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探讨的不是清史的细节,但却是清史上的关键问题。本书集结作者曾任刊物所发表的十三篇文章,介绍清代的奏折、马政、秋弥、剃发、服饰,科举等制度,研究其缘起及形成经过,并专文探讨乾隆及香妃。此外作者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及其它丰富的史料,从旗人生计着眼探讨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其它如清初汉军的肇建、《四库全书》,修书秘辛与禁毁书籍,以及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所引起的问题等都柯详细的论述,广泛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交涉等方面探求乾隆朝盛极而衰的原因。
本书对于了解清初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一窥清初皇帝的行事作风。以及探求清代的中衰原因等,都有很大的助益。
该书集结作者曾在刊物所发表的13篇文章,介绍清代的奏摺、马政、秋狝、薙发、服饰、科举等制度,研究其缘起及形成经过,并专文探讨乾隆及香妃。此外还参考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案及其他丰富的史料,从旗人生计着眼探讨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
清朝的奏折制度,大体沿袭明朝,也有其因革损益而独创的部分。奏折制度仍以公题私奏为原则,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一个大臣的“私事”与“公事”有时实在很难明显地划分,甚至连曾任浙江巡抚,为雍正皇帝所宠信的大臣李卫,也曾误将“公事”用奏本奏报,而受到斥责。题本与奏本最显著的不同,是题本上盖有上奏人的职衔关防。奏本或奏折因系大臣以私人身份上给皇帝的报告,所以在封面上不盖关防。题本因系公事,可以动用兵部所颁发的火票,以驿站传递,由通政司转呈。奏本因系私事,则由大臣的家人直接呈送宫中,非不得巳,不能动用兵部的火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档案,就是内外大臣以私人身份上给皇帝的奏本或奏折。保存题本最多的则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批档案当时差一点就被做了纸浆,是创办史语所的傅斯年先生,以两万银元抢购的。所谓内阁大库的档案,指的就是这批档案。当时与甲骨文、汉简,以及敦煌的收藏,被称为史学界四大重要发现,是轰动学术界的大事。
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为了便于统驭满汉及蒙古大臣,了解各地方的情形起见,特规定地方上的封疆大吏,如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与武职官员如提督、总兵、八旗都统及各地驻防的将军等,均得以私人身份向皇帝奏报事情。道府等以下的官员,非经特别恩准,是没有此项上奏权的。这是皇帝与大臣间秘密通讯的一种方法,大臣借着奏折将其所见所闻的地方情形,报告给皇帝,皇帝借着朱批将其旨意谕之臣下,所以这一类的奏折,也可统称为“朱批谕旨”。奏折制度,对皇帝而言,可以不出宫“门”,“能知天下事”。对大臣而言,上奏权使其成为皇帝的“股肱耳目”,是义务,也是权利。
为了缜密起见,当总督、巡抚上任之时,皇帝即赐以报匣若干,准许他以私人身份向皇帝报告事务。此报匣有二把钥匙,一把随同报匣赐给大臣,一把则由皇帝亲自保管,所以只有皇帝及上奏之大臣才能开启报匣,其它官吏不准也不能开启报匣。奏折的书写须正楷,不能潦草,而且怕泄漏机密,奏折要大臣亲自书写,不能假手于幕府人员。皇帝看过奏折后,也亲自用红笔在上批示,称为朱批,也不假手于亲信大臣。康熙皇帝曾有右手受伤,用左手执笔亲自批示的事。由此可知,康熙皇帝对奏折制度之重视。经皇帝阅过朱批的奏折,再发还原上奏大臣阅看保存,雍正即位后,即谕令内外大臣等将他们所保存的朱批奏折一律缴还宫中,不能抄写、存留、隐藏,或焚毁,否则“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从此朱批奏折的缴还就成了定例,“缴批”二字也变为专有名词。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档案,就是大臣等缴还宫中的奉折。P1-2
本书所探讨的不是清史的细节,但却是清史上的关键问题。满洲部族原崛起于长白山附近,其生存环境影响其生活方式,故本书除介绍台北故宫所藏档案等史料性质,强调其清朝中央集权、皇权专制而神圣化的体制外,最先探讨满洲部族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马为草原游牧部族生活上或战争中所必需,清朝更是以骑射为国家根本,与马有密切关系。《从历史的观点谈马》即探讨马在中国历史边防上所占的地位及其影响。
