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次势如破竹气吞万里如虎，多少次千夫所指功败垂成如鼠——中国足球！

多少次假新闻比真相更你真相，多少次真心英雄向天欲咒无泪——中国足球！

身处中国足球最上层&运筹帷幄数十载的马克坚告诉你——中国足球的台前幕后。

马志坚的这本书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一名长期在国足岗位上工作的人员，他对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内幕了解得更详细；作为一名老足球人，他直接处于足协工作的第一线，更熟悉现代足球的情况和史实。

中国足球是一部苦难史，更是一部奋进史。

在漫长的征途上，许多人为之殉道，更多的人则为之播火——我也聊算一名播火者。

站在球门上的10年，和隐退到球门线后的40年，给了我太多的感动。往事催促我回想起如歌的岁月，于是有了这本书——

第1章 球门线

我从哪里来？

第一个亚洲冠军

黑色九分钟

今夜无人入眠

第2章 路是人生出来的

穷则思变

把握机遇

摸着石头过河

探索足球职业化

话说是非

第3章 采火者——施拉普纳

雪中送炭

红地毯与罪人

做什么

怎么做

金牌堆里的突破

第4章 坐失良机

1996年亚洲杯

金州寒流

第5章 神奇教练

米卢的中国级

并不陌生的米卢

等待米卢

观察与选择

走出死海——2000年亚洲杯

第6章 我们出线了

从零开始

海岛与丛林

备战十强赛

超越与突破

后记 足球是不可回避的

    黑色九分钟

从1987年起，我分工负责国家二队，与徐根宝、杨礼敏、李松海和后来的桑廷良合作多年。

1990年国家二队改组为奧林匹克队，因为奥运会足球已经有了年龄规定。参加1992年奥运会的运动员必须是1969年1月7日以后出生的。国家二队适龄的只有四个人，而196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队员组成的青年队，在亚洲青年决赛中三战全负，名列最后，可入选的人不多，只有补充1971年以后出生的一批运动员组成国奥队。他们之中包括范志毅、郝海东、江津、黎兵、李明、徐弘、翟飙、蔡晟、胡志军、彭伟国、冯志刚、高峰等。这是一支从青年队或甲B队中选出，起点较低的球队。徐根宝表现出他善于培养年轻运动员的长处，足协特许国奧队参加甲级联赛，当年就获得甲级联赛冠军，并打了三十多场国际比赛。

到1991年，队伍已有很大变化，在奥运会小组赛中，力克朝鲜出线。

在年底开赴吉隆坡参加六强决战前，虽然队里出了不该出的问题，影响团结，但全队信心十足，徐根宝喊出“横下一条心，拼命要出线”的口号，确实是全队的心声。

在吉隆坡，我们先胜了日本和科威特，对卡塔尔一战，在射失点球的情况下，最后一分钟被对方禁区外 脚冷射破门，0：1负于对手。但在第四场我们以3：0胜巴林队后，积分已名列第一，已经有人向我们祝贺出线。可是情况突变，在接下来科威特对卡塔尔的比赛中，只积2分又有三名主力被罚停赛的科威特队，竟以3：0大胜卡塔尔。西亚联手开始行动，听说某外长和大使亲自出动。可是比我们少一分的卡塔尔竟敢放三个球，也令我们吃惊，算是领教了阿拉伯人的精于算计。

最后，我们被迫与韩国队决战，经历了“黑色九分钟”，中国队再次饮恨。

总的来看，我们还是缺乏经验，缺乏大赛的经验．虽然有些事不由我们做主，但关键还是在一些细节上没有处理好，否则我们倒可能让韩国队一场球，韩国队前面打得太差，不然西亚也无法联手。我们不能怨对手，只能长见识。在巨大痛苦中，我们知道了足球大赛不仅仅是场上竞技，它还是一场全面的战争。

