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根据20世纪初著名探险家布鲁克的探险日记，叙述后来被西方探险家们称为“不走运的”布鲁克为了弄清楚当时地理学界尚不清楚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源流关系，而从青海寻求进入西藏最终未能如愿的经历，从成都到阿坝、甘孜、康定等嘉绒藏区的游历，从成都经峨眉地区到凉山彝族地区的游历，以及在所谓“独立的彝族地区”被杀的事件。同时，还根据与布鲁克同行的米尔斯的笔记，叙述了后者的探险和游历；此外，还叙述了作者本人作为英国内地会传教站的传教士。在四川西部和西南部的传教活动和游历。该书在叙述游历的过程中，不但描绘了所经过之地的山川、河流的神奇景色，还记述了青康藏区和彝族地区的奇风异俗、悠久的历史和遥远的传说。该书还附有77幅照片，描绘了20世纪初叶青海和川西地区各阶层人物、各种生活、古代废弃的和当时的碉堡，以及雪山、草地和动植物，使人仿佛回到1907—1908年的岁月。

本书为“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中的一本，不但是一部西方探险家的探险和旅行记录，而且是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和历史状况的记录。从中不但反映出西方殖民大国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侵略手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民族关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深刻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由此而进行的侵略活动，情报收集以及探险活动，同时也反映了青海、西藏和川西藏族和彝族地区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情况。

总序

主编前言

写在前面

第一章 在西藏草原上

第二章 筹集人马

第三章 穿过柴达木到拉萨去

第四章 布鲁克先生怎样往回走

第五章 从汉口到成都

第六章 从成都到汶川

第七章 瓦寺狩猎

第八章 猎捕盘羊

第九章 猎捕鬣羚

第十章 猎捕羚牛

第十一章 通向梭磨

第十二章 去绰斯甲之路

第十三章 穿越荒凉的草地

第十四章 在牲畜强盗部落的地盘上

第十五章 朝北大道的交通

第十六章 沿着铜河而上

第十七章 两个金川

第十八章 西番的信仰和习俗

第十九章 西部中国的洞窟

第二十章 从嘉定到宁远府

第二十一章 四川腹地的罗罗地区

第二十二章 营救幸存者、安葬探险家和他的翻译

译编者后记

瓦德尔(Waddell)中校写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名叫《神秘的拉萨》(Lhasa and its Mysteries)。该书提到西藏野驴时，这样描述说：

“我们沿着曲莫尔海尔(Chumolhare)山坡下前进时，我们在翻越显得光秃秃的荒野时，发现由于原野密密麻麻地散布着鹅卵石和沙砾石，看上去就像干枯了的海床或湖床，而鹅卵石间到处天然地点缀着一块块草丛和杂草。在这种松松的沙砾石上行走，十分困难；对于背驮东西的牛马来说，掌钉会被磨损，使它们瘸着腿走路。

“难以理解的是，荒野上的草本植物虽然贫乏，却有许多蓟属植物。数百头高大的野驴——西藏野驴——正在啃吃野草。它们一群有10多只、20多只，或者更多。起初，我们还以为它们是西藏骑兵的一支——野蛮的羌塘(Changtang)骑兵——的坐骑，因为它们飞驰而过，旋起一团尘雾，继而，绕着一个漂亮的圆圈，然后又拉成每一匹之间间隔相等的一条直线，继续前进，再后，好像又接到指挥官的口令，立即中止训练。有几只朝我们跑过来，在300码远的地方停住，好奇地瞅着我们；有几只则小跑过来，穿过我们那驮着行李的骡子队形，毫无疑问地在认种类关系。它们英俊，与其说像驴，不如说像马，行动起来步伐豪迈。它们的体型和斑马差不多，但是头型要漂亮些。它们的毛色大体上为深金棕色，带有深黑色斑点和条纹。我在藏西北躲避边防军人时，曾经看过这些颜色在明亮的阳光下呈现万花筒般的变幻，令人惊讶：一时为明亮的沙黄色，一时几乎变化为白色，一时又变成金栗色和深黑色，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支身着黑色外套的商队或旅行队在披着淡色彩的负重动物之间穿行。藏民说，这种动物虽然难以驯化，但是长相并非那么粗野。我不禁想到，在这里，在这些野驴的家园，我们拥有巨大的空间，为英印军队培育骡子。对我们英印军队来说，骡子的数量是永远不能满足需要的。为了弥补不足，我们不得不花大价钱，年年派出代理人到巴西、西班牙、意大利、中国、美国，购买。

