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丹·布朗的畅销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虽为虚构，但其中关于达·芬奇艺术作品种种玄机的揣度，的确与达·芬奇的隐秘倾向和特别的习性有关。近百年来，人们开始关注达·芬奇的性格个性，经证实他的确是一个同性恋、一个左撇子、一个素食者……达·芬奇的博学宏富再加上他复杂特异的个性，使他恰如一座漂浮于大海上的冰山，有2/3隐藏在水中。本书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于1910年所撰写的达·芬奇长篇评传，弗氏依据精神分析的学说，以达·芬奇的日记中有关他幼年生活的一段不为人所注意的话为出发点，详细地介绍了达·芬奇幼年以来的感情生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幼年的某些重要人生经历对艺术家本人的影响，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与流露。

永恒的一瞥——当达·芬奇面对这张略显苍白的脸孔时，不过20几岁。这是他承接的第一幅肖像委托作品，描绘对象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富家千金——姬尼瓦·德·彭齐，达·芬奇似乎对少女的青春活力与妩媚视而不见。姬尼瓦倒像是一面镜子，透过她素净的脸庞，尤其是眼睛折射出了达·芬奇精神风貌的蛛丝马迹。我们是不可能看到达·芬奇当年的形貌了，但姬尼瓦在500年前却真切地看到了一切，包括达·芬奇的举手投足都尽收她的眼底。这是“永恒的一瞥”，她眼里的达·芬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她为什么以那样的目光注视他?忧郁淡漠，朦胧凄迷，那是姬尼瓦看到的达·芬奇吗?还是达·芬奇看到的姬尼瓦呢?

《达·芬奇画传——一个对童年的记忆》与心理史学

编辑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译后记

但是，不管列奥纳多生活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他做精神分析的努力，直到我们在其他问题上取得成就。我们必须在总体上划定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能力范围；否则，对任何一种现象未加解释就会被视作是一种失败。精神分析的资料来源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因素和环境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个体被报道后的反应。以对心理机制的认识为依据，从个体的反应中去积极研究他的本性，去发现他原始的心理动机以及他后来的转变和发展。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并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以及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加以考虑，那么就可以解释这个人物的生活方式。如果这样做还不能得到任何确切的结果——可能像列奥纳多的情况那样——那么责任不在于精神分析学错误或不完善的方法，而在于流传下来的、有关这个人物资料的不准确性和不完整性。所以，该为这个失败负责的是那些传记作家们，他们迫使精神分析学在如此不充分的材料上作出了这样的鉴定。

不过，即使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并且对心理机制的运用也最有把握，这在精神分析看来是最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也不能解释清楚，一个人为什么必然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持这样的一种观点：他非法出生的偶然性和他母亲的过分温柔，对他性格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童年后出现的性压抑促使他将力比多升华为求知的欲望，并使得他以后的一生，性生活都处于静止状态。但并不是在童年的性得到满足后都要出现这种压抑。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也许就不出现这种压抑，或者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出现这种压抑。我们必须承认，这里存在着一个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无法解决的自由度。同样，人们不能将这种压抑的结果看成是一种惟一可能的结果。也许，另一个人没有成功地将受压抑的力比多升华为求知的欲望。他受到了和列奥纳多同样的影响，但却不得不承受着智力上的永久缺陷以及无法克服的强迫性精神症的倾向。精神分析的方法无法解释列奥纳多的两个特征：极其特别的压抑性欲的倾向和使原始性欲得到升华的杰出能力。

性欲及其转变是精神分析学能够认识的最后一个问题。以后的问题则由生物学研究来完成。我们必须在形成性格的生理基础上来寻找压抑倾向和升华能力的原因，因为心理结构是后来在生理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艺术的天赋和能力是与升华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艺术成就的本质对我们来说，也是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无法解答的。今天的生物学研究倾向于将一个人器官构造中的主要特征，解释为(化学)物质意义上的男女气质的相互混合。列奥纳多英俊的外表以及他的左撇子可以用来证明这个观点。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离开纯心理研究的立足点。我们的目的是要证明在性欲活动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外部经验和他的反应之间的联系。即使心理学研究没有向我们解释清楚列奥纳多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事实，但它却使我们理解了这种艺术家气质的表现方式和局限性。好像惟有具备列奥纳多童年经历的人，才有可能画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娜与圣母子》，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如此令人悲伤的命运，才能作为一个科学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似乎在他童年的“秃鹫幻想”中就隐藏了他所有成就和厄运的关键。P164-166