中国东北长白山附近,天气寒冷,但雨水充足,土壤湿润肥美,松林苍郁。除适于发展农业外,深山草丛中即以产人参闻名。也有许多飞禽走兽可以猎取,貂皮也是其闻名于世的特产。而松花江等河流中更以产珍珠闻名,故满洲部族发祥地附近是适于采集、渔牧与狞猎的好环境,《木兰秋■》只是举例说明满洲部族于关外的骑射文化。至于满洲部族衣冠服制的繁琐与多彩多姿,实因其继承辽、金、元的服制外,复受明朝辽东汉人及中华文化的影响,又保有满洲部族受自然环境影响的若干特色。清初的服制原求划一,但乾隆皇帝却喜欢穿着汉人儒服,使清代服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实属一有趣的问题。
清朝在制度上大体继承明朝,《百岁观场童子试》即试图探讨清朝承袭明朝科举制度中的许多有趣的奇闻异事。而清初,的汉军旗人与降附满洲的辽东汉人,即扮演着将便于统治汉人的典章制度介绍予满人之重要角色。他们原为满洲邵族的奴隶,是满洲将士阵获或抢掠而去的明朝军民人等。他们原为旗人家役使,或随主人作战为跟随,或在旗人“庄”“园”中从事农业生产。其后满清入关,他们又随主人入关在满清圈占的田地“庄”“园”或家中工作。《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即为旗人奴仆思家、受不了苦,或遭虐待而逃亡所涉及的事。因旗人“不农、不工、不商”,完全靠奴隶资生,奴隶逃亡影响旗人生计,故清廷特设督捕衙门及制订特殊法令严惩窝主及其邻佑十家的人,对逃人的惩罚反轻。
本书所探讨的着重于清朝极盏而衰的乾隆时期。《十全老人与香妃》则是评估乾隆“武功”,及其“求全”与浪费,耗尽了康雍两朝积储的财富,国运由盏而衰。《千叟宴与多宝格》则着重于乾隆皇帝在文化上的搜藏,及其万寿圣节南巡等的铺张,使吏治民风同时败坏,再也无法挽回了。至于《四库全书》的修纂则是就台北故宫所藏的档案,评析誊录人员的素质、待遇,并论及《四库全书》中的谬误,使其不能成为善本的原因。而修《四库全书》的另一面,则为乾隆皇帝的禁毁书。凡明末清初以汉人立场记载满洲部族在关外的风土人情及战争等事,均有诋毁清朝祖先的嫌疑,应该销毁。其次则为举凡不合或违反程、朱理学思想的言行与著作,亦应为其贬抑或销毁之列。藉修《四库全书》以销毁违禁书籍,藉销毁违禁书籍铲除“异端”“邪说”,以程、朱理学统一学术思想,这或许是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的真正目的。清代学术思想无法恢弘博大,实与此有莫大关系。
至于英国初次正式派遣使臣马戛尔尼来华,其目的原希望'-b清朝建立友好关系,发展其商业“利益”。但由于中、英传统文化之不同,生活方式之互异,因而导致彼此观念的冲突,而最显著的冲突则为礼仪与贸易问题。而此冲突的扩大b结果,则为四十余年后的中、英鸦片战争。康熙皇帝曾于开放海禁后又恢复海禁,没有面向海洋发展工商,已丧失向海洋发展的契机。乾隆皇帝则是第一个正式与西方工商文化接触的皇帝。他以中国历朝“防堵”“夷”、“狄”等游牧民族的传统策略来“防堵”西方工商文化的“扩张”,而“扩张”的力量正“方兴未艾”,“防堵”的力量则“日渐衰弱”,终至冲溃“堤防”泛滥成灾!只是中国以农立国太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深,工商可以“富国利民”的观念早已陌生,而对“科技”可以“富国利民”的观念更属新奇!乾隆皇帝也只能略窥一点西方“科技”的神奇,没有掌握“中国现代化”的契机,这才是中、西文化第一次正式接触后,中国方面最大的损失。
笔者原期在退休前将自己的论著加以整理,去其重复,乃搜集了十三篇论文,前九篇曾刊载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文物月刊》上。其它四篇学术论文则分别刊载于《大陆杂志》等学术集刊上。其中一篇《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则是为了庆祝李济之先生七十寿诞而作。回忆1965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后,承沈刚伯先生的好意介绍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临时助理研究员,三年过去,史语所并无正式名额。所长李济之先生乃亲自打电话给故宫博物院院长蒋慰堂先生,并以副研究员的名义介绍我至故宫博物院工作。沈师刚伯,李师济之向以“严师”闻名于台大,“平”“愚”的我,能受到二位恩师的肯定与爱护,实令人感念终生。
本书的顺利出版则要感谢远流出版公司,很有创意地突破传统“论集”或“论丛”的框架,为本书订名为《清史拼图》。笔者学历史原期“通古今之变”,期望以文字和图像,拼出历史的真相,从真相中获得启发与教训,故乐于将此书交其出版,也愿将“一得”之“愚”献给读者。
本书能在中国大陆以中文简体字出版,也是远流出版公司的介绍,搭起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使本书流传更广,阅读的人更多,影响更大,这是笔者所乐意的。在此非常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在两岸文化交流上的热忱和远见,及其企业化经营图文并茂的典籍的精神。当然最后还得感激内人蒋凯华女士的辛劳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