“当我们继续行进，穿过这片广阔的原野时，只有这些成群的游荡的野驴和脚下环绕的群山，才能使沉闷的心情轻松些，缓解向远方延伸的、仅仅点缀着矮丛枯草的、松散沙丘给双眼带来的疲劳，调剂所有这一切使人精神感到压抑的单调。”

在拉禄(Lhalu)有几只野驴被捕获，作为礼物送给达赖喇嘛。他把它们养起来，一直栓着。瓦德尔中校走近野驴，给它们拍了照。后来，其中有两只被使团成员捕获，作为礼物送给英王。瓦德尔中校把这种野驴称为Equus hemionus。

             P16-P17

本书主要描述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前陆军中尉布鲁克(Brooke)横贯中国内地和西藏的两次旅行。在本书即将交到读者手里的时候，我必须先讲清楚它因何而来，以及我本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1906年8月1日，布鲁克先生从上海出发开始他的首次旅行。在穿越西藏之后，他于1907年10月返回上海。

1907年11月，布鲁克先生又从上海启程，开始其第二次旅行，“游历”川西和西藏东部。1908年11月24日，在独立的倮罗地区惨遭杀害。

在上述两次探险中，布鲁克中尉第二次旅行由C·H·米尔斯(Mears)先生陪伴。在这次“游历”中途流产后，米尔斯先生回到英国，将他们在中国“游历”的见闻写下来，在(祖国报》(the home press)上发表。这些文章反响很大，读者纷纷要求米尔斯先生进一步将他自己及其朋友的经历写成书，以便留下更永久的记录。但是，司各特(Scott)上尉招募他前往南极探险。为这次南极探险做好准备，他当年年初必须离开英国，到西伯利亚去购买狗和矮种马。这样，原本由他执笔写书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肩上了。布鲁克先生的双亲慷慨地把他的日记和旅行中所拍摄的照片交给我，由我任意处理。利用这些日记和照片，利用我自己和米尔斯先生对风景如画的乡村和与世隔绝的民族的观察(这种乡村是白人从未到过的，这种民族是西方从未见过的)，我希望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它能够使人记住谁是它的真正原创者；它能够引起一般普通读者的兴趣，使他们关注到遥远的土地上冒险、狩猎和旅行。

1880年7月，约翰·威斯顿·布鲁克出生于约克郡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附近的芬妮庄园(Fenay Hall)。学校时光是在雷普顿度过的。1898年，他参加了家乡的义勇骑兵队——约克郡骑兵队，并且跟随该队参加了英布战争。他在战争中的一次勇敢的行动，使他赢得了一个在正规部队中供职的职务。1900年11月，他回到英国，加入了驻扎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的第七轻骑兵旅。但是，他内心里执著热爱的仍然是旅行探险，到黑色大陆从事探险事业。这一想法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在他内心里澎湃。本来，布鲁克先生并不打算到黑色非洲去，是因为经人引见会晤著名美国侦察员、后来担任东非财团董事的伯恩海蒙少校后，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到黑色非洲去探险。于是在1902年，他辞去军职，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1903年4月，他离开英国前往东非。刚一到达，就被派去与布里克(Blick)、布内特尔班克(Brittlebank)和布朗(Brown)等先生一块探险。由于他们的名字英文字母都是以“B”开头，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四位‘布’先生”。他们这支队伍从内罗毕(Nairobi)出发，取道埃尔贡山(Mount Elgon)，往北，抵达鲁道尔夫湖(Rudolph)的西岸。其间，他们多次断水，并多次同土著相遇，真是险象环生。

