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介绍了我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人生历程，尤其是阐述和评价了他担任中国主要领导人的10多年中创立的历史功绩。在着重与国事活动的同时，也广泛涉及了他的家庭生活、业余爱好、人品风格等方方面面。

引言 江泽民的经历 l

第一部分 根基1926--1989年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 15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 32

第3章

1947—1955年“我是工程师” 49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 60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74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86

第7章

1985—1986年“少说多干” 101

第8章

1986—1989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112

第二部分 领导地位 1989一1996年

第9章

1989年1月一5月“准备作长期斗争” 131

第10章

1989年5月一6月“我深感担子很重” 143

第ll章

1989年7月一12月“人非圣贤”  154

第12章

1990—1991年“稳定压倒一切” 166

第13章

1992年“大胆探索”和“加速改革” 178

第14章

1993年“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信赖的” 193

第15章

1994年“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 203

第16章

1995年“精神文明” 2l2

第17章

1996年“讲政治” 224

第三部分 崛起1997一1999年

第18章

1997年1月一9月“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239

第19章

1997年10月一12月“我的耳朵还很管用” 254

第20章

1998年1月一7月“中国的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 286

第2l章

1998年7月一12月“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295

第22章

1999年“我真是感慨万千” 307

第四部分 展望2000一-2004年

第23章

2000年1月一6月“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  329

第24章

2000年7月一12月“是不是中国间谍?” 344

第25章

2001年1月一7月“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360  

第26章

2001年8月一12月“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 379

第27章

2002年1月一6月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 396

第28章

2002年7月一10月“君子和而不同” 407

第29章

2002年11月一12月“希望同志们团结一致” 4l6

第30章

2003年一2004年9月“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432

结束语 江泽民的历史功绩 449

江泽民生平年表 47l

注释 475 

鸣谢 510

后记 513

译者附记 5l8

江泽民7岁那年，祖父去世了，终年63岁。经济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个较为破落的地区，但是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祖父一直是一个精力充沛、很有影响的人。尽管他后来从商．但他不曾放弃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他在艺术界和学术界有很多朋友——并始终以不断磨砺自己的书法技巧为荣。像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十分关心国事，并写了许多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章。在20世纪之初，他曾批判过清王朝的软弱无能。后来，他目睹日军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国领土，深感悲哀，并起而反对一个玩弄阴谋诡计登上帝位的军阀。他甚至把自己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改编成歌曲，从而通过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歌谣，把他那愤世嫉俗的思想传给更多的人。

在祖父的葬礼上，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吟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名为《哭父》。(译注：据《江上青烈士诗抄》，该诗写于1933年中秋节前。江石溪先生病逝时，江上青在仪征十二圩中学任教，由于旧友反目而受陷，未能为父送葬。)他吟道：“常存济世心，向无凌人志。”这两句诗反映了这个家族的处世之道。就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江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力争上游，但同时要谦虚谨慎。到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了，这所小学离他家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学校的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其中，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开设，这些都成为江泽民为之钟情一生的爱好。

也正是在这里，他养成了对音乐经久不衰的热情，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后者是一种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只有两根弦的中国乐器。几十年后，当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脑力不济而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他要过了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P19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是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力作。

库恩是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也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他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中国，关注着江泽民同志，并向江泽民同志的亲属、好友及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本书。

这本传记介绍了江泽民同志的人生历程，尤其是阐述和评价了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国主要领导人的10多年中创立的历史功绩。在着重于国事活动的同时，也广泛涉及家庭生活、业余爱好、人品风格等方方面面，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传主的风采。

作者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从本书中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中国怀有的友好感情。作为一位西方人士，作者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和提法同我们有一定差距，相信读者是会理解和把握的。

阅读本书，在系统了解江泽民同志的同时，也重温了近80年我国的沧桑巨变。我们得到作者的支持，使中译本与原著在中美两国同时推出，以飨读者。谨在此向作者、译者、校订者等所有为本书中译本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曾3次见到江泽民本人，其中两次与音乐有关。第一次是在1993年，我在古巴哈瓦那的国际饭店高层上与他擦肩而过，我感到十分吃惊，当时他正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而我是陪妻子多拉·塞维亚里安一库恩，她在古巴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中担任钢琴独奏。第二次是2000年9月，在纽约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江主席参加在林肯中心举办的一次音乐会，这是2000年“中国文化美国行”活动的一部分。这是一次中国艺术和服装展示活动，我和合作伙伴朱亚当参加了组织T作。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我聆听了他关于几个问题的非正式讲话。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9年3月，在学生涌向天安门的一两个月前，但一直到几年之后，我才开始对那里发生的事件有所理解。当时我是应中国国家科委之邀，为中国的研究所做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的顾问。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家，我所受的训练是科学方面的，而不是律师方面的。我开玩笑说，可能我不是那么危险。

我从刚到中国那一刻起就被吸引住了，中国的改革引人注目，人民精神振奋而且非常乐观。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有些单纯，但却非常鲜活；他们渴望知识，一心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时我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将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于中国对我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那时还并不清楚。

