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上展开分析，考察他们对于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极端保守和少数先觉者内心的苦闷与压抑。

作者认为，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为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与危局。由于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近代儒家文化从而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

本书的主题是，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本书从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次上展开分析。本书将考察中国正统士大夫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是在什么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并强化起来的。这种态度又如何延续到了近代，并对应付西方文化挑战的方式产生了那么严重的消极影响。本书还分析了近代正统士大夫在理性层次上，通过什么样的认识思维机制，把对西方文化的深拒固斥，逻辑地论证为合理的。

序言

第一章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

华夏文化圈与外部世界

中央集权与华夷国际秩序

拒绝向天子跪拜的蛮夷

一个深深沉睡的古老民族

第二章 正统士大夫是怎样认知西方事物的

研究士大夫群体认识心理的意义

认识心理中的两种机制

中国传统概念思维的三个特点

强制性附会：认知西方事物的途径，

评介西学的价值尺度——来自圣学的投影

观念与现实的悖离

第三章 一位清朝公使眼中的西洋文明

身处异域的国粹派

为什么中国士大夫不必讲求西学?

豪商大贾居宅中的书香世家子弟

传统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之间的相互强化关系

第四章 洋务派的危机意识

从忧惧感到危机感

危机意识与避害反应

洋务派与明治维新派：对西方挑战的不同态度

两难的抉择

第五章 对洋务思潮的反动：

愤怒的清议派的崛起

保守的清议派对洋务窳败现象的反省

应付心理困境的新途径：文饰作用与曲解作用

正统派士大夫的迁怒心理及其表现

消极心理防御战术的畸变趋势

清议派与天津教案：不祥的先兆

第六章 国粹主义的最后一战

——幻觉中的胜利与现实的悲剧／132

在苦难与屈辱中激发的幻想

天神下凡的消息鼓舞着愤怒的勇士们

国粹派士大夫“颇冀神怪”的社会心理

在权力之塔顶端：满朝心醉的人们

庚子事变：千古未有的奇闻

一个古老文化的近代悲剧

结束语

附录追求思想者的坦荡之乐

后记

过后，明成祖对这位渤泥国王曾有过如下观感：“朕观其谈吐文雅，体貌恭顺，举止处处合乎礼教。可见他已摆脱了蛮夷习俗，他能做到这一步，真是夷狄中的超然卓异之人。自古以来，荒远的小邦异国，由于受到我中华礼乐声教的吸引，虽然也有国君亲自前来中华朝见天子的，但是像渤泥国王这样率领妻儿、兄弟、亲戚和陪臣，一齐跪拜于陛阶之下，却还不曾有过。这位国王精诚所至，可谓达于神明。”①

永乐皇帝赐予渤泥国王以公侯规格的礼遇和丰厚的赏赐。不幸的是，渤泥国王在这次觐见后两个月就病逝于南京。朱棣特地为此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赐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至今人们还可以看到，在南京郊外一座不甚引人注目的小山脚下，在那浓密的灌木丛中，五百多年来几对石人石马一直陪伴着长眠于此的渤泥国王。

不仅在永乐皇帝眼中，而且在所有中国皇帝及其士大夫臣僚眼中，1408年来华的这位夷狄之君，是九州分野以外的所有异邦人应该效法的典范。在他们看来，连渤泥国这样逖远无名的小邦，都深知中华文物声教之至善至美，那么，这种四方万国奔走臣服于本朝的隆兴场面，不正表明我们儒家先圣贤哲缔造的礼乐教化，具有博大精深的神化之机吗?不正表明中华文物声教迄于四海，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威力吗?也不正表明本朝皇帝的统治受到上天的佑启，并体现了儒家先哲的王道理想吗?

