些对荷兰和荷兰人感到惊异的人们。我无意消除这种惊异，因为它可以是一种积极和有创造性的情感。但是如果你对那些看起来不寻常、稀奇古怪甚至令人反感的习惯和行为方式的背景有所了解，会有助于你对它们的理解和更有效地做出反应。

我在荷兰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组织的工作意味着我在工作上和私人生活中很经常地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他们打交道。荷兰社会中的哪些特点引发出他们脸上那种令人熟悉的惊异表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能找出某些模式，这就为我这本书应包含什么、舍弃什么提供了指导。因此我必须感谢所有那些在某个时刻向我揭示了他们对荷兰人及其生活方式感到惊异的人们。没有他们的坦诚，这本书绝不会诞生。

但是，我当然不能到此终止。出于一些我将在后面详细说明的典型的荷兰的理由，我并不是全部自己设计了这本书的编排。我与我的朋友及同事讨论，让他们有机会提出改进建议。这导致建立了一个“支持小组”——一小伙人，他们对我所写成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提出问题，并在我有些武断时，建议我应舍弃什么，增加什么。他们在聚会时这样做，有时甚至有些无秩序，但总是极端富有成效和令人愉快的。这个小组包括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文化人类学者周扎达·佛里普斯、翻译兼评论家尼克·米德马、纪录片作者兼安娜·富兰克联合会工作人员彼特，斯豪特和荷兰与美国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马塞尔·欧门。他们对本书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低矮的天空》的写作给了我很大的乐趣。我希望我能成功地让本书的读者也受到这种感染。

本书图片由ANP提供。

汉·凡德霍斯特

凶猛的洪水和愤怒的世界

德休，这就是低矮的天空和生活在其下的1500万人口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你的公司赠给客户的标签：“巴西，你所需要的仅仅是爱”以及“巴西，我们将给你更多的支持”。在荷兰这里，我们从来不会在汽车保险杆上贴上这种口号而开着车到处转。我们不敢以这样的热情来宣扬我们的国家。它会轻易被看作是夸张，超越了“正常”行为的标准。

我希望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如何对待彼此和对待外人以及决定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思维方式。我不想假装对荷兰国民特点给予权威性的描绘，那个任务太艰巨了。最近，这甚至成为全国性报纸上“见解”版面辩论的主题。辩论的调子显示我们正在重新审议我们爱国主义的概念。

这与荷兰面目的改变有关。欧洲统一正缓慢而艰难地进行，但最终是不可避免的。荷兰甚至将要遗弃国家的骄傲和可靠性的象征——荷兰盾，而改用欧元。那时你会考虑是什么将你的国家与欧盟其他国家互相区分开来，你具有什么独一无二的品质。你会思考像荷兰这样的小国是否需要某种可公认的“黏合剂”将其粘固在一起。

辩论结果让人有些失望。被定为“典型的荷兰”的品质与在任何一个人道社会可看到的没什么不同。荷兰人显然从本质上来讲是民主、宽容和爱好和平的，喜欢合作而不是冲突。看一下现代荷兰社会，就会确认这个假设是对的，但用某种国民特点来解释这点，以确信荷兰人在他们的血液中有令人羡慕的品性就有些牵强了。起码“新爱国主义”的批评家们是这么看的。

但整个辩论确实讲到了我们的国民特点。普遍的民主倾向和对协商和妥协的尊重是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共鸣的。那时荷兰自豪地维护其中立，带着某种傲慢，近乎同情，观看着几个大国之间的势力之争。荷兰人认为他们自己很明智，不会被浮浅的情绪和雄心所误导。他们对自我、对自己井然有序的小国家感觉良好。他们通过彼此磋商——这使得他们忙碌——来推进文明。

