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叶永烈精品书系“红色三部曲”之二，作者以翔实、流畅的笔调，并以崭新的、特殊的“领袖史”视角，写出了毛泽东被选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毛泽东当年的沉浮，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本书是收录“叶永烈精品书系”的“红色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作品。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诞生后，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个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直至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这是历史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挫败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虽然毛泽东曾受到王明、博古“左”顷路线的残酷打击，被剥夺军权达两年零三个月之久。但是，历史证明他所确立的方针、路线、战略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他受到全党的拥戴，成为党的领袖。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也是十四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十四年间取得辉煌胜利。从前十四年与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足以看出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本书作者以翔实、流畅的笔调，并以崭新的、特殊的“领袖史”视角，写出了毛泽东被选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毛泽东当年的沉浮，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第一章 毛泽东之前

 “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总书记“不光荣的结束”

 瞿秋白崭露头角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第二章 井冈风云

 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

 “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当革命的“山大王”

 收编“绿林”袁文才

 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受到打击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

 朱德和毛泽东胜利会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诞生

 “打败江西两只羊”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钦差大臣”瞎指挥

 “黄洋界上炮声隆”

 藏在伞把里的《井冈山的斗争》

 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

 毛泽东提出“围魏救赵”之计

 井冈山在风雪中陷落

 “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

 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

 误杀袁、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第三章 驰骋赣南

 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毛泽东“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差一点惹起大祸

 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横扫千军如卷席”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第四章 瑞金浮沉

 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赣州之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经周恩来力争，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

 “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毛泽东被架空了

第五章 艰难岁月

 蒋介石坐镇庐山

 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独立房子”的主人

 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福州南较场升起“反叛”之旗

 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崽卖爷田心不痛!”

 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张闻天跟毛泽东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

 “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毛泽东急诊

第六章 长征途中

 “三人团”决策西征

 “鸽子飞了!”

 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飞渡天险乌江

第七章 遵义曙光

 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国民党得到“毛泽东当主席”的情报

 “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

 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

第八章 党的领袖

 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

 “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

 张闻天辞去中共负总责

 凯丰制定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后记

陈独秀拒绝赴苏。他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已“不视事”的他，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

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七月十八日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

于是，七月二十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来到江西九江。二十六日，另一常委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九江。紧接着，常委张国焘也来到这里。这么一来，五常委之中，有三常委前往江西，忙于组织南昌起义。

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留在武汉秘密活动的常委是李维汉和张太雷。那时候，李维汉化名罗迈。

行踪最为奇特的是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他出席了由鲍罗廷主持的那次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没有他，并声称要他去海参崴。当天夜里，他就从武汉消失了!瞿秋白到哪里去了呢?

在长江轮船上，出现他瘦削的身影。他的身边，正坐着鲍罗廷!

据云，鲍罗廷要去庐山“休养”，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俩用俄语低声地交谈着。

鲍罗廷的心境是复杂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四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又曾和孙中山密切合作，出任国民政府顾问，在国民党内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出的通缉令，捉拿的两名“首犯”，一名是陈独秀，另一名便是他；汪精卫如今也解除了他的顾问身份，并要缉捕他。最令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鉴于蒋、汪的反叛，中共的危机，又把责任归咎于他。在这样三重的压力之下，他本想卸任回国，无奈他的妻子范娅在北京落到军阀张作霖手中，被押作人质，又使他无意独自回去。总算在七月十二日这天，他接到北京来电，说范娅已获释，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这样，他回国之举已定。他想在回国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中共领导人细细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于是，他选中了庐山作为“休养”之地。

至于他为什么撇开新当选的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偏偏只带瞿秋白一人上山，乃是一个历史之谜。

显然，熟知中共内情的这位“老鲍”，已选中瞿秋白接替陈独秀，在离华之前，要把领导担子移交给瞿秋白。

山下正风云变幻。在云遮雾绕的庐山，“老鲍”跟瞿秋白彻夜长谈，研究着中共下一步的暴动计划，以及中共新的战略方针和工作原则。

鲍、瞿密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七月二十一日，他俩从庐山悄然返回武汉。当天，鲍罗廷便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位新常委就是瞿秋白。