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这一人物的兴趣由来已久，这从他于1898年10月9日写给弗利斯(Fliess)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第98封信)中可略见一斑：

“列奥纳多，也许是最著名的左撇子了，不过没有谁知道他的风流艳事。”

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兴趣决非暂时的，因为他在回答一份有关最喜爱的书的“问卷调查”中(1906)除了其他的书之外，还列萃了麦莱施可夫斯基(Mereschkowski)有关列奥纳多的这本书(1902)。然而真正促成他完成这部著作，显然是由于1909年秋天一位患者的原因使然。正如弗洛伊德在10月17日写给荣格(Jung)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这位患者似乎具有与列奥纳多同样的性格，但不具备他的天才。他还补充说，他想要从意大利买一本有关列奥纳多青年时代的书。这本书便是斯考克那米克立欧(Scognamiglio)的专题研究著作(1900)。在弗洛伊德读过这一部以及其他有关列奥纳多的著作之后，他于1909年12月1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做了有关列奥纳多的报告，而这一研究的定稿一直到1910年4月初才得以完成，5月底出版。

在以后的版本中，弗洛伊德对这一著作做了一系列的修订，并且增加了一些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关于环割包皮的简短注释以及引用莱特勒(Reitler)和费斯特(Pfister)著作中的大段引言。以上内容均为1919年增补的，其他尚有1923年增补的有关伦敦草图的注释。

弗洛伊德所写的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并不是第一部尝试着用临床精神分析法对历史人物来进行研究的作品。在他之前塞德格尔(Sadger)就曾出版过有关迈耶(C．F．Meyer，1908)、雷瑙(Lenau，1909)以及克莱斯特(Kleist，1910)等历史人物研究的著作。时至当时，弗洛伊德并没有进行过详细的传记研究，只不过是以作家们著作中的片段为基础，对作家本人的性格做一些不完整的分析而已。不过在许多年之前，亦即在1898年，他就给弗利斯寄去过研究迈耶的《女法官》(Richterin)的论文(弗洛伊德1950a，第91封信)，并由此推断出了作家早年的生活经历。不过弗洛伊德有关列奥纳多的这篇研究论文，不仅是他在传记方面的第一个详细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他在这方面的惟一的一部著作。这本书使弗洛伊德遭到了至当时为止比其他著作更为严厉的指责，以至于弗洛伊德本人在第六章一开头便为以前的章节进行辩解。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道理。时至今日，他的这些见解对那些传记作家和批评家来说依然是有价值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似乎还没有哪位评论家指出过这部著作最薄弱的环节。书中着重描写了当列奥纳多还是躺在摇篮中的婴儿时，一只猛禽访问过他的记忆，或者可以说是幻想。这种鸟在列奥纳多的笔记中被称作“nibio”(现在则写作“nibbio”)，这是意大利语习惯用来称谓“鸢”(Milan)的词。而弗洛伊德在他的研究中却将“nibio”译成了“秃鹫”(Geier)。

这一错误的来源似乎是弗洛伊德所使用的几部有关列奥纳多的德文译本。赫尔茨菲尔德(Marie Herzfeld，1906)在谈到弗洛伊德用“秃鹫”来替代“鸢”这一事实时，是持这种观点的。不过从弗洛伊德在其图书馆中所藏的麦莱施可夫斯基关于列奥纳多著作的德译本上所加的众多眉批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是麦氏的这一本书。这才是弗洛伊德著作中有关列奥纳多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据推测，正是在这一本书中，弗洛伊德第一次读到了猛禽的故事。并且在这里讲到摇篮幻想时，使用了“秃鹫”一词，尽管麦莱施可夫斯基在俄文原版中正确使用了“korshun”亦即“鸢”一词。