但当一个国家被逼得无路可走时，爱国主义就会以强势复活。1995年初，荷兰人就到了如此境地。他们永恒的敌人，水，再次表现出其令人畏惧的力量。但这次它没像1953年那样逼到前门上来。没有出现飓风暴，北海也很平静。在毫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前所未见的大量洪水从马斯河和莱茵河咆哮而至。这两条是流入几乎覆盖全国的三角洲的主要河流。水位高度创了记录，河坝看来是保不住了。这并非因为它们太低，而是因为它们像海绵一样。多数荷兰人以前并不知道这点。如果水位保持高水平时间太长，河坝吸饱了水，将会垮掉，使河水自由侵入。

受到最大威胁的是在两条河之间宽窄不一、几乎将整个荷兰自东向西一分为二的条形地。一月中旬，水位上涨的高度使主管当局决定将危险地带的人口撤离。在比丘，荷兰的西部，有75，000人被命令立即撤离家园。随着洪水威胁的扩展，之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撤离。整个工作进展非常顺利。警察监护着高速公路，供被疏散者使用，整个疏散地区被封闭，严密地与外界隔绝开来，防止抢劫分子进入。那是一次很精彩的行动。商业电视台为受害者成功地组织了慈善节目。那些被疏散者从他们中产阶级的家庭客厅中逃出，将较宝贵的东西装上拖车拉走，在较安全地区的大体育馆相对较好的条件下搭起帐篷。记者们全体出动，记录下被迁移者的情感。但尽管花费了很大的气力，真正的灾难并没酝酿成。记者们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找到肯在公开场合流泪或表示出他们的担心的人。

全国团结一致

全国表现出已经多年未出现过的团结，到处充满了高涨的自豪感。政府立即宣布了被称为第二个三角洲规划的加固堤坝的广泛计划，以确保“这绝不会再发生”。当水位降到正常水平之后，疏散户开着自己的车或乘专列火车返回家园，他们就像撤离时一样秩序良好。地方市政厅给他们一封信欢迎他们返回，并附有如何恢复正常生活的指南，有些情况下还伴随着一束鲜花。每家还领到500荷盾的补偿。对农民和公司有不同的补偿计划。全国一致的意见是堤坝将要得到加固，其他就是一些细节了。

这次近在咫尺的灾难使人们重新讨论起国民特性。它充分显示出荷兰人在困难中团结如一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见机行事、决心和团结一致，最终重新控制局势。出生在潮湿的三角地的人们是何等的幸福啊。

几个月之后，荷兰人又遇到另一种灾难：斯雷布雷尼察的失陷。斯雷布雷尼察是在波斯尼亚建立起的保护穆斯林不受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的“安全区”之一。塞尔维亚人是牢牢控制该地区的。联合国部队中一支被称为“荷兰营”的荷兰部队力图将交战双方隔离开来。根据联合国的指示，该营只有少量武装，对直接攻击无权作出反应。塞尔维亚将军们乘着偷来的荷兰吉普车到处转，就连与荷兰营的指挥官谈判都乘这种车前来。

对荷兰来说，派部队参加在波斯尼亚的维和活动是很正常的。荷兰支持以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争端，因此是联合国中一个忠实、积极的成员国。荷兰部队早些时候曾参与黎巴嫩和柬埔寨的维和行动。柏林墙推倒和冷战结束之后，政府决定重新组建专门参与这种行动的部队。一个“空中机动旅”成立了，电视上播放的征招广告显示着荷兰青年在山区(因此是“外国”)“保卫”一个水坝。广告撰稿员的信息不言而喻：“参军，帮助维护世界和平”。

但荷兰营遇到的是不肯妥协的塞尔维亚人，他们对制定和平计划不感兴趣，并在谈判桌上表现出与荷兰人正常期待的完全不同的行为。外交和政治家汉斯·凡登布鲁克在担任外交部长末期已对此有所体会。作为欧盟的南斯拉夫事务代表，他与旧日共和国的参战者们达成一系列的协议，但一般在24小时之内就破裂。荷兰营的普通士兵越来越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参与这场残酷的内战。他们对国内的人抱怨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呢?”