虽说鲍罗廷没有明确指定六常委中以谁为首，而实际上他安排了新常委瞿秋自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后来居上”。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位二十八岁的常州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他在二十一岁时，也就是一九二。年时作为北京《晨报》的记者前往苏俄，日渐接受红色影响。他见过列宁。后来，他经同乡张太雷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他的本名并不叫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他的笔名、化名恐怕是最多的一个，多达一百来个!“秋白”原是他的笔名。他有时叫“维它”，用“瞿”的谐音化名“屈维它”，也用过“陶畏巨”、“狄康”、“之夫、“美夫”、“董龙”、“樊梓生”、“陈笑峰”、“司马今”、“史铁儿”、“林复”、“宋阳”、“魏凝”、“范易”、“何苦”等笔名、化名。他在苏俄则化名“斯特拉霍夫”。这也难怪，因为他是记者出身，文章满天飞，又长期在秘密状态下工作，不能不“打一枪”换一个名字。  如今，他的传世之名叫“瞿秋白”。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生于秋天，联想到“月落乌啼霜满天”。其实他出生于新年之初——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常人头顶只有一个发旋，他却有两个，正因为这与众不同之处刚生下便得了个奶名“阿双”。父亲瞿世玮喜欢咬文嚼字，给他取名“瞿艘”，以纪念他头上那两个发旋。“艘”是冷僻的汉字，小船之意，与“舸”相对应，“舸”即大船，所谓“百舸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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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红色三部曲”答编者问

最近，作家叶永烈就他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回答了编者的提问。

问：你为什么要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答：起因是我在前几年经过多方采访，写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三十多万字历史长篇《红色的起点》，在建党七十周年前夕印出，二十多家报刊加以连载、选载或摘载。朋友们建议我继续写下去，从“红色的起点”向前进。于是，我上井冈山、入瑞金、进遵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采访，又写出四十多万字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可以说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我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道路继续写下去。我去西安、延安进行了实地采访，还去重庆、南京、北京等有关的地方采访，写出五十多万字的续篇《毛泽东与蒋介石》。这部长篇写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石”的历程。

《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构成“红色三部曲”，一百多万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写到新中国诞生。

问：书名为什么叫《红色的起点》?

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红色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前夕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长篇如此详尽地记述这一重大事件。

这本书一字不易，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只是为了适应当地的图书市场，改了一下书名。香港版叫《中共之初》，台湾版则叫《大机密》——因为台湾读者几乎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所以这本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大机密”!

《红色的起点》是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名字，《中共之初》则是中性的书名，《大机密》则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从两岸三地对于同一本书的三个不同的书名，反映出两岸三地不同的政治倾向。

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我作为上海的专业作家，写作《红色的起点》，可以说占了“地利”的优势。

《红色的起点》采用T字形结构，即既以写横剖面为主——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又写及纵剖面——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这样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

问：为什么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答：《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部长篇是从特殊而新颖的视角——领袖史，来写中国共产党，来写毛泽东。

领袖是党的舵手。党的成败，领袖起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诞生之后，没有成熟的领袖，因此早年“左”右摇摆不定，像走马灯似的更换领袖：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到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到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不过，在一开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山露水。在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排名第十二位(当然，当时排名顺序并不很严格)。然而，他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即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粉碎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虽然他多次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打击，甚至被剥夺军权，但实践证明了他是正确的。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冬，长征途中，在“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大败于湘江，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威信扫地，党内、军内要求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呼声日高。这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事实表明了历史对毛泽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经历了一右三“左”的挫折；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也是十四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十四年和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表明了毛泽东的正确，表明了领袖的重要作用。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是基于以上的思索写成的。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分别出版了港、台版。香港版的书名是中性的，叫《毛泽东之初》，而台湾版的书名，令人不可思议，叫《毛泽东的掌权术》!不过，尽管根据台湾的市场情况改了书名，但是内文一字不易。

问：《毛泽东与蒋介石》写些什么呢?

答：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国共两党的旗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合作和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

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

我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即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

我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不断将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比较，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从他们在二十年代初识，比较到七十年代他们相继去世。

《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分别出版了港、台版。台湾版书名就叫《毛泽东与蒋介石》，分上下两卷，而香港版书名则叫《毛蒋争霸录》。

《世界日报》多次以三分之一版的篇幅，刊登《毛泽东与蒋介石》台湾版广告：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人传记多如牛毛，但将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合在一起来写，本书应是第一本。正因为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

问：这三本书为什么叫“红色三部曲”呢?

答：前面已经说过。

第一部《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第二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石”。

我正是用这三句话，概括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这三句话，也是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概括，所以叫“红色三部曲”。

“红色三部曲”是我的代表作之一。我在初版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修改、补充，出版新的版本。

问：“红色三部曲”是纪实小说吗?

答：不，不是纪实小说。“红色三部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用文学笔调写党史，属于新品种——“党史文学”。它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讲究史实的准确性。正因为这样，我作了大量的采访，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著。我注重“两确”，即立论正确、史实准确。由于进行了多方采访，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因此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新鲜。

问：除了“红色三部曲”之外，近年来你还写了哪些作品?