因此，在中国各朝皇帝与士大夫官僚看来，中华帝国与外邦诸国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以尊临卑”的关系而没有其他第二种选择。“夷人”前来中国，就意味着进贡和表示输诚向化。

千百年来，一代复一代，一朝复一朝，华夏文化时代业已形成的内夏外夷观念，在传统儒家文化时代，与三纲五常的礼仪等级制度和观念相结合，已经凝固为一种社会文化秩序。在一个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属型的社会结构中，无所不统的君臣等级秩序和与之相适应的观念，自然会附丽到中国与其他异邦诸国之间的关系上去。而与儒家文化并存的另外一些古代文明国家，又远在天涯海角，难以对中国人的上述观念进行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人继续保持着这种观念构架。

在我们对华夷“国际”秩序的基本内容作了上述简要回顾之后，下面，让我们进一步分析这种政治文化秩序和观念本身潜伏着的若干严重的消极因素。

首先，华夷“国际”秩序和观念，是以中国作为天下的中心，中国皇帝作为天下共主这样一种狭隘的大一统意识为基础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被简单地划分为“内夏外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构架中，中国将千古不变地享有施布文教的恩主的尊荣，外邦则只应无条件地处于恭谦臣属的地位。

P12-13

19世纪中叶以后，儒家文化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另一种更强有力的外部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此后半个世纪，中国就一步步地陷入到了近代民族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是如此的深刻而紧迫，数代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如此的惨重。这些早已经是人们从近代历史中熟知的内容。

但从两种文化碰撞与冲突的角度来看，人们自然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体现者，中国近代的正统士大夫是怎样认识、理解和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他们为什么不能成功地应付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他们应付过程的种种失败，对民族危机的形成和发展，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披阅近代史料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不时地发现一些离奇而又发人深思的现象。例如，为什么像王阎运这样的近代大学者，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冷酷现实面前，竟会发出铁甲船和洋炮是“至拙至愚之器”的迂腐言论?为什么同治时代、光绪时代的大多数士大夫，对于鸦片流毒可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一闻修造铁路，便会愤愤然群起攻之，以致一些造好的铁路还不得不加以拆毁，成为英国妇孺饭后茶余的笑料?为什么士大夫官绅们，可以对关税、领事裁判权拱手让人而不以为耻，反而对洋人公使觐见同治皇帝时应否行三跪九叩之礼争论不休?为什么保守的清议派迂腐虚侨的大言高论，在光绪时代竟会甚嚣尘上，被朝野人士交口称赞，而像郭嵩焘、曾纪泽这些以清醒目光看待国际现实的、不辱国命的外交家，反而被社会舆论指斥为“汉奸大佞”，成为最孤独的最受压抑的人?为什么他们对执迷不悟的士大夫的谴责，在茫茫人海中，只不过是黑暗中微弱的呐喊，并一个个郁郁而终?

为什么那些最顽强地恪守儒家正统原则的“翼教”者们，一个个都成了近代史上的保守派，而任何一种面对现实的变通的清醒判断，却又不得不面临悖离正统儒学原则的风险，甚至导致变通者本人内心的沉重心理压力?为什么连那位洋枪队长戈登，也竟会说出这样一句令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①

中国近代正统士大夫，几乎占士大夫的大多数。他们中的不少人面对西方的侵凌，并不乏有保国保种的社会使命感，也似乎并不乏有对西方侵略者愤慨和仇视，然而，他们的应战措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大半个世纪里，为什么总是不能得到有效的结果，为什么总是一连串的失败的历史纪录?

大清帝国的命运和权力，是由皇帝、太后与官绅士大夫阶级共同主宰的。这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本身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于是，我们自然地，也必须把观察的着眼点，放在近代儒家文化在应付外部文化冲击时所表现的反应态度以及对其的适应能力上。

概括地说，本书的主题是，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换言之，在19世纪后半期这样一个国际时代，人们仍然习惯于用传统的排斥旁门左道的方式，来实现民族自卫的目标。由于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从而使近代儒家文化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

本书从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次上展开分析。本书将考察中国正统士大夫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是在什么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并强化起来的。这种态度又如何延续到了近代，并对应付西方文化挑战的方式产生了那么严重的消极影响。