后来的日子是耻辱的

之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拉特口·米拉迪驰将军的指挥下可以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地占领了斯雷布雷尼察的领土。荷兰营没有回击。他们没有那样的装备，而且联合国的授权也不允许他们报复。更有甚者，塞尔维亚人扣押了几百个荷兰士兵当人质。

后来的日子是耻辱的。在荷兰营观看下，塞尔维亚人将穆斯林男人与妇女、孩子分开。后者被装进塞得满满的汽车，拉到前线去，扔在穆斯林前沿附近，被告知剩余的路他们必须自己走。男人们消失在拘留中心里，被“审问”。电视图像向全世界显示头戴联合国蓝色钢盔的荷兰士兵观看着此挑选过程，毫无任何抗议行动。

在荷兰对此事件的反应极其镇静。外交部汉斯·凡米埃尔罗在电视上声明塞尔维亚人手中持有所有的王牌，他“身无分文”地被迫参加谈判。他首要的任务是让所有荷兰士兵安全从斯雷布雷尼察返回国内。

同时，塞尔维亚部队对难民们所犯下的暴行证据越来越多。面对这一切，荷兰士兵们被命令对他们的所见所闻守口如瓶，因为不加约束的谈话可能置他们那些仍被关押的同志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只有发展部长詹·普朗克敢于讲话。他讲到“种族灭绝”，并号召国际社会，不只是荷兰自己，以铁拳回击暴行。他的讲话在荷兰立即引起批评，他被谴责将人质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同时人质小批小批地回到荷兰，因为塞尔维亚人一贯是零零星星地释放他们的俘虏。一队心理医生准备帮助人质们正确对待他们那显然是创伤性的经历。首批回到苏斯特堡空军基地的人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也有少数不同意见。一些评论员提出对“在波斯尼亚的士兵”所给予的重视与给予在荷兰营“保护”下被赶出家园、现在受尽奸污与杀害的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的注意力比例失调。这种评论在公众中引起愤怒的反响。从危机的第四天开始，DdTelegraf 有意地不再带头报道波斯尼亚的消息。编辑们对其读者的心理再了解不过了。他们无意使其读者无必要地被搅得心烦意乱。其他报纸仍继续详细报道来自巴尔干令人不安的消息，但对政府和荷兰营的支持毫不动摇。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无可指责。现在惟一要优先考虑的是让我们的士兵完好无缺地回国。这使人想起“无辜受害者”。

在斯雷布雷尼察所发生的事件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导致人们对国民特性和爱国本质及其后果的思考。一个更广泛的反应是我们应抛弃那些全球马蜂窝。荷兰被围在一个愤怒的世界中，应尽可能与其无关，示威和写信抗议都未出现。当事情变得太骇人听闻时荷兰完全可以视而不见。

在斯雷布雷尼察实际上有一名荷兰士兵被杀害。这使得法国报纸Le Monde驻荷兰记者阿雷因·弗朗哥作出了以下并非赞扬性的评论：“联合国部队荷兰士兵拉威乌·凡润森之死震惊了每一个人。我们不习惯看到我们的一名士兵阵亡。”一位将在下周去巴黎接管媒体与文化的外交官这样说。全国受到震惊不无理由。荷兰很幸运没有遭遇很多这类的事情。人们对他们的士兵被装在尸体袋中运回国、以军礼埋葬和在客厅中听到家属悲伤的广播很不习惯。政府无意改变这一切，“我们是个小国，资源有限”。一位外交部的高官这样告诉我：“我们不像法国和英国有那样大的势力，所以我们可做的很有限。”真是天大的困难啊!荷兰这个欧洲大国中最小而小国中最大的国家极想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但事到临头又畏缩了。弗朗哥规劝荷兰如果不打算冒风险，就别采取那么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

但记忆是短存的。在斯雷布雷尼察灾祸四年之后，荷兰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之中。战场离开那块带厄运的领地不远，是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省，开车只要几个小时。荷兰喷气战斗机参与了联合国对塞尔维亚的轰炸，目的是使他们放弃对科索沃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名荷兰驾驶员第一次击落了一架敌机时，媒体的报道充满热情。该驾驶员的指挥官甚至建议他受到伯纳德亲王的嘉奖。