答：《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这“红色三部曲”属于“红色系列”。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五十万字的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也属于“红色系列”。  。

我还写了“黑色系列”，内中有“‘文革’人物系列”，即系列长篇“‘四人帮’兴衰”——包括《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部长篇传记。《陈伯达传》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我写的七十万字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同样属于“黑色系列”。

我还写了“名人系列”，出版《名人秘闻录》、《名人风云录》、《名人悲欢录》、《名流侧影》以及《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粱实秋与韩菁清》、《是是非非何智丽》等书。  我的《行走美国》、《行走俄罗斯》、《行走中国》、《受伤的美国》以及《五光十色美丽岛》等，组成“行走系列”。

我的纪实摄影集《叶永烈目击历史》、《叶永烈目击美国》、《叶永烈目击俄罗斯》、《叶永烈目击欧洲》、《叶永烈目击台湾》等，又组成“目击系列”。

此外，八十四万字的《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六十四万字的《是是非非“灰姑娘”》以及即将完成的《出没风波里》，这三部长篇构成我的“自传三部曲”。

在二○○二年秋，我完成了政治幻想小说《毛泽东重返人间》，写的是毛泽东回到改革开放的新世纪中国。接着，我着手创作《蒋介石重返人间》，写的是蒋介石回到陈水扁掌权的台湾。我还创作了《斯大林重返人间》，写的是斯大林回到早已解体的苏联。这三部长篇小说构成“重返人间三部曲”。

这七大系列，便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概貌。在长篇创作的间隙，我写了不少散文，《叶永烈散文选》、《叶永烈笔下风情》、《心中的花》等便是我的散文选集。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于二○○四年四月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同意出版。

                       叶永烈

              二○○四年五月十目于桂林全国书市

本书是“红色三部曲”的第二部，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

《红色的起点》出版后，被《文汇报》、《羊城晚报》、《畅销书摘》以及香港《明报月刊》、台湾《传记文学》等近三十家报纸、杂志摘载或连载，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许多读者热性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那么，接下去该写什么呢?不言而喻。应该是“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真巧，就在这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关于遵义会议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程泽民在我的多年文友孙雄飞陪同下，前来我家，约我写这一电影剧本。我以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就是说：“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这一约稿，和我的写作计划不谋而合，于是，我也就答应下来。我在完成关于遵义会议的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后，也完成了同名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伟人、巨人。有关他的传记，从《青年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有了好多本。本书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写毛泽东，是历史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选择，却是未曾有过的。我选择了这样的角度来写毛泽东，一方面希望写出新意，一方面也是希望跟《红色的起点》衔接——因为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便急需要选择正确而成熟的领袖。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列宁曾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

领袖的选择，在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领袖决定一切。在毛泽东之前，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领袖的错误，才导致党走上错误路线。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值得从领袖史的角度，去写毛泽东。

《红色的起点》采用“T”形结构，即着重写一九二一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横断面，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采用“○”形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分别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写毛泽东之前，以粗线条描述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领袖史，描述了历史对他们的走马灯般的淘汰。如列宁所说：“他们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第八章则同样以粗线条描述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面临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的挑战，直至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写入中共党章。

中间的六章，即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核心——历史如何选择了毛泽东。从八七会议写起，写井冈山的斗争，写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写长征中血的教训，写遵义城里那场举世闻名的会议。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曾经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之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脱颖而出，一跃而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四十一年之久。

我曾说，我的作品是“跑”出来的。在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之后，有了总体构思，我便开始“跑”——行程万里，到实地去采访，以尽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本来在一九九。年冬就应该外出采访。由于我患目疾，动了手术，医嘱不能外出，不论飞机、火车或是汽车，都会使刚刚动了手术的眼睛受到震动，造成不良后果。静养了半年之后，尽管医生仍劝我要继续静养，我还是行程万里，外出工作了。一九九一年的夏日，我差不多是在羁旅中度过，为的是进行众多的采访，以写好这部新的长篇。

先是从上海飞往成都，在那里访问了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他是瑞金沙洲坝人，当年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站岗，常常见到进出那里的政府主席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成为中南海警卫部队的负责人。

接着坐火车在凌晨二点到达遵义。我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他们出于职业习惯，说红军占领遵义也是凌晨二点!在纪念馆参观、采访及查阅档案材料，受到副馆长费侃如、田兴咏以及郑心菜的许多帮助。在遵义，我访问了老红军李小侠，她跟邓颖超、康克清、李伯钊、贺子珍，跟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陈云在一九三五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便提及她：“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我也访问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原主——国民党柏辉章师长的胞弟柏锦章。