鉴于这样的一个错误，可能有些读者会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整个研究，认为这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应当带着某种感情色彩来看待这件事，而应该逐一考察一下弗洛伊德的论点和结论，由于一个错误而推测整个的研究一无是处，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首先对列奥纳多油画中的“鸟的字谜画”(Vexierbild eines Vogels)的看法必须予以摒弃。即便有谁真的想把它看作是一只鸟，那也只是一只秃鹫，连一点儿像鸢的地方都没有。字谜画的“发现”应归功于费斯特，而并非弗洛伊德。这一看法是在本书的第2版中才加入的，弗洛伊德在引用这一观点时是持相当的保留意见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与埃及神话相关的问题。象形文字的“rout”，在埃及语中是“母亲”(Mutter)的意思，可以确定地说象征着秃鹫而非鸢。伽尔廷纳(Gardiner)所制定的规范埃及语文法(第2版，1959，第469页)将这种鸟界定为“Gyps fulyus”，亦即具有黑色翅膀及尾羽、长长的几乎不长羽毛的颈、颈部下面长着白色浓毛的鹅鸢(Gansegeier)。从这里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是从自己的理论中推断出了列奥纳多的幻想——鸟代表着他的母亲，而这一点并不能直接从埃及神话中找到证据。这样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即列奥纳多本人是否知道这个神话，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事。在鸟的幻想与神话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直接的关联。不过如若不将这二者作为有关系的存在来看待的活，那么便引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古代的埃及人为什么要将“秃鹫”和对“母亲”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呢?真的像某些埃及学家所解释的那样，这纯粹是由于某些语音上的偶然巧合而造成的吗?如果这样的解释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弗洛伊德有关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并不一定与列奥纳多有关系，不过其中的意义却重大。同时列奥纳多有关大鸟访问了在摇篮中的他，并将尾巴放入了他的嘴里的幻想，都还在寻求着解读，——不过究竟这只动物是秃鹫还是鸢，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弗洛伊德关于幻想的精神分析完全没有因为这种修正而失去其价值，而只是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而已。

尽管弗洛伊德在叙述中出现了离题现象，他将主题引入了埃及神话之中，——他认为这个神话妙趣横生——他的研究并没有因为对鸟的错误鉴定而在基本研究方向方面失去价值：对列奥纳多自幼年的时期起心灵生活的重构，对他艺术与科学活动问冲突的描绘，对他的性心理经历的深刻剖析，这些都跟上述的错误毫无关联。除了这些主题外，这一研究还向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相关的其他主题，如关于创造性艺术家心理活动和本质的一种普遍讨论，关于某种特殊类型同性恋的起源的概述，以及自恋(NarZissmus)这一概念的正式形成——这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有着特别的意义。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于1910年所撰写的达·芬奇长篇评传的中文译本(原名为《列奥纳多·达·芬奇——个对童年的记忆》)。弗氏依据精神分析的学说，以达·芬奇的日记中有关他幼年生活的一段不为人所注意的话为出发点，详细地介绍了达·芬奇幼年以来的感情生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幼年的某些重要人生经历对艺术家本人的影响，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与流露。

尽管弗洛伊德的观点受到了后世的批判，但由于其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进而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心理史学学派。这部心理史学的奠基之作也因此备受重视，几乎被译成了各种西方文字。考虑到国内现在流行的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对童年的一个记忆》刘平译，廖凤林校，收入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436--507页)，笔者不揣才疏学浅，依据德国法兰克福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出版社1995年的德文版本，译成中文。

去年由于丹·布朗(Dan Brown)的《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的出版神话(此书在短短两年问在全球销量竞达2000万册之多)，各式各样的有关达·芬奇的书籍铺天盖地而来。达·芬奇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科学家，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跟《达·芬奇密码》、《破译达·芬奇密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9月)、《圣经隐蔽的历史一一破译达·芬奇密码》(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10月)、《破解达·芬奇密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达·芬奇解码》(世纪文景公司，2005年3月)等过眼烟云般的畅销书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的这部传记，是他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创作出的一部学术著作。尽管这部著作使得弗洛伊德在当时就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但作为严肃的学术名著，《一个对童年的记忆》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的考验后，重又翻译成中文，从学术史的意义上来考虑有着其特殊的内涵。但愿这个译本能给读者带来理解达·芬奇这个艺术怪才的一个新的视角!

传统的学问往往只注重文字史料，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更是重视文字，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字传承历史。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传统却同样重视“以图载道”一一用图像等造型艺术来记载历史，《圣经》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都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史料的范围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字资料，图像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往往超出了文字。基于这样的认识，译者特别为这本书甄选了一百多幅达·芬奇的油画和素描创作，以期不仅通过文字，更借助于这些难得的图像资料，相得益彰，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位艺术大师。希望读者在将弗洛伊德的原文同这些艺术作品参照研读时，能发现更多有意义的新信息，我们相信这些新信息是单靠文字所无法传递的。

译者感谢薛晓源先生在策划方面所作的努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许静女士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建议。在此译者一并致谢。在翻译过程中如有错误之处，还望读者诸君予以指正。

译者2005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