从第一次访问之后，我就投入到中国的事务中去了。我在多家公司和机构任职，多为科技、财务和媒体机构。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举办了许多有关并购的讲座和讨论会，旨在阐述自由开放的并购市场不仅能够使管理良好的企业得到发展，减少管理不良的企业，还能够保护国有资产(这种观点与主流意见相悖)，防止人们利用特殊关系捞取好处。

1996年，我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书，这就是译成中文的《投资银行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中国同类著作的第一部。1999年，我的一本关于交易的书《交易人》(经济科学出版社)得以出版，这本书的读者更加广泛。2000年，《走近真实》(经济科学出版社)在中美两国同时出版，这是美国公共电视台关于科技、意义和未来的系列节目的同名书。

1999年，我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创作了8集纪实片《资本浪潮》——中国国家电视网络播出的有关并购的第一部系列片。我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一部探索中国改革的纪录片《探索中国》，于2000年9月8日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同一天晚上，江泽民主席出席了纽约林肯中心的音乐会。

由于中央电视台坚持要求对《探索中国》美国版的剪辑拥有否决权，我也坚持同等的对中央电视台对中国观众播出的《资本浪潮》的最后剪辑拥有否决权——出人意料的是，在合同中我竟然得到了这一权力。(中央电视台并未使用它的否决权，这是创纪录的；台领导内部经简单的讨论之后决定，在美国公共电视台首播时，甚至连审查都免去了。)

对编辑的控制是不可逾越的。在早期与媒体高层官员的会议中，我发言说，如果我们关于中国的纪实片百分之百都是正面的，西方观众就会一点都不相信。我说，我们制片组对“正面”和“负面”之间的比例并不太在意；我们只是想用能够体现当代中国风貌的人物故事尽可能反映真相。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官员最终对我们美国公共电视台的纪实片表示满意，甚至包括其中关于(哈尔滨)阿城糖厂破产的“负面”片断，大量下岗工人的人生悲剧(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人员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东北严酷的寒冬)。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授说，他们将把这部片子用作教学观摩片。

我写作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的两个错误观念：认为中国对美国本质上充满敌意和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视为“独裁者”。如果说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双边关系，那么这两个错误观念是极其有害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

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品格。我敬仰江泽民，他受到轻视，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受到各种非议，人们甚至对他永远地改变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功绩无动于衷。我也体会了一次小小的心理历程——努力去认识江的政治哲学和领导艺术所依赖的观念和感情经历。

本书立足于大量而广泛的采访和一些特殊(尽管有限)的渠道，对于这些我未作增减。我得到许多意见和建议——有些有帮助，有些与我的观点相反——但我们都达成协议，编辑权归我个人。

本书是一本由江泽民的朋友和同事讲述的个人传记，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讲述的政治性传记。我着眼于我认为真实的内容，而尽量减少无法证实的情节。要写一本全面而公正的传记必须等到主要材料——资料原件和大规模采访——得以公开之后才能做到。我所讲述的当然不是江泽民的全部故事，但我认为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如果不能理解江泽民所处的时代背景，就无法理解江的行为和信仰。我的前一本书《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主要有两个对理解中国必不可少的主题——中国人对中国的一切事物所表现出的自豪感，和他们对稳定的狂热追求。如果能认识到自豪感和稳定这两个主题的种种表现，就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领导机构有相当多的了解。

2000年9月，我观看了江主席接受《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尽管我自认为对中国很了解，但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他所处的重要位置。我对中国的改革有了全新的认识，第一次产生了了解和描写江泽民的想法。我在采访中探索了他如何改革共产党和中罔——大多数西方人对此一无所知(或不明真相)。我发现自己被江的个人故事所吸引，我的收获之丰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开始本来想写一本探索他对改革所起的作用的书，最后却写成一部讲述他的生平、历史功绩、他的思想和感受的书——一本江泽民的传记。

中国领导人进行自我宣传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虽然官方媒体中不乏语录和照片的登载，但传记却单单被排除在外。如果审视一下中国的历史记载，就会找到充分的理由。从古代皇帝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屡屡把国家推入动乱的深渊。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项目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废除个人崇拜。但中国如今成熟起来，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国，真实的传记必然会促进国家问的友好关系。当今世界媒体和名人广受追捧，传记能使中国“与时俱进”。

我被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看待，我对此感到十分荣幸。这一崇高的荣誉是在15年的学习和授课，工作和娱乐，吃饭和探索，以及人际往来中赢得的。我把这本书献给那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我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的敬业精神、前瞻眼光、坚忍和勇气正在强化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推动中国去理解世界，也让世界理解中国。

坦白地说，我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人们自然会问，我与这个国家之间的金钱关系，是否会改变或影响我对其领导人的看法。对此我只能回答：我希望“不会”。这个回答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我的自尊显然让我更看重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名誉，而不是自己的银行存款数额。人人都会有偏爱和偏见，我的偏爱和偏见在书中暴露无遗。

我并没有自诩为不加个人感情的公正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我就像一名本地球队的忠实球迷一样为中国欢呼喝彩；当中国政府的行为为中国增光时，我为之欢呼，当不得不面对相反的情况时，我为之痛惜。我努力把事实和个人观点区别开，把实际情况和能够或应该出现的情况区别开。与科学精髓并行不悖的是，我尊重目前所能确定的真理。这本书就是我在当前所能确定的江泽民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