在贵阳，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老部下万式炯，如今是贵州省政协常委。万老先生是王家烈夫人万淑芬之侄。王家烈当师长时，他是团长。他很详尽地回忆了王家烈追堵红军的经过。

接着我前往北京，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有关共产国际的一些问题，我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

在气温高达四十摄氏度的日子里，我来到“火炉”南昌。中共江西省党史办公室骏同志给我很多指点。接着，在井冈山、在红都瑞金采访，分别得到那里革命博物馆负责人朱本良、钟书棋以及李蕊珍、李春祥、黄仲芳的帮助，中共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和中共瑞金县委宣传部给我提供了工作的方便。我一一实地访问毛泽东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使我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在采访中，我发觉党史专家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偏颇，即对所谓“反面人物”(其实只是一时犯了错误的人)不大加以研究，我几乎查不到一篇关于博古、凯丰的详细介绍文章；关于李德，因为他写了回忆录《中国纪事》，因而比对博古、凯丰的研究稍稍多一点。

我求助于博古的亲属。我寻访了博古的长女秦摩娅、女婿刘家农，又寻访了博古小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才使我对博古有了一些了解。我又访问了曾在博古手下工作多年的温济泽，他谈笑风生，向我说及博古的性格、形象、为人，使我对博古的了解深入一步。

关于凯丰，更鲜为人知。在一份党史杂志上，我甚至查到一篇题为《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的文章。凯丰本名何克全，而凯丰则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好几部中共党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史稿》等，都把两人混为一谈，以为“王克全即何克全”，以致不得不出现《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这样的文章加以辩误。这恰恰表明，凯丰长期以来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南昌，一个闷热的夜晚，一个僻远的地方，我得以访问了凯丰的长女何裕清及女婿张慈瑞。不巧，偏遇停电，在烛光之下，听他们长谈凯丰，才使我详细了解了凯丰的身世。

对于李德，在中共中央党校，我得到从事李德研究的周文琪的帮助。我访问了年事已高的当年李德的翻译王智涛，访问了亲自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前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卓雄。李德的另一位翻译伍修权因病住院，我请他的亲属洪庐介绍了有关李德的情况。

三位“历史老人”向我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使本书增色不少：

一位是前已提及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八十六岁，却有着极好的记忆力。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刘英就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她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刘英花了许多时间，向我讲述了她知道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德、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任弼时、邓发……

另一位是古柏夫人曾碧漪，也已八十六岁。当年，古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所以曾碧漪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贺子珍、贺怡有着很深的友情。她向我讲述了“邓、毛、谢、古”受打击的情形，讲述了“富田事变”亲历记，这些将近七十年前的重要往事中，健在的当事人已所剩无几了。

还有一位是九旬老人郑超麟，他是当年八七会议的出席者，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有过许多交往。

本来，还计划访问陆定一、康克清，但经电话联系，他们正因病住在医院，所以未能访问。另外，经与任弼时女儿联系，计划访问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因她正在北戴河休养不在北京，所以未能采访。与“刘伯承传记组”联系，欲访问刘伯承夫人，也因路远未能实现。

上海电影制片厂程泽民先生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于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他提出许多珍贵的意见。

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和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洪亮，为我查找、收集了当地许多有关的参考资料。

当秋风秋雨吹打我书房的钢窗时，我开始埋头于写作。三四个月的广泛采访，为这次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先是完成了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接着，完成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如果说，电影剧本为了加强戏剧矛盾冲突和着力塑造人物形象，在史实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许多虚构，那么纪实文学作品则不同。纪实文学属于“非虚构文学”，它的特点便在于“实”，也就是要真实、事实、史实。

本书完成后，我愿沿着“《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写下去，再写一部《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本书，构成了“红色三部曲”：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蒋介石”。

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也真巧，当我写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值毛泽东九十八周年诞辰。谨以本书表达对这位中国历史巨人的敬意。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最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出版。

香港印行了本书的香港版，书名改为中性的《毛泽东之初》。

台湾印行了本书的台湾版，尽管内容一字不易，书名却被改成《毛泽东和他的掌权术》!