回首往事，与我相处多年的上述运动员，有的已成为教练员，有的还在球场上奔驰，我为他们已经具有职业运动员的素质而高兴。由于主管训练和负责教练委员会，选拔教练员和运动员是我的重要任务，我与历届国家队，国奥队、国青队的教练员共过甘苦。苏永舜之后，教练委员会提出两名国家队主教练人选，我负责找曾雪麟谈话，并向国家体委推荐。之后，又向他推举了徐根宝和戚务生。我与他们一起经历了“5·19”的痛苦。曾雪麟之后，高丰文入选国家队主教练，我在教练委员会投了赞成票。戚务生从执行教练到主教练，以及金志扬、迟尚斌进入国家队，也是我推荐的。他们大多经历了痛苦的失败，我和他们一样应对失败负有责任。

过去和现在到国外踢球的运动员，由于分工主管的原因，多半是我经办的。20世纪80年代，为给在国家队服役多年的运动员一些照顾，公派他们到日本去踢企业队，以增加收入。如沈祥福、贾秀全、柳海光、迟尚斌、李秀馥(女足国脚)等人，其中贾，柳二人也作为培养对象派往南斯拉夫，都是由我出面与对方会谈和签订合同。1993年，经与俱乐部协商，并通过施拉普纳，使黎兵、郝海东、范志毅等五名运动员登上德国足协的转会名单．杨晨去德国是我受金志扬委托，找施拉普纳为他安排办理的，其中不乏曲折。在经手范志毅，孙继海等人的国际转会中，我都尽己所能给予全力支持。在国家的开放政策支持下，中国足球正一步一步地与国际接轨。我相信中国足球终将从中受益。

贺龙同志生前说过：“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我们确实遇到了太多的挫折，有时痛不欲生，别人根本就不能理解。胜利的时刻不多，也很容易就冲淡了。当然，因为我们失败太多，太让人们伤心，我们常常生活在骂声中，甚至于足球成为某些“笑星”在人们欢乐的日子里拿来开涮和博得掌声的段子，要知道这是在向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啊。而这种掌声响起来时，正在失去的是鲁迅先生倡导的民族精神。在屡遭失利中，我们可能因此倒下，亲友中不少人劝我别干了，既无利，又挨骂，何苦呢？但是我仍然死不甘心。

           P8-P10

    我怎样开始写这本书

           马克坚

一次算不上刻意的选择使我走进了足球界，先站在球门线上守门，然后隐退到球门线后面继续为足球奋斗，如今已接近半个世纪！可能曾有过徘徊，但是终于义无反顾一中国足球虽未曾辉煌，我却是幸运的，因为我最终看到了成功的那一天！

在世纪之交的十年里，我参与了互为关联的两件大事：足球改革和中国队进军世界杯。在其余的年代里，我也在为今天而努力，虽然失败频频。在一项事业中，个人无足轻重，而且足球(也许正如人们所说)，只不过是一项游戏。但我确实感到欣慰。因为——我付出了，我得到了，我看到了。

回忆是个宝库，但记住的往往只是一些瞬间。

2002年元旦刚过，国家队进军韩日世界杯的集训将在昆明开始，我等待着出发。可是几天没有人通知我何时去昆明，预感告诉我：情况有变，但是也没有人对我说什么。朱和元应该是知道的，但他觉得不该由他对我讲。我只好等主管国家队的副主席南勇上班时去问他。南勇难以启齿地说：我们几个研究决定，世界杯决赛不再设技术顾问。

我明白了，我的七次冲击已被画上句号，足协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有它的理由，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米卢有些忿忿，他说：我请你去韩国，一切由我负责。我们是与风险相伴的人，不仅仅是七次冲击，还有奥运会，还有世青赛，还有改革……一切似乎都就此停止。

我并不埋怨谁，足协领导已经给了我很多机会，包括退休后还交给我许多工作。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南勇很信任也很关心和照顾我，在机票紧张时还要把他的头等舱让给我。我已经有幸参加了这次比赛。遗憾的只是少了最后的体验。

去韩国的签证已经办好，我还没有决定是否去，我想去了可能对球队影响不好。在不随队的这段平静的日子里，我也第一次有时间去回忆。我想把记忆中的一些东西写出来，献给关心足球的人们。

    足球是不可回避的

在米卢的催促下，我最终还是去了韩国。

在中国队与哥斯达黎加队比赛的前一天，我前往光州。从北京出发时有不少球迷与我同机，他们中有的人是受韩国企业邀请而去的。我被几位公司的职员认出，他们由韩国浦项制铁集团邀请，前去观看世界杯。