1904年1月25日，有报告传到英国，说“四布”探险队被消灭了。不过，随后一周传到英国的消息推翻了这项报告，并证实是中途逃跑的脚夫编造出来的谎言。同年4月，布鲁克先生就返回英国，申请从事探险科学研究。这种研究，使他自己更适合于充当一名探险者。根据他的观察报告，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会员证书。这样，他成为一名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1906年3月，布鲁克先生乘船到印度，其目的是组织一次到西藏的探险，以便考察颇有争议的关于藏布江(the Sarnpo)与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s)是否是源与流的关系问题。然而，虽然印度政府对此问题非常关注，但是由于刚刚与俄国签订了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条约’而受到限制，不能再从印度进入西藏。不过，布鲁克先生并不死心。他设法只带两名仆人，溜过阿萨姆边界。但是他的企图因被边界官员察觉而未能得逞。边界官员把眼睛紧盯着他，把他截住了。

这样，布鲁克先生只好改变主意，决定从藏北地区进入西藏。1906年6月，他离开加尔各达，前往上海，从那里开始旅行，经由汉口、西安、平凉、兰州，抵达西宁府。这段旅程历时3个月。在关于这段旅程的记述中，布鲁克先生提到了传教士，非常感激他们，称他们“极其善良而殷勤地”“款待”他，是“在那个国家旅行的人们真正的朋友”。在西宁府，他停留大约1个月，以便收集情报资料，筹备马匹、牦牛以及日常用品。1906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从乌尔加(Urgu)(即库伦)到达西宁。三年前(即1904年)，荣赫鹏远征军攻人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到库伦。非常幸运，中国内地传教协会会员里德利(Ridley)先生和布鲁克先生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接见。他们是第一批见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英国人。

既然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的第二次企图一切准备就绪，布鲁克先生就从库库淖尔(Kokoner)进藏。他从该湖的北面，首先到柴达木(Natant Tsaidan)，然后折往南，穿越唐古拉山口(the Tangla Pass)。这趟旅行充满了冒险，特别是对于他这样一个对藏语不通、其随从不仅无用反而更糟糕(实际证明就是如此)的人来说，更加充满了艰难险阻。有好几次，布鲁克先生一行遭遇果洛人(the Goluk)的抢劫，非常危险。其中有一次，布鲁克先生没有带枪就骑马上路，遇到了果洛抢匪，他不得不徒手同一名抢匪格斗。

布鲁克先生一到达到玛格呼拉(Magehulla)(该地位于他此行目的地以北大约200英里远的地方)，就被一大群西藏人包围起来。虽然他多次友好地拜访喇嘛，但是他们仍然坚决反对他继续朝南到达其目的地。他一旦将行李放在骡驼背上准备出发，藏军士兵就把行李卸下来，不准走。由于一人面对数百人，势单力孤，他只得恨恨地罢手，沿着来路，再度向北而回。这一天是1907年4月30日，布鲁克先生一行仅剩两人和几匹半饥半饿的骆驼。带着他们，布鲁克先生和一支蒙古人商队同行，并同商队首领建立了友谊。他们一起旅行了好几个星期，商队首领还邀请布鲁克先生到他家乡。在他家乡，布鲁克先生享受到很有乐趣的狩猎活动，所获猎物的价值也颇高。

在塔莫尔村(Tarmor)，非常凑巧，布鲁克先生未能同著名探险家斯坦因(Stein)博士见面。看来，虽然斯坦因博士也在同一天驻进该村，但相互之间都没有想到对方会在同一天进入同一个地方。

此前，布鲁克先生遇到了塔菲尔(Taffel)博士。塔菲尔博士虽然多次侥幸地从果洛人手中逃脱，但是由于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光，他自己也和强盗差不多，衣衫褴褛。

1907年7月1日，布鲁克先生又来到了他心地善良的传教士朋友里德利先生夫妇在西宁府的住处，并在那里停留了几天，然后起程回上海。不过，他不是从原路返回，而是沿江而下。到达上海后，启程到日本和中国东北旅行。