本书还将分析，近代正统士大夫在理性层次上，通过什么样的认识思维机制，把对西方文化的深拒固斥，逻辑地论证为合理的。

此外，在西方侵略和民族危机深化的刺激下，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与认识心理的交互作用又如何激发起一股虚侨的国粹主义的排外思潮。这种强有力的排外思潮，不但使中国的近代化和民族自卫过程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也构成近代维新运动失败的社会思潮背景。  由于本书研究的课题具有文化史与社会思潮史的边缘性质，我们将借助认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某些概念工具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正是运用一些边缘学科方法来理解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的一个粗浅的尝试。

“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这句名言，无疑包含着这样一个真理：一切皆在变化，逝去的东西不会重新出现。然而，我们却常常发现，当人们采用与历史上相类似的方法来应付与历史上相类似的事变的时候，逝去的历史又往往会以类似方式重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又往往会不自觉地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历史的反思，永远是那些走向未来的人们的富于激情的、无法抑制的思维追求。当人们承负着自己的社会使命来重新观察历史的时候，正如一位青年朋友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则变成了一门万古常新的学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正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学的专业是元代历史。那时头脑中尽是“硕德八刺”、“爱育黎拔力八达”、“也孙帖木儿”之类的别扭古怪的蒙古皇帝的名字，我绝没有想到自己的处女作是一本研究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著作。尽管我从小酷爱历史，但却很少涉猎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长期以来，我对这一段苦难的历史记录，始终抱有一种潜意识的厌恶感。

记得那是在初中上近代史课的时候，老师讲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洋鬼子火烧圆明园、屠杀中国老百姓的情景，我当时曾满怀愤恨地想：假如那时我们中国人有重机枪多好!也许，正是不愿太多地经受那种情绪的刺激，我很少去读中国近代史的书(尽管这类书籍很多)，这一方面知识的贫乏，对于一个历史系研究生来说，实在是很不相称的。现在想来，无论是初中时期那种用机关枪向洋鬼子扫射的一闪而过的幻想，还是潜意识中对中国近代史的厌恶，大概都可以算是一些不自觉的心理自卫手段。直到后来，我在写作《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时，接触到一些有关深层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发现这种愤无所泄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活动，与近代中国人的种种心理表现，居然还多少有些相似之处。

促使我踏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念头，是在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过程中产生的。那是1984年6月，当时，我正给大学生讲授清前期史那一段。在讲课时，我头脑中闪过这样一个问题：龚自珍在嘉庆二十年(1815)所揭示的清代士大夫在专制高压下的思想消沉和麻木，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应付近代西方挑战的反应能力?中国近代连续不断的挫折、失败和屈辱，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僵滞文化的反应迟钝有关?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观察历史的角度。以往大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专著的基本主题，大体而言，是“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这两条线索的交叉。几乎很少有人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应付外部刺激的能力上展开分析。而这一分析角度，对于正面临新的外部冲击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显然会提供更丰富的启示。那种过于简化了的“侵略一反侵略”的分析构架，似乎很难涵盖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工业文化冲突的复杂的内容，也很难表达同一历史现象的多义性，这种分析范式甚至还使人们削足适履地把中国近代文化上的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当作爱国主义来赞颂(这种学术倾向实际上我们屡见不鲜)。实际上，也会无意中助长现实生活中的闭关锁国的价值观。

一旦上述研究设想油然而生，就激起我跃跃欲试的探索愿望。我甚至放弃了已经开始动笔的元代政治史的写作计划，进入了这个过去完全陌生的研究领域。从1984年暑假开始，我每天骑自行车去上海图书馆古籍部阅读近代史料。

不久，我偶尔查阅到一部对我以后写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有重要影响的史料，那是迄今为止很少为人们引用的《柔远新书》。该书是光绪初年由一批正统派士大夫编纂的，内容是申论如何应付西方列强侵略的问题。柔远者，怀柔安抚远夷之意也。书名本身已经透露出这些深受民族屈辱与挫折的士大夫们执着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信念。这些正统派人士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外部危机所抱的荒谬见解，使我大为震惊。这批包括乾嘉大师俞樾在内的知识界精英人物，竟然断言，洋人在鸦片战争后入侵中国，是因为上天可怜这批不开化的蛮夷，故让他们发明船舶机械，使他们得以远渡重洋，前来中国熏沐礼乐教化。这些“泛教化论”者还乐观地预言，不出100年，全球9万里，将是“一道同风、尽遵圣教”的世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必在我朝无疑”——这就是他们对未来时局的基本估计。