众多的中国球迷去看世界杯，许多外国企业也利用世界杯的机会，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这对我们国家而言，都是不可小觑的变化。同样，这也是足球在中国的变化。退回十年，这些事似乎都不大可能发生。中国变了，中国足球也变了。足球的影响之大，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飞机在仁川着陆，这是汉城的国际机场，要到光州必须到50公里外的金浦机场去转机。仁川是新机场，我也是第一次来，机场出口很多，我正在为怎么去金浦机场犯难，多亏了浦项制铁邀请的中国客人，浦项制铁有车接他们去金浦，邀我同行，这解决了我的困难。在纷纷细雨中，我们驶向汉城金浦机场，并从那里飞往光州。

光州是一个小城市，中国球迷的涌入已使光州的饭店告急，连米卢也没有订到饭店。李响替米卢安排我与北京电视台的报道组住在同一个旅馆。不过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每天一早他们就分头外出了，采访回来又忙于编辑工作，晚上9点还要通过卫星向国内直播，忙得不可开交。我只是偶尔与他们中有空的人一起吃顿晚餐，那也是晚上11点以后了。韩国一般饭馆吃的都是“一锅煮”，锅里有肉有蔬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菜品，饿了一天吃起来也挺开胃的。我算是知道记者们的辛苦了，他们着实不容易，特别是像北京电视台这样，没有国际足联的记者证，能采访到消息已属不易，一天吃不上饭倒算不了什么。

在韩国会英语派不上什么用途，尤其在光州这样的小地方，一切全靠报道组请来的两位陪同。我们住在一家新开张的“情侣旅馆”，是为韩国的新婚夫妻准备的。一应韩式设备，对我们极不方便，室内连把座椅都没有，床就在地上。还是陪同金小姐帮我找来一把椅子，我才有一个坐下休息的地方。

去球场比较容易，他们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给了我一万韩币，我就去了。但回来可就难了，我和两位天津记者在街上足足走了两个小时才打上一辆Taxi，由于堵车我们在城里转了一圈，才回到驻地旅馆。这倒没什么可埋怨的，我本来就是来体验一下世界杯的气氛，堵车也可算是世界杯的一景。

  世界杯赛场上的处女之作

我坐在看台上，看着第一次走入世界杯赛场的中国队，心里念着：“我们来了，世界杯！”看台上有一半的观众是红色的中国人，五星红旗在蓝天下飞扬，乡音震耳，那情景真让人激动。一位足球界的外国人说过：“足球最能体现三个代表。”他的立意之高令我吃惊。这位从20世纪80年代看着中国一天天壮大的外国人，以足球的眼光看中国的变化，他的话是深刻的。在体育，乃至文化的领域里，足球是不可替代的。你还能找到可以使亿万人动情的事物吗？有也极少。只可惜我们的足球水平还不高，在32支国家队中我们排行最末。能进入世界杯决赛已属不易，但这还不是人们所期望的水平。

比赛开始了，看得出队员们有些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谁在这样的场面能不紧张？但有一两个人失常，这似乎不太可能，我却不知为什么？双方谨慎地对峙着。祁宏受伤，李霄鹏顶在他的位置上，孙继海打右前卫，这是米卢早有的意图。其他人没有变化。开场我们没有十强赛时那种气势，比已经出赛过的韩、日更有差距。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在韩国几乎也等于是我们的主场，队员为什么求稳？而对方似乎也正防着我们的积极进攻，他们也求稳。

这样的对峙于我不利，米卢不会是这样布置的吧？从他把孙继海推向中场，可以看山他是要出奇兵，以胜对方。因为哥斯达黎加不会预计到这一手，而这是中国队最具有攻击力的阵容。不幸的是孙继海在第20分钟时受伤离场，这完全打乱了米卢的部署。但他还是想赢得这场比赛，所以他派上了曲波，意图还在于进攻。曲波并非442阵型中前卫的合适人选，他有突击的能力，但不会防守，和右后卫徐云龙之间也没有配合。