1907年11月，布鲁克先生一回到中国，就在天津遇到了米尔斯先生，同他一见如故。他邀请米尔斯先生参加他的第二次游历，到华西去探险。他之所以计划到华西探险，是因为几个月以前我同他在宜昌相遇时的讨论结果。我认为，生活在四川西部的民族至今外界所知甚少。我自己在这些民族中游历过数年，为英国及外国圣经学会散发书籍。我在《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908年11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些民族，概述了我1903一1907年的历险，并在文中附上一幅有关这些民族生活地方的地图。虽然人们可以从我文中对这些民族有所了解，但是尚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探寻。布鲁克先生提出，如果他决定到四川探险，我可以把同我已经成为朋友的部落头人介绍给他。

随之，米尔斯先生就陪伴布鲁克先生进行探险。他们所经由的路线，恰巧与我先前计划的一样，因此，虽然我大部分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旅行，也不耽误我自己的事。在第一章至第五章中，读者就会看到我经常用布鲁克先生旅行日记词语所作的叙说。在这些章节中，我详细地叙述了我在前面已经粗略概括了一路上所遇到的事件和经历。随后，布鲁克先生与米尔斯先生实际上正是从汉口开始了他们一生中重要的探险事业。在成都加入他们一道进行探险(参见第五章)之后，我就能够大体上把我同他们一道共同进

我在下笔时，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布鲁克先生对美丽的大自然流露出的欣悦神情。不管是看到白雪皑皑、高耸人云的山峰，还是看到浪花飞舞、清澈明亮、咆哮地冲进充满泥沙的扬子江而奔向大海的激流，或是看到奇异而令人神往、不知名的动物和鸟类有时在眼前跑过或飞过的绿草如茵的高原和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所有这一切，使他深深地着了迷，而这种神情是他在其他地方从未呈现过的。他对野花着了迷，它们非常繁盛地、欢快地开放，覆盖了从山脚到积雪山峰的整个原野。我发现，他在这海拔12000—16000英尺高的野花丛中留连忘返，忙于挑选在这种海拔高度独特开放的各色罂粟。在这种地方，我们找到了各种各样、令人着迷的神奇罂粟，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蓝色的，有紫色的，也有紫红色。仅仅从中拿出两种，植物学家也会证明是新发现的物种。……唉，良辰难再，好景不长：天意注定我要单独到倮罗地区去辨认我那伤痕累累、面目全非的朋友的尸体，然后从那儿由中国官员送回。除我朋友的尸体外，还有一具中国仆人的尸体，他是我挑选出来跟随布鲁克先生并做翻译的，他始终忠实地战斗到最后。……但是，我现在得根据布鲁克先生的日记，开始叙述他的旅行探险事业了。这些日记是布鲁克先生生前幸运地记下来的，是他勇气、雄心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的化身。

《青康藏区的冒险生涯》(ADVENTURE，SPORT AND TRAVEL 0N THE STEPPES)，1911年于英国伦敦出版，作者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英国内地会成都传教站的传教士W·W·福格森(FVERGUSSON)。该书主要根据20世纪初著名探险家布鲁克的探险日记，叙述后来被西方探险家们称为“不走运的”布鲁克为了弄清楚当时地理学界尚不清楚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源流关系，而从青海寻求进入西藏最终未能如愿的经历，从成都到阿坝、甘孜、康定等嘉绒藏区的游历，从成都经峨眉地区到凉山彝族地区的游历，以及在所谓“独立的彝族地区”被杀的事件。同时，还根据与布鲁克同行的米尔斯的笔记，叙述了后者的探险和游历；此外，还叙述了作者本人作为英国内地会传教站的传教士。在四川西部和西南部的传教活动和游历。该书在叙述游历的过程中，不但描绘了所经过之地的山川、河流的神奇景色，还记述了青康藏区和彝族地区的奇风异俗、悠久的历史和遥远的传说。该书还附有77幅照片，描绘了20世纪初叶青海和川西地区各阶层人物、各种生活、古代废弃的和当时的碉堡，以及雪山、草地和动植物，使人仿佛回到1907—1908年的岁月。