但在科索沃战争之前，斯雷布雷尼察并没有完全从公众的意识中消失。国防部曾对那几天惨案中发生的事进行了调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对事实真相的调查是否彻底。人们特别关注那些对此悲剧负有政治责任的人。在大屠杀之后，海牙的记者们只有一个问题：国防部部长是否已无实权了?他们一再追问此问题，但国防部长并没有辞职。此事对军界的领导人也无任何严重影响。最严重的惩处是“横向提拔”。最终，荷兰国家战争文献收藏馆(RIOD)被要求对领地失陷前前后后的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在一些圈子里，RIOD被认为太忠于政府，但此看法是不正确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馆多次表现出他们是能进行不带偏见的调查的。但它不习惯快速作业。任何与RIOD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不紧不慢的。国会议员们曾试图组织一个国会调查，但经常是被以RIOD的调查作为借口而搪塞过去了。

同时荷兰很高兴自己能以更光彩的理由而受到国际上的注目：其经济上的成功，这归功于《金融时报》称之为“围海造田模式”。荷兰从80年代的危机中强力反弹，形势繁荣。国际评论家赞赏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作及他们如何为了共同的利益和控制失业而限制价格和工资的增长。围海造田模式成为荷兰妥协、互让、求同和取得有关各方都能接受和认可的解决办法这种传统中的一个新词汇。这样，荷兰被外国的舆论引导者塑造成60年代的社会改革者追求的光辉样板，但与那些人意想中的模式是不同的。

一场悲喜剧

自80年代以来，这些改革者越来越被驱除到社会辩论的边缘。开始还不明显，特别是当荷兰的两个极左党——绿色左派党和社会主义党处于旺盛时期时。在千年末尾时，绿色左派党在国会中有11个席位，社会主义党有5个。这超过了极左党在荷兰任何时候的战绩。但他们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已提不出什么其他选择。社会主义党一如既往地忙于揭露丑闻、剥削和滥用权力。绿色左派党的计划包括了清楚的生态目标，将清洁的生态环境置于经济增长之上，但除此之外，该党对于围海造田模式看来没什么不满，加入政府甚至被看成是现实的选择。

社会大辩论的日子过去了，扣人心弦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比如70年代发生在尤波·丹尤利与汉斯·维格尔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历史。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磨一磨政治上的脾气的话，那就是有关一些事件和“工业事故”了。这方面的一个有力的例子是1999年发生的悲喜剧。汉斯·维格尔再次成为中心人物。

维格尔现在是政界元老，最近被选人荷兰国会上院。威姆·科克政府正提议采取公民投票——在严格的条件下进行，而且极少使用。这些建议是联合政府中的伙伴D66多年的愿望，在下院没受到什么抵制就通过了。但上院中很多人愿意将自己称为议员，将上院看作思索议院的成员对公民投票持反对意见。他们担心这会为蛊惑民心和未经深思熟虑的决议开了大门。联合政府中的自由派的柱石VVD对他们的顾虑有同感。作为该党的头面人物之一，汉斯·维格尔公开声明不喜欢公民投票。此外还有一点复杂的地方，即需要修改宪法，而这需要有2／3的赞成票才行。

使问题更复杂的是D66的部长们宣布，如果公民投票的建议通不过，他们将辞职，政府将倒台。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这并非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而是因为民主党在近两年的民意测验中情况不妙，他们就公民投票大做文章对自己有益无害。

联合政府的前途受到威胁，VVD的领导们对他们的议员施加压力，让他们赞成公民投票的建议。但在最后时刻，维格尔自行其道。他投了反对票，保证了该提议得不到所要求的2／3的票数。在他长长的政治生涯中，这位年迈的自由主义者第一次得以使政府垮台。