在此以前，我决没有料到，这批被人尊崇为“士林华选”的儒家学者们，居然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抱有如此颠倒的认识。这自然进一步引起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产生这种荒诞见解的认识心理机制是什么?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殖民主义入侵的种种信息，在这批士大夫的大脑思维中，经由什么样的处理，竟会导致这样一种荒诞错乱的判断?

随着史料阅读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我每天几乎总可以发现过去不曾意料到的新问题。例如，为什么连戈登这样的人物，也会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变革都很冷漠”。在他看来，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又比方说，同时代的日本，把自己最优秀的青年送到欧洲去学习，这些青年返回祖国以后，几乎都成了推行明治维新的先驱人物。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只是在英国公使再三建议敦请之下，才勉强派出一个庸碌无能的退休知府，作为官方代表前往英伦考察。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由于讨厌蒸汽机的轰鸣，竟半途中止了前往美国的旅行，返回中国。按康有为的说法，这个庸人几乎没有给当时中国人带来任何有价值的消息。自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的60年里，中国并不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为什么连已经得到的机会都被当时的士大夫官绅们莫名其妙地放弃?我还从《郭嵩焘日记》中得知这样一件事：当外国人对中国所派出的外交人员素质之低劣迷惑不解时，中国总理衙门的负责官员对此的回答竟是“老马识途”，以至于外国人反唇相讥：“这些人根本不是识途老马，而是害群之马!”

我们出版了那么多近代史的著作和教材，这些论著对我们理解那个动荡的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它们似乎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历史事实，而这类事实，对于面对新的西方挑战的当代中国人，无疑又具有重要的史鉴意义。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一新的观察角度的重要性。

随着阅读的史料增多，卡片记录不断增加，于是，在我脑海中展现出中西文化近代冲突的一幅幅画面。其中有尚处于浑浑噩噩的士大夫中的少数先觉者的孤独和不祥的预感；国粹派外交官冥顽的自信和乐观；清流党人的大言高论和涕唾交颐的焦灼心态；洋务派官僚似乎总是那样欲言又止，左顾右盼；当然，还有庚子事变中饱尝屈辱冤抑的民众对于天兵神将下凡的憧憬和幻觉……

从阅读史料过程中获得的种种信息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感觉、直觉和片断的论点，一开始自然是无系统的，彼此无关联的，如散点一样，分布在大脑记忆的库存中。渐渐地，这些“游兵散勇”经由一些边缘学科方法的组织处理，终于逐渐有机结合起来。例如，第二章的内容是分析正统士大夫的群体认识心理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日本比较思想史学者中村元有关思维方式(the way ofthinking)的概念，以及语义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于我认识与考察中国士大夫对西学的认识心理障碍，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研究过程中，我碰到的最大难题，是一直无法成功地解释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即对于相当大多数的正统士大夫来说，由于他们受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定势的影响，对西方工业文明，固然一开始即抱着一种偏执傲慢的排外主义态度，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冷峻现实中屡遭屈辱和碰壁之后，没有改弦更张，相反，挫折和屈辱在正统士大夫中却不断激发出一种更为情绪化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排外心理?换言之，为什么一种由认识心理机制支配的理性层次的排外心理，在碰壁之后，反而畸变为一种非理性层次的排外心理定势?我发现，日本的开港国策，以及不失时机的仿效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结果产生一种不断趋向更为开放的社会心态的良性循环，而中国在应付西方挑战的历程中，正统士大夫们走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心理历程，即文化上的保守心态导致的应付西方挑战的失败，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出一种更为情绪化的保守心理，如此恶性循环，直至达到庚子事变和义和团运动这样一种畸形的反抗形式。这又是为什么?