取胜在米卢的指导思想中占了主导地位，但由于人选不对，他的奇兵变成为了败招，反被他的学生吉马良斯所利用。在上半时打成0：0后，哥斯达黎加队下半时由左路发力，一举打乱了中国队的防线。我们以0：2败阵，从而也基本失去了三个“一”的目标。

米卢实际上是在赌这场球，但是我们输了。我在西归浦与米卢见面时，他还为三名主力受伤而恼火——祁宏是中场调度和影子杀手，孙继海阻击与突破同样出色，范志毅是后防中坚。小范临赛前才告诉米卢自己伤得不轻，使米卢感到意外，也难怪他的失常。小范虽然还在场上，但米卢却实际少了三张王牌，意外难从怪罪，但准备不足是主要的败因。

从去年一月份我就不在队里，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准备不足。十强赛前似乎矛盾重重，但那时大家都很认真；十强赛后平平静静，正是由于缺乏临战的气氛。热身赛虽然有问题，但那不是最主要的，以那时的气氛，热身赛也不一定有用！中国队春风得意般的来了，虽然不是一无是处，虽然有所作为很难，但他们还是今国人有说不出的失意。

离开光州，我又来到了西归浦，这是一个富有中华文明气息的地方，地图上标有一个地区就叫“中文区”。我是与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们一起来到济州岛的，济州岛在韩国最南面的海中，从济州市乘大巴翻过一座山就来到东面的西归浦。在那里我和记者们分手了。米卢为我订好的饭店叫“乐天(Lotte Hotel)”，他在饭店等我。

沿着海岸有三家像“乐天”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其中最南面的一座白色圆形建筑，就是中国队下榻的酒店。我还是没有到队里去，那里戒备森严，去也不方便。米卢忙了一会儿就回队里去了，“乐天”住着许多国际足坛的人物，斯洛文尼亚队也在这里，米卢先和被斯洛文尼亚队淘汰除名的扎霍维奇谈话，他是斯队惟一的欧洲大牌球星，米卢又忙着张罗别人，真够忙活的，他回去还要训练。

本来看完中哥比赛我就想回北京了，正好饭店也很紧张。但米卢让我至少看完中国与巴西的比赛再走。这样我还要比球队晚一天离开西归浦，因为机票也很紧张。6月7日晚上，米卢请我在新罗酒店吃饭，那是国际足联的驻地。同座的有他的一位南斯拉夫老乡、一位美国记者和李响。米卢并不懊丧，依然谈笑如常，不过笑语间流露着失意的神情。他期望着队员们对巴西的比赛能发挥水平。

中巴比赛在6月8日晚上8点30分进行，这是我们喜欢的时间。球票是米卢花钱买的，不过我把它让给了记者，我另外得到两张国际足联的贵宾票，在贵宾席有吃有喝享受了一番。这也是足球比赛中的惯例，在标准的足球比赛中，哪怕是英国的丙级联赛都有贵宾接待席，这就是足球社交活动，是一种礼节和文化品位。我在欧洲和日本都曾多次享用过，但我们的比赛却还没有走出这简单的一步。

与后来成为冠军的巴西队比赛，对中国队来说，应该是一种幸运。我估计我们打得好只会输两个球，结果是0：4。这种差距产生于我们从来没有和世界冠军交过手，有的球是可以不丢的，但是我们不适应对方处理球的方式，有点“犯傻”。肇俊哲一记弧线球射中立柱，几乎攻破巴西队的大门，如果我们11个人都如小肇这般心态，我想我的估计就没有错。整场比赛我们打得比上一场要好，基本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没有第一场的失常表现。