以后发生的事情显示出这个有围海造田模式的国家是如何解决政治危机的。在那之后的几周里，维格尔保持了低姿态，特别是当他在WD大会上没有受到他以往受到的英雄般的欢迎之后。他没有违反游戏规则，他被看作在错误的时刻，在无人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上捣了乱的政治上的外行人。

政府存活下来。经过很多的牢骚和抱怨之后，D66最终同意引进磋商性的公民投票。磋商性的公民投票无须修改宪法，因此只要有多数票数就可以。政府可以随时对磋商性的公民投票听而不取。没有人对政府安放炸弹，只是一个恶作剧的政治家点燃了一个炮竹而已。

围海造田模式胜利了。当危机出现时，人人遵守规则，紧密团结，又恢复了那种政治领导者们可以照旧管理他们井井有序的小国家的气候中。仅仅是在听到神经有毛病、在火车站游逛的无家可归者的喊叫时，或者缪斯·肯斯主教不厌倦地宣讲5％～10％的人口被排除于我们所处的繁荣带来的福利之外时，总体的一致意见才被打扰。1999年夏季给人留下的永久印象是年轻姑娘们坐在马路边的咖啡馆里喋喋不休地与他们的朋友们在手机上或者用像被称为“GSM”的方式交谈。

不安的感觉

但这里面似乎有点什么不对头，出现了一些与安全、有秩序的社会这幅图画不相符合的事情。人们对于在围海造田模式背后更严厉、更无情的现实普遍感到不安。一系列的调查证实了这些疑虑。很大比例的荷兰人说他们夜晚在街上不再感到安全。他们担心会被抢劫或强奸。街头犯罪的数据表明多年来情况并未有多少变化，但人们就是不再有安全感。一些悲剧的发生更强化了这些恐惧。在90年代出现了起街头暴力导致数人死亡的事件。这对于那些看到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而力图出面制止的过路人打击尤其大。在阿姆斯特丹，学生尤斯·克娄潘赫被一群醉酒的年轻人殴打致死。在立尤瓦尔，梅因德尔特·楚凯仅在其婚礼之前几天，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70年代和80年代也出现这类事件并像通常一样被媒体报道，但它们未导致这种程度的公愤。90年代，人们以集体的悲哀和静默抗议来悼念街头暴力的牺牲者。哀悼仪式在出事地点举行。这种示威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1999年在浩林柴姆这个安静的省内小镇发生的。一群年轻人对着一个不允许他们进入的地方夜总会的门开枪，打死了两个姑娘。荷兰铁路局不得不增开列车，将远道而来的人们运往示威地点。浩林柴姆周围的道路交通堵塞，整个仪式在全国电视上转播。这种群众仪式实际上是为浩林柴姆清除污秽。

但事情没有到此为止。这次和其他的示威发出了清楚的信号：任何堕落到使用这种暴力的人都会失去人们的尊敬和钦佩。他们将受到整个社区的蔑视和排斥。同时荷兰人，尽管崇尚个人主义，也可表现出高度的团结。

但同时这超过了象征意义。这些令人震惊的枪杀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发生在公共场所，有见证人，但除了不幸的牺牲者外，无人做任何的干涉。

因此无怪乎舆论导向者、政治家和公众都呼唤恢复那显然已失去的社会管制形式。公共汽车站和公共汽车及电车上贴出标语，提出替代的解决办法。任何在街上目睹了暴力的人应立即用他们的手机呼打紧急电话112。随着有手机的人数逼近100万，很可能在目击者中至少有一个人带手机。手机的激增这现象本身就使得荷兰是个分裂的个人化的社会的说法受到质疑。显然，这些孤独者要尽最大努力彼此保持联系，永远保持接触。

正像手机成了家常用品一样，荷兰上网人数也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新的纤维光缆使得大量新增的连接成为可能。就任何事的交谈，从施虐——受虐狂到基督教信仰，促使人们之间新的关系网的形成，人们有时会彼此交流自己最深奥的秘密。尽管主要是年轻人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无限的可能性，老一辈也发现了这种新的、高度个人化的联络方式。如果上网浏览，你就不再孤独。如果你有手机，你所喜爱的人永远不会遥远。

