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传力求借鉴前贤积累日丰的研究成果，在新世纪艺术与人物批评的眼界有所拓展的前提下，还有清末民初学术被重新认识和解读的时代背景下，写一本较系统真实地反映黄宾虹"为人为学"的传记。突出黄宾虹作为中国画集大成和新疆域开拓者的地位，同时强调绘画是其国学、画学思想和时代际遇的体现。

楔子(1)

第一章 吾乡吾土(1865—1885)(1)

 浙东村居(1)

 初濡翰墨(7)

 梦里乡国(14)

 少年游：(19)

第二章 务实之年(1886—1906)(32)

 人其门(32)

 返歙(41)

 金石膏肓(45)

 识谭(51)

 归园田居(56)

 学务竭事(62)

 黄社旧雨(68)

第三章 海上开风气(：[907"一1924)(74)

 国粹因缘(74)

 长与山中辞(80)

 南社新知(88)

 宙合斋(97)

 新安家法(105)

 求田问舍池阳湖(114)

第四章 下笔不觉师造化(1925一1936)(123)

 万国百川(123)

 虹庐画谈(133)

 八桂豪游(144)

 入蜀始知画意浓(153)

 歙故(167)

 七十看山苦不足(176)

第五章 浑厚华滋集大成(1937—1948)(184)

 伏居燕市(184)

 苦涩之笔俗骇怕(196)

 知交傅雷(205)

 八秩画展(215)

 邈然太极得画理(224)

 予向(236)

 不能拔身归黄山为恨(248)

第六章 破茧(1948一1955)(260)

 愿做西湖老画人(260)

 学到老(270)

 东方民学(281)

 蜕变(287)

 有待于来者(300)

黄宾虹大事年表(307)

参考文献(323)

后记(326)

曾有人这样评说：黄宾虹假使在70岁谢世，只能在画史上传个名；假使在50岁谢世，也许连个名也传不下去。他是典型的早学晚成的画家，70岁后才画风初成，80岁后渐法备气完，90岁后更有一次蜕变，可谓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奇观。

黄宾虹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很特殊的文化现象：他的精神气质偏于中国旧文化传统，却不自觉间在特定的时代际遇里创造出超出传统框架的艺术奇迹，成为保守画风的终结者和新风气的开创者；他的画学思想长期不为人所重，但终于和许多清末民初的学术一起被重新认识和解读；他的绘画早就在文化人的圈子里受到高度评价，而且越来越被发现具有时代气息和现代精神，但直到他逝世后半个世纪的今天在俗世里依然画名不著。

黄宾虹一生可大致以1912年民国元年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他前半生做过乡绅、报人、出版工作者，参加过乡国的社会改良和民主革命；后半生主要从事作画著述、美术教育、张扬国学、启蒙救亡。他将逸民心态、文化救国和自由主义等思想集于一身。他濡染浙东、古歙乡土文化和先贤逸士的气质情怀很深，并没有因后来寓居上海30年浸淫于早期市民社会而改变，始终以僧渐江等古代逸民为楷模，借山水、金石表达人生况味和独立个性与见解。作为一个有历史忧患意识和终极关怀的“通儒”型士夫学人，他又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执著与道家的柔韧熔铸一处，固执地信奉“致治以文”，将表现健康、朴茂、淳厚之“内美”的艺术作为救赎世道人心的特健药。作为一个加入南社、主编《国粹学报》并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近代人物，他虽一生没有留过学、写过白话文，却成为美术的大变法者和新型的自由知识分子。

黄宾虹与清末民初的许多一流学人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谭嗣同、刘师培、康有为、沈曾植、黄节等都有过交往。他和这些同代学人一样秉承了同光年间求是致知的治学风气，并以浙东、皖南两地乾嘉道咸年问各家的金石考据，还有明末遗民学人兼重实学和气节义理的作风，力图追溯与复兴东周六国诸子尤其是老庄和儒家的学说，最终回归于道咸年问的“文艺复兴”。他由小学治经史，更以上古金石器物和经史典籍互证，并由金石肖形印上的图腾即国族标志和洛书河图、太极画卦等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原始印记，追索书画不分时代的上古艺术，将绘画和远古神话意象联系起来。他曾说：“丹青重勾勒，笔有迹可寻。夸父勇逐日，一杖化邓林。”①其古玺印和古陶文字证尤其是六国文字证以及歙故(徽学)研究，都是由新发现的真迹实物与故有典籍互证而重建国学中某一区宇的新学术。其画史、画学研究也是师古人、师造化并重，恪守国粹主义，从笔墨为本的实学起步，而以“道艺相成”、民族性、民学和“浑厚华滋”、和谐雅正、“内美”等画理范畴为终极理想，努力使已偏离本位、成为专门技艺的绘画重归文化主流。在西学东渐的潮流里，他经历了传承和复兴国学的迷惘和求索。他与同时代的许多画家殊途，但放到士夫学人中却并不显特殊。……P1-2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么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龚自珍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圭、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更为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赘、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我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之力。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第一批已经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万斌

2003年春于杭州

经过近两年写作，在距黄宾虹晚年变法50周年之际，《画之大者——黄宾虹传》终于成稿了。写这本传记之初，我首先拜谒了位于栖霞岭下的黄宾虹故居纪念馆，此后难得的几次出门也多是去省博物馆看黄老先生的画展。搜集来的资料堆满了小小的书桌，六本《黄宾虹文集》已被我翻旧。写成了40万字的草稿，又几度删削修改。

这是一个艰辛而孤寂的过程，我常常在电脑前坐到深夜。但也许这样的心境和氛围正适合于读宾虹先生的文章和画作，我深切地感受了这位真画者的“大”与“深”。学习的过程是美妙而解渴的，一年前我还只是一个黄宾虹画作的普通爱好者，因为先生和朋友是“黄迷”，所以有一些浮光掠影的了解。由于喜爱，我接下了这个课题，没有感到片刻的后悔，宾虹先生的学问是如此博大精深，深潜入他绘画和学问沉郁而灿烂的境界，学到的也特别多。

宾虹先生为人为学至大至博至真，我惟一的自信只能是认真。一年多时间太短了，许多本身知识结构的欠缺如画学知识的不足是难以恶补的；还有，由于带着刚刚一岁的女儿不能远行，没能到宾虹先生的祖籍，亲身感受徽州文化，也是莫大的遗憾，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弥补。如果读者有耐心来读这本小书，吸引他们的当是宾虹先生人生经历和性情学问本身的魅力。

首先要感谢宾虹先生在杭州的女儿黄映家女士允许我为她父亲写传。其次要感谢我在写作过程中拜访的两位黄宾虹专家：我到王伯敏先生的“半唐斋”拜访了这位黄门弟子，他的宽容给我莫大的鼓励，交谈中他不但理解我在写作中遇到的许多疑惑，还允许我引用他自传中拜宾虹先生为师的部分；我还乘赴上海之便拜访了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主编卢辅圣先生，他为《黄宾虹文集》写的序言是我深深感佩的，可惜这次拜会太过匆匆。还要感谢黄宾虹纪念馆馆长骆坚群女士，她提供了许多资料，又在布展的百忙中为我审稿，认真提出中肯有益的意见，使我避免了错漏和硬伤。最后还要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人民出版社提供了写作与出版的机会。

写作这本传记接触了许多宾虹先生的崇敬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黄宾虹的热爱与痴迷。值得欣喜的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女儿三岁了，她已在自在的翻书中看熟了宾虹先生的画，也看熟了书上老人的相貌，也许将来又是一个黄宾虹迷。

吴 晶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