《青康藏区的冒险生涯》一书，不但是一部西方探险家的探险和旅行记录，而且是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和历史状况的记录。从中不但反映出西方殖民大国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侵略手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民族关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一、本书深刻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由此而进行的侵略活动．情报收集以及探险活动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借助于不平等条约中有关准许自由“传教”和“游历”的规定，纷纷进入中国内地，从事情报收集、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领土等侵略活动。引诱十三世达赖喇嘛，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就是一个显著的事例：当工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清朝中央政府发生矛盾之际，英人里德利就前往引诱他投靠英国，“不但告诉他大英帝国臣民很善良，而且告诉他可以确信，如果他到印度去见大英帝国臣民并终于了解了大英帝国臣民，他就不会再担心大英帝国臣民进入西藏所产生的影响”。这对190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不无影响。

刺探中国各地情报，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风俗，以及历史和地理，都是这些“旅行家”、“冒险家”所要收集和了解的，而且是有的放矢的。比如，瞻对问题长时期以来就是川西民族冲突的症结所在，自然也成为英国挑拨汉藏民族矛盾的重点，因此了解当地军事情况就成为“旅行家”、“冒险家”的目标。而英国殖民印度后，一直想经济入侵中国西藏，企图以印度茶叶霸占西藏市场，因此了解有关情况也成为“旅行家”、“冒险家”的目标所在。

传播所谓“基督福音”、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麻醉，则是“传教士”的重要任务。他们对于偏远的川康藏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不放过。作者本人就是“传教士”，他坦白地写道：“我时刻牢记着我来到这些土族居民中的专门任务”，因此“我总是随身带着书，一旦和山地居民接触上了，就把书分发给他们”。作者对所取得的成效较为满意，说：“仅仅在过去几年内，外国人与这些民族的接触计划才开始进行，而且这些民族只有一小部分受到传教士的影响。在贵州的中国内陆传教协会有两三个传教士开始注意该省的山人和苗人。在云南，卫理公会派联合中国内陆传教协会，也有两三个传教士在这些土著部落中已经传教数年，《圣经．新约》已经用他们的语言翻译出来了，数千人已经皈依基督教。”

正是本着分裂、侵略中国的目的，侵略者充满了决心和冒险、刻苦精神。该书以赞美的笔调写道：“我在这里写下了他西藏旅行的梗概，希望在字里行间至少能见到他那勇敢、果断的精神以及个性。为了科学，他离开家乡，抛弃舒适的生活，宁愿经受艰难险阻，不叫一声苦，没有抱怨。”又说：“看了布鲁克先生的精神和抱负，我们有什么体会呢？对于坚信上帝号召我们到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把人世间永久和平的福音和诚意带给落后民族的我们来说，为了上帝的荣光，准备作出多大的牺牲呢？”这正是殖民主义者赤裸裸的坦白。

而且，在这种“游历”和“传教”的过程中，他们还享受到和清朝官吏出巡时所享受到的待遇。就藏区来说，当地人民必须为他们提供乌拉，即无偿地提供牲畜、脚夫和向导。肆无忌惮，到处横冲直撞，简直就是强盗！这自然遭到各民族的强烈反对，藏族人民反对布鲁克进入西藏就是明证。其后，布鲁克又想未经许可就进入川西凉山地区“游历”，自然遭到当地彝族人民的反对而引起暴力冲突，从而为阿侯家支及其姻亲苏呷家支所杀。

二、反映了青海、西藏和川西藏族和彝族地区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情况

由于这些“旅行家”、“探险家”到中国西部去的主要目的是刺探情报，把沿途所见所闻都记载下来，因此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西部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情况，反映了布鲁克和作者本人对于中国人、中国政治制度、处于变迁中的嘉绒藏族土司制度、土司及其治下的藏族群众的生存状态、黑彝家支制度及其黑彝与作为黑彝奴隶的白彝、黑彝与朝廷关系的认识。

就社会生活来说，该书不但描述了青海地区蒙古族和藏族的游牧生活，反映了果洛藏族抢掠蒙古族的牲畜和外国探险家钱财的情况，而且还描述了西藏地区藏族人民的游牧生活，川西地区嘉绒藏族土司统治下的社会状况和黑彝奴隶主家支统治下的彝族社会生活状况。与此同时，该书深刻描写了这些地区的宗教生活和宗教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拉萨作为藏传佛教中心的地位。