但这种新的联系方式并没有消除社会中的不安全感。对一般荷兰人来说，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不是处在歌舞升平的社会。一贯非常可靠的政府看来不像每个人所相信的那样运作良好。法律和秩序的体制运营缓慢、低效。经常有报告说很严重的刑事犯不得不被释放，因为“行政管理上的差错”。为打击严重犯罪所建立的IRI、队伍便衣隐藏和融人团伙的程度之深使得罪犯与警察的界限有时都消失了。那支部队不得不解散，而接踵而来的丑闻使新上任的内务部长埃德·凡太因此丢了饭碗，毁了政治生涯。

拜姆瑞灾难也回到了头版。很多围绕1992年伊尔货机的未回答的问题导致了国会的调查。但这并未解决关于有人看见坠机之后在现场出现的“穿白色西装的人”的传说；也没有解释持续困扰当地居民和灾难现场目击者的健康问题。但调查报告确实描绘了效率极低的政府部门之间，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彼此拆台。这是人们在围海造田模式的国家里没有安全感的另一个原因。因此荷兰人民带着心灵的不安进入了第三个千年。

在新的百年的头几个月里，头版新闻中出现的丑闻更证实了人们觉得事情不大对头的疑虑。像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一样，许多荷兰人陷入了围绕新的网络公司和参与全然不符合他们本色的活动——投机的异常兴奋之中。多年来持续上扬的股票市场制造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搞股票赔不了。新网络公司之一，World Online在它股票即将上市前大张旗鼓的广告战中利用了这一点。该公司的创始人尼娜·布苓克以某种肥皂剧中的明星的面目出现，并丝毫不去阻拦那些嚼舌的杂志的兴致。这招儿很灵。无数的人将他们积蓄投资于World Online股票。但股票一上市，事情就清楚了，该公司大老板卖掉了自己大批的股份。World Online股价大跌。股东们，其中许多是、WOL的雇员，刚开始群起捍卫布苓克，但很快就不得不承认他们被涮了。这是一个残酷而惨痛的教训，但人们恢复了传统上的谨慎态度后，许多其他网络公司推迟了他们上市的计划。世界范围内投资者对于新公司和后来被称作dot.corn公司的怀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荷兰反响格外大。投机者受到了这么快的惩罚，使人们幸运地在损失太大之前清醒过来。

这之后不久，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所发生的事再次将人们的不安全感凝聚起来。它开始仅仅是看来很无辜的发生在过去一座纺织城市恩斯亥德居民区的小火苗。该镇坐落在荷兰东部，离德国边境不远，它在不久前曾有过很带戏剧性的经历。它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农村市镇，但在19世纪中经历了一些未能估测的命运的转折后，发展成荷兰工业化的动力之一。由蒸汽驱动的高速织布机使它成为纺织工业的中心。由于新的铁路网络和专门挖掘的运河，它向全世界出口其纺织品，成为一座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城市。在那里极富进攻性的商界精英们与越来越健全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相抗衡，传奇般的罢工的浓厚传统很快发展起来。当代银行业巨头之一的ABN—AMRO银行的主要根基之一是由恩斯亥德的“纺织贵族们”创立的Twentsche银行。

但纺织贵族们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束手无策，这种竞争最终以低价格将他们挤出了市场。自60年代末期，纺织公司一家接一家地关了门。较精明的企业家们迁移到了第三世界。不管怎样，纺织业与恩斯亥德是分道扬镳了。该镇从工业化源泉转变成到处是失业的纺纱工和织布工的问题累累的地区。老厂子因年久失修而被拆除——除了那些为其历史价值而保留下来的古怪的烟囱和生产厂房。恩斯亥德力图以知识和高科技中心的形象摆脱衰退。这一步走得不错，因为中央政府于1963年在那里建立了一所技术大学。但这仍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以前纺织业所提供的大规模就业的问题。所以尽管工业发达起来，恩斯亥德仍是一个像荷兰许多其他城市一样的“一般化”的城市。