对世界冠军的经历是宝贵的，不是说有幸与巴西交手，而是我们从此有了在世界最高级别的比赛中与冠军队比赛的经验。千万不能把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  对土耳其的比赛，我是回到北京后看的。我想他们会豁出去一拼的，广大观众也会期待如此，对于一个初来者，人们会给予足够的谅解。“不依不饶”的只会是媒体，因为他们要写东西，就像一开始散布乐观论调一样，他们也要散布悲观，读者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比赛结果打成0：3，超过了人们能够接受的心理底线，因为那时土耳其队还不是世界杯季军。我为小伙子们难受，他们心里一定不是滋味，除了家人，没有人会去安慰他们。中国队的处女作悲剧性的收场，留给人们思考的东西太多。杨晨又是一脚射中门柱，要能射进情况会要好得多。足球队打道回府，除了本来就不关心的，说什么的人都有。但这能解决问题吗？为了帮助足球解决问题，国家体育总局组织了多方面的会诊，以期形成一个若干年的发展计划。足球还需要若干年这是对的，需要耐心、需要等待。足球是体育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谁都可以拿张纸、拿支笔在那里算，但谁也没能算过“1+1”。我们有时可以争一时的胜利，但真正的成功，还有非常遥远的路要走。

中国队在世界杯上三战皆输，且一球未进，国内媒体少不了进行抨击，不过时而也有难得的肯定——

……

  关于外国教练

我在即将完成本书的时候，中国足球队继米卢之后，已经确定了新的主教练，他是荷兰人阿里·哈恩。作为一项改革的方针，中国足协继续聘请外籍主教练。如前所述，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而我们在寄予希望的时候，风险也将随之而来。

在聘请新的外籍教练的过程中，我参与了一些讨论，2002年国庆节之后，足协选帅工作进入日程。我并不赞成选“拉丁派”教练一说，所谓“拉丁派”是中国人的一种说辞，实际上是不懂足球的人的说法，欧洲人更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何况要找的是教练，你能以国籍就断定他是什么派吗？国籍并不代表他的足球理念和知识，如果教练能带着一种风格来教中国运动员，那他只能是武术教头，而不是足球教练。

好教练都是一样的，他不会先入为主，带着现成的打法来教你，他会依据队员的情况，用最适合的方式把大家组织起来，经过努力使队伍水平得到提高。这就叫外国的先进经验要适合中国国情，这是惟一可以成功的路。荷兰人希丁克的成功，不是把韩国队变成了荷兰队，而是他应用自己的经验于韩国的实际，提高了韩国队原有的水平。这与所谓的“拉丁派”有什么关系？英格兰队找了个瑞典教练，他们是要学什么派？不把基本问题搞清楚，请教练不是胡来吗？我们要请的仅仅是一位有国际水准的教练员，不是要把什么派学到手。

我以为中国队要请的还是一名能带领球队，再次进入世界杯的教练。为此，他要有世界杯的经验，要有国际知名度，要勤奋努力，要能亲自带训练。我们需要有在队员中有威望的教练，需要能严格训练的教练，需要在国际上有广泛交往的教练，这样他能把全队统一起来，能提高球队的训练水平，能安排有质量的国际比赛，这是使我们球队再次出线最重要的条件。至于提高足球的整体水平等等，不是一个教练能完成的任务。

进入中国足协视野的共有20多名教练．涉及10多个国家。足协把目标锁定为欧洲，以缩小范围。在两个月内，两次派出考察组赴欧洲与教练员接触。第二次由足协副主席南勇亲自出马，于是在“深根国家”之间，演出了一场戏剧般的记者追踪记，但传回来的除了自己对自己的报道，少有真实的消息。

在中国足协先后考察过的9个人中，亨根是荷兰国家队助理教练，荷兰足协并不同意他离职；勒梅尔已与突尼斯国家队签约，阿德里安塞也有合同在身。其他6人中有三人比较台适，但现在已经被韩国队聘请的枓埃略，只执教过欧洲杯；特鲁西埃不仅要价太高，而且他要求的行事方式，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参加过两次世界杯的阿里·哈恩，以他在多国执教的经验和严谨的执教风格，自然地浮出水面——他的国家队员出身，会赢得中国队员的亲近感，他过去的队友们会给他以帮助，这是他的优势，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看他如何带领球队进步。

我曾建议最合适的教练是佩雷拉，他在亚洲执教多年，曾帮我们训练过国家队，他又曾带领巴西夺得世界冠军，还是国际足联的权威讲师。当时他在巴西俱乐部任教，还没有被聘为国家队教练。但足协已经确定聘请欧洲教练。我的意见没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