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中共党史界的注意，报刊上也有许多评论。例如：

《上海党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6期发表了吴景平先生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所写的书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又就吴景平先生的书评，发表了《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吗——兼谈一九三一年至七大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演变情况》一文；

杨奎松先生在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党的文献》杂志上发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若干史实辨正》；

这里摘录《上海党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发表了吴景平先生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所写的书评《以文现史的佳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的成功尝试和若干不足之处》：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能否用纪实文学的手法来表现，使有关的研究成果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呢?这个问题，已由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以下简称《选择》)一书所作有益的探索，成功的尝试，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初版，至当年十一月已第四次印刷，总印数达九万册。根据新华书店的调查统计显示，《选要原因。

《选择》一书还大量使用了有关当事人的书面回忆资料，如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李维汉、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何长工、彭绍辉、萧锋、郭化若等人，以及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李德的《中国纪事》等。当然，其他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中也注意到了这类资料的使用，但《选择》一书中此类回忆资料之多，是同类书籍中首屈一指的。这也是该书纪实特点的又一体现。

与其他通俗性纪实文学作品不同，《选择》较多地使用了若干基本的史料集，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等。此外，《中共党史资料》、《党史通讯》、《文献与研究》、《党的文献》等刊物上公布的史料，在《选择》一书中也有不少的征引。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较多地吸收、使用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其他有关毛泽东生平的著述和其他人物传记(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的研究成果，这是《选择》不同于其他纪实文学作品的又一特点。应当指出，多年来党史、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这些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选择》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尝试确实是十分可贵的。正是在大量运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能够对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机关领导人员的变动，毛泽东历任党政职位的变化情况作出较清楚的交代，并对一些历史事件作必要的考证，如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古寺巷易宅的哪一层、遵义会议会址究竟在何处、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出席者，等等。《选择》之所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决不仅仅因为该书的文学性，还要原因。

《选择》一书还大量使用了有关当事人的书面回忆资料，如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李维汉、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何长工、彭绍辉、萧锋、郭化若等人，以及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李德的《中国纪事》等。当然，其他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中也注意到了这类资料的使用，但《选择》一书中此类回忆资料之多，是同类书籍中首屈一指的。这也是该书纪实特点的又一体现。

与其他通俗性纪实文学作品不同，《选择》较多地使用了若干基本的史料集，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等。此外，《中共党史资料》、《党史通讯》、《文献与研究》、《党的文献》等刊物上公布的史料，在《选择》一书中也有不少的征引。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较多地吸收、使用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其他有关毛泽东生平的著述和其他人物传记(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的研究成果，这是《选择》不同于其他纪实文学作品的又一特点。应当指出，多年来党史、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这些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选择》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尝试确实是十分可贵的。正是在大量运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能够对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机关领导人员的变动，毛泽东历任党政职位的变化情况作出较清楚的交代，并对一些历史事件作必要的考证，如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古寺巷易宅的哪一层、遵义会议会址究竟在何处、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出席者，等等。《选择》之所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决不仅仅因为该书的文学性，还因为读者在书中可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谈到，他是在作“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新的尝试”，《选择》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多部作品之一(已出版的另一本是《红色的起点》)。事实上，在不少读者(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读者)的心目中，《选择》是一本受欢迎的党史著作。我认为，中共党史、革命史的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应该承认《选择》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并可从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吴景平先生在评论中也逐一指出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在史实方面所存在的差错和不足之处。这些差错，在这次再版修订时，都已一一改正。

另外，这里摘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深编辑郝盛潮对本书的读后感：

觉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得不错，比《红色的起点》写得好。

该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明晰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以文学的形式写历史，古虽有之，但今天很少有人尝试，你有尝试了，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尝试。

作者并非历史研究工作者，却能以惊人的求实精神，跑遍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区，行程万里，实地调查、访问，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得此书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这种写作态度，令人钦佩。

我最欣赏的是作者的写作思想比较敞开，没有顾忌。凡认为本书需要写的，就秉笔直抒，娓娓道来。因而有些人物，如李立三、博古等，写得很活，他们的性格、形象、优点和缺点，个个跃然纸上；有些事件，如“三入团”、“AB团”以及高层领导间的争论和斗争等，过去是“禁区”，本书都涉及了，而且写得较有技巧，掌握了分寸。书中也公开披露了一些为一般人所不知，或知之不多的史料，如瞿秋自上庐山与鲍罗廷密谈；八七会议时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而长征途中刘英接替了邓小平秘书长的职务；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关于卢福坦想当总书记而没有当成的情况的原始谈话记录，等等。

郝盛潮先生也认真地指出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在史实方面的一些差错。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曾作为“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后改名《毛泽东之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羊城晚报》连载本书时，改名为《毛泽东的崛起》。

我感谢中共党史界对本书的关注和宝贵意见。借这次收入“红色三部曲”之际，作者对本书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对有关史实作了订正。

                    叶永烈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初稿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修改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四日再改

          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定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