这个难题，几乎成了能否写出《困境》这本书的关键所在。它也是近代儒家文化的困境之所以成为困境的关键所在。在整整好几个月里，我尝试用各种假设来解释这一现象，但都没有获得成功。例如，我曾试图用逻辑推导的方法，往往经过复杂的、多环节的、复合三段论的推论，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才发现，这种纯粹的逻辑推论只不过是一场徒劳的循环论证。我原先想论证的结论不知不觉变成了论证的出发点。我几乎绞尽脑汁，不得其解。

由于一个偶尔的机会，我从书店里购来一本新出版的《心理学辞典》，也许由于我习惯于养成利用新鲜的边缘学科新概念术语来进行侧向思维，便信手阅读起来。在该词典中，“心理自卫机制”这一术语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一术语告诉我们，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的屈辱和挫折感无法经由正常的合理的方式疏导宣泄时，为了摆脱这种焦躁心理对人的精神身体的不良刺激，往往会不自觉地把导致心理挫折的客观现实，重新加以主观的、一厢情愿的“理解”和改变，以减轻精神上的苦痛，以此来维系心理上的平衡。这一心理学概念给予我巨大的启示，使我获得了理解正统士大夫在经受失败屈辱刺激之后，由于缺乏合理疏导而向情绪化的排外主义转变的秘密。换言之，当人们越是在下意识中求助于心理防御机制作为摆脱精神折磨的手段时，人们行动思想中对客观现实的不自觉的悖离和歪曲也就越为严重。这种通过不自觉地悖离客观现实，来寻求心理安慰和平衡的心理畸变，正是理解庚子事变和义和团运动中的群体性的变态心理的钥匙。读者们可以从《困境》一书的第五章里，读到我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论证和分析。而这一论证环节的突破，也为第六章对庚子事变中的上层顽固派、中层的清议派士大夫与下层民众在心理防御这一点上的心理共容性的考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运用多种边缘学科方法对一个复杂的课题的不同侧面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要研究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对西方挑战作出的反应，必然牵涉到文化心理、认识心理、社会心理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原来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研究方法、术语、手段，显然就不够用了，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但要充分掌握有关的史料信息，而且还必须运用文化心理学、认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分别对不同层次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例如，除了前面提到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方法对我的启发外，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病理机制的研究理论，对我研究庚子事变时期类似催眠状态的群体变态心理，提供了某些启示。又例如，大众传播学的“顽固的受传者”的理论，对我研究天津教案中有关洋教士“挖肝剖心”、“制长生药”的谣传迅速传播的原因，提供了研究的手段。

以上各种边缘学科方法都绝不是万能的，人们不应指望运用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应付所有的问题，但是，针对同一个历史文化现象的各个具体侧面，它们却可以发挥自己特殊的功效，在某种意义上，本书越是借助于各种边缘学科的方法来理解复杂现象的一次初步的尝试。

也许，人生再也没有比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的伏案疾书更令人快意的事了。这种写作体验固然并不常有，但一旦经历过，将使你终生难忘。我清楚地记得写作《困境》最后一章《国粹主义的最后一战：幻觉中的胜利与现实的悲剧》时的情景。那是1985年8月的一个夜晚。经过长期的思索和探求，头脑中有关庚子事变的各种论点和信息，尽管彼此缺乏有机联系，但却处于高度的活化状态。也许是我偶然触及到一条最佳思路，于是，我思潮泉涌，各种论据、论点，史料信息，在这条思路的组织下，几乎是争先恐后地从大脑记忆库中，向笔端涌去。一幅幅庚子事变的巨大历史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展现开来。我仿佛听到1900年的义民们在战场上大无畏的冲杀吼叫声与权贵们在密室中窃窃自喜的喁语交织在一起，我仿佛听到洋兵们的来复枪、加农炮的轰鸣，义和团大师兄念念有词的咒语，中国婴孩的啼哭声和被抛人火中的英国妇女的号叫声交织在一起。在那仲夏日子里，不同阶级的希望、愤怒、诅咒、欢乐与苦痛不可分地汇合在一股清浊混杂的社会思潮的巨流之中……由于创造的紧张和亢奋，由于害怕那些源源而来的清晰的思绪可能因为来不及被记录下来而转瞬即逝，我握笔的手微微颤抖着，几乎暂时忘记了四周的一切。我记得那天从晚上8点一直伏案写到凌晨5点，几乎没有休息片刻，1万多字就这样写了出来。当我住笔时，才听到寂静的弄堂里传来赶早班的人们急促的脚步声和环保工人使用铁铲时发出的响声……我不知道这种体验是不是人们所说的灵感。也许，它还不配称为灵感。但我相信，这是人生少有的充满欢乐激情的时刻。至少在我看来，人生的其他幸福很少能有和它相比的。也许，被压抑的愤怒感和困惑感，以及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的苦思，经由这种对传统文化消极面的理性解剖，从而得到了解脱。