就是在这里，一个典型的荷兰市镇，一个可追溯到纺织业顶峰时期的居民区中心，不可想象的事发生了。之后，大家才意识到灾难发生在夏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下午是多么幸运的事。当地居民，像荷兰多数人一样，聚集在市中心或商业区，做一星期的采购。所以在家里能听到救火车的警笛的人数比平时要少得多。

在该区的中心有一座旧的工业区。警报来自矗立着几座旧楼的仓储场地。因为该场地被墙围着，很难看到里面发生的情况，居民们以为里面储藏的是回收的废纸。当人们突然意识到里面真正储藏的是什么东西时，救火队员们已在与火搏斗了。火箭式和其他种类的焰火从各个方向直射天空，人们拥向街头观赏景色，许多人甚至带上了摄像机。

院子里储存了成吨的焰火。几分钟之后，它们同时爆炸了。爆炸声在周围几十公里内都可听到。几秒钟内仓储区周围成了炸弹区。满身是血的人们惊慌地奔跑在冒着烟的废墟之间。荷兰自1809年以来还未曾见过这样的灾难。那次是一艘药包船在莱顿爆炸。现在整个国家都注视着电视机屏幕，关注来自恩斯亥德的消息。在2000年，荷兰的通讯界已很发达。电视台，其中地方台首当其冲，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了关于此灾难的非专业录像。全荷兰的人民可以看到爆炸时现场正在发生的情况。

整个地区已不能再住人。如果将各种情况都考虑在内，死亡人数相对来说较小，数十人而不是数百人。之后，人民从不相信、惊异转为激烈的批评。焰火怎么可能储存在居民区的中心?市议会为什么发放了必要的许可证，特别是考虑到该仓库如果没有所需的许可，早该拆除了。焰火储存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但负责实施该规定的国家单位严重人手不足。此外，其领导因腐败嫌疑而被停职。许可证和所需要盖的章的审批似乎与将合同奖赏给某些顾问相联系。救火队看来不知道焰火被储存在那里。地方居民当然更毫无知晓。

这类事是不应该发生在荷兰这个井然有序、一切都错不了的小国家。你还没意识到，某个白痴会引爆了炸药，你的房子在你面前倒塌下来。意识到这种事也会发生在这里让人很震惊。恩斯亥德的灾难象征着荷兰再也不能维持其表面虚荣了。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9月，社会与文化报告社的出版物几乎未提及恩斯亥德或拜姆瑞，这引起了骚乱。该报告每两年由社会与文化规划办公室出版一次，对荷兰社会的状况进行勘察。据其领导保罗·斯和纳白尔讲，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在生活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上，荷兰不是排在前面的，但“比平均状况稍好些”。斯和纳白尔补充说，对具有一般机会的一般人来说，在荷兰生活还是不错的，但超级富翁没有机会像他们可能在其他地方那样得以挥霍他们的超级财富。他力图使自己的结论刺激性小一些。但这并未将所带来的打击弱化。人民感到沮丧，他们那种认为荷兰可能很小，不重要，但它为自己的公民提供了比其他国家都好的生活的信仰被从根基上动摇了。

恩斯亥德灾难的另一个不幸影响是，传统上作为节日、聚会和其他室外活动的结尾的精彩焰火表演被全部取消了。

德休，对于咆哮的洪水和环绕着我们的危险世界，在我们的大坝后面，我们一贯感到很安全。但现在我们隐隐地感到一丝不安。大坝能挺得住吗?他们会不会像海绵一样?它们的某些地方是否漏水?真到时候了，荷兰人并非是个敢于冒险的民族。我认为这一切都与你对你女儿所讲的话的意思很接近：“不要呆在这里。这里的天空太低矮。”这可能是我们性格中的主要特点，其他都来自于此。巴尔干上空的飞机，近在我们边界的难民，我们街头的暴力，它们都让我们感到有些恐惧。即使在我们低矮的天空下，冒险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