反映这些地区的政治状况和历史情况，是又一主要方面。的确，该书从侧面反映了主人公所经过的青海、西藏、西康、凉山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结构及其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不但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军事活动，而且涉及了发生在今天四川新龙县境内的瞻对战争和康西地区各土司之间的战争，以及中央政府对于凉山黑彝奴隶主的进剿。还特别涉及到清末赵尔丰在康西地区的改土归流。瞻对战争、改土归流和社会结构等问题，是我们今天研究藏区历史必须弄清楚的。书中所述可以参考。

本书还提供了大量有关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材料。该书中的重要人物都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其中，布鲁克是地理学家，米尔斯是动物学家，作者本人是传教士兼地理学家，他们每到一处，都进行与自己专业有关的考察活动。就布鲁克和作者来说，他们每到一处，都要对当地的海拔高度进行测绘标量，并在地图上标注，同时还标注下当地的地名。米尔斯则主要考察当地的动物状况。该书摘录了他们留下的日记，反映了他们所到之处的地理和动植物分布状况。

可见，《青康藏区的冒险生涯》这类游记提供了主人公所到之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风俗习惯、人文和自然地理状况具体的、感性的知识。

三、深刻体现了西方“旅行家”、“探险家”在中国考察游记的史料特点和价值

西方“旅行家”、“探险家”，无论是真正游历、探险，还是为本国侵略政策服务，其活动在书中的史料价值最大，《青康藏区的冒险生涯》就深刻体现了此点。除了上述反映，还因为：

其一，这种游记作者主动性的活动更是在游记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不但反映了当时的考察对象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类这种考察活动的历史。在中国的考察活动不管其内容是否仅仅属于科学考察，其活动本身就牵扯到科学以外的许多方面，如中西方风俗习惯和文化的差异、中西地理学发展的差距、中国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与中西外交、中国地方官对他们的态度等等。我们对此自然不能忽视。

其二，中国史书对这些事件很少记述，或者记述的立场、观点是不同的，属于中国文本。此外在史实上，它们也可以和中国文字或口头史料相互印证。比如，关于布鲁克被杀事件，在《清史稿》里，仅仅有一句话，而且，布鲁克的身分被误认为是传教士，而事实上，布鲁克是前陆军中尉、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根本不是什么传教士。很凑巧的是，主持编撰《清史稿》的赵尔巽在事件发生时就是四川总督，这件事情就是他负责处理的。发生这种错误的概率应该是很小的。又比如，该事件在马边彝族的几个口头传说中，关于布鲁克的身分也被误传为传教士，关于被杀的起因、善后处理都有不同的版本，而这些版本又与《清史稿》各各相异。这种游记就为我们纠正谬误、确定史实的重要材料。

其三，这类游记不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时的作者是如何观察、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史料，而且也提供了不同于当时中国记录者的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观察中国社会的视角，使我们能更为客观的、全面的、超越中国史实记录者甚至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认识的局限性的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

必须指出的是，这类游记作为史料也有局限，主要是因为作者受自己的身分、立场和感情的支配，在叙述、评价史实时不可避免要出现一些偏离客观实际。比如作者对于中国西藏在叙述时是把它与中国作为两个平行的概念来使用的。而且从作者的游记本身的矛盾之处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作者对于当时反英的达赖的形象极尽贬低，并通过引用斯文·赫定的著作抬高亲英的班禅的形象来加强其效果。作者为了抬高基督教的地位对嘉绒藏族信奉的藏传佛教和苯教信仰及仪式极力贬低，斥为迷信，却又丑化清朝在藏区建立学校和普及教育的提学的形象。作者在描述凉山彝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时使用的称呼是“独立的罗罗”，但是，在他的朋友布鲁克被阿侯家支杀死后，在作者的笔下，这个民族成了杀人越货的匪徒。此外，对于某些史实的叙述也有错误。比如，作者把布鲁克和西宁内地会传教士里德利说成是第一批见到达赖的欧洲人。实际上，根据里德利给朱尔典的信件，第一次见到达赖的欧洲人是一个俄国人。

总之，今天我们研究藏区历史和社会状况，研究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情况，不但可以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且可以同今天西方一些大国的企图作对比，该书无疑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