在20世纪80年代，把历史学选择为自己的终生职业的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大转折时代，新旧的交替和重叠，使人们头脑中充满太多的困惑，人们要求从历史的反思中获得前进和超越所必需的智慧、经验和信念。而历史学者恰恰具有两把神奇的金钥匙，去满足时代的上述要求。一方面，他可以用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和智慧的钥匙，去开启历史迷宫的大锁。这一点，正如法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马尔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经说过的那样：“历史学家的匠心和才能，是对活着的事物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又正是历史学家，运用从历史反思中获得的智慧的钥匙，去揭示现实矛盾的秘密。人们在变革时代面临的种种现实困难和症结，也只有通过追溯它们的历史渊源才能理解和认识。因此，我们说一方面，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另一方面，猴体解剖又是人体解剖的钥匙。我有时想：正是历史学者，而不是别人，不是文学家、艺术家，也不是哲学家，才同时拥有这两把神奇的钥匙。正是他们，以这种双向的思维反馈，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手段，并以此来为社会造福。当然，我这里指的是在变革时代那些怀着社会使命感而去求索的历史学者。

对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历史固然是过分沉重的负担，但它也同时是增长我们民族智慧的取之不尽的资源。历史给人以智慧，但必须经由历史学家那双敏锐的眼睛。记得契诃夫讲过这样一段话：“作家对于生活的感受，应当如同一只年轻的猎狗，始终那么好奇，那么嗅觉敏锐，那么容易激动，那么穷追不舍。”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不也同样如此吗?难道不正是凭借着他那双在实际生活中经受考验的眼睛——那双曾经充满泪花，充满忧虑、辛酸，如今又充满信念和憧憬的眼睛——去审视历史的吗?不正是经由这双眼睛，透过黑洞洞的历史之窗，去发现对当代人具有示警意义的东西的吗?固然，在历史学者的书桌上，堆满了发黄的旧书，他们的工作，有时也十分枯燥，但是，正是经由他们，浩如烟海的史料才不断向人们显示出崭新的意义。正是他们，与古人进行着无声的对话，向历史发出咨询。历史学家，是人类命运和自己民族命运的职业观察家，他比别人更了解自己民族的苦难以及我们民族为求得新生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所以，他更珍惜今天，也更向往未来。他比别人更冷静、更清醒、更深沉。

也许因为我太热爱自己选择的职业了，也许因为我从研究和探索过程本身获得了无穷的欢悦，有时，就怀着几分天真在想：假如人是有灵魂的话，假如能思想的灵魂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出生的世界，我一定会再次选中这个时代，选中这片古老美丽的土地。当我追随着恭亲王、郭嵩焘、刘锡鸿、倭仁、徐桐、曾纪泽、唐才常这些近代士大夫的思想历程，作了一次历史巡礼而返回现实生活中来的时候，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未来前途的意义。在这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我们又一次面对着新的机会。

与前几代中国人相比，我们更为幸运。因为，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道路是看得见的。我们的乐观信念还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自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整整活着的三代人，在中国必须变革这一点上，达到如此一致的认识。让未来的子孙们怀着崇敬的感激的心情，回忆我们三代人在20世纪80年代——这决定未来命运的时代——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以一种新的笔触和色彩来记叙我们的事业，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描述100年